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湖湘大学“以文化人”总体建设思路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等目的都要归入这个根本。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大学应注重“以文化人”，这是党关于教育方针的重大突破。“化人”者，即通过大学教育使我们的服务对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文”者，指明了“化人”的凭借或路径，“文”就是人文，是关于人的发展的文化。人文需要选择，特别需要我们结合史前“人文洞庭”总结经验，吸取智慧，传播价值。

（一）“人文洞庭”万年文明的文化基因

从史前“人文洞庭”遗址发掘简报的梳理不难发现，其万年文明的文化基因始终为人们所遵循，有些甚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价值观一脉相承，从而显示出古为今用的价值。略举数例如次。

膜拜自然理念 在石器时代，人类之于自然界的渺小很难想象。湖湘丰富的水资源在全国比较突出，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湖湘先人逐水而居，围绕洞庭水系及湖区劳作生息，其行为本身不就是顺应自然吗？传说大禹治水的最大成功是疏而非堵，同样体现了“大道自然”理念。大塘遗址出土的褐彩双耳陶罐上刻画的“太阳”以及“向着太阳口含禾苗的鸟”等，也表明了湖湘先人对自然的神往。当然，湖湘先人膜拜自然也有积极遵循。相传南岳在新石器时代即为华夏观象制历中心，夏禹制“夏历”也在南岳；祝融作为“火正官”，其职责就是观测天象以利农时，人们无比崇敬祝融，南岳72峰最高峰即以“祝融”命名。

服首尚群理念 有学者撰文认为新石器早期末八十垱遗址的人工围沟系长江流域城市滥觞^[29]，我们认为，这正是湖湘先人追求大聚落生活取向的象征，到城头山遗址城垣出现，远古人类对在强人带领下相互保护的集团生活的呼声更为明确。这就是服首尚群理念。服首，服从群首，接受统治；尚群，崇尚群体生活，维护群体利益。这应是湖湘先人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服首意识较为普遍：大禹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人们立碑以示敬仰；九黎和三苗部落均听命于蚩尤，正因为他是战神，铜头铁额，八条胳膊，本领非凡；高庙和城头山遗址的人祭遗存，当是人们对群首最原始、最残酷的迷恋。

笃行求真理念 “求真”就是“求是”，就是注重在实践中认识事物本质，这也是湖湘农耕文化很早就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当“利用经济”出现危机时，对水稻栽培的探求则成为农耕文化的必然。从玉蟾岩出土“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30]，再到古栽培稻，最后到城头山遗址所发掘的迄今灌溉设施最完备的世界最早水稻田，此时水稻栽培与玉蟾岩遗存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实属不易。二是湖湘先人在与自然界抗争过程中不断寻找自我确证，进而形成朴素的图腾崇拜，相应的原始祭祀活动也特别繁荣。在临澧县竹马村遗址发掘出距今1.8万年带甬道的“T”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经认定为人类最早的祭坛；在高庙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祭祀场所，祭祀用陶器上面还装饰有凤鸟和太阳等图案，实际上就是该部落人群朴素的图腾崇拜。另在湖湘大塘遗址、彭家岭遗址、松溪口遗址、黄田铺遗址、城头山遗址等，几乎近半新石器遗存都与祭祀活动有关，这在全国极为少见。或许湖湘环境相对闭塞，更能培养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尤其是拥有丰富的智慧灵光的洞庭水系及浩浩洞庭湖，必然注定湖湘先人有求真的本性——图腾观念与祭祀活动是其反映。当然，祭祀的发达与生产力落后紧密相关，但它并不只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更重要的原因是原始人人本的觉醒，而且这种觉醒将是人类永远的乡愁。

实用美学理念 墨子最早总结出美的第一特性是功利性。美——只能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它可以给人带来某种便利或愉悦。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就是早期人类美术。从湖湘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看，从简单打制到色彩鲜明、工艺精致、反映生活的器物，在功利前提下的确体现了一定的装饰美。车轱山遗址发掘出的盆形大鼎、扁宽麻面鼎足、圈足盘、绳纹罐、长颈壶和鬶等一批最具装饰美的日用器物，可谓湖湘先人绝妙的审美创造。高庙遗址陶器上颇具特色的由戳印篦点纹组合而成的獠牙兽面和飞鸟等图案，表现出美与人们对宗教的虔诚融为一体。

敢于创新理念 晚清有个说法流传很广，即“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当代又有学者认为“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31]湖湘人凭什么纵横天下？人们普遍认同的就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也是湖湘先人的文化基因之一。玉蟾岩出土的陶器上的手工制作的植物纤维编织物印痕，是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植物纤维手工编织物痕迹，是全球纺织工业的萌芽；船舵（原始的艄形舵）是湖湘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最早即在距今7000～6000年的城头山遗址中发现。

开放发展理念 白陶系湖湘新石器文化重要内涵之一，以其独具特色、工艺水平高超的日用白陶器皿蜚声海内外。一方面，皂市下层遗址最早发现白陶，随后即在湖湘广为传播，晚于该遗址年代的如松溪口遗址、汤家岗遗址、磨山遗址等均有出土，且各有特色，再以洞庭水系为通道辐射至陕西、广东、江浙一带；另一方面，白陶工艺在开放中不断创新，如在汤家岗遗址还发掘出带有彩绘的白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陶器彩陶、黑陶和白陶系列，而且体现了白陶工艺的发展，其“印纹白陶和白衣红陶，是目前发现时代较早的印纹陶”^[32]。

厚德载物理念 原始人对宇宙有个朴素看法，认为天地最大，天为阳，地为阴，阴阳合而万物生，四时行。此种境界正是为人处世的努力方向，即《周易·坤卦》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关键即在顺应天意，阴阳相合。高庙遗址发掘出的夫妻墓，就是阴阳合墓，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松溪口遗址出土的近8000年前的“蚌塑龙”和陶器上的凤纹图案，说明辰溪先民最早以龙凤为氏族图腾，也暗示阴阳相合，龙凤呈祥。

（二）当下大学“以文化人”的种种误区

虽然党中央明确提出大学“以文化人”要求时间不长，但中国自古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3]的传统，人文教育一直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的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改革，为全面育人开了个好头，当下“以文化人”应是此前改革的深入。回顾过去，有些误区需要修正。

一是教育目的与教育方针相背离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应是目的决定方针，“方针”是为实现目的而制定的具体行为准则与路线。目的相对恒定，方针带有阶段性和政党性。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由“工具论”主导的无人教育不能重演，否则，大学“以文化人”从史前“人文洞庭”汲取营养就显得目的模糊。

二是关于大学教育基本任务的误区。中国大学近些年关于21世纪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标准似乎比较一致——所谓“合格产品”就是用户满意，就是高就业率——这对我们推进“以文化人”再次提出严峻挑战。大学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我多次说过，培养具有类主体形态特征的人，是大学恒久不变的主题。^[34]切不能为突出其他目的而忽视甚至抹杀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当下中国大学人才培养有突出的功利倾向，如任其发展，必然导致无人教育泛滥，将“以文化人”实践引入歧途。

三是关于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误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照搬苏联模式，视专业教育为大学教育根本，人文教育一直是陪衬。马克思说过，“人是人的最高本质”^[35]，人文教育无疑应摆在学校教育首位。我们正在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如果这里再加一个“一流人才”，我觉得会更加全面。爱因斯坦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就是告诫我们应注重培养人文素质。恰恰相反，中国大学近些年对根本就没有人文科学权重的泰晤士大学排行之类乐此不疲，人文教育包括文科专业却极端被人轻视，由此下去，学科、经济即使全球第一，却从来没有人文自觉，最终也必将被人掠夺。

四是人文教育追求高大上的误区。我们知道：“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36]一流人才自然有赖于一流的人文教育，但中国高校研究人文教育并不深入，常常简单把“一流”等同于教材或教学设备诸方面的一流，强行“三进”，明知结果不理想，却不愿花更多时间研究教学实效问题。经典阅读是“以文化人”的重点，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其经典的选取又谈何容易？再如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教材、课时、理论与实践等都有明确规定，但授课对象是鲜活的具有不同个性的人，我们是否在教学中给予了充分的人文关怀？我们是否能结合高校所在区域让学生重点学习地方人文经典、地方历史政治案例，真切感受到身在其中的责任与义务？

（三）以地方传统文化精髓服务于人本发展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古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一是把“人文”和“天文”一并提出，表明人文之重要，人文的氛围趋势和天文的阴晴变化一样既有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如果要驾驭人文，就要运用合适的方式方法，一个“化”字已明示其中奥妙。

1.什么“文”——“以文化人”的凭借

以文化人，“文”是前提，用什么“文”来“化人”，决定着“化人”的结果。“文”就该像“天文”那样自然而然，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文”，即所谓“人文”。中国大学“以文化人”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就在于口号喊得多，落实问题大，人文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除外）基本没有位置。欧美大学则不同，所有专业都有一年以上的人文通识教育课程，他们虽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但类似的“西方民主”“西方文明”“国家公民”等课程并不少，都放在通识课中一并要求。“以文化人”，一是要有位置，应像专业教育一样制定人文教育标准，规定核心课程；二是要紧扣人本发展精心选“文”，重在“接地、树魂、有实效”。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各地大学都有充足的人文资源可以利用，本文探讨史前“人文洞庭”之精华，目的就在于倡导这种理念；要确保教学实效，我们就得养成“以文化人”的自觉的“接地”意识。“树魂”的重点在培养具有类主体形态特征的人，中国万年文明发展史，重要启示就在于，只要是人本的文化，就必然恒久。如膜拜自然、服首尚群、厚德载物等，如果我们用远古先人的这些历久弥新的理念来“化人”，少讲这个派那个派，淡化政治概念，实现“中国梦”必将更有政治底气。

2.如何“化”——“以文化人”的方法

“以文化人”属于价值观教育，这对世界观比较成熟的大学生来说绝对不能用灌输式的理论教学。所谓“以化成天下”，“化”就是突破口，“化”的实质在“润物细无声”。“化”，离不开一定的实践场域，诸如主体主观意识域、化人活动情境域、文化产品环境域等都应按照“化”的要求进行设计，努力探索人文教育活化新路子。一是内容上的活化。讲身边事，讲身边人，讲地方历史文化。可引导学生围绕司马迁“南蛮”评价开展地方历史人文调查，然后让学生在史前“人文洞庭”之盛衰中增强和平稳定和尊重自然的意识；也可结合洞庭水系及湖区编写“‘人文洞庭’元典与人文修养”“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次革命”等乡土文化教材，让学生心服口服地接受教育。二是方法上的活化。一般而言，本部分教学宜选用课堂讲授式，倡导从大学生的情境域或环境域进行研究并开展教学。主体可采用“案例研习+游学”的形式，或组织学生自由组合小组研习“人文洞庭经典案例”，或根据案例热点再开展社会实践，组织“‘人文洞庭’传统文化研习营”等，通过游学解决问题。三是接受上的活化。须知，要影响大学生的主观意识域，就要通过教育情景感化或文化产品感受的方式进行，进而形成切实有效的地方德育文化、洞庭水系远古遗风、云梦经典等“以文化人”核心课程。

3.化为“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以文化人”这个说法，目的已在其中，在具体实施中却有偏差。教育的对象是人，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却无视“人”的存在，学校好比工厂，学生都按照一个模式培养，结果必然会限制学生的很多天性。这些年来，社会对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不够提出了很多批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工具论”主导。事实上，要真正做到“以文化人”并非易事，因为我们的教育方针还有待研究，还没有真正体现党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按照人本目的推动“以文化人”，除了内容和方式方法上的活化，加强教师自身修养也是做好“化人”工作的必要前提。《庄子·天运》云：“丘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这里，孔丘悟出了“自己尚未具有为同类而甘心服务的人格”，所以不能教化别人。可见，教师既是“以文化人”的主体和楷模，也是“以文化人”的对象。这个双重身份很重要，否则，“以文化人”的人本目的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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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2]参见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3]参见裴安平、曹传松《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4]参见杨理胜《史前时期的梅山蛮族及其文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5]参见金则恭、贺刚《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6]参见贺刚、向开旺《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

[7]参见何介钧、周世荣《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8]参见何介钧、周世荣《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9]参见单先进、曹传松、何介钧《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12期。

[10]参见李国斌《白面寨遗址出土宝物多》，《湖南日报》2011年10月10日。

[11]参见潘茂辉《益阳市沙头镇丝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99年第1期。

[12]参见师悦菊、周扬声《湖南桑植县朱家台商代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1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1922年第9期。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011。

[15]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第96页。

[16]参见周行易《新化“蚩尤故里”考辨》，《企业家天地》2012年第10期。

[17]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18]罗二虎：《长江流域早期城市初论》，《文物》2013年第2期。

[19]刘俊男、孙建：《论湘西武陵地区远古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0]参见《大清一统志·宝庆府一》或《方舆览胜》。

[21]参见韩兆琦评注《史记》，岳麓书社，2004，第2页。

[22]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3]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考古》1995年第1期。

[24]参见《专家评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3月31日，第1版。

[25]参见张人权等《洞庭湖区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初步探讨》，《地质科技情报》2001年第2期。

[26]何业恒：《洞庭湖地区环境演变的初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7]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28]参见向安强《洞庭湖区史前农业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29]罗二虎：《长江流域早期城市初论》，《文物》2013年第2期。

[30]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1998年第4期。

[31]王开林：《纵横天下湖南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32]何介钧、周世荣：《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4期。

[33]《周易·贲卦·彖传》。

[34]魏饴：《略论“文艺鉴赏”人本中心课程建设》，《中国大学教学》2013年第11期。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36]《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办通报》2016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