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内部因素

一 蒋介石的个人因素

在国民政府的党国体制中，由于蒋介石的特殊地位，其个人往往能够左右国民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在涉及地方实力派问题上，依靠军权崛起、成为军政领袖的蒋介石基本上占着主导地位。因此，蒋介石的个人经历、性格特征、政治品格等个人因素对国民政府整合实力派的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1.从“一介军人”到“党国领袖”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溪口人。蒋介石出生于一个盐商家庭，其父早逝。蒋介石在其母督导下，早年受过传统教育的熏陶。1903年在宁波凤麓学校就读，学习英文、算术等新式课程。1906年进入保定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7年进入日本振武学校接受军校预备教育。1909年毕业后成为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士官候补生。在日本求学期间，开始追随陈其美、孙中山等人从事反清革命。1918年后蒋介石在陈炯明的援闽粤军中担任作战科主任、参谋长等。1923年蒋介石从苏联访问回国后，以校长身份筹备黄埔军官学校。

蒋介石从军人崛起为国民党的党国领袖，军人特质堪称蒋介石诸多身份的底色，也是理解其行为特征的重要视角。从参与政治之初，蒋介石就多从军事视角分析时局。民国初年避居日本期间，蒋介石创办《军声》杂志，强调报纸为“军事专报”，撰稿人亦不是“政治专家”。《军声》杂志力图通过鼓吹尚武精神、研究兵科学术、详议征兵办法、讨论国防计划、补助军事教育、调查各国军情等，实现“警告国人未雨绸缪”之目的。[62]

在孙中山时代，蒋介石主要以军人身份为国民党内所熟知。其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蒋介石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国民党执政时期，无论是党还是其政权都深深地打上了军人烙印。但在国民党早期，军事人才相较匮乏，学过军事的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有“知兵”之称。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使用，主要还是基于其军事才能。据宋希濂回忆，在筹备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在众多候选人中属意蒋介石，甚至是非蒋莫属。[63]蒋介石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年代里，经常负气出走。廖仲恺以“专掌军机，一切应酬尽可不经意”相劝蒋介石尽心协助孙中山，似也从侧面反映出蒋介石的兴趣与能力所在。[64]对蒋介石而言，国民党内对其军事才能的认可，无疑是其优势所在。二是蒋介石缺乏政治经验与政治能力。1923年蒋介石以孙逸仙代表团成员身份访问苏联。在与蒋介石交往接触后，苏联人的第一印象是蒋介石是缺乏政治经验的“军人”：“蒋介石坦率，彬彬有礼，有些客气。但很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和印象，他喜欢做总结。”“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65]国民政府初期，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但胡汉民视蒋介石为军人而不知政治，甚至是“政治之无能”。[66]军事能力是对于蒋介石的认可，但政治经验与政治能力不足无疑是蒋介石的硬伤。实际上胡汉民和苏联的观察基本上是与蒋介石的实际情况一致的。

当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影响不断扩大，超越单纯的军事领域进入更广泛的党政领域后，蒋介石亦为政治经验与政治能力不足所困。1926年3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自恨缺乏政治智识，又少组织能力。”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离职出走，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遭到打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初步获得了军政实权。个人地位的提升固令其兴奋，但错综复杂的政治现实亦使缺少经验的蒋介石一度不知所措。类似政治复杂、难以琢磨之语在其日记中频频出现。如1926年4月13日记：“政治问题之复杂困难，财权足以制人如此也。”4月20日记：“政治复杂与危象，实难测也。”4月24日记：“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置政治益觉武断不周也。”4月27日记：“政治复杂，瞬息万变，谨慎犹虑不及，奈何忽略耶？”5月9日记：“时局复杂纷繁，至不可言。难怪二十四史以政治人物为中心也。”9月29日记：“自觉政治能力薄弱，不能主持党国。”11月29日记：“政治复杂，头绪纷繁，殊非所料也。”[67]蒋介石的这些自我记录或主要是凸显自己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毅然坚挺的种种不易，但如此频繁的记录恰恰也是一个政治新手进入政治中枢后的真实反映。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一介军人”到孙中山去世后逐渐崛起为“党国领袖”。作为国民政府权力中枢这样一种经历与身份的转变，对于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随着实践的磨砺，蒋介石的政治经验与政治能力逐渐丰富与成熟，但这毕竟需要过程。国民政府在错综复杂的内外困局下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整合，任何一个举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国民政府初期在整合地方实力派问题上是否有这样的举动，实在值得深思。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名为许志平的记者对蒋介石如此点评：“蒋现在牺牲一切幸福，力求上进，力求为国，但无好办法，进一步言无好助手耳。亦因以前不择手段，以致今时积重难返。”[68]所谓“以前不择手段，以致今时积重难返”等语，细细揣摩，似可作为这一问题的注脚。其二，军人身份使蒋介石在整合地方实力派过程中重视武力手段。蒋介石在崛起为党国领袖的过程中，武力的作用令其印象深刻，极端状况下甚至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69]其三，从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角色而言，蒋介石作为后起之秀与军人，在国民党内被胡汉民等元老派轻视。从军事资历而言，蒋介石在阎锡山、冯玉祥等人面前亦没有多少优势。[70]蒋介石“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老成者之上”，[71]虽以领袖自居，但权威的真正确立并非朝夕可就。在需要权威的中国政治伦理中，权威的不足影响了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进程。

2.黄埔经验的变异及其对蒋介石的影响

黄埔军校对于蒋介石，有点类同于天津小站练兵之于袁世凯。论者称蒋介石“一生勋业之辉煌发展，黄埔创校建军，实为一重大关键”，[72]实为中肯之评。蒋介石在其众多头衔中，似对校长这一称呼情有独钟。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每每遇到困境，常以再度创校建军而自励。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先后在庐山与峨眉等地筹办军官训练团，显然也有黄埔经历的痕迹。

黄埔军校最初主要是学习苏联的产物，希望培养忠实于国民党的军官，希望以党建军、以党治军。蒋介石在国民党人中，一度走在以俄为师的前列，最初也体认到以党治军、以党统军的好处。还在1923年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就比较注意苏联红军军事长官与党代表的分工，即军事长官专任军事指挥，党代表负责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73]蒋介石曾在黄埔军校的各种场合鼓吹党代表制度。其代表性的表述有：“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强战斗的能力。”“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74]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对党代表的制度重视并非仅停留在摇旗呐喊上。1924年7月，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1925年9月，特别区党部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蒋介石先后担任军校第一、二届党部执行委员，第三届监察委员。蒋介石还积极参与指导黄埔学生军的基层党务工作。对此，苏俄顾问的观察可为有力佐证：“在成立国民党基层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委员，他积极地参加了党部的工作，同他的学生以及低级军官一起出席会议……当基层党部需要行政上的帮助时，他便立即发布相应的指示。”[75]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任党代表，蒋介石与其建立了良好合作互助关系，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蒋介石对党代表制度的尊重与重视。蒋介石不仅在黄埔军校大力支持党代表制度，也试图将其推广至其他军校、军队。1925年8月，蒋介石制定了军事训练委员会的训练计划，其中一条就是在各校应有党代表常川驻校，“以便军事与政治二方之训练互相联络，并可一致进行”，而各校之党代表分别是胡汉民、廖仲恺与戴季陶。[76]

但是在党代表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蒋介石逐渐发觉这一制度的推行可能影响到军事长官的指挥权，尤其是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对党务系统缺乏控制力，因此对党代表的定位强调其监督作用，将其权限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军纪和后勤方面，不提其指导作用，更不谈及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权限。[77]1926年军人部设置后，实际接管了许多党代表的权限。在随后蒋汪之争、蒋胡之争中，蒋介石向被视为军权的代表，而与党权无关，甚至被胡汉民讽刺为军人而不知政治，甚至是“政治之无能”。国民党内也有所谓的“无粤人汪（汪精卫）胡（胡汉民）即不成党”之说，以致在党争遇挫之时，蒋介石甚至准备废除党治、还政于民。1931年12月7日，在粤方攻击下，蒋介石召集干部商讨进退问题，“拟即召开国民大会，以本党政权提早奉还国民”。[78]这当然只是蒋介石一时的愤激之言。

这种局面的出现，影响了以党治军、以党统军的黄埔经验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国民革命军的发展过程中，党的作用日渐弱化，实际上形成了以军控党的局面。如果说黄埔经验对蒋介石的心理乃至统治方式提供了什么暗示，主要的还是必须拥有能够完全掌控的基本力量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3.蒋介石早年的统一观

如何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如何处理内部整合与对外反抗强权的关系？如何实现军政与财政的统一？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过程中，始终面临这些问题。蒋介石在早年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的思考与认识，构成了其早年的统一观，对后来的地方实力派整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辛亥革命并未完成构建新的政治共同体、建立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内外诸多因素作用之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失序甚至是失控中挣扎。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更是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状态。忧心时局的志士仁人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各种方案。蒋介石亦对如何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统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民国肇始，中央与地方关系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聚焦的核心问题。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党政团体围绕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军民分治、省制等，进行了反复较量。蒋介石在《军政统一问题》一文中，参与了军民分治、军政统一等问题的讨论。蒋介石认为在省一级地方政权中，必须军、政分治，否则如同美国之各州，各省分成半独立国家。蒋介石又结合中国历史兴衰更替，指出历史上唐、清两朝，因地方政权军政集中而败亡。在省级政权军政分治基础上，蒋介石指出省级的军权与政权必须统一于中央。原因在于：其一，“各省财政不一，物质不同，边省财薄物鲜，而军备较多者，其一省之财物，每不能充一省军备之用，是一省之军备，不能为一省都督所私有”。其二，“各省之军备，当就全国之国防而定，不能畛分域限，此疆尔界，蹈前清恶习，以致要政不举，指臂之使不灵；如甲午之役，南洋舰队坐视不顾，广甲被掳，而乃有我非北洋舰队乞恕放还之说也。是以一省之军队，不能供一省都督之私用者”。其三，“军权既归于都督，则军政重要问题，中央不能解决，而军政运动自必分趋于都督，是不特军政为都督所专制，即政治亦将为都督所蹂躏矣”。其四，“民国成立未逾一载，而各省都督、统制，横暴骄淫，矜功盗名者，何啻一二，自今以往，虽难预断此种现象之有无，万一为一二野心家所操纵，则非徒扰共和，或且演成寡人专制之恶习，小之糜烂于一省，大之酿成战国、唐末之祸，速列强之瓜分”。其五，“各省地势不一，营制各别，各省军队既直辖于都督，则都督意见不同，即可任意改革，而间接之军部，必鞭长莫及，则求军事之统一进步，岂非缘木求鱼哉”。其六，“前清征募新军，不下十载，迄其末季而各省不特营制不一，甚至军装口令兵语学科之最便宜之事，亦有所不同，此皆直接于各省督抚各自为政之弊也”。蒋介石还认为，中国疆域辽阔，但交通尚未发达，如果各省军队直接隶属于中央，则“全国之军队检阅训练诸要务”运调不灵，导致“中央政府既不能直接领导，而各省都督又不能监管”的双重困境。为了消弭这一困境，蒋介石建议在全国设立管区制，每管区设一节制长官以为监督，以收统一之效，“非破除省界，集权中央，不足以固共和。非改设管区，统一军政，尤不足以导共和”。[79]

蒋介石有关军政统一、军民分治的讨论中，不乏一些切中时弊之论。但总体上讲，这些议论也有缺乏政治实践的空疏之谈。比如，管区制貌似可以解决中央政权既不能直接领导，各省又不能监管的困局，但联系到国民政府时期设于各地的政治分会，管区制不是没有导致新的割据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不仅是国家结构形式上的政见之争，更主要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党争。当是时，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掌控中央政府，而南方的广东、湖南、江西、福建、上海、安徽、江苏等省大多在革命党人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下。袁世凯集团极力重建中央权威、实现在北洋集团领导下新的统一与整合，以削弱革命党人对南方各省的控制与影响，因而鼓吹中央集权，要求地方军民分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阻止其专制独裁，保护民主共和的成果，需要通过南方各省与北洋集团对抗，故以地方分权作为武器。[80]蒋介石作为南方革命党人中的一员，所持论调却与北洋集团一致，鼓吹中央集权，军政统一于中央。虽然蒋介石所论的出发点是针对外患，所谓“今日之军政集权于中央者，其对内所关尚浅，而对外所关尤重”，[81]但也反映出蒋介石的政治敏锐性不足。若从另一角度而言，集权中央、军政统一以避免“豆剖瓜分之祸”，是蒋介石的政治理想之所在。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洋集团顿失重心，民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各种军阀集团或为了推进武力统一，或为了巩固既有地盘，都尽可能地扩军。结果是战祸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五四运动前后形成了一股要求废督裁兵的思潮与运动。《废督裁兵议》是蒋介石参与这一思潮和运动的产物。蒋介石在此文中已放弃了此前设置军管区的主张，认为以军区长官而易督军，则其干涉民政，流毒地方，结果与督军无异。更糟的是，军区辖属省，其权力比督军还大，“乃反成大督军之现象，而于军阀实力，不惟不为之减少，而且为之大增”。蒋介石认为若不废除督军，则军民分治必成空想。至于裁军，蒋介石主张“当以征兵制为则，各省驻屯兵数不能平均，而其征兵之额，当以人口为标准，不得有轻重之弊。如欲实行裁兵，则必先令各省客兵各自归境回籍，科以定额。溢者裁之，朏者补之，选其精壮者编为国防军，直辖于陆军部以移驻边防。其有余额，则编为武装警察，支配各县，平时听省长之指挥，保地方之治安，战时作国军之后备”。[82]蒋介石以征兵制为基础，根据各省人口多寡确定兵额，或裁或补。这对当时形形色色的裁兵方案有一定的补充意义。[83]蒋介石并建议设立军政检定会以监督全国军政。军政检定会由每省各选一名本省最高级而有声望的军官组成。凡有关增兵、裁兵、调兵、征兵以及其军费、军制、黜陟军官等事宜，均由军政检定会认可以后，由陆军部咨请国会表决，再由陆军部执行。蒋介石认为：“裁兵而无监督机关与具体办法，则仍为元恶大憝所资以作乱，与不裁等。今以监督之权授之军政检定会，表决之权归之于民意机关，执行之权付诸陆军部。则监督机关在军政与民意两机关之间，使其从中疏通联络，庶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则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84]军政检定会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否定设军管区之后的替代方案。

北洋政府时期种类繁多的废督裁兵方案反映了人们因厌恶军阀混战而持有的理想，但在军阀政权统治之下，无异于与虎谋皮。蒋介石有关废督裁兵的主张同样是一纸空文，但透过这些议论应能看出蒋介石有关国家统一的某些设想。

国民党人影响下的南方各省实际上也是混乱分裂，“即在西南，革命年年，一切武力机关，几何曾操于革命党人之手。军规军制，更视为北洋不及。名为革命，实则内容腐败，甚于旧式”。[85]孙中山与国民党一方面同北洋军阀斗争，另一方面为统一军政、整合革命阵营内部而殚精竭虑。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阵营的重要成员，对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整合也提出了各种主张建议，这同样是其早年统一观的重要构成。

其一，蒋介石注意到军阀出现的思想根源。1924年12月16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训话中指出，“区域观念是封建制度的观念，是崇拜偶像的心理。现在的军阀，就是封建制度的遗孽”。[86]1926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长沙对军事将领的讲话中指出，“从前的军人是没有党没有主义的，是无所依归的，只是听上官的话，盲从上官的命令”，号召国民革命军将领做“有主义、有组织、有人格的军人”。[87]

其二，蒋介石对推动广州革命政权军政统一的主张与建议。民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北伐等屡起屡仆，革命阵营自身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军人乱法以及军制弊端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缘际会集结在广州的军队，如粤军、滇军、湘军、川军、桂军、豫军等，其具体情形如蒋介石所言：“名为革命，实则内容腐败，甚于旧式。组织编制，虽名目时见更张，然考其实际，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参谋无作战之备，经理无可稽之册。有言称成军者，其额数或仅百人，或尚不及百人，贻人无兵司令之讥。有自称司令者，聚土匪以成军，劫民枪以为械，招摇过市，倘其声势动人，定有收编之望。有专以兼并队伍为事者，苟有可以利用之机，便极其挑拨能事，使人自相残杀，我便从中渔利。以如斯之人，有如斯军队，其心目中几曾有革命意义，一切权利，咸为个人，军队为个人而设，事功为个人而图，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流弊所及，甚至一官之设，亦必须征其同意，一税之收，亦必须交其经手，财权武力，兼于一身，骄奢专横，相因而至，军官之富者，多积资在万数以上，而兵士则穷至衣不蔽体，至其为害地方，更触处皆是。”[88]《广州民国日报》也报道了类似情形：

任何人皆知广东年来，凡所谓苛捐，所谓占驻民房，所谓包开烟赌，所谓白昼杀人，所谓当街勒诈，所谓明火抢劫，凡一切人民所痛心疾首者，不能一刻安者，均为不肖军队为之厉阶。[89]

为了整合派系纷繁的军队，1924年，蒋介石建议从训练着手，设立军事训练委员会，统一各军的训练。军事训练委员会下设监察、政治、教授、教练、军需、组织等六部，成员由军队和军校派员，以及孙中山指定具有相当学识、富有训练经验者构成。蒋介石作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尤其注重从统一各军校的军事训练入手。为此，蒋介石主张由军事训练委员会统一各军校教育之一切职权。具体而言，在平时，各军校行政、教育等事项由军事训练委员会规定，人事任免由军事训练委员会通过与转呈；在战时，由军事训练委员会统一指挥各校学生作战。[90]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取得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以及镇压杨希闵与刘震寰叛乱的胜利基础上，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部长。7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提出了进一步整合军队的原则与举措。第一，关于军队组织。军队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数，在教不在罚；军队统一服从于军事委员会。第二，关于军队教育。蒋介石认为军队统一的关键在于军事教育的统一。军事委员会统一设置军事院校，各军队不得自行设立。军校应开展严格的、政治的、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军队有主义、有信仰。第三，破除军队陋习。蒋介石对于军队军旗上大书军事将领姓名，体现军队私人色彩的行为尤为反感，“此事虽小，所关甚巨”。建议由军事委员会统一军旗办法，“绘具图式，通令遵行”。第四，关于军队编制。建议废除军长职衔，以师为单位，各师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设立由15师或18师组成的常备军，以及工农团体组织的自卫军；军队数量之多寡应依据财政和军事状况而定。[91]

蒋介石的积极参与推动了广州国民政府对军队的整合。1925年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议决取消以省籍命名的军队番号，统一称之为国民革命军。其中，黄埔学生军结合部分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原建国湘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原建国滇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原建国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不久，李福林所部之“福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程潜部湘军与吴铁城的一个师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李宗仁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其三，蒋介石认为财政统一是整合内部、统一军队的关键。早在1923年孙中山经历陈炯明叛变后重回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时，蒋介石希望孙中山把财政统一作为整合内部的抓手。蒋介石对孙中山以杨西岩为财政厅厅长颇为不满。杨本系香港巨商，因孙科联络，曾资助孙中山巨款以为讨伐陈炯明之需。蒋介石建议整理财政从人事入手，希望以廖仲恺代杨西岩，“政治当以整理财政为先，厅长不速易人，延误大局必非浅显”。“欲行之前，不得不将此等成败关键竭忠尽言，决非有何作用于其间也。”“财政如无把握，军事难定计划。”[92]1925年在广州国民政府对军队的整理过程中，蒋介石再度建议重视财政包括军队后勤的统一：“应再申严令，限于七月十五日以前，一律将各征收机关交出。并应明白告诫，交换以后，不得稍有干涉行为，即推荐经征及民政人员，以为变相之把持者，亦应在严厉禁止之列。各军高级官长，应切实督饬各部队奉行。其仍有抗不遵令者，应即秉承政府，施以极严重之惩处，不得再稍姑息。”[93]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或可看出蒋介石早年统一观的几个特征：第一，在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上，蒋介石比较明确地支持中央集权，认为中央集权方能消弭“豆剖瓜分之祸害”。第二，内部的军政统一是消弭外患的重要前提。这一认识可视为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前期“攘外必先安内”思想之滥觞。第三，统一财政、统一军事教育与军事训练是军队统一的关键。

二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

高层派系政争堪称国民党的结构性顽疾，早在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时代即多有体现。孙中山与章炳麟、孙中山与陶成章乃至孙中山与黄兴之间也是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极端状况下，政争双方不惜诉诸暗杀。随着同盟会几大元老或离世，或淡出，持续不断高举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在党内的最高地位日趋巩固，高层派系政争一度销声匿迹。1925年孙中山因病去世，国民党内出现权力真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以及蒋介石之间围绕着最高权力分化组合，几度博弈。蒋介石利用军权，在汪精卫与胡汉民之间，拉拢其中一方，共主中枢，成为“在朝”派。另一方，或是汪精卫，或是胡汉民，成为“在野”派，又往往与地方实力派结合，高举反蒋大旗。持续不断的高层派系政争，给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中，资历、辈分、籍贯等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所谓“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说即是这种影响的典型反映。孙中山去世后，早在同盟会时代即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广东人成为“党国先进”，成为党统、党权的象征。即使退而在野，仍有许多政治资源可以利用。[94]那些手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在反蒋时往往注重对汪精卫或胡汉民进行拉拢，注重对党统的争夺。中原大战阎锡山与汪精卫等改组派的结合以及在电报战中诉诸党统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些身在蒋介石阵营的杂牌军将领，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在公开地拥蒋挺蒋的同时，暗中亦与胡汉民等人有所往来。其中虽不无敷衍之意，但也反映出胡汉民作为“党国先进”所代表的党统、党权的影响。以拥蒋著称的四川实力派刘湘致电胡汉民称：“先生党国先进，薄海倾心，外攘内安，定多成算。兹特托李叔尧同志赴粤，代候兴居，并达悃忱。尚希勿吝教言，俾资循率。”[95]云南龙云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广东与南京对立局面中，龙云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之意，称粤方“破坏统一，有心图乱”。“在总理生时尚不能辅以统一广东，何能于死后而谋国”，吹捧蒋介石“秉承遗志，卒成未竟之功。比之在粤诸公，优劣如何？”鼓励蒋介石“与其名高蹈以贻国忧，何若再努力以慰民望。贾其余勇，迅筹安内攘外之功”。[96]龙云在肯定蒋介石“比之在粤诸公，优劣如何”的同时，又称作为“在粤诸公”代表的胡汉民是“党国先进，硕果仅存，素性磊落，嫉恶如仇”，“如或有所指导，自当努力从公之后，以图效命于万一”。[97]

1932年以后，两广实力派与胡汉民等人依托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两机关，以广东为中心包括广西在内，形成与国民政府相对抗的局面。陈红民认为西南局面是“政客+军事”的模式，既有实力，也有理论，故得以长期与蒋介石相抗衡。[98]从国民政府角度而言，这一结合既影响了其整合方式，也加大了整合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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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39页。

[2] 唐纯良：《地方实力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贡献》，《北方论丛》1994年第5期。

[3] 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2页。

[4] 顾关林：《简述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早期关系》，《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0。

[6] 杨维真：《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

[7] 〔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美〕韦慕庭：《军事割据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重新统一过程（1922～1937）》，何炳棣、唐楚编《中国在危机中》第1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值得注意的是，柯博文使用的“地方领袖”一词，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故与其他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地方军阀”“军事地域主义”等词的内涵还是有所不同。

[8]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5），台北，“国史馆”，2003，第183～184页。

[9]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7～8页。

[10] 〔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第16页。

[11] 李国祈：《北伐的政略》，“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1988，第211页。

[12]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第145～154页。

[13]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02～503页。

[14] 蒋介石：《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178～185页。

[15] 蒋介石：《建议中央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92～197页。

[16]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取消大本营，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等16人为委员。其中汪精卫为主席，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主席汪精卫。参见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51～352页。

[1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5月17日。

[1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42页。

[19]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

[20]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第47页。

[21] 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第67～68页。

[22] 有关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参见陈红民《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3] 《戴笠呈蒋中正据刘宗汉报告陕北匪大部窜山西中阳等县且张学良与之合作消息》（1936年3月5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政治含西安事变专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14-00013-001。

[24] 有关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参见汪朝光《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5]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5年1月31日。

[26] 《陈纯斋来电》，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78页。

[27] 参见陈红民《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28] 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33页。

[29] 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30] 参见〔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26页。

[31] 孙铎：《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向导》第29期，1923年2月，转引自杨天宏《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的外国因素》，《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32] 〔美〕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魏力译，陈意新校，《二十一世纪》（香港）1997年12月号。

[33]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第6页。

[34] 〔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143页。

[35] 陈红民：《“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36]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93页。

[37]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台北，“国史馆”，2006，第69页。

[38]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5），第576页。

[39]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479页。

[40]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7），台北，“国史馆”，2005，第13～16页。

[41] 林秋敏、叶惠芬、苏圣雄编辑校订《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第46页。

[42]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6页。

[43] 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第212～213页。

[44] 《国闻周报》第9卷第22期，1932年6月6日。

[45]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311页。

[46]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00页。

[47] 肖自力：《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

[48]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台北，“国史馆”，2005，第362页。

[49]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309页。

[50]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第369～371页。

[51] 林植夫：《林植夫自述》，《福建文史资料》第19辑，1988，第21页。

[52]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第92～93页。

[53]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4），台北，“国史馆”，2004，第92页。

[54]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3年7月25日、1935年7月12日。

[55]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54页。

[56] 《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604页。

[57] 《剿共与纵共》，《南华评论》第1卷第8期，1931年。

[58]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2页。

[59]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60页。

[60]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480页。

[61]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台北，“国史馆”，2005，第468页。

[62] 蒋介石：《军政统一问题》，《军声》杂志发刊词，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10页。

[63]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页。

[64]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96～97页。

[6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93页。

[66]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15日。

[67]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6年4月13日、4月20日、4月24日、4月27日、5月9日、9月29日、11月29日。

[68] 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156页。

[69]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5月21日。

[70] 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曾对李宗仁说：“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442页。

[71]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8年3月7日。

[72] 黄季陆：《黄埔军校创校建军的一段史实》，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24年5月至6月）》，1982，第1158页。

[73] 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37页。

[74] 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黄埔建军》，《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75]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68页。

[76]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24～225页。

[77] 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黄埔建军》，《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78]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1月25日、6月19日、12月7日。

[79] 蒋介石：《军政统一问题》，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5～10页。

[80] 有关民国初年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参见姚琦《论民初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刘保刚：《试论民初各方关于省制问题的斗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81] 蒋介石：《军政统一问题》，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第5～10页。

[82] 蒋介石：《废督裁兵议》，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33～34页。

[83] 张武对各种裁军主张进行了统计，其中，比较流行的裁兵主张多达22种。其代表性的主要有：全国征兵说、招兵须由国会通过说、召集全国裁兵会议说、均等裁遣说、裁去防军说、裁去中央直辖部队说、实行在乡军人制度说、军需独立说、循名核实说、裁兵先废督说、任听自由退伍说、淘汰说、停止招兵说、规定去留标准说、复归运动说、裁兵留官或军官俸给说、限制最低兵额说、改师为军说、组织监视裁兵军队说、解散最多缺额说、循环训练说。见张武《缩小军备问题》，永明印书局，1922，第13～16页。

[84] 蒋介石：《废督裁兵议》，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33～34页。

[85]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50页。

[86] 蒋介石：《带兵办事与用人的要诀》，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140～146页。

[87] 蒋介石：《党和主义是军人唯一的保障》，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211～217页。

[88]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45～154页。

[89] 孚木：《整饬军队之言论界之努力》，《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2日，转引自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65页。

[90] 蒋介石：《上军事委员会条陈军事训练计划意见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18～119页。

[91]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书》《致许崇智总司令密陈整理军政计划书》《上军事委员会军政建议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45～154、155～157、165～169页。

[92]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4页。

[93] 蒋介石：《建议军事委员会革命六大计划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第145～154页。

[94] 相关研究参见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

[95] 《刘湘致胡汉民函》（1932年5月1日），陈红民编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476页。

[96]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第472～473页。

[97] 《龙云致胡汉民函》（1934年10月2日），陈红民编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527页。

[98] 陈红民：《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