刘禹锡、白居易“扬州唱和”及其文学史意义

刘怀荣[1]

【内容提要】　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刘禹锡与白居易的“扬州唱和”，不仅是他们后期频繁唱和的开端，也是其深厚情谊和并称刘、白的起点，堪称诗人交游史和文学史上不多见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学者们对刘、白初逢时间的认识，及“扬州唱和”诗的理解和评价，见仁见智，颇有分歧，故“扬州唱和”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似未能得到应有的阐发。对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有助于刘、白及中唐文学史研究的推进。

【关键词】　刘禹锡　白居易　“扬州唱和”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秋冬，白居易与刘禹锡在扬州“初逢”。白居易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有和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以下简称《席上见赠》），这就是著名的刘、白“扬州唱和”。有关这两首诗的评价和理解，有几个问题仍需加以澄清。一是“初逢”是否刘、白初次见面？二是刘禹锡的和诗，尤其是其颈联，即“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究竟是“神妙”（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还是“常语”[2]？三是刘禹锡的和诗是否“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豁达的襟怀”、其思想境界是否“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3]？本文本着“知人论世”的态度，在认真考察两位诗人交往、唱和及诗歌写作现实背景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对刘禹锡和作的细读，尽可能澄清这些争议，并揭示刘、白“扬州唱和”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 刘、白早年情谊与“初逢”时间

从现存诗作来看，刘、白二人最早的唱和之作，是刘禹锡的《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诗曰：

吟君遗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驰。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尽四维无处觅。

诗歌称赞白诗自然天成，“方内”无两，有如聆妙琴，如沐春风，令人“形神驰”之魅力。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在元和二年（807）至六年（811），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丁忧母。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以为：“盖刘、白唱和始见于此。二人早年交往无考。白居易与元稹为挚友，元和五年，元稹贬江陵，始与刘禹锡唱和，白居易当因元稹而寄诗刘禹锡。”[4]故将此诗系于元和五年（810），其说可从。这一年是刘禹锡贬朗州司马的第六年，他对白诗的评价很高，但白居易所寄具体包括哪些篇目，已无从考察。

长庆元年（821）冬，刘禹锡除夔州刺史。次年正月，作有《始至云安寄兵部韩侍郎中书白舍人二公近曾远守故有属焉》，这是两人诗文往来的又一见证。诗歌是同时写给韩愈和白居易两人的。此时韩愈为兵部侍郎，白居易为中书舍人，都官居要职。诗中“故人青霞意，飞舞集蓬瀛。昔曾在池篽，应知鱼鸟情”几句，是向韩、白二人陈情。按，韩愈曾于元和十四年（819）被贬潮州刺史，又量移袁州刺史。十五年（820）征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至二年（822）九月任兵部侍郎。白居易元和十年（815）被贬江州司马。十三年（818）冬，量移忠州刺史。十五年（820）夏，召还京师，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转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转中书舍人，二年（822）七月外放杭州刺史。“篽”，指养鸟的藩落。“在池篽”，以鱼鸟被困池篽，喻指韩愈、白居易寄刘禹锡自己被贬情事。“鱼鸟情”，指如“鱼鸟”被困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此诗是希望韩、白能顾念处于困境中的自己，予以援引。白居易是否有针对此诗的和作不可考，但刘禹锡此诗的写作时间，距他首次“答贶”白居易的元和五年，已过了十二年之久。其间刘禹锡都在贬谪中，刘、白二人无见面机会。又元稹于长庆四年（824）冬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并作序，此后白居易数次自编文集。从白居易对自己作品的珍惜及他与刘禹锡晚年的交情而论，这期间二人如有诗文往来，《白氏长庆集》、白居易自编的文集，或者刘禹锡文集，不应全无载录。由此可知，二人直到长庆元年尚无深交。

刘禹锡写于长庆三年（823）的《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是为和白居易《杭州春望》[5]而作，同时兼寄元稹，这是刘、白保存完整的第一次唱和。本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自同州刺史迁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两人任职的吴、越二地为斗、牛分野，故刘禹锡诗中有“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文星本指主文运的星宿，这两句是说，骚人虽出自楚地，但眼下“文星”聚于吴越，斗牛明于往时。这是以引领时风的诗坛领袖称赞元白，其中自然包含了对白居易诗的高度认可。这一评价与元白诗歌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基本一致，并非客套话。

在“扬州初逢”之前，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诗，还有作于和州刺史任上的五首，分别是：《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宝历元年春）、《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宝历元年夏秋间）、《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宝历元年秋）、《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宝历二年春）、《白太守行》（宝历二年秋末冬初）。其中，从《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一诗可知，白居易将表现“早白无儿”苦恼的新诗寄给刘禹锡，说明二人往来虽不算太多，但已有较深的情谊。又《白舍人曹长寄新诗有游宴之盛因以戏酬》有“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韦应物曾以左司郎中转任苏州刺史，刘禹锡在此以韦应物比白居易，赞其“能诗”。这是刘禹锡第三次称赞白居易之诗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此诗为回赠白居易《答刘和州禹锡》而作。白诗曰：

换印虽频命未通，历阳湖上又秋风。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我亦思归田舍下，君应厌卧郡斋中。好相收拾为闲伴，年齿官班约略同。

和州即历阳郡，诗以“历阳湖”代指和州，点出刘禹锡任职地。其中“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两句，承上“命未通”，感叹刘禹锡仕路坎坷，而盛赞其诗与造化争功，并有相伴归田之约。刘禹锡《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后四句曰：“甘陵旧党凋零尽，魏阙新知礼数崇。烟水五湖如有伴，犹应堪作钓鱼翁。”“烟水”二句回应白诗“归田”之约。陶著释“甘陵”句曰：“此以党锢之祸比喻参与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等所受到的迫害。时二王、八司马仅存刘禹锡与韩泰二人。”[6]

以上五首唱和诗，数量虽很有限。但从中可以看出，两位诗人性情相投，相互倾慕，白居易肯将“无儿”的苦恼讲给刘禹锡，刘禹锡也把“旧党凋零”的痛楚向白居易诉说；刘禹锡说白居易诗歌“四维无处觅”，白居易称刘禹锡“诗争造化功”。说明两人不仅惺惺相惜，且已通过诗歌神交已久，这为“扬州初逢”做了充分的铺垫。

宝历二年（826）秋冬，白居易罢苏州刺史，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二人北返洛阳途中，在扬州相遇。刘禹锡称他们这次见面为“初逢”，因唐诗中“初逢”也可指“恰逢”，如“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张子容《春江花月夜二首》其二）、“试上江楼望，初逢山雨晴。连空青嶂合，向晚白云生”（张九龄《晚霁登王六东阁》）等。有些注家以为“初逢”当释为“久别重逢”而非首次见面。陶著以为“刘、白二人前此唱和甚多，但未谋面，故云‘初逢’”。[7]从现存史料及上述刘、白二人此前各自的经历和唱和诗作可见，以“初逢”为两人首次见面，比强作“恰逢”解更接近事实。明确这一点，对于认识刘、白交游及其“扬州唱和”的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 刘、白“扬州唱和”中的不同感受

刘禹锡被贬“二十三年”（实为二十二年，诗歌当因求合律而易“二”为“三”）的坎坷遭遇，是刘、白“扬州唱和”诗的核心内容。对刘禹锡这“二十三年”的经历，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在二人的唱和诗中有充分的表现。在扬州初次相逢的酒席间，白居易先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诗歌一方面盛赞刘禹锡“诗称国手”，“才名”卓著，表达了对他诗歌才华和成就的高度肯定，这是前述“诗争造化功”的另一种说法，更是白居易对刘禹锡诗歌成就的当面赞誉；另一方面，又从“举眼风光”“满朝官职”与刘禹锡长期被贬的巨大反差中，为他的坎坷遭遇鸣不平。其中的颔联与前述“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两句，可谓异曲同工。诗歌末句“二十三年折太多”，很好地概括了刘禹锡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涯，但这毕竟是旁观者的感受。我们只要看一看刘禹锡被贬的经历，就不难知道这“二十三年”对他意味着什么。

永贞元年（805）八月，唐宪宗即位。九月，刘禹锡贬连州刺史。十月，再贬朗州司马。刘禹锡本年34岁。

元和十年（815）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奉诏回长安。三月，复出为播州刺史。因裴度奏请，改任连州刺史。刘禹锡本年44岁。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冬，除夔州刺史。刘禹锡本年50岁。

长庆四年（824）夏，转和州刺史。刘禹锡本年53岁。

宝历二年（826）冬，罢和州刺史。刘禹锡本年55岁

才华横溢、“诗称国手”的诗人，从风华正茂的34岁到饱经风霜的55岁，都是在“长寂寞”“独蹉跎”中度过，这是典型的政治迫害，与“才名”其实无关，所以白居易才有“命压人头不奈何”的深沉慨叹。白居易诗中的不平之鸣，让刘禹锡于酒酣耳热之际，回首往事，追念平生，生出万千感慨。他的和作首先是对白诗的回应，但其中还有他历尽沧桑之后，对世事的一番新认识。这是他作为亲历者对这“二十三年”独有的感受。这是我们理解二人唱和之作必须要注意的。刘禹锡和作曰：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朗、和二州为古楚地，夔州为古巴子国地。对于刘禹锡来说，这“二十三年”里，地是“凄凉地”，人为“弃置身”。首联是写实，是对白诗的回应，也是诗人对贬谪生涯最简洁的总结。而如此遭遇，皆因永贞革新而起，当时参与改革的骨干——“二王八司马”，皆被“弃置”，其中多数人的遭遇更惨。元和元年（806），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于贬所，凌准死于连州司马任所；元和三年（808），韦执谊死于崖州司马任所；程异是十人中唯一例外被重新任用者，他先贬郴州司马，元和四年（809）被任命为侍御史、扬子留后。元和六年（811）起，任盐铁转运副使、转运使。元和十三年（818）入相，一年后去世。元和十年（815），柳宗元、陈谏、韩晔、韩泰、刘禹锡等五司马，一起被召入京，不久又都被排挤外放。其中，柳宗元任柳州刺史，于元和十四年（819）去世；陈谏任封州刺史、循州刺史，长庆三年（823）转道州刺史，死于道州任上；韩晔任汀州刺史、永州刺史。长庆三年（823）刘禹锡曾有诗寄给他，卒年不详；韩泰，先贬虔州司马，历任漳州、郴州、睦州、湖州刺史，大和二年（828），转常州刺史。

由上所述可见，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写作《席上见赠》时，“二王八司马”，至少已有6人去世，除程异外，均死于贬所。前引陶著以为，宝历元年（825）八司马已“仅存刘禹锡与韩泰二人”。虽然限于史料，宝历年间（825～826）陈谏、韩晔是否还在人世，似无法确切考定，但二人可能都是在此前后死于贬所。从刘禹锡诗文可知，韩泰确实还在世。[8]因此，与白居易主要为刘禹锡“二十三年”“独蹉跎”的遭遇鸣不平不同，对于刘禹锡来说，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自己被“弃置”之久与“旧党凋零”之惨，使他诗中的“凄凉”心绪比白诗更为激烈深沉，由此引发的人生思考也同样是白诗所没有的。这是我们准确把握刘禹锡和诗绝对不可忽略的。

三 刘禹锡和诗的“言外之意”

作为“二王八司马”的幸存者之一，刘禹锡对自己长期被“弃置”及“旧党凋零”的人间惨剧，是否能云淡风轻地忘怀？是否能做到豁达乐观、毫不介意？在他的和作中，其实是有迹可寻的，只不过作者用的是曲笔，需要我们仔细体会，才能得其正解。

“怀旧空吟闻笛赋”，典出向秀《思旧赋》，赋序有云：“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此诗将《思旧赋》称为“闻笛赋”，正是诗人以向秀自比的明证。王叔文等人之惨死与嵇康被杀，刘禹锡与向秀面对政治高压不便直抒胸臆，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诗人化用“闻笛赋”的典故，何尝不是在暗示，本诗也是一篇“思旧赋”，自己的“怀旧”之悲，与向秀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所谓“空吟”，一是这些旧友多数已离世，而诗人对自己及他们的遭遇却都无能为力；二是因朝中党争激烈，自己的“怀旧”之情，如同向秀一样只能借“空吟闻笛赋”，即借此诗来委婉表达。对此，我们还可从刘禹锡的另一组诗中得到印证。大和元年（827）七月，韩泰从长安赴湖州刺史任途经洛阳，刘禹锡为他饯行，于宴席上作有《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其前三首曰：

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

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离别苦多相见少，一生心事在书题。

今朝无意诉离杯，何况清弦急管催。本欲醉中轻远别，不知翻引酒悲来。

此诗写作时间，虽晚于《席上见赠》半年多，但其中“海北天南零落尽”“自从云散各东西，每日欢娱却惨凄”“不知翻引酒悲来”所表达的悲凉心绪，与“甘陵旧党凋零尽”，以及此诗的“闻笛”之悲，实为典型的互文性文本。三者都表达了刘禹锡难以释怀的内心剧痛，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怀旧”一句的“言外之意”。

“到乡翻似烂柯人”，用王质遇仙事，其事见于东晋袁山松《郡国志》（《太平御览》卷四七引）、南朝宋郑缉之撰《东阳记》（《水经注》引）等多种典籍，又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也载：“信安郡有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任昉《述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到乡”（一作“到郡”）句恍如隔世的迷茫怅惘，正源自对平生遭际的回顾和“闻笛”“怀旧”的感发。这与“怀旧”句所指虽各有侧重，但情感意绪却是一脉相承、高度一致的。

对颈联及尾联，学者们的解释颇有不同。有不少学者强调刘禹锡积极乐观的精神，如认为：“颈联以‘沉舟’‘病树’自喻，虽有自感衰沦、自叹落伍之意，但‘千帆过’‘万木春’所展示的却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其中寄寓了新陈代谢的积极思想和辩证地看待一己困厄的豁达襟怀。……尾联顺势而下，吁请白氏举杯痛饮，藉以振奋精神，共同走向未来、创造明天，从而使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永葆劲直的情操更加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尚有不少，但窃以为，或有过度阐释之嫌。理由有三：

其一，刘禹锡的确性格豪迈，这在他作于元和十年（815）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以及作于大和二年（828）的《再游玄都观绝句》中，有最为典型的表现。但是这两首诗是针对迫害“二王八司马”的政敌而发，而《席上见赠》则是为和白居易诗而作。简言之，一是向政敌展示自己的斗志，一是与友人交心，其写作的情境和目的，都有本质的不同。试想在酒逢知己且已将醉之际，与神交已久、初次见面的友人唱和，还要故作豪迈而不坦露心声，岂不令人扫兴？这同样不符合刘禹锡的性格，也有悖于刘、白一见如故的深情。从诗歌艺术而言，《席上见赠》的前四句抒写的是诗人自己及同侪的身世之悲与世事无常之慨，已见前文所述。如颈联以“沉舟”“病树”自喻，且与他人作比，表现的却是豁达豪迈之情，情感的转折过于突兀，不免有文脉中断之嫌。若果真如此，能诗如白居易，岂能妄赞“神妙”？其实，对颈联，明人胡震亨已有“不胜官途迟速荣悴之感”[10]的评说，清人沈德潜也认为：“‘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11]两家的观点，似更切近诗歌本旨。

其二，尾联所谓“暂凭杯酒长精神”，既是回应白居易诗中的“醉赠”，是对“初逢席上”之情境的写实，也是借酒浇愁，借酒消解此伤感、迷茫与无奈。之所以说“暂”，一则因酒醉只是“暂时”的，醉者终归要醒来；二则正见出伤感与无奈之深重。换言之，酒醒之后，将依然愁闷，依然迷茫，也依然“无如之何”。如此理解，全诗才气脉贯通，不至于被人为割裂，诗歌末句中“暂”字的言外之意，也才得以充分呈现。

其三，诗人之所以能“暂凭杯酒长精神”，不仅是因“今日听君歌一曲”，从诗坛大家白居易的高度认可中获得了安慰与鼓舞，也因为此诗为酬答之作，是刘、白二人之间充满诗意的心灵对话，故“‘沉舟’二句，用对托之笔，倍难为情。‘今日’二字，方转到‘初逢’正位，结出‘酬’字意。”[12]如此，此诗与白诗才是知己式的心灵碰撞，才是照亮人生苦难的两道辉光。此后的刘、白，正是从此开始，收获了世间少有的友谊，发现了新的人生意义，也开辟了新的诗歌天地。

当然，那些以豁达襟怀、豪迈之气等对“沉舟”两句加以引申的各种解释，虽未免“断章取义”，但也从另一侧面彰显了其含义的丰富性，并再一次印证了“诗无达诂”的古老传统。至于本文开头提到的“神妙”与“常语”之争，在知人论世、顾及全篇的前提下，再看看能将亲历如此人生苦难的忧愤、慨叹与无奈，蕴含于“沉舟”与“千帆过”、“病树”与“万木春”并置的戏剧性画面中，使情感的表达能够如此富于张力且余味无穷，则这种争论，可以休矣。

四 “扬州唱和”的文学史意义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刘禹锡传》说：“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13]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为刘梦得。而于梦得之诗，倾倒赞服之意，尤多于微之。此甚可注意也。”他还以为白居易之所以对刘禹锡“倾倒赞服”，是因为白居易壮年时即深知自己和元稹诗文之病在“辞繁言激”，至大和五年（831）元稹卒后，“其二十年前所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若不然者，乐天固一世之文雄，自负亦甚不浅，何苦于垂暮之年，而妄以虚词谀人若此乎”[14]。

陈先生所论甚有见地，但更准确地说，白居易对刘禹锡诗“倾倒赞服”，并以之作为改进自己“辞繁言激之病”的榜样，在时间上应该更早。具体而言，“扬州唱和”就是将这种“倾倒赞服”落到实处的开始，也是两位大诗人频繁唱和、相互学习的开端。瞿蜕园说：“二人相契始终无间，实于此见其端。”[15]在此意义上，“扬州唱和”就有着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对此，以往论者似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白居易于大和三年（829）三月编成《刘白唱和集》上下两卷，收诗138首。此后，白居易分别在在大和六年（832）编《刘白吴洛寄和卷》一卷、开成元年（836）编刘、白《汝洛集》一卷，会昌五年（845）将刘、白唱和未编诗再编为一卷，前后共成《刘白唱和集》五卷。这足以说明从“扬州唱和”以来，两人诗歌往来的频繁。在大和三年（829）为此集所写的《刘白唱和集解》中，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又说：“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16]这样的评价，与“扬州唱和”时“诗称国手”的赞誉，共同印证了他对刘禹锡的“倾倒赞服”。

事实上，晚年的刘禹锡与白居易，惺惺相惜，这种“倾倒”也是相互的。白居易对刘禹锡的推尊，远不止前文所述，其《与刘苏州书》云：“微之先我而去矣，诗敌之劲者，非梦得而谁？”《寄刘苏州》也称：“泣罢几回深自念，情来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刘禹锡则说：“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答乐天戏赠》）“花木手栽偏有兴，歌词自作别生情。多才遇景皆能咏，当日人传满凤城。”（《和乐天南园试小乐》）“吟君洛中作，精绝百炼金。”（《乐天寄洛下新诗兼喜微之欲到因以抒怀也》）这是诗歌畏友的相互称道，更是人生知己的互道衷肠。

从历史实际来看，刘、白“扬州唱和”，至少在两个方面具备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其一，这是刘、白由以诗歌相互钦佩到成为“文友诗敌”的开端。在“扬州唱和”之前，刘禹锡与白居易虽有为数不多的唱和，虽然彼此敬慕，但不过是一般的诗友往来。而从此之后，直到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去世的十七年间，他们两人如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中所说：“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视草，视竟则兴作，兴作则文成。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诗歌唱和成就了独特的诗人情谊。白居易晚年有《赠梦得》，诗曰：“年颜老少与君同，眼未全昏耳未聋。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寻花借马烦川守，弄水偷船恼令公。闻道洛城人尽怪，呼为刘白二狂翁。”从中不难看出，二人在诗歌之外过从甚密。刘禹锡去世后，白居易有《哭尚书刘梦得诗二首》，其中如“四海齐名白与刘，百年交分两绸缪。……杯酒英雄君与曹，文章微婉我知秋”（其一）、“今日哭君吾道孤，寝门泪满白髭须。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齿已枯”、极为精彩地写出了二人非同一般的交情。这本身就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奇观。历史虽不可假设，但如果没有“扬州唱和”，“元白”之外，是否能有刘、白？任何人都难做出肯定的答复。

其二，作为“扬州相逢”的标志性文本，刘、白的“扬州唱和”，与他们的若干其他诗篇以互文性的方式，共同记录了历史的真实，也拉开了刘、白晚年唱和的序幕。可以说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诗歌唱和，不仅提升了各自的艺术水准，成就了并世齐名的刘、白，所谓“得隽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尝能发也”（白居易《与刘苏州书》），也促进了中唐诗歌的发展。这种唱和还延伸到新兴的词体中，二人“在倚声填词方面，亦能互相切劘，以开晚唐、五代之盛，此治唐、宋诗词所宜特为着眼者也”[17]。如白居易作《忆江南》词三首，刘禹锡亦有和作三首。其“春去也，多谢洛城人”，白居易之“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两首，均脍炙人口，至今传诵。清人况周颐以为，其《忆江南》唱和词，以“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18]。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扬州唱和”为标志性的起点，以刘、白“初逢”之后的交游及唱和诗为载体，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这也正是刘、白“扬州唱和”的又一文学史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前人以“常语”论“沉舟”一联，既忽视了全诗的整体性，从对诗歌艺术表达的理解而言，也失之肤浅。至于对刘禹锡《席上初逢》一诗“表现出豁达的襟怀”，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的评价，似有脱离诗人生平遭际、主观拔高其思想之嫌。而从文学史发展的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白正式订交和他们两人频繁的晚年唱和，都是以“扬州唱和”为开端。这不仅成就了世所少见的知己式情谊，为诗坛增添了动人的佳话，促成了刘、白诗歌创作的共同提升，而且对唐诗乃至晚出的词体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扬州唱和”的文学史意义，或能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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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怀荣，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

[2]（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第326页。

[3]《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第745页。

[4]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第103页；以下凡引此书，均简称“陶著”。文中有关刘禹锡诗及系年，如不特别注明，皆从陶著，为免烦琐，不再一一注明。

[5]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第443页；本文所引白居易诗，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6]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362页。

[7]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402页。

[8]有关八司马被贬后的经历，参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下编“第五章 永贞革新主要人物考”中的相关考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第288～329页。

[9]肖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5页。

[10]（明）胡震亨：《唐诗谈丛》，陈伯海等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第1289页。

[11]（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93页。

[12]（清）杨逢春：《唐诗绎》，陈伯海等编《唐诗汇评》，第1289页。

[1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4212页。

[14]陈寅恪：《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三联书店，2001，第351～352页。

[1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中册，外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047页。

[16]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79，第1452～1453页。

[17]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第8页。

[18]（清）况周颐撰，王幼安校订《惠风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