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提出与选题意义

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面临的重要历史任务。有关民族国家的界定，不同理论各有具体表述，现实中民族国家亦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形态，但对内统一，将地方以不同的形式整合进中央政权的框架之内是基本的要素之一。晚清咸同之后，以湘淮集团为代表的地方势力通过掌控军队实权逐渐坐大，“中央失去把握之权”，对近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影响深远。[1]辛亥鼎革，民国新肇，由于内部与外部、历史与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遭遇空前危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失控与失范的泥淖中挣扎。地方实力派或与中央政权貌合神离、自成独立王国，或是公开挑衅中央政权的权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北伐、易帜等武斗文攻基本完成统一，但这种统一仅限于表面与形式。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控区域长期局限于东南数省。整合地方实力派、完成实质上的统一仍然是国民政府需要解决的艰巨任务。

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大体上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国民政府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与同时期其他问题的关系。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是在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种种环境又构成了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从国内而言，中共的强势崛起是其中的重要背景，中共有不断成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拥有一支不断发展壮大的军队，且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鹄的；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国民党对国民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国民党自身面临诸多问题，党内存在持续不断的高层派系争端，在党争中失势的一方往往与地方派系结合，高举反对南京中央的大旗，成为影响整合地方派系的重要因素；地方实力派虽具有某些相似特征，但并不是一个整体，各个派系的形成各有历史渊源，有不同的政治地缘关系，内部构成极其复杂，与南京中央以及蒋介石的关系亦是各有差异、变幻不定。中共、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争以及地方派系的错综复杂共同构成了国民政府整合地方派系的内部环境。从国外而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因素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与日俱增。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因素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推进，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国民政府对苏联因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以及对日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借重的同时，亦有防范与猜忌。如何处理解决地方实力派与这些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的关系，如何将其全盘考虑、综合考量，是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重要内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书的重要旨趣。

第二个层面是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与制度、策略与方法。具体而言，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制度与政策层面的整合，即国民政府通过制度与政策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整合。在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妥善安置地方实力派领袖与头面人物既关键又敏感，国民政府如何将地方实力派领袖或主要派系将领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架构之内？所谓拥兵自重，军队是地方实力派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些军队与地方实力派领袖因地缘、血缘、学缘等种种私人关系结合而成。在近代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境下，这些军队一方面有着比较强烈的爱国情怀与抵御外侮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有着较为浓厚的派系意识或地方主义色彩，国民政府如何借助制度的设计整合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地盘是地方实力派的又一重要凭借。众多的地方实力派长期掌控着省级政权，如阎锡山在晋绥，韩复榘在山东，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刘湘、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在四川，王家烈等贵州将领在贵州，龙云在云南，杨虎城在陕西，何键在湖南，等等，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各自掌控的省域自行其是，自成独立王国，致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失控与失序的状态，国民政府如何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纳入制度化的框架之中？其二是策略与方法层面的整合。国民政府尤其是在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上掌握着主导权的蒋介石如何借助南京中央政权掌握的种种资源，运用权谋与策略，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整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亦是本书的重要旨趣。

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阶段，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节点。本书拟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角度，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的主体与客体置于同一历史场域，在对诸多一手资料进行比较、鉴别的基础上，梳理彼时的中央政府在多重困境下进行政权整合的努力。同时兼顾地方实力派的视角，分析其对中央政权整合的多元因应。

二 学术回顾与研究现状

数量众多、种类庞杂的地方实力派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其20世纪30年代“安内”的主要对象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如何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长期以来即为学界关注，相关著述颇丰。本节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做一梳理。

关于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关系的学术研究，严格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国民党政权的派系史研究也开始起步。比如80年代初南京大学主持的“蒋介石研究”课题，云南、四川、贵州等西南数省史学界成立的“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无论是军阀史研究，还是蒋介石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学界对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建立了一整套解释体系，谢本书、牛鸿宾合著的《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郭绪印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其他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综合性的述评，虽各有的一定的特色与创新，但大体上并未超过以上两书的解释体系。综合而言，相关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产生并贯穿其政权始终的原因。除了分析封建半封建的农业等经济因素，封建宗法制观念、封建家长制传统等思想文化因素外，还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即外部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分裂剥削政策”，内部长期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推行专制独裁统治，排斥异己，实行武治。[2]

其二，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取胜的原因。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应对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中，往往取得最后的胜利，其原因主要有帝国主义与江浙财阀的支持、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打着统一的旗号具有欺骗性等。其中着墨尤多的是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使用拉拢、分化、收买等种种权谋算计。

其三，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矛盾斗争的影响。相关研究一方面认识到双方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破坏，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强调这种矛盾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种种便利。这种便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派系斗争中相互揭露黑暗面，尤其是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性；第二，在军事上，双方的冲突与斗争使国民党无暇他顾，为红军与苏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第三，部分地方实力派为了在与南京中央对抗中求生存谋发展而重视经济与文教建设，客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某种程度的发展；第四，双方之间的斗争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3]

这一时期有关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整套解释体系及具体研究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是重理论体系。无论是对地方实力派产生的分析，还是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与地方实力派的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经济上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政治上强调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对蒋介石的扶持，强调蒋介石以及地方实力派的阶级背景、阶级动机等。这种研究注重用普遍联系与辩证的观点分析，提供了比较开阔的视野。无论是对普遍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是对本课题的研究而言，均具有重要启发。这种研究的不足在于由于强调理论，有时难免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的现象。

二是注重发掘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与中共革命的相关面。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比较充分地注意到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作为中共革命的背景对革命产生的种种影响，关注到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对中共革命的镇压，以及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斗争对革命的种种便利。其缺点是对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着重强调前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且主要是对中共的算计与考量，而未能将其置于20世纪30年代更为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去考察。

这一时期革命史观指导下有关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研究是这一课题研究的重要起点，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随着现代化史观、国家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等新史观的相继提出，相关研究渐趋多元与深入。人们逐渐将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从纵向上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与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横向上置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去考察。把整合的主体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的对象地方实力派放在同一历史场域中讨论，在对双方关联互动的史实进行考证与梳理中，再现多元复杂的历史本相。大约与此同时，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逐渐公开，获取也日趋便利，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

关于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互动的性质与作用，与传统的建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削弱异己统一说不同的是，梁平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为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斗争，“其性质说到底是一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也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是进步与反进步的斗争”，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待这场斗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4]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将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置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进行总结，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探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解决，[5]对地方实力派的反蒋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建设亦有更加多元化的看法。陈钊分析了1931年甘肃雷（中田）马（文车）事变中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的博弈指出，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是抗战前央地关系的重要特点。[6]杨树标、杨发祥在对冯玉祥与蒋介石关系的个案考察中对冯玉祥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反蒋有批判性的看法，认为其反蒋缺乏鲜明的政治主张，是军阀思想所致。[7]北伐战争前后冯玉祥的西北军虽是足以与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相匹敌的军事存在，但并没有比较固定的地盘并长期经营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拥有十分固定的地盘，并得以长期经营。这种经营是地方割据的资本、对抗中央的砝码，还是对国家统一亦有有利的一面？陈征平的研究注意到龙云具有追随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完成统一的一面。[8]段金生、郭飞平对龙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认为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地方实力派表面上与中央政治权威存在冲突，但根本政治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及其地方的实践“也是民族国家构筑过程中的有益探索”。[9]刘文楠指出，山西省的经营与建设不单纯是为了提高地方实力，以增加与中央对抗的砝码，亦具有国家整体观念的考量。[10]

对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与地方实力派进行种种博弈，近年的研究尤为关注，并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果，以下择其要者做一介绍。

国民政府时期，中日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多次发生局部战争。中苏之间亦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发生过中东路事件之类的军事冲突。一方面，这些对外交涉与抗争，构成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互动的重要场域；另一方面，对中日、中苏关系的种种考量又成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因素。中东路事件是1929年国民政府欲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路而引发的中苏军事冲突。杨奎松对中东路事件中的蒋介石与东北实力派张学良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蒋介石面对内部强大的挑战，为了获取张学良的支持，从最初要求张学良对苏强硬到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内部未能有效整合统一是这场革命外交没有获取理想结果的主要原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为了吞并中国东北蓄意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也是其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对于不抵抗的态度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界最初认为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后又有学者指出并没有直接史料证明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际下过不抵抗的命令。对此，俞辛焞指出，蒋介石与张学良基本态度相同，不抵抗的原因亦有相似之处。张学良是自觉自主奉行不抵抗政策。作为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尚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抵御蒋介石的实力及脾性。如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可以不奉行蒋介石的命令而奋起抵抗日军。不能把不抵抗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11]范德伟、庄兴成认为聚焦于不抵抗的责任之争，固有其意义，却简化了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实际上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有明显的区别：蒋介石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学良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介石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学良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等待全国抗战。[12]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分裂与混乱状态不仅体现在地方实力派自行其是、自成独立王国，也反映在地方内部同样矛盾重重、冲突不断。1932年，广东、山东、四川、贵州等省地方实力派内部接连发生军事冲突。黄伟通过对山东韩（复榘）刘（珍年）之争的考察，认为外患的深重以及民众与舆论对抗日御侮的诉求是影响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处理韩刘之争的重要因素。[13]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大局已定之际，对长期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下的西北诸省进行巡视。潘晓霞的研究指出蒋介石此举包含“安内攘外”的诸多意图，既有拉拢地方实力派的一面，也有对日军事抵抗的一面，同时亦不排除对日苏关系的多种可能性。[14]黄天华对国民政府统一四川的进程进行了系列研究，将国民政府对四川的整合纳入对日抗战准备的框架下进行考察。[15]绥远抗战是1936年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主导下晋绥地方当局进行的最后一次局部抗战，是走向全面抗战的重要转折点。杨奎松的研究揭示出蒋介石始终主导绥远抗战，但晋绥地方实力派顾忌日本报复而引来灭顶之灾，并不完全认同蒋介石的抗战主张，使绥远抗战中途停止，反映出直至全面抗战前夕，蒋介石也无力左右晋绥地方实力派。[16]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政权建设、内部整合过程中，同时面临着地方实力派与中共的两大强力挑战。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剿共”在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长期以来流行着两个说法：一是“一石二鸟”之计；二是“放水”红军长征整合四川等省。新近学界尤其关注“放水”红军长征说。黄道炫认为1934年红军西撤之际，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集团以及与南京保持半独立局面的两广对中共的策略和态度实际上决定着红军的命运。由于蒋介石与粤方的长期纠葛，两广方面没有全力堵截，蒋介石一方在“围剿”布局中，有意弱化西南方向的防御，逼中共突围。意指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后期有意“放水”红军。[17]郭昌文根据“剿共”前线将领罗卓英建议“剿共”应“驱其离巢”“远处张网”并得到蒋介石认可这一情况，判断虽然蒋介石有逼迫中共离开苏区的意图与实际的运作，但主要出于加快“剿共”进程的考量，并非对西南的有意布局。[18]卢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证与阐释，指出“放水”说只见“驱其离巢”，未见“远处张网”，有失偏颇。[19]杨奎松认为“围剿”布局中西线薄弱与当时的地缘政治、政治生态有关，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蒋介石对地处红军西撤要冲的湖南与广东实力派并不能指挥如意，但还是尽可能地要求两地加强防御与部署。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西南防线薄弱是蒋介石有意布局的结果。“围剿”最后时刻的西北之行并不影响江西“剿共”。据此，杨奎松实际上既不认同“放水”说，也不认为蒋介石实施过“驱其离巢”“远处张网”的策略。[20]

国民政府尤其是蒋介石在处理地方实力派问题上如何借助中央政权掌握的种种资源，运用各种权谋与策略，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郑率分析了蒋介石在1928年统一前后的政治运筹，认为蒋介石在外交方面颇为成功，避免了日本对统一的干扰，但在军事善后过程中急功近利，缺少利益调整与政治妥协，以致失去真正统一的良机，是政治败笔。[21]曾业英对1929年蒋桂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前、战争将发未发之际、战争爆发后三个阶段不同的军事谋略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是为数不多的从军事学角度以个案为例分析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谋略的研究。[22]王才友则对蒋介石整合地方派系军队的策略与方式进行了考察，通过对国民政府初期新五师整编的个案研究，揭示出蒋介石试图以黄埔毕业生为主体的政工系统对杂牌军进行“思想”“组织”上的改造，但整体上并不成功。[23]

近年来的研究比较关注蒋介石前后策略的演变，显示出研究的新动向。陈红民等人通过分析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问题上对西南的妥协，指出蒋介石对待国民党内的反对派统治方式上的变化，显示出蒋介石在掌握充足的权力与资源后，处理包括地方实力派在内的矛盾时不再强弓硬拉，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信与容忍度。[24]陈红民、罗树丽对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整合四川，将其真正纳入国民政府主导的大后方，亲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进行了考察，指出蒋介石在处理四川地方实力派问题过程中，在最终目标上坚持原则，在方法上较为灵活柔性，甚至妥协退让。至于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兼任省主席既反映了蒋介石无法把握大局，不会培养与使用干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视角看，也从深层次反映出落后国家的社会组织结构不健全。[25]20世纪30年代，两个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而成的西南半独立局面是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进行内部整合、国家统一的重要阻力。罗敏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比较全面地揭示出整合过程中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在此基础上揭示出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转型，从动态变迁的角度反映历史人物的成长与局限。[26]刘文楠在对蒋介石与晋绥实力派互动过程的考察中，亦注意到蒋介石策略的变化，并认为其策略变化是在与地方实力派的双向互动中才得以实现的。[27]

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是否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建设，亦为一些学者所关注。李宝明认为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或借重东北军，或分化晋绥军内部，用种种方法削弱并控制晋绥军，并未建立起一套制度规范来整合地方实力派。[28]李宜春、郭宗业认为国民政府在整合地方实力派过程中存在制度缺陷。[29]刘文楠注意到蒋介石试图将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制度化的框架之中。[30]

国民政府为什么未能完全实现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完成建立统一国家的历史任务？对此，学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邓正兵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对广东地方实力派进行了考察，以“地方主义”描述、归纳广东地方实力派的行为，认为政治性与军事化兼备、建设性与破坏性并存、与派系斗争共生互动、离心倾向与向心倾向同在，地方主义是国民政府未能完全整合地方实力派、实现真正统一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在外部刺激与国内新兴阶级、阶层的推动下，有利于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不断滋长；另一方面，传统中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因素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肖自力的研究显示出带有宗法烙印的派系意识是十九路军从拥蒋转向反蒋的重要因素，使十九路军未能从拥蒋部队转化为蒋的部队。邓正兵与肖自力的研究对于从地方实力派方面理解国民政府为何未能真正整合地方实力派颇有启示。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地方实力派过程中，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统一的程度与进程。杨奎松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在军阀割据之下，由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要想再统一，需要政治强人，需要借重枪杆子的力量削平异己，再建集权政府。[31]高华认为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崩溃，使得建立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及伦理规范之间高度整合基础上的传统政治共同体被打破，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创建需要创立一种有机地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制度机制。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创立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认同的政治制度，最终未能完成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32]许纪霖从全能主义政治的角度解读国民政府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成败。“全能主义政治是一种政治系统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层面和每一阶层的政治制度”，许纪霖认为，在近代国家衰败和政治分裂的背景下，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共同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以克服民国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在这两大方面国民政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国民政府实现了北洋政府一直没有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转移，又通过军事和政治两手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但是国民政府的全能主义政治在权力的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同时犯了错误。在整合地方上，偏重于收缴权力，而不注意决策的分层化。国民政府虽然形成了文本上的制度化规范，但权力运作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因人而异的“习惯法”。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既不能向现代法理型政党转型，又丧失了“革命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这使其最终失去了领导现代化的功能。[33]高华与许纪霖等的研究是从整体上讨论国民党整合的得失、建构政治共同体的成败，对理解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也颇具启发性。

台湾地区关于蒋介石与国民党内的各个地方实力派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可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探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的研究。吕芳上充分运用蒋介石档案，基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考察了蒋介石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的关系。[34]张瑞德对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地方实力派中央化的影响。[35]二是以研究地方实力派为主，兼及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及蒋介石的互动关系。陈能较早以地方主义理论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研究，涉及四川、广西、山西三个典型的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关系。[36]吴振汉系统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实力派的派系意识。[37]陈进金透过国民政府初期中原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检讨了武力整合的利弊，结论平实客观。[38]杨维真系统梳理了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龙云与南京中央从合作到决裂的全过程，无论是史实建构还是分析评判，均颇见功力。[39]

除了研究著述外，台湾地区学界还编辑出版了众多具有颇高价值的史料，为研究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提供了史料基础。本书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共8卷12册，其中引用了不少蒋介石日记。（2）秦孝仪、罗家伦等主编《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等）。（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续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4）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该书比较全面地收录了1911年以后蒋介石的专著、文告、书告、谈话、演讲以及部分函电等，凡40卷，共计1500万字。（5）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2003年后陆续出版），该资料集系辑录相关函电、令告、讲词，以及节抄蒋介石日记、文稿编撰而成。“国史馆”编辑出版的蒋介石档案还有《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2002年后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五记》（系《困勉记》《游记》《学记》《醒克记》《爱记》合称，2011年后陆续出版）等。（6）以“国史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为主编纂而成的《国民政府军政组织史料》（含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等，共计4册，1995）。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国民政府诸多党政要人的日记、访谈录、口述史料、回忆录等资料。[40]

日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有关蒋介石的传记。如军方背景的石丸藤太的《蒋介石传》，描述了蒋介石的统一进程，关注蒋介石的统一策略。[41]日本的《产经新闻》从1974年8月15日开始长期刊载《蒋介石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证言》。该书搜集的资料包含官方机构的机密档案以及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在相关档案与日记尚未公开的背景下，有很高的史料价值。[42]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动向。1978年刊行了7卷本的《中国近现代史讲座》，其中第5卷《中国革命的展开》反映了日本学界重新重视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历史作用的新动向。[43]此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西村成雄认为，在20世纪中国政治史研究中，需要进行历史观的切换，即需要转向“国家”本位，从“国家史”角度开展研究。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の政治空间——「中华民族の国民国家」の的凝集力』一书即是其“国家史观”的代表作。该书“通过把国民党西南党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设立，和两者同南京中央的政治关系的相互对照，来把握1930年代前半期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治关系的实际状态。由此阐明国民党国家形成的特质”。[44]今井骏对抗战时期西康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的考察是日本史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45]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日本史学界对查询利用这些资料开展学术研究亦颇感兴趣，但涉及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研究成果较少。[46]

欧美中国史学界也有不少著述涉及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关系问题。大体而言，这一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主体的有关全国性政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争论的焦点是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为什么不能完全整合地方实力派，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根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西方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未能完成中国统一和中央集权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乃是由于军阀主义——脱离中央政府或中央指挥的独立军事头目”，“除非首先获得军事统一（所有武装部队由中央控制），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统一的国家，而蒋介石的策略，则是逐渐加强中央的权力，消灭割据一方的地方部队，以达成这种目的”。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完成统一的策略存在截然矛盾的看法，一部分学者肯定蒋介石当时所采用的整合方式，“联合势力、操纵派别和派系并使其彼此对抗等方法，虽然进度缓慢却很成功，在当时的历史情势和政治环境中，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手段”；另一些学者认为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未能真正完成统一的原因恰恰在于其整合的方式方法。[47]柯博文的研究注意到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整合内部完成统一过程中日本因素的客观积极面，对于更为全面地认识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过程中的外国因素颇有启发。[48]二是关于地方实力派的研究，基本上都涉及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代表性的成果有唐纳德·G.基林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研究、J.C.S.霍尔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研究、罗伯特·A.柯白对四川地方实力派的研究、詹姆斯·E.薛立敦对西北军系冯玉祥的研究和戴安娜·拉里对广西地方实力派的研究。[49]近年来欧美学界相关研究颇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所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该书设置专章讨论“南京年代”，但其讨论的重点是蒋介石对中共及日本的策略，对其整合地方实力派着墨不多。[50]

三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本书的主题是“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1928～1937）”，以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行为（制度、策略）、特点、成效为研究内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民政府，关注的是政府行为。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是在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体制之下，在法理上国民党全面垄断政权。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国民党内依靠军权崛起的蒋介石在训政体制的框架下拥有特殊的地位。国民政府对掌握着一定数量军队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整合，其主要方面与军事密切相关，即使在政治斡旋的背后，也离不开军事的后盾。在训政框架下的党国体制中，在党政方面蒋介石的权力或有所限，但在军事领域，在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问题上，掌控军权的蒋介石基本上据有主导性地位。故本书在分析国民政府行为时，较多以蒋介石的行为为主进行分析考察。当然，国民政府中的其他党国要人甚至是地方实力派，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影响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行为，本书对此亦予以关注。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内部四分五裂，各种政治力量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持续不断的文攻武斗。何种政权代表国家以及谁代表南京中央政权均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影响甚深。本书中所称“南京中央”“中央政权”，以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主要是从得到一般国际承认这一角度使用的。本书所指的“地方实力派”虽然常为学者使用，但具体概念并不一致。本书在第一章第一节对“地方实力派”有比较具体的分析与界定。

回顾国民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学术史，不难发现存在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通史”，这里“通”主要不是时间上的贯通，是覆盖面上的贯通，即包含所有地方实力派在内。这类著述对国民政府与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进行通识性与宏观性描述，侧重事件经纬。郭绪印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是代表性著作。张明金、刘立勤主编《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解放军出版社，2008）也属于这方面作品，其所指的军阀并不局限于国民政府时期。第二种是“专史”，主要是指国民政府与某个地方实力派或某个和地方实力派相关的事件的应对，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个案研究。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和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著述。这一种是主要的研究“范式”。本书试图综合两种研究“范式”，一方面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典型的地方实力派、典型的事件），个案选择基本上含括大多数地方实力派，含括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事件；另一方面亦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与分析。

基于以上考量，本书除绪论外，主要分为九章。

第一章，影响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因素。除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界定、分类外，主要探讨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影响因素，包括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客观环境主要包括外国因素、中共因素等；主观因素指国民政府的内部政治生态，主导国民政府地方实力派策略的蒋介石的个人经验、性格特征、政治品格等。

第二章，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制度整合。就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本身而言，其主要面临三大问题：如何安插地方实力派领袖、如何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该章主要探讨国民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化层面的实践。

第三章至第八章主要讨论国民政府因应时局与环境的变化，对不同的地方实力派采取的即时性的策略应对。

第三章，国民政府“借师围剿”的不同侧面。1930年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开始将政策重心转向“剿共”。在这场持续数年、波及中国广大地区的宏大战场上，蒋介石既直接指挥着中央军，也拥有相当数量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军队。对于蒋介石调动地方实力派军队参与“围剿”，长期以来一个习惯性的说法就是蒋介石借机削弱“异己”，在消灭中共的同时，打压地方实力派。对于地方实力派参与“剿共”的态度，多以抵制或顺应形势等词概括。然而，近年来公布的资料显示，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在“剿共”场域中的互动，其策略与态度充满了多样性与复杂性，并非“削弱异己”所能概括。第三章通过对1931年国民政府调原西北军孙连仲部赴赣、1932年调十九路军赴闽、1934年调晋系的李生达部赴赣等个案的考察与分析，展现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展现“剿共”在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中的作用。

第四章，蒋介石“放水”红军长征说考辨。1934年夏秋，南京方面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是否为了解决当时颇为棘手的两广以及为了经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而有意“放水”红军，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话题。学界对蒋介石是否“放水”红军长征亦有不同看法。笔者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由于两广对蒋方军队在其边界及毗连区域的一举一动十分敏感，蒋介石在西南方向增兵防堵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在此背景下，为防范红军西撤，蒋介石严令西路军和南路军构筑碉堡，建立纵深防线几乎是唯一能做的。第二，蒋介石在“凡可以增益剿匪效率者，自不妨尽量运用”的指导下，接受了另一个大胆的计划，即与其进攻苏区处处攻坚，损失惨重，不如在红军离开苏区的过程中予以歼灭。

第五章，国民政府对两广实力派的整合。两广即广东与广西两地之合称。1932年后两广实力派与胡汉民等元老派结合，依托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构，形成喧嚣一时的西南半独立局面。两广成为30年代国民政府谋求统一、整合内部的重要阻力。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整合两广过程中，诸种权谋并用，较能反映其整合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特征。故两广是探讨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策略难以回避的个案。又因如此，有关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与两广实力派关系的相关研究颇为学界所关注，相关成果较为丰硕。本书主要从既往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面相、较少使用的资料层面进行分析探讨。

第六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地方军事冲突的应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不统一状态不仅体现在地方实力派自行其是、自成独立王国，还体现在各地方实力派内部存在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派系之争。尤其在1932年以后，地方内争接连发生。该章通过国民政府处理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之争、贵州王家烈与犹国才之争、四川刘湘与刘文辉之争三个典型个案，探讨国民政府应对地方军事冲突的主要策略与基本逻辑。

第七章，国民政府对川黔政局的改造。川黔两省是国民政府时期典型的由地方实力派掌控的省域。1935年后，国民政府在西南“追剿”情境下开始对川黔两省进行整合。该章主要分析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如何将川黔两省问题与“安内攘外”的全局进行整体性考量，其整合的理念、策略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八章，蒋介石与何成濬的亲疏之变。国民政府时期，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序列中，既有黄埔嫡系，亦有准嫡系与收编的各种杂牌军。其中，何成濬有“杂牌军领袖”之称。该章通过分析蒋介石与何成濬之间的亲疏变化，进一步阐释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复杂多元的面相。

第九章，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特点、成效与局限。在前面各章梳理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制度整合与即时因应的基础上，进行总结与概括，分析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特点成效与局限，以及这一时期对地方实力派整合的经历或经验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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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第108页。

[2]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4～6页。

[3] 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第15～18页。

[4] 梁平：《论蒋介石的“削藩”》，《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5] 刘文楠：《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史学界对1932～1937年民国政治史的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 陈钊：《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民国档案》2009年第3期。

[7] 杨树标、杨发祥：《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 陈征平：《近代民族主义与龙云地方“独立”政权》，《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9] 段金生、郭飞平：《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0] 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史林》2015年第5期。

[11] 俞辛焞：《“九一八”事变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12] 范德伟、庄兴成：《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3] 黄伟：《论1932年山东“韩刘冲突”的制约因素》，《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14] 潘晓霞：《1934年蒋介石西北之行》，《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15] 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蒋介石与川政统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从“偏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4期；《“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

[16] 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

[17] 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8] 郭昌文：《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策略研究（1928～1936）：以“剿共”为主要视角》，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第149～157页。

[19] 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20] 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史林》2017年第1期。

[21] 郑率：《蒋介石1928年统一前后政治运筹评议》，《史学集刊》2003年第5期。

[22] 曾业英：《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3] 王才友：《“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五师的整编（1927～1931）》，《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

[24] 陈红民、张玲、郭昌文：《冲突与折衷：国民党五全大会延期召开原因探讨》，《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

[25] 陈红民、罗树丽：《抗战期间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4期。

[26] 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矛盾政策”中寻找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转型——以1930年代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处置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4期。另见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

[27] 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史林》2015年第5期。

[28] 李宝明：《蒋介石与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学术探索》2004年第11期。

[29] 李宜春、郭宗业：《建设缺陷与国民党派系斗争》，《理论建设》2008年第1期。

[30] 刘文楠：《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蒋介石与晋绥地方实力派的博弈（1931～1934）》，《史林》2015年第5期。

[31] 刘永华等：《社会经济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32] 高华：《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11～13页。

[33] 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9～15页。

[34] 吕芳上：《抗战前的中央与地方——以蒋介石先生与广东陈济棠关系为例（1929～1936）》，《近代中国》总第144辑，2001年。

[35]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36] 陈能：《北伐后中国地方主义的发展：1926～1937年的四川、广西和山西》，《中国现代史论集》第7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

[37]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38]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2000。

[39] 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

[40] 民国要人日记主要有《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口述史料主要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口述历史期刊》，其中第7期是“地方军系与民国政局”专刊，涉及刘景健述冯玉祥和贺国光与川康鄂等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胡宗铎与新桂系的兴起、龚浩与唐生智的崛起与没落、李文彬与滇粤军渊源、张廷谔与北方地方实力派错综复杂的关系、余汉谋与粤军、张乔龄与川皖地方实力派等。此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出版了一系列访谈录。与本书相关的主要有贾廷诗等访问纪录《白崇禧访问纪录》（198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1990）；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1991）；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1991）；沈云龙访问，谢文孙纪录《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1997）；等等。此外《传记文学》刊载了众多回忆录资料。

[41] 〔日〕石丸藤太：《蒋介石传》，上海启明书局，1937。

[42]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对外公开后，日本学者川岛真对比《蒋介石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证言》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后指出，总体说来，《蒋介石秘录》引用的蒋介石日记，大部分与手稿本一致，“可以说是日记的第四个副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三个副本分别是毛思诚编《日记类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王正华等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见〔日〕川岛真《再论日市产经新闻之蒋介石秘录的史料价值——与蒋介石日记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会议论文，2008。

[43] 〔日〕并木赖寿：《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日本学论坛》1999年第3期。

[44] 西村成雄『20世纪中国の政治空间——「中华民族の国民国家」の凝集力』青木書店、2004。对西村成雄观点的介绍转引自陈红民《胡汉民·西南政权与广东实力派（1932～1936）》，《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5] 今井駿「刘文輝の西康省経営と蔣介石——大后方在統一戦線の一个側面」石鳥紀之·久保亨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46] 参见黄克武《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7] 〔美〕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先生》，“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1986。

[48]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9] 唐纳德·G.基林：《山西军阀阎锡山（1911～1949）》，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澳〕J.C.S.霍尔：《云南省的派系（1927～1937）》，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6；〔美〕罗伯特·A.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丘权政、陈昌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加〕戴安娜·拉里：《中国政坛上的桂系》，陈仲丹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50] 〔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