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大学法律评论（第三辑）
- 陈锐主编
- 8415字
- 2021-04-23 18:04:52
六 美国大陪审团制度面临的挑战
在美国，大陪审团制度有着辉煌的历史，也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但繁华过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批评和指责，如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过度依赖检察官，等等。美国的大陪审团没有像英国的一样在类似的质疑声中成为历史，却也仍然困境重重。
（一）大陪审团制度已无往日辉煌
了解美国大陪审团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产生于北美殖民地时期，在当时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保护当地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有崇高的声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陪审团制度被写进美国宪法，继续充当民众的“自由堡垒”。但今天的美国大多数人，甚至那些自认为对政府和政府活动极为了解的人，对大陪审团也知之甚少。他们也许知道大陪审团的存在，但基本上都不大了解大陪审团的角色、功能和历史目的。由于大陪审团的保密性，媒体较少报道大陪审团的活动信息，电影和电视业几乎完全忽略它的存在。很显然，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并有进一步没落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使用大陪审团的州在逐渐减少。在美国建国之初，不仅仅是联邦系统，美国所有的50个州都确立了大陪审团制度。但各州的大陪审团制度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被改变，或被废除。其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立法明确授权州议会废除或修改大陪审团制度；[81]第二类，只有一个州，即宾夕法尼亚州授权法院决定是否使用起诉型大陪审团，有趣的是，每个经授权的宾夕法尼亚法院都行使过这种权力；[82]第三类，或明确禁止废除大陪审团，或者与联邦宪法保持一致，要求在特定犯罪中以起诉书提出指控。[83]目前，美国继续保留大陪审团的州已不足一半，哥伦比亚特区作为联邦的一部分，自然也适用联邦宪法的规定。[84]
第二，大陪审团的功能严重萎缩。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大陪审团的职权主要集中在三大块：审查检察官的指控是否有合理根据，对犯罪或非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后签署调查报告，监督公共事务。从美国全国来看，大陪审团依然还在行使着上述三项职能，但具体到联邦或各州，情况则不乐观。以联邦为例，审查起诉从一开始就是联邦大陪审团的主要职能，现在也没有大的改变；调查职能，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唯一经立法授权享有调查职能的是“专门大陪审团”，其只能调查犯罪行为，对民事或其他非罪行为则没有调查权；[85]监督公共事务的职能，在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通过后被废除。各州的情况则更糟糕，大陪审团调查和监督公共事务的职能得到了不同形式的保留，但被取消和修改的情形也很多，剩下的起诉职能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有些州则干脆废除了起诉型大陪审团，比如说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86]
（二）大陪审团制度饱受民众质疑
大陪审团是刑事司法体系中一个颇受争议的组织，在美国仅有不到一半的州使用，在联邦系统也只能是勉强维持。两个世纪以来，大陪审团制度一直因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过度依赖检察官等问题受到民众的质疑。在当下的美国，即便是大陪审团的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1.成本高昂
自边沁以来的批评家都认为，无论大陪审团能带来什么利益，其成本支出都过高。[87]20世纪初，在美国国会对大陪审团功效的辩论中，一些议员坚持认为，维持大陪审团运转花费巨大，大陪审团应当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使用。[88]在他们看来，政府要为大陪审团提供用房，常设于法院内的大陪审团用房还会产生照明、取暖等费用；法院要给予大陪审员一定的报酬；执法官或其他保安可能需要专门为大陪审员提供保护；通知和挑选大陪审员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批评大陪审团制度的人士甚至认为，即使大陪审团的花费并不十分突出，效率低下、严重依赖检察官的大陪审团也不值得任何投入。[89]针对大陪审团成本支出的批评在美国至今仍很流行。
2.效率低下
除了成本问题，美国民众还指责大陪审团效率低下。首先，大陪审团都由普通的民众组成，事先要经过一定的召集和选拔程序。其次，大陪审团成员一般并不熟悉法律，也没有法律实务经验，需要在检察官的指导下询问证人、调取物证，弄清一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问题往往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大陪审团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调查结束后需要进行评议，投票决定检察官的起诉是否有合理根据，有时可能难以很快达成多数意见。因此，作为一个起诉机构，大陪审团的工作效率显然不如专业的检察官。
3.过度依赖检察官
另一个常见的对大陪审团的批评，是大陪审团过分依赖检察官，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从而沦为检察官指控犯罪的工具。在美国，流行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有合理根据相信火腿三明治实施了犯罪，大陪审团会对火腿三明治起诉。”[90]批评大陪审团的民众也会指出：“大陪审团程序只是为检察官签盖图章。检察官掌握大陪审团听证程序，而且只评议几秒钟，似乎大陪审团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独立的证据审查。”[91]“大陪审团程序的功能经常就像同意检察官决定的‘橡皮图章’一样，在联邦系统，大陪审团拒绝指控的不到所有案件的1%。”[92]
在理论上，大陪审团限制了检察官的起诉权，但实践中大陪审团几乎完全沦为检察官的傀儡，常常为检察官所左右。如果了解大陪审团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情况，就会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几乎是必然。首先，大陪审团的制度设计是，大陪审团只审查检察官提交的证据，只听取检察官单方面的陈述，被调查对象无权出席大陪审团会议作证，更不能向大陪审团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样一来，大陪审团成员自然就容易听信检察官的建议批准起诉书。其次，美国的刑法和程序法都非常复杂，大陪审员们经常需要理解并适用晦涩难懂、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规定，这对于来自普通民众的大陪审员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他们常常借助于检察官对法律的解释，并形成严重依赖。[93]最后，检察官常常会和大陪审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和谐关系导致大陪审员在审查检察官指控的合理性时，更愿意去选择支持检察官的提议。[94]
4.累赘
现代刑事司法体系配备了专业性的检察官、职业的法官、遍布全国的律师以及负责监督的新闻媒体，大陪审团继续在其中扮演老式“过滤器”的角色，经常会被认为是多余的。[95]大陪审团制度早期，美国实际上还没有专业的检察官，[96]遇有犯罪行为，被害人只能自己提出指控，经大陪审团同意后，案件才可以由法院来审判，大陪审团事实上被赋予指控的决定权。[97]这样做，自然有助于防止被害人滥用手中的指控权。而且，警察部门的缺失，意味着大陪审团在查明犯罪方面要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还有，那个年代不可能免费获得律师的帮助，这意味着大陪审团是许多被调查对象可能获得的唯一保护。[98]而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这些功能由检察官、警察及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担负。而且，在不由大陪审团起诉的情况下，法官也要对重罪案件进行预审，以判断检察官的起诉是否有合理根据。于是，有观点认为，大陪审团已无必要继续扮演这些已由现代司法机构扮演的角色。
（三）大陪审团制度独特的历史传统正在悄然改变
大陪审团制度自17世纪初由英国传入北美大陆，历经数百年。其间，大陪审团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如秘密性、非对抗性等，这些传统至今仍然在大陪审团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大陪审团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民众的质疑，都要求大陪审团制度做出相应的改变。如今，这些改变正在美国悄然发生。
1.“秘密性”特征——松动
秘密性一直是大陪审团程序的明确特征，大陪审团会议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参与大陪审团程序的大陪审员、检察官、检察官助手或其他相关人员不得泄露大陪审团的工作内容，否则会被判藐视法庭罪。应当肯定，秘密性对维护大陪审团的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秘密之下的大陪审团，完全脱离了外界的监督，为检察官和大陪审员滥用权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直接导致民众对大陪审团决定的合法性产生怀疑。近年来，美国的许多学者呼吁改革大陪审团制度，认为透明的刑事程序才能确保司法的公平和正义。著名学者John Gibeaut写道：“虽然大陪审团会依靠保密性来有效运作，但该保密性也意味着包括律师在内的美国人，很少能真正知道在那扇紧闭的门内到底发生了什么”。[99]
2001年10月26日，美国《爱国者法案》的颁布改变了大陪审团长期以来的“保密”传统，国家安全成为“秘密”原则下新的例外。《爱国者法案》直接修改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6条（e）款的规定，允许大陪审团将包括“外国情报或反间谍情报……或外国情报资料在内的信息，向联邦执法官员、情报人员、移民局官员、国防部官员或国家安全官员披露”。[100]该法案不仅改变了大陪审团的保密传统，还删去了之前要求检察官将其所披露的信息告知法院且限制检察官运用该信息的规定。实际上，《爱国者法案》本身的用语，如“外国情报资料”的提法，已经引起了法律学者的关注：在如此宽泛的定义下，该资料的性质没能受到合理的限制。[101]
《爱国者法案》的规定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被尊崇和保护了数个世纪”的大陪审团保密性传统，现在还无从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陪审团的保密性特征已然在松动。
2.“非对抗性”特征——弱化
大陪审团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调查程序机构，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对抗性。但在“非对抗性”的程序设计下，大陪审团只听取检察官的建议，调查检察官提交的证据，被调查对象不仅不会被告知其被调查对象的身份，而且不能出席大陪审团会议作证，也无权向大陪审团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再联想到大陪审团几乎完全被检察官操纵的现实，被调查对象的处境怎能不令人担忧，而这种担忧在美国民众的心中可以说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美国，虽然那些要求废除大陪审团的人没有如愿，大陪审团制度的根本地位没有被动摇，但要求改革大陪审团的呼声一直都很强烈。其中，有很多建议是关乎强化大陪审团程序的对抗性的。如1976年，美国第94届国会审查的一个议案，内容就包括：……（3）批准大陪审团雇佣“专门律师”，在检察官拒绝签名时他可在起诉书上签名；（4）辩护律师有出席大陪审团评议室的权利；并且（5）要求检察官提起指控时将辩解证据提交大陪审团。[102]1978年、1985年、1987年，美国国会相继进行了多次大陪审团改革的尝试。其中，1985年大陪审团要改革的内容包括：大陪审团证人在大陪审团会议室中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检察官需要向大陪审团同时提交辩解证据；检察官需要告知证人他们是否为被调查对象、所调查犯罪的性质，以及调查所适用的法律；等等。[103]1987年有关大陪审团改革议案的内容明显要比1985年少，但也同样规定了大陪审团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104]遗憾的是，以上有关大陪审团程序改革的议案最终都没能顺利通过，不过，立法要求加强大陪审团程序对抗性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某些州，立法要求检察官向大陪审团提交对被调查对象有利和不利的全部证据，如加利福尼亚州。该州于1997年通过一项议案，要求检察官在大陪审团程序中，将其掌握的对被调查对象有利的证据提交给大陪审团。[105]
此外，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伦理实践指南》、《职业行为规范准则》和《刑事司法标准》等相关行业准则也要求检察官向大陪审员提交“实质证据”且不能“故意地不向大陪审团披露那些明显对被调查对象有利的证据”。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大陪审团的“非对抗性”特征正在被弱化，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障有所加强。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陪审团的历史传统还会继续改变。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陪审团的命运历经风雨。世界上最初使用大陪审团的几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相继废除了本国的大陪审团制度。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尚在使用大陪审团的国家，这其中自然有其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和自由的社会，大陪审团制度在美国虽面临挑战，但作为“自由的堡垒”、世界的“灯塔”，终将会持续存在下去。
Yesterday Brilliant：The American Grand Jury System in the Decline
Gao Yifei Wang Jinjian
Abstract：The American Grand Jury System from the United Kingdom，known as the “bastion of freedom”，has hundreds of years history.As part of the US justice system，the grand jury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prosecution，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ublic affairs functions of the crime for many years，therefore，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indicting grand jury，the indicting grand jury and the civil grand jury.The grand jury emphasized that the personnel structure should be “fairness” and “diversity”，but does not require the constant number of composition，nor limit the times that the jurors to be replaced.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tradition，the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the grand jury are unique，showing a “confidential” and “informal” feature.Grand jury is still maintained the property of investigation，limiting the right of the respondents severely，and the trial program has significant limitations.Things have changed，the grand ju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no longer its former glory，and it suffers from the people's questioning，even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tradition is changing.Even so，at the time of advocating freedom，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the grand jury system still has a reason to continue.
Keywords：American Grand Jury；Types and Functions；Operation and Proceedings
[1]高一飞，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金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7年度司法部重点课题“优化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研究”（17SFB1006）、2017年度重庆市“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司法思想研究”、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看守所法立法研究”（立项号[18BFX078]）的阶段性成果。
[2]参见杨玉生《美国迈克尔·布朗案全景透视》，http：//www.dffyw.com/faxuejieti/zh/201412/3763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6月10日。
[3]宋英辉、孙长永、朴宗根等：《外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2页。
[4]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还在继续使用大陪审团的国家。其他国家，如英国，虽然是大陪审团制度的发源地，但1933年的《司法管理法》通过后，大陪审团制度正式被废除。在加拿大，1749年大陪审团作为英国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开始传入新斯科舍、魁北克等省份，但好景不长，很多地区的大陪审团制度只维持了短短数十年。1984年，随着最后一个还在使用大陪审团的省份——新斯科舍省——宣布废除大陪审团制度，加拿大的大陪审团制度从此便告一段落。19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最早使用大陪审团，随后的1828年，新宪法实施，当地的大陪审团制度被迫中止；1837年，澳大利亚南部地区开始出现第一个大陪审团，但很快便于1852年被废除；1883年，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紧跟东部地区的步伐，废除了大陪审团制度。自此，大陪审团在澳大利亚也不复存在。
[5]Helene E.Schwartz，“Demythologizing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Grand Jury”，Am.Crim.L.Rev.，1972（10）：1.
[6]Helene E.Schwartz，“Demythologizing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Grand Jury”，Am.Crim.L.Rev.，1971（10）：701，703；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7.
[7]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7；Helene E.Schwartz，“Demythologizing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Grand Jury”，Am.Crim.L. Rev.，1972（10）：703.
[8]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年第3期。
[9]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8.
[10]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8.
[11]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年第3期。
[12]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7.
[13]Helene E.Schwartz，“Demythologizing the Historic Role of the Grand Jury”，Am.Crim.L.Rev.，1972（10）：703-704.
[14]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p.7-8.
[15]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8.
[16]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9.
[17]Leroy D.Clark，The Grand Jury：The Use and Abuse of Political Power，Harper Collins，1975，p.13.
[18]王禄生：《大陪审团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http：//lawyer.ruc.edu.cn/html/lvshijie/20150624/3880.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7月5日。
[19]王禄生、张昕：《转型中的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由弗格森枪击案谈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期。
[20]Susan M.Schiappa，“Preserving the Autonomy and Function of the Grand Jury：United States V. Williams”，Cath.U.L.Rev.，1993（30）：330.转引自潘侠《美国大陪审团功能问题再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21]Hurtado v.California，110 U.S.516，538 （1884）.
[22]王禄生、张昕：《转型中的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由弗格森枪击案谈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期。
[23]Kathryn E.White，“What Have You Done With My Lawyer：The Grand Jury Witness's Right to Consult With Counsel”，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1999（4）：3.
[24]甄贞、王丽：《美国大陪审团与人民监督员制度比较》，《人民检察》2007年第9期。
[25]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2.4.，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26]See Ariz.Rev.Stat.Ann.§ 21-422（B）（1990）（state grand juries）；Colo.Rev.Stat.§§ 13-73-101 to 13-73-102（1987）（multicounty and statewide grand juries）；Ga.Code Ann.§ 15-12-100（a）（1994）（special grand juries）；Ill.Ann.Stat.ch.725，para.215/2（Smith-Hurd Supp.1995）（statewide grand juries）；Miss.Code Ann.§ 13-7-7（1）（Supp.1995）（state grand juries）；Nev.Rev.Stat.Ann.§ 6.135（1）（Michie 1986）（special grand juries）；42 Pa.Cons.Stat.Ann.§ 4542 （1981）（multicounty grand juries）；R.I.Gen.Laws § 12-11.1-1 （1994）（statewide grand juries）；S.C.Code Ann.§ 14-7-1630（A）（Law.Co-op.Supp. 1994）（state grand juries）；Ky.R.Admin.P.§ 22（1）（special grand juries）.
[27]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28]See Ala.Code § 12-16-191 （1986）.
[29]Richard D.Younger，The People's Panel：The Grand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1634-1941，Brown Univ.press，1963，p.153.
[30]See CAL.PENAL CODE.§ 893（a）（1）（West 1985）.
[31]甄贞、王丽：《美国大陪审团与人民监督员制度比较》，《人民检察》2007年第9期。
[32]治风：《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江淮法治》2011年第4期。
[33]Glasser v.United States，315 U.S.60，86（1942）.
[34]Peters v.Kiff，407 U.S.493，500（1972）.
[35]Hobby v.United States，468 U.S.339，346（1984）.
[36]Rose v.Mitchell，443 U.S.545，557（1979）.
[37]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6.6.9（a），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38]See Ariz.Rev.Stat.Ann.§ 21-322（B）（1994）；Ga.Code Ann.§§ 15-12-61（a），15-12-100（b）（1994）；Ill.Ann.Stat.ch.705，para.305/16（1992）；Kan.Stat.Ann.§ 22-3001（3）（1988）；Haw.R.Penal P.6（f）.
[39]U.S.v.Lang，644 F.2d 1232，1234，1239 （7th Cir.1981）.
[40]See Fed.R.Crim.P.6（d）；U.S.v.Hansel，70 F.3d 6，8（2d Cir.1995）.
[41]See Fed.R.Crim.P.6（d）.
[42]See In re Sealed Case No.99-3091，192 F.3d 995，1001 （D.C.Cir.1999）.
[43]See In re Sealed Case No.99-3091，192 F.3d 995，1001 （D.C.Cir.1999）.
[44]Roger A.Fairfax，“Grand Jury Innovation：Toward a Functional Makeover of the Ancient Bulwark of Liberty”，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2010，p.339.
[45]Paul S.Diamond，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and Procedure （4th ed.），Cincinnati：Anderson Pub.，2001，p.286.
[46]该例外性规定系2011年9月11日美国《爱国者法案》通过后新增内容。
[47]Fed.R.Crim.P.6（e）（3）.
[48]U.S.v.Coughlan，842 F.2d 737，740 （4th-Cir.1988）；See e.g.，U.S.v.Rosenfield，780 F.2d 10，11（3d Cir.1985）.
[49]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6.6，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50]See e.g.，In re Standard Jury Instructions—Criminal Report No.90-2，575 So.2d 1276，1283 （Fla.1991）.
[51]See U.S.v.Provenzano，688 F.2d 194，202-03（3d Cir.1982）.
[52]See U.S.v.Overmyer，899 F.2d 457，465（6th Cir.1990）.
[53]See U.S.v.Leverage Funding Sys.，Inc.，637 F.2d 645，647（9th Cir.1980）.
[54]John Kinghorn，“The Growth of Grand Jury System”，Law Magazine And Quarterly Review，1881（6）：371-373；See also Michael E.Deutsch，“The Improper Use of the Federal Grand Jury：An Instrument for the Interment of Political Activists”，Joum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1984（75）：1163-1165.
[55]See U.S.v.Bland，458 F.2d 1，5 （5th Cir.1972）.
[56]See U.S.v.Navarro Vargas，408 F.3d 1184 （2005）.
[57]参见叶帆《为何密苏里州弗格森大陪审团不起诉威尔逊警官》，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yNzcxOQ==＆mid=201762530＆idx=1＆sn=eae8fcae9e5b671c2bd1f487e30bbafd＆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15日。
[58]叶帆：《为何密苏里州弗格森大陪审团不起诉威尔逊警官》，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yNzcxOQ==＆mid=201762530＆idx=1＆sn=eae8fcae9e5b671c2bd1f487e30bb afd＆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15日。
[59]See e.g.，United States v.R.Enterprises，Inc.，498 U.S.292，297-298 （1991）；United States v.Johnson，319 U.S.503，510 （1943）.
[60]截至2011年，一项针对美国所有使用大陪审团的23个州的非正式调查表明：大多数州不要求检察官向大陪审员提交辩解证据，明确要求提交辩解证据的州有9个，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犹他州。See Anna Offit，“Ethical Guidance for a Grander Jury”，Georgetown Journal of Legal Ethics，Summer，2011.
[61]142 U.S.547 （1892）.
[62]See United States v.Monia，317 U.S.424，427（1943）[Citing Counselman，142 U.S.at 562 （1892）].
[63]Elizabeth Silva and Rachel Spinogatti，“Twenty-Seventh Annual Review of Criminal Procedure：Ⅱ.Preliminary Proceedings，Grand Jury”，Geo.L.J.，1998（86）：1373，1388-90.
[64]该案中，门德被通知在毒品犯罪案件调查中向大陪审团作证。在初步陈述后，检察官问门德是否已与律师接触。门德回答他还未与律师接触，因为他没钱所以请不起律师。然后检察官做出如下提议：“好的，如果你想要一名律师，他也不能出现在这间房子里。他只能在外面。只要你喜欢，你可自由地与他交谈。现在，在我们讯问你的过程中，如果你想有一名律师在外面可与之交谈，告诉我们。”See 425 U.S.564 （1976）.
[65]See Mandujano，425 U.S.at 581.
[66]Amy Bushy Eager and Maria N.Nikiforos，“Twenty-Sixth Annual Review of Criminal Procedure：Grand Jury”，Geo.L.J.，1997（85）：1002，1020.
[67]Wayne R.LaFave and Jerold H.Israel，Criminal Procedure，West Pub.Company，1992，p.456.
[68]Wayne R.LaFave and Jerold H.Israel，Criminal Procedure，West Pub.Company，1992，p.455.
[69]See Kan.Stat.Ann.§ 22-3009（2）（1995）.
[70]Ariz.Rev.Stat.Ann.§ 21-412（West 1990 ＆ Supp.2000）.
[71]Colo.Rev.Stat.Ann.§ 16-5-204（4）（d）（Bradford 1986 ＆ Supp.1996）；see also Fla.Stat.Ann.§ 905.17（2）（West 2001）.
[72]Nev.Rev.Stat.Ann.172.239（2）（Michie 2001）.
[73]Wayne R.LaFave and Jerold H.Israel，Criminal Procedure，West Pub.Company，1992，p.455.
[74]Wayne R.LaFave and Jerold H.Israel，Criminal Procedure，West Pub.Company，1992，p.455.
[75]Susan W.Brenner，“Is the Grand Jury Worth Keeping？”，Judicature，1998（81）：190，198.
[76]Susan W.Brenner，“The Voice of the Community：A Case for Grand Jury Independence”，Va.J. Soc.Polly ＆ L.，1995（3）：125 ＆ 228.
[77]Susan W.Brenner，“The Voice of the Community：a Case for Grand Jury Independence”，Virginia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 the Law，1995（1）：83.
[78]See e.g.，Cal.Penal Code § 939.6 （West 1985）；Idaho Code § 19-1105（1987 ＆ Supp.1995）；La.Code Crim.Proc.Ann.art.442（West 1991）.
[79]Ala.R.Crim.P.12.8（f）（1）.
[80]Paul S.Diamond，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and Procedure，Juris Publishing，Inc.，2001，pp.221-222.
[81]See e.g.，Colo.Const.art.Ⅱ，§ 23；Ⅲ.Const.art.1，§ 7.
[82]Pa.R.Crim.P.3 cmt.
[83]See e.g.，Ala.Const.art.1，§ 8；amend.37；Alaska Const.art.1，§ 8.
[84]参见王禄生、张昕《转型中的美国大陪审团制度——由弗格森枪击案谈起》，《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期。
[85]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 2.4，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86]State v.Mitchell，512 A.2d 140，144 （Conn.1986）；Commonwealth v.Webster，337 A.2d 914，915 （Pa.），cert.denied，423 U.S.898 （1975）.
[87]See Jeremy Bentham，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London：Hunt ＆ Clarke，1827，p.313；Jeremy Bentham，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Packing，As Applied to Special Juries，London：Effingham Wilson，1821，pp.26-28.
[88]See e.g.，76 Cong.Rec.698-99 （1932）；Fairfax，Jurisdictional Heritage，supra note 8，at 435 n.165.
[89]See Ovio C.Lewis，The Grand Jury：A Critical Evaluation，13 Akron L.Rev 33，66（1979）.
[90]United States v.Navarro-Vargas，408 F.3d 1184，1195 （9th Cir.2005）.
[91]〔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394页。
[92]Andrew D.Leipold，“Why Grand Juries Do Not（and Cannot）Protect the Accused”，Comell L.Rev.，1995（80）：260，274.转引自谢小剑《民众参与公诉权行使评析》，《法治研究》2008年第10期。
[93]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94]Susan W.Brenner and Gregory G.Lockhart，Handbook of Federal Grand Jury Practice，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95]Roger A.Fairfax，Jr.，“Deleg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Function to Private Actors”，U.C.Davis L.Rev.，2009（43）：429.
[96]Roger A.Fairfax，Jr.，“Deleg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Function to Private Actors”，U.C.Davis L.Rev.，2009（43）：411，422-423.
[97]Harold J.Krent，“Executive Control over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Am.U.L.Rev.，1989（38）：275，292-293.
[98]Cf.Gideon v.Wainwright，372 U.S.335（1963）；Johnson v.Zerbst，304 U.S.458（1938）；Patton v.United States，281 U.S.276，298（1930）；United States v.Gill，55 F.2d 399，403（D.N.M.1932）.
[99]John Gibeaut，“Indictment of a System”，A.B.A.J.，2001（1）：34，36.
[100]Sarah Sun Beale and James E.Feldman，“The Consequences of Enlisting Federal Grand Jurie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Assessing the Patriot Act's Changes in Grand Jury Secrecy”，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2002（25）.
[101]Lori E.Shaw，“The USA Patriot Act of 2001，The 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and the False Dichotomy between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eserving Grand Jury Secrecy”，Seton Hall L.Rev.，2005（35）：495，511.
[102]See S.3274，94th Cong.§ 2，4（1976）.
[103]Grand Jury Reform：Hearings on H.R.1407 Before the Subcomm.on Criminal Justice of the House Comm.on the Judiciary，99th Cong.2 （1985）.
[104]Grand Jury Reform：Hearings on H.R.2515 Before the Subcomm.on Criminal Justice of the House Comm.on the Judiciary，100th Cong.2-3 （1987）.
[105]Nancy Hill-Holtzman，“Grand Jury Reform Bill Expected to Be Approved”，L.A.Times，July 12，1999，at 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