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卷首语

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创新与文化研究及现实意义（代卷首语）

应小萍 [1]

摘要：关于文化和创新这两大主题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研究因兼具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思辨与实证、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视野而有可能提供独特的思考和探索。本辑收录11篇文章，各个研究围绕文化与创新、创业与创新、创新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展开探索，揭示了多元文化以及多层次的文化要素及经验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现实情境中创新及创业相关要素的内、外部影响因素，为开展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创新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启示、思路和范例。

关键词：创新　文化　创业

创新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聚焦在促进或约束人们创新活动的特定的社会和环境因素（Amabile，1996；Amabile ＆ Pillemer，2012）。当创新的研究对象从天才转向普罗大众，也意味着研究重点从探讨人格因素转向社会心理学视野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在影响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中，文化是关注的重点。

一创新与文化

（一）创新过程与文化

创新与文化密不可分。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遇到某位在俄国很有影响的人时评论说，具有这样特点的人如果不是在俄罗斯那样的文化特点之下，是不可能受到如此关注的，因此，乃是文化选择和决定了创造与创造者。

与此相对，任何形态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又都是人类思想创造的产物。尽管从柏格森（2013）的创造性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物种为了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优势，其所表现出的任何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和生物学形状——包括生理结构或者功能特性，都可以算作创造。但是，就人类文化而言，创造则有着更加独特的含义，那就是对人类而言创造不但意味着新功能的出现，而且意味着在头脑中形成新异的联系或联想，还意味着新概念的形成。例如，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了海权理论，指出对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否拥有制海权至关重要，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就产生了，它更新了以往各国在竞争和发展中只看重大陆和土地，而对人类并不能生存于其上的海洋不够关注和重视的传统思维，促成了新的全球化战略思想的形成。

而新概念的形成之所以在人类的创新进程中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概念可能被更新和固化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代代相传而不会轻易被遗失。与人类社会不同，尽管我们也能在某些动物身上看到一些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行为，例如一只黑猩猩也可能会由于偶然的原因创造性地使用某种工具来获得食物，并且它也有可能保持这种行为习惯并为种群中其他个体所效仿，但动物不可能形成某种可以代代相传甚至可以有效地迭代累积和持续发展的知识与概念体系，如有关发动机的基础科学理论体系、相关的硬件设备体系以及允许二者有效地交互作用的科学数据和分析体系；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和经验推翻旧的、不适当的概念体系，形成所谓的科学革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创新意味着概念的创新，而概念的创新则是构成人类文化发展或进步的关键机制。

然而，在相对较小的范围与较短的时空场域之内，我们所见到的却可能是文化对于创新的促进或者约束作用。Fink等（2010）提出的创造性思维的双过程模型认为，创造性思维包含创意的产生和评价两个过程，文化对这两个过程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对于创意生成而言，在某种文化条件下能够产生的创意在另一种文化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比如，在日本流行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可能只有在东方文化背景，特别是某些与佛教和禅宗文化传统相关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之下才会出现。其次，文化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创造性的评价和认可，一个创意的好坏最终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和特性所决定的。

《墨子·鲁问》中有个描述公输盘造出了能够在天上持续飞翔不坠的木鸢而被墨家批评为无用的例子。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吴毓江撰，1993：739-740）

上面的例子说明，新颖性和有效性被看作创新的两个最为本质的特征，但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更加看重不同方面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在我国的农业文明传统之下，对于创新的有效性特征——特别是其现实有效性特征——的看重则有可能较之其他文化形态（比如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形态）更甚。

（二）创新的界定

知识创新过程模型认为创新会经历三个阶段——创作（authoring）新思想、精挑细选（selecting/edting/marketing）新思想、接纳新思想，在三个阶段中，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现存的知识是评价新思想是否原创、新颖的参考基础，假定的文化共识是新思想能否被选编的规范性基础，而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文化规范决定了新思想如何被一个文化所接纳（Chiu ＆ Kwan，2010）。创新阶段模型认为，在一开始选择如何进入创新活动时，是选择解决一个已经存在的旧有问题还是去挑战一个全新的课题和任务，往往会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Amabile ＆ Pillemer，2012）。

Lan和Kaufman（2012）在一项分析性综述中指出，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认识和理解创新时可能会有所不同。美国人在界定创新时倾向于将新颖性和突破作为其关键的特征和价值，而中国人则比较喜欢在某种约束条件下开展创新活动，比如赋予某些传统性的事物以创新性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文化似乎更加偏向于从无到有的“创新”，而中国文化则更偏向于在某种基础上的“革新”。Lan和Kaufman的研究还指出，相比于美国研究者强调的新颖和原创（Amabile，1983；Barron，1955；Sternberg ＆ Lubart，1998），中国研究者似乎更加注重创造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即认为创造者会根据社会的需求并结合个人的能力特点开展符合道德规范和标准的创新活动（Lau，Hui，＆ Ng，2004；李碧珍，2007）。

关于创新，人们有“外显”和“内隐”两套不同的心理知识系统。外显知识包括那些可以明确地被意识到和表达出来的观点；内隐知识则相对具有隐含性和潜在性，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有的一套关于什么是创新的知识体系或观念态度。Lubart（2010）指出西方人关于创造的内隐认知主要涉及创新，而东方人的内隐认知则更具动态特点，倾向于改造和重新解释传统而非打破传统。也就是说，东方人在开展创造活动时会在内隐的态度与取向方面更加注重与社会文化常模保持协调一致。Rudowicz（2003）的研究也显示，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的聚焦和强调创造中新颖性的倾向在东方文化中不存在。Lan和Kaufman（2012）认为，这种东西方文化在“创新”和“革新”偏向上的差异可能和东西方人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上的差异有关。强调激进式原创型的“创新”可能与以个人为中心、注重个人的力量和贡献的立场相关。而渐进式改进型的“革新”则可能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关，“革新”更注重对他人意见和想法的参照，也更注重对历史和前人经验的借鉴。“创新”意味着激进式的原创，而“革新”意味着渐进式的改进，两者在认知和社会心理上存在不同机制（应小萍、罗劲，2019）。

最近的一项研究探索了团队规模和“创新”“革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通过对引用文献特征进行分析来区分“创新”性与“革新”性，关于“创新”性的研究发现，由于它所做出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因此人们在引用该文献的同时并不会再引用与这个研究主题相关的同期或前期的其他文献，而“革新”性发现则相反。研究者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参与文献发表的研究团队规模越大，则做出“创新”性贡献的可能就越小。从现实看，做出“创新”性贡献的研究团队规模都是比较小的（Wu，Wang，＆ Evans，2019）。按理说，团队规模越大，参与的专家人数越多，越能更好地集思广益，那么，为什么大团队做出“创新”性贡献的可能性反而越小？这可能与合作团队越大就越难以在那些具有高度新颖性和原创性的创意上达成一致，同时也越有可能与在那些符合常规思路或范式的选题上达成共识有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个人”与高度新颖和原创的“创新”的关系更密切，而“集体”则与更好的体现和兼容了传统和常规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改进或改良的“革新”关系更密切。

（三）文化的创新性

所有的“文化”，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创新”。无论是创设一个节假日还是设置一种仪式，无论是制造一种新产品还是创作一个文学作品，无论是发明一种新装置还是采用一种新的组织管理模式，其本质都是发明出某种前所未有的并且是适宜而有效的事物或方式，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或目的。而所谓的文化，正是由这样复杂多样的创新所构成的时间-空间架构和观念-行为体系。

然而，任何一种文化体系，当其一旦成型或建立之后，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稳定性”和“创新性”之间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创新性的强弱反映了特定文化的活力，它也关系到该文化较之于同时期其他文化而言的竞争优势，那些能够持续创新的文化往往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创新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使文化体系保持活力和持续更新的同时，也会导致体系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这就好比儿童比成年人对新鲜事物更加开放并充满奇思妙想，然而，儿童认知和心态较之成人也更不稳定，儿童随时会有可能抛弃那些既有的却极其重要和宝贵的东西。因此，任何的文化形态，都必须在“稳定性”和“创新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从而使其既稳定又有活力。而正是这种维持平衡的需要，造成了文化中既存在创新友好的因素，也存在阻碍甚至压制创新的因素。我们不能一概地肯定那些有利于创新的因素，而否定那些看似不利于创新的因素，因为它们可能各有各的用处，那些看似有碍于创新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可能并非一无是处，它们也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维持社会文化系统的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创新与文化：社会心理学视野及现实意义

创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无论是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区域的角度，无论是从社会生产的、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科学的角度，人们都可以对此进行思索并提出解答。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社会心理学的视野因其兼具个体的微观研究与群体的宏观分析、兼重内在的认知过程与外在社会历史文化脉络，以及兼具思辨性的理论关注与实证实践性的现实验证而有可能提供独特的启示。早在2016年，全国创造力研究协作组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就曾开展文化与创造的专题研讨，经过其后几年的努力，其中的有些研究已经日臻完善。全国创造力研究协作组在陕西师范大学胡卫平教授主持下分别于2016年和2019年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创造力研究进展报告》（第1卷）、《中国创造力研究进展报告2017-2018》，这两本书中均专门设立了“创造力与社会文化”栏目，综述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标志着我国心理学者关于文化与创造主题研究的发端。

新近的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的文化与创新研究体现出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研究者比较关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点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二是关注和探讨亚文化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三是体现出较强的实践和现实取向，关注创造性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四是关注现实中各种社会的、组织的、经验的因素对创造性的影响。下面，笔者将围绕“文化与创新”、“创业与创新”以及“创新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一）文化与创新

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和探讨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亚文化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张红坡、李明珠、周治金研究了创新与中庸思维之间的关系（见本辑《见仁见智？中庸与创造性的关系探析》一文），结果发现特质中庸思维的多方思考维度与创造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一发现与人们在以往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观察到的整合思考方式的启动能够显著提高远程联想测验（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标准测验之一）成绩是一致的。值得指出的是，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领域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就已经将中国传统特有的中庸思维纳入其研究视野。例如，《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七、第八辑的“中庸心理研究”特辑就为深入研究中庸思维的心理学过程与特点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这是中庸与创造性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基础前提。事实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本土概念——中庸的研究也受到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的关注。比如，在《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八辑所设的“跨领域研究对话”栏目中，有研究者曾设想将中庸思维作为一整套感知、推理、判断和应对系统，并将之与特定的脑高级功能模式相对应（罗劲、刘玉，2014）。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关注中庸研究的深谙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之道的认知心理学学者对目前关于中庸思维的量化实证研究提出了质疑，提出质性研究或许是解决目前中庸心理研究困境的途径（刘昌，2019）。这些思考和探索提示我们，从方法上考虑，无论是传统的量化问卷研究、实验心理学研究，还是脑功能研究，抑或是质性研究，都能为创造性与中庸关系的探索提供特定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与中庸思维相似，集体主义取向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张春妹、周权、殷冉使用问卷法对影响高校青年科研团队创造性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见本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隐性知识共享的中介作用》一文），发现与个人主义相比，集体主义和团队创造力的相关更为密切，隐性知识共享在集体主义与团队创造力间具有中介效应。这一发现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新可能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这与早年成就动机研究发现有类似之处，按照西方的标准，东亚地区人群的成就动机似乎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这显然与东亚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的事实不符，从而引发了个人取向的成就动机与集体取向的成就动机的差别研究（余安邦、杨国枢，1987）。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个人取向的创造性与集体取向的创造性也有可能各具特点，我们不能以个人取向的创造性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创造力。

除了像中庸思维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样较为宏观和宽泛的一般性文化差异，研究者对处于同一大的文化背景之下的亚文化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王黎静、王岩、师保国探讨了大学生的城乡二元文化经验对其创造性的影响（见本辑《多元亚文化经验对大学生创造性的影响——以城乡二元文化为例》一文），发现了大学生城市心理适应的开放性如何影响发散思维，以及农村文化启动和城市文化启动对流畅性和新颖性有不同影响。这一发现提示我们，文化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即使同样是中国文化，它也包含了许多的亚型和种类。事实上，不仅仅是城乡差别，地域与地域之间、领域与领域之间，甚至是大学的专业与专业之间可能都存在亚文化类别与特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给人们带来视角、立场、观点上的差异甚至冲突的同时，不同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与换位思考也有可能成为提升创造力的契机。

（二）创业与创新

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探讨创造性和创业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国家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事实上，创造性和创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此前有研究表明，个人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其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这提示创新的自信心能够促使个体产生创业意愿和行动。与此相一致，应小萍和王金凯基于进化心理学理论研究了创业意愿中的性别差异问题，进一步探讨了男女大学生在创业风险感知、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见本辑《创业风险感知在男女大学生创新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愿关系间的调节效应》一文）。该研究通过对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只有女大学生的创业风险感知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愿上具有调节效应。这一方面验证了此前关于创新和创业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即创新自我效能感影响创业意愿的研究发现，同时也揭示了男性和女性由于在进化历程中所承担的职责上的差异（如女性需要孕育和抚养下一代），对于风险的敏感程度和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与此相关，张景焕、郑文峰、翟轩凯则从大众日常概念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大学生对于企业家所具有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朴素认识和理解（见本专辑《大学生关于企业家的日常概念》一文）。研究者通过观点采集和归类分析最终确定了34个大学生关于企业家特征的认知和理解的词语，并且在一系列的反应时、回忆再认、特征识别实验中，确立17个中心特征词（如把握机遇、自信、善于交际、创新等）和17个周边特征词（敢于冒险、道德诚信、慈善、节俭等）。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心特征词中的“创新”等词语还是周边特征词中的“敢于冒险”等词语都与创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且与我们新近开展的一项有关我国社会大众对于“创新精神”特征的朴素理解的研究所发现的特征词语部分地重合（应小萍、王金凯、苏小楠，2019），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创新和创业之间存在关联。穆蔚琦、李府桂、叶丽媛、王斌、徐洁、周明洁则通过问卷调查法直接针对大学生创业者展开研究，他们发现文化普适性人格特征和文化特异性人格特征对其创业成绩的预测作用，揭示了中国本土化人格特质对创业绩效存在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方式，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见本辑《大学生创业者大六人格特质对创业绩效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一文）。提示未来的研究或许应该将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新自我效能感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能预测评估并能通过教育、训练促进个体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心理素质指标。

（三）创新及影响因素

这个方面的研究着重关注现实中各种与文化有关的社会的、组织的、经验的因素对个体或团体创新的影响。周意勇、白新文、齐舒婷从人际交互层面探讨了企业或组织的员工与主管特征对员工创造力评价的影响（见本辑《领导认可你的创造力吗？——员工与主管特征对员工创造力评价的影响》一文）。研究对象来自两个工作现场的创造者，研究发现员工工作动机对创造力评价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员工工作绩效趋近交互影响创造力评级结果。这项研究从个人特征和个体差异角度揭示了在一个组织的亚微文化条件下对员工创造力的认知和评估的影响因素，具有比较好的生态效度和现实意义。与此类似，周婵、石慧宇、葛泽宇、吴胜涛、黄四林、林崇德则聚焦研究了另一个典型的亚微文化单位——家庭——的社会文化特征对于个体尤其是幼儿好奇心的影响（见本辑《社会变迁背景下幼儿好奇心与父母智力投入的城乡比较研究》一文）。该研究基于公开发表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4年数据，发现与农村幼儿相比，城市幼儿好奇心更强、父母智力投入也更多，而父母智力投入在城乡与幼儿好奇心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好奇心是创造性的重要心理特征之一，好奇心的发展对于培养儿童的创造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客观条件因素与父母的智力投入等主观努力因素纳入考虑范畴，揭示了内外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如何影响和决定儿童的创造潜力。与此相似，陶雪婷的研究聚焦于家庭环境与创造力。她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视角，通过问卷调查法，使用社会心态调查和创业心态调查两个数据，探讨了搬家次数和搬迁频率评价对个体日常创造力的影响，以及开放性的维度之一——宽容和尝试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揭示了开放性的另一维度——理性和思辨在搬家次数和搬迁频率评价与创新行为成就间的调节效应（见本辑《搬家越多，创造力越高？——开放性的调节效应》一文）。这一发现与王黎静、王岩、师保国关于多元亚文化经验对大学生创造性的影响的发现是一致的（见本辑《多元亚文化经验对大学生创造性的影响——以城乡二元文化为例》一文），揭示了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变性对创造性的积极影响。与王黎静、王岩、师保国所采用的严格控制的实验心理学研究思路不同，陶雪婷的这项研究并未人为地引入实验心理学操纵，而是巧妙地将居住流动的搬迁频率及评价作为个体多元亚文化经验的一个指标，从一个更加现实和富有生态效度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经验的多元性或者多变性对创造性的作用。

与上述聚焦于亚微文化环境的研究不同，也有研究者从一个更加普遍和宏观的心理品质的角度研究了文化观念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张潮、安彦名、刘金蕙、吕一超、喻丰探讨了敬畏情绪、认知灵活性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见本辑《敬畏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一文），他们通过实验方法诱发敬畏情绪，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敬畏促进了发散思维的灵活性与独创性，而消极敬畏促进了发散思维的流畅性与聚合思维，研究还发现认知灵活性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这项研究不但揭示了敬畏这一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并为现代社会所重新诠释的复杂情绪状态与创造性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为进一步深入细分敬畏的不同亚类并使之有助于促进创造性提供了启示。王丹丹、应小萍、和美的研究则聚焦于影响创造性成就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毅力，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见本辑《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成就的影响：毅力的调节效应》一文）。该研究通过心理测量方法并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学历等因素后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不仅是毅力而且是毅力的两个维度——努力坚持性和兴趣一致性——在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创造性成就的影响上具有调节效应。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毅力的人格特质具有的文化特征，以及创新能力和毅力之间的关系。

三结语

总而言之，围绕创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不但注重对有关方面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更试图将之与中国当下的国情和社会现实需要相结合。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如此庞大、复杂而有趣的研究主题而言，我们所做的各种尝试和努力可能也有挂一漏万之嫌，但就像人们所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先”，倘若这些探讨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启迪，那么，我们初步的愿望也就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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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小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与行为实验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