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留地时期传统信仰的传承与变更

19世纪初，欧洲殖民地爆发大饥荒，印第安人所拥有的肥沃土地成为殖民者争夺的新目标。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美国从法国手中购得大片法属殖民领地，随即向西跨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开始占领印第安人的农场和村庄，以缓解其在土地资源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被占领之地多为“五大文明部落”^[29]原本栖居的东南部地区，这些印第安人受欧洲文化影响很大，住在用泥砖建造的多层建筑中，创建种植园，发明书面语言，甚至兴建图书馆、印刷厂、医院和学校等，被欧洲殖民者视为摆脱了“野蛮状态”并逐步跨入“文明社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迫同美国政府进行土地交换，从东海岸迁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东部地区则全部向白人开放。切罗基人的“血泪之路”见证了这段悲惨的历史：1838年至1839年冬天，切罗基人在美军的胁迫下，被迫踏上长达1600多公里的迁徙路程，因风雪、饥饿和疾病等原因其人口损失约1/4，而那些固守家园的切罗基人或被美国士兵杀死或不得不逃入深山之中。^[30]

然而，继续西进的拓殖者和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越发凸显了他们与印第安人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和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种族冲突。为隔离和同化印第安人以及最大限度夺取他们的土地，19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率先实行保留地制度，从印第安人部落原本拥有的土地中划出一部分供其继续居住，其确定的边界范围有限，且多为贫瘠之地，印第安人不得随意离开，非印第安人也不允许擅自进入。保留地内的印第安人处于军队和联邦官员的控制与监督之下，被迫实行“美国化”的生活方式。^[31]自此，印第安人开始了“被白种人（像圈牲口一样）拘禁起来”的历史。^[32]加拿大的保留地政策是以单边条约的形式展开的，英属哥伦比亚省更是坚持宣称印第安人并不享有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制定条约亦属多余。

保留地制度的实施及其广泛推行使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深刻认识到白人对土地的贪婪欲望以及印第安人所面临的劫难，特别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智者和部落首领，如苏族首领坐牛（Sitting Bull）认为白人充满占有欲，劫贫济富，用建筑物和废物来玷污大地母亲。他称白人为一股春天的洪流，一旦决堤而出，便把所有挡道的东西都冲毁。^[33]作为奥内达加人首领和18世纪40年代易洛魁联盟发言人的Canassatego曾说过：“我们知道我们的土地变得更加有价值，白人以为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价值，但我们知道这片土地是永恒的，而我们用它所换来的少量商品很快便会用完并消失。”尽管如此，19世纪末，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战争中的节节失利、原住民人口锐减以及对白人物质文化的依赖，大多数印第安人都已迁入保留地内。原本以狩猎采集和粗放型农业为生的印第安人习惯于在广袤土地上的迁徙生活，保留地则大大压缩了其活动范围，使他们不得不转以依靠联邦政府有限的配给和资金聊以度日。生存环境和角色地位的转变使很多印第安人变得无所适从，他们既不习惯定居的生活方式、政府提供的食物，也不满意白人社会所设定的角色期望——男子从事农业和牧业，女子从事服务业。当时大多数印第安人对保留地制度采取了消极被动的抵抗方式。对于年长者来说，追忆过去的美好生活似乎成为逃避现实最好的方法，而年轻一代的茫然和绝望则引发了酗酒、赌博、吸毒、自杀、卖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彻底摧毁印第安人的本土文化根基，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还采取了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准印第安人保留其传统的风俗、仪式和宗教。美国和加拿大境内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大多受到各种基督宗教教会不同程度的控制，教会一直将印第安人的传统信仰视为对基督宗教最大的威胁，并认为只有通过改信基督宗教，这些“落后的土著民族”才能得以救赎。对于固守本土传统信仰的印第安人，传教士有权扣押其食物和资金，如果他们发现在保留地内有人继续实践本土宗教活动，便找来警察或军队加以制止和镇压。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便是传教士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闯入霍皮人的地下仪式场地，使正在举行的仪式被迫终止，祭坛上摆放的仪式器物全部被没收。若干年后这些器物被陈列于芝加哥的田野博物馆中。^[34]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甚至制定法律禁止印第安人从事传统的仪式和宗教活动，只要引起政府委派的印第安代理人、教会或教育系统官员的怀疑便会遭到镇压，参与者还要受到法律制裁。1871年，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长官宣布，出现在华盛顿地区的精灵舞（Spirit Dance）活动皆为非法行为^[35]；20世纪初，美国境内参加太阳舞仪式的印第安人也会遭受拘捕和监禁。^[36]在加拿大，法律禁止波多拉支（Potlatch）^[37]和塔玛纳沃兹（Tamanawas）^[38]舞蹈行为。1922年，45名夸扣特尔人因举行本土宗教仪式而被加拿大政府拘捕，并以“跳舞”、“演讲”和“分发礼品”等罪名被起诉，其仪式器具被没收，或被卖给收藏家或被赠予加拿大博物馆，最后有22人因集会跳舞而被送入监狱。

此外，很多印第安儿童被强制带离他们的父母和亲人，送到由教会控制的寄宿学校，每年只能与父母见一面。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传统服饰被烧毁，不允许说母语，否则便要遭到毒打，有时还会遭受性虐待。由于寄宿学校大多较为偏远，教学质量普遍不高，印第安儿童往往难以得到较好的教育，很多儿童还因饮食习惯上的差异、思念亲人和营养不良而生病，甚至死亡。因此，有些印第安人父母选择将自己的孩子藏匿起来，以传统方式抚养长大，拉科他人著名的巫医伦纳德·乌鸦·狗（Leonard Crow Dog）便有着这样的经历。为了让他继承印第安人的宗教传统以成为巫医，他的父亲用鸟枪赶走了训导员，才使他没有被送入白人的寄宿学校，并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拉科他人的精神领袖。

保留地政策虽然“成功”地将印第安人局限于特定生存空间之内，并为当时的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解决了很多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其在文化上彻底同化印第安人的目标并没有达成。面对文化上的严酷压制，北美印第安人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以延续其文化传统。最初，很多印第安人选择将其传统宗教活动转入地下，深入平原、河谷和森林之中，以较为隐秘的方式继续其宗教和仪式活动。20世纪20年代，一位人类学家的考察经历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说明：在当地印第安人的陪同下，这位人类学家进入平原地区，途中他清楚听见附近山林中传来的击鼓声，当他向身边的本土向导询问这阵阵鼓声之含义时，这位印第安人向导坚决否认听到了鼓声。^[39]原因显而易见，只有假装听不到鼓声，才能保证秘密仪式的继续进行。甚至到20世纪下半叶，仍有很多印第安人群体鉴于历史原因对外保密其传统的宗教文化活动。

保留地制度建立后不久便出现了很多新的部落先知，其通过幻象获得的预言亦是针对保留地时期印第安人所面临的各种新危机应运而生的。预言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呼吁印第安人团结起来，通过集体仪式行为使已故的印第安人复生、恢复印第安人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宣告白人的最终灭亡，其中以幽灵舞（Ghost Dance）最为著名。幽灵舞源于太平洋西北沿岸的预言舞（Prophet Dance），逐渐发展为多部落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1890年冬苏族大暴动中达到顶峰，并最终以伤膝涧惨剧（Wounded Knee Creek）而告终。^[40]美军的残酷镇压使幽灵舞被迫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并得以保留至今。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保留地制度下，不同地区、不同部落、宗教文化表现各异的印第安人在面临相似的历史遭遇时选择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新危机，原本相对独立的地区性或部落传统仪式逐渐突破地域和部落间的界限，以部落联合的形式实践神圣的本土仪式，表现出泛印第安主义的倾向。

文化压制所造成的另一个直接后果便是作为欧美宗教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督宗教与北美传统宗教的融合，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印第安人维护自身传统的有效方式之一。基督宗教与本土宗教的结合有诸多表现形式，如印第安人震颤者教会（Indian Shaker Church）和美国本土教会（Native American Church）。前者是由印第安人创建的一个基督宗教教派，融合了北美本土宗教传统、天主教和新教的信仰与实践，便携蜡烛、手摇铃和在胸前画十字等仪式器物与行为明显受到天主教影响，公开接受质问并对自己所犯错误加以承认和忏悔则体现了新教的特点，而摒弃圣经和其他成文的基督宗教经典、注重个体与神灵的直接交流体验、仪式中逆时针围绕场地运动及对精灵歌曲的自发重复等则明显带有本土宗教色彩；美国本土教会，又称为佩约特宗教（Peyote Religion），是源于美国且在印第安人中流传广泛的本土宗教形式，其突出特征是通过集体食用佩约特仙人掌达到与神灵交际的目的，很多佩约特信徒将耶稣视为本土文化英雄、灵性守护者，他们将耶稣与佩约特联系在一起加以膜拜，有的地方分会还将仪式举行的时间固定在周末，足以体现基督宗教对本土宗教形式的影响。甚至还有印第安人既固守本土宗教同时又信仰基督宗教，出现两种宗教传统并存的情况，以致在其死后，家人和教会成员要分别为其举行本土葬礼和基督宗教式的葬礼。^[41]

作为将基督宗教教义融入本土传统“最具影响力”的范例，当属奥格拉拉苏族的圣人黑麋鹿。他自幼便受到苏族传统宗教的熏陶和影响，1904年被迫接受天主教洗礼之后仍秘密从事传统宗教实践活动并成为奥格拉拉苏族人的巫医和宗教领袖。他认为，在印第安人被迫信仰基督宗教的这样一个时代，若想保留传统宗教便要将二者融合在一起，而且这样做也是可行的，因为“苏族的宗教生活方式与基督教宗教会的基本相似，没有理由改变苏族人现在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基督宗教的一些方式和学说，并将其与我们的宗教结合在一起，这样对二者都好”^[42]。乔丹·佩珀尔（Jordan Paper）等学者认为，根据黑麋鹿口述材料整理而成的著作《神圣的烟斗——黑麋鹿对奥格拉拉苏族人七个宗教仪式的解释》中很多宗教要素与基督宗教存在对应关系，如文中的“白野牛犊少女”（White Bison Calf Woman）相当于基督宗教中的圣母玛利亚，而他所讲述的七个奥格拉拉苏族人的宗教仪式等同于天主教的七大圣事等。^[43]黑麋鹿的宗教理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被很多白人视为对北美印第安人宗教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而且也受到很多寻求自身宗教传统的年轻印第安人的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