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美印第安人原初的社会生活形态

与世界上大多数原住民群体相似,北美印第安人并没有关于自己历史的文字记录,相关的文字记载最早始于15世纪末,即殖民统治之初欧洲殖民者对“原始”异族社会生活场景的描述与记录,尽管存有偏见且资料有限,却也为我们了解殖民统治之前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形态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当然,重构或推断这段漫长的历史仅凭两种文化相遇之初的文化印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北美印第安人世代承袭的口头叙事传统,以及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积累与发展。

相关研究表明,在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之前,居住于北美的印第安人至少已达150万人。这些从欧亚大陆分批迁徙至此的狩猎群体已经遍及北美各处,从北极地区到南部墨西哥湾,从西部沿海到东部的大湖地区,随处可见其身影。最初踏上北美大陆的印第安人群体仍保留着其亚洲先民的诸多文化特征,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方式,特别是将猎捕大型动物作为其食物的主要来源;社会组织以游群为单位;在宗教上信奉古老的萨满教等。

在逐渐适应了北美大陆上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之后,极地、高原、平原、林地、沿海、河谷和盆地等都成为印第安人可依托生存的家园。氏族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胞族由氏族组成,几个胞族又可联合为部落,几乎每个部落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领地和方言,政治组织以较为民主的部落或群体会议为主。在与欧洲殖民者接触之初,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处于氏族公社的不同发展阶段,东部地区仍停留在母系氏族阶段,而西部地区已经进入父系氏族阶段。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人与自然的长期互动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历史交往,北美印第安人在传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互为补充的生计方式,逐渐形成了数以百计在文化上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或部落。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北极和亚北极文化区很好地继承并保留了传统的狩猎文化特征。北极文化区的因纽特人充分利用海、陆两部分资源而进行季节性迁徙和狩猎,夏季于内陆追捕驯鹿,秋冬季节返回沿海,在狭长的裂缝或冰窟窿中捕鱼和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驯鹿、海豹、鲸鱼、海象等构成其食物和生活用品的主要来源。其房屋建造同样体现出季节性特点,冬季在冰层上建造圆形的冰屋,或在陆地上用草皮、木头和鲸骨建造半地下棚屋;夏季则多居于用海豹或驯鹿皮建造的帐篷中。亚北极文化区中的印第安人大多为流动的狩猎游群,没有农业,很多游群跟随驯鹿季节性往复于冻土带和针叶林带之间,居于临时搭建的圆锥形帐篷之中。除驯鹿、麋鹿、麝香牛、鹿和野牛等大型动物外,小型猎物如海狸、水貂、野兔、水獭和豪猪等也是其狩猎的对象。

这两个文化区内的印第安人尽管在自然生境方面略有不同,但他们都非常珍视其赖以为生的动物资源,充分利用动物身体的每一部分,从不浪费,动物皮用来搭建帐篷、制作衣物和仪式器具,动物脂肪可食用也可作为烹饪燃料,动物羽毛可以制成头饰等各种饰品,动物的牙和角可以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工具。对动物的尊重与依赖也直接体现在其宗教文化当中,如各种动物仪礼和对超自然的兽主崇拜。同时,人们也相信身处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超自然存在的神秘世界,存在各种类型的精灵,包括动物精灵、自然精灵和祖先神灵,并且非常重视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萨满在宗教生活中仍发挥着核心作用,特别是在疾病治疗和获得超自然能力方面,能够为其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帮助。这些文化特征直至19世纪初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被视为“欧亚大陆狩猎文化的继续和延伸”[7]

西北沿海文化区是渔猎文化的典型代表,呈现出与原初的狩猎文化不同的模式。这里西濒太平洋,海洋资源非常丰富,鱼类、贝类品类齐全,尤以鲑鱼最为著名。鲑鱼以其紧密的肉质和季节性洄游的特点成为当地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美国人类学家Clark Wissler甚至借鲑鱼之名将西北沿海称为“鲑鱼区”[8]。海洋虽然是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生活所依靠的重心,这里的印第安人也大多为渔民,但其生计方式并不单一,良好的气候条件和东部绵延的山脉有利于树木的生长,丰富的森林资源为这里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种类齐全的野生浆果以及麋鹿、山羊、熊、鹿、水獭、貂、鼬鼠、海狸等可供捕猎的动物,狩猎和采集成为其辅助性的生计方式。另外,品种繁多的树木也为当地以木制器具为特色的文化提供了原材料,人们利用木材制造房屋、独木舟和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雕刻面具、沙锤和鼓等宗教仪式用品;树皮和树根可以纺成麻绳、编织渔网和采集用的篮筐,甚至可以用雪松皮制成衣物等。虽然自然生态条件良好,但除了种植烟草外,这里基本没有农业发展的痕迹。

西北沿海地区已形成冬季永久性的居住村落和较为稳定的社会组织,多个核心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居于木质结构的房屋中,进而形成村落。其社会组织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世袭的社会等级制度,分为上层的贵族、中层的平民和下层的奴隶。贵族一般采取世袭制,是基本的权力阶层,负责公共财产并组织宗教仪式等活动,酋长由贵族阶层中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担任。[9]宗教仪式生活发达是西北沿海文化区的另一重要文化特征,几乎所有的重要仪式都在冬季举行。萨满是部落的宗教专家,通常具有神秘的能力,可以使神灵成为自己的助手,但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受到神灵的青睐,获得特殊能力或好运。除此之外,冬季秘密团体(secret societies)[10]也在宗教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北沿海地区南部背靠高原文化区,这一地区的印第安人同样以狩猎、渔猎和采集为生,没有农业。区域内干旱而多岩的高原植被稀少,因此猎物不多,只有在森林的边缘地带才能找到一些麋鹿、鹿、山羊和熊,在干旱的平原上还可以猎获羚羊和大耳野兔。境内河流、溪水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鱼类,包括从海洋游到河流上游产卵的鲑鱼。河谷附近则生长着各种浆果,如黑莓和越橘等。尽管他们与沿海地区诸部落较为相似,但总体来说还是代表着与沿海地区相区别的内陆狩猎文化[11],以个人精灵(personal spirits)或守护灵信仰和冬季舞蹈而著称,萨满教传统更多地体现在疾病治疗方面。

太平洋沿岸继续向南便是加州文化区。加州印第安人一般以村落为单位居于木质或用树皮搭建的房屋中,村落中心为半地下式的土屋,主要用于集体性的仪式。虽地域狭长、面积狭小,但这一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包括滨海、河湖、谷地、沙漠以至山麓,语言种类繁多且与周边文化互动频繁,呈现出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渔猎文化传统在加州北部印第安人生活中仍发挥重要作用,呈现出与西北沿海文化区较为相似的文化特性。气候条件良好的加州中部地区曾布满高大的橡树林,因此这里的印第安人主要以采集橡树果实、水果、浆果和野生植物种子为生,同时辅以狩猎和渔猎,可谓“精通各种生存之道”[12]。加州东部多为沙漠盆地民族的部落分支,南部则与西南文化区联系紧密。另外,整个加州地区历史上还以盛产烟草和曼陀罗等可催生幻象的植物而著称,既有野生的,也有人工培植的。

加州印第安人保留了很多狩猎文化要素和习俗,并结合其自然生态特点与多元文化的影响发展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宗教特征:以祖先灵魂崇拜为中心的库克苏(Kuksu)宗教团体、烟草和致幻剂曼陀罗在宗教生活中被视为“圣物”、与库克苏崇拜和致幻剂相结合的青春期加入仪式以及“建立在自发召唤(spontaneous calling)基础上的萨满教”[13]等。

从加州向东,是沙漠和半沙漠为主的大盆地地区。最初,这里的气候条件相对较好,降水也更充沛,大盆地印第安人仍坚持着古老的狩猎传统,以猎捕大角羊、松鼠、兔子等小型动物为生,偶尔还会猎获羚羊、鹿和野牛等动物。随着环境的恶化以及动物资源的越发稀缺,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本的狩猎行为,转而依靠有限的植物,如松果和橡果、野生植物和种子、浆果和植物根部等维持生计,甚至连囊地鼠、蚂蚱、蜥蜴和蛇等也成为其食物的来源。自然生态条件相对较差的大盆地并非人类生存的首选,因此人口较少,但栖居于此的印第安人却保留着浓厚的萨满教传统,特别强调萨满在疾病治疗和帮助获取猎物方面的作用,以及在获取超自然能力方面“不自觉”的幻象体验。

大约4000年前,在北美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出现了与狩猎文化相区别的农耕文化,使得这些地区原本以狩猎或采集、渔猎为生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以种植玉米、南瓜等农作物的农业或成为其主要的生计方式,或与传统的狩猎文化模式并存于同一群体当中。随着生计方式的改变,这些印第安人在居住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方面也相应做出调整,出现了大量土丘建筑与纪念性建筑,以大型村落为单位开始了较为稳定的定居和聚居生活。宗教文化亦有所发展,原本以猎物为中心的仪式逐渐转变为以植物为中心。宗教组织也更为复杂,尽管仍存在萨满,但祭司已经逐步取代萨满的地位并与世系部落首领联合掌控宗教生活的大部分内容。随着等级制度和祭司制度在北美影响的深入,原本个体通过灵感获取能力的方式也逐渐弱化,出现了被以祭司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所垄断的倾向,且被宗教学家视为“一场伟大的革命”[14]

历史上,西南文化区主要由源于中美洲的农耕文明和较晚来到这里的北部狩猎文化两部分构成。干燥少雨的气候特征使整个区域的猎物及可供食用的植物资源稀少,原本的狩猎—采集生活难以为继,加之来自中美洲农耕文明的影响,使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祖尼人、霍皮人和特瓦人等成为西南文化区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有着明显的集体主义取向(有别于狩猎文化中的个体主义取向)。他们在农业上已能精耕细作,手工制作精美的彩色陶器,用石头和泥坯建造五六层楼高的大型房屋,修建土丘神庙和圆形的地下集体活动场所基瓦(kiva),用以祭祀祖先、神灵和举行仪式。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村庄规模比较大,少则可容纳数百人,多则上千人。他们拥有在神圣神话传统基础上精细而复杂的仪式,人们着盛装模仿祖先神灵卡齐纳或动物精灵,按照事先精确彩排的步骤跳舞,动作协调一致,以祈求降雨、阳光和庄稼丰产。大约于600年前迁居至此的北方狩猎民族,主要是拿瓦侯人和阿帕奇人,虽仍部分保留传统的狩猎—采集习俗,但已经学会如何耕种且大多适应了定居生活。

东南文化区和东北文化区内的印第安人也普遍受到中美洲农耕文明的影响,被视为残存的密西西比文化[15]的两个分支。尽管与欧洲殖民者接触之时,这种文化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但第一位造访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西班牙探险家赫南多·迪·索托(Hernando de Soto)还是在东南部的克里克人、切罗基人、纳奇兹人和东北部林地的易洛魁人那里看到了密西西比文化的缩影[16]

东南文化区曾经是一片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森林,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生态环境优越,动植物资源丰富,给内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以补充。东南印第安人的村落大多沿河流而建,开放的广场位于村落中间,首领或贵族一般住在离会议或仪式场所较近的地方。太阳崇拜、祭司制度、围绕谷物生长而展开的大型仪式活动、有关疾病和特定医疗的理论与实践等都体现了东南印第安人更为复杂的社会和仪式环境,而这正与密西西比文化起源的推断相呼应。

东北林地文化区内山峰林立、森林广布、河湖众多,大部分区域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绵延不绝的森林是其主要生态特征,森林和树木曾是东北林地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对他们来说,树木是其生产、生活的主要材料,可以建造房屋、制造工具、充当燃料。狩猎是其重要的生计方式,以猎鹿为主,辅以采集和渔猎。除东北部边缘地带外,东北林地的农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河谷地区,土地肥沃,适宜耕种,很多印第安人在水源附近建造了永久性村落和耕地,他们主要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东北林地印第安人称这三种主要的农作物为“三姐妹”,并认为这是造物主给予他们的恩赐。易洛魁人是该地区较典型的农耕群体,在为欧洲殖民者认识之初,其社会结构呈现出古老的母系特征:女人拥有房屋、耕地等财产和世袭的领导权,即使婚后也不与丈夫分享;子女归女方氏族抚养,由女方的男性亲属来教导;氏族首领虽为男性,但女性在任命继任者或废除首领资格等方面仍握有大权。虽然农业发展水平明显不及东南文化区内的印第安人,但农耕文明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易洛魁人相信是神灵造就了四季的变换,他们的主要节日也与农事相关,且农耕仪式中隐约可见狩猎文化因子。

另一个受农耕文明影响比较明显的群体是平原印第安人。历史上的平原印第安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部分:以猎捕野牛为生的游牧部落和进行季节性狩猎与农耕的半定居部落。波尼人及其同属喀多语族的印第安人是后者的典型代表,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宗教方面,他们都将北美的两种主要传统——狩猎和农耕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考古学相关研究表明,自13世纪中叶开始,波尼人便以季节性狩猎与较为稳定的村落生活相结合的方式生活在平原地区。[17]这里少山峰、树木,东部是以高草地著称的大草原,西部则为低矮牧草遍地的高地平原。整个区域曾经是野牛和其他动物的家园,波尼人季节性的狩猎活动也以猎捕野牛为主。他们居住的半地下土屋中,正屋西侧悬挂着的野牛颅骨被视为圣物。在农耕方面,波尼人妇女被誉为“技艺精湛的园艺家”和厨师,她们能培植和加工十种玉米、七种南瓜和八种豆类。除沿河流种植硬质玉米和粉质玉米以供食用外,她们还种植一种古老的被称为“神圣玉米”(Holy Corn)的玉米品种。夏季的种植仪式上,祭司从法物袋中取出玉米种子,先于其他农作物进行种植。到了丰收的季节,也要首先收获这种玉米,并在仪式中将其种子放入法物袋中,如此往复。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玉米显然被赋予了宗教特性。

以上便是北美印第安人不同群体在与欧洲殖民者进行深入接触之前所呈现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然而,这种原初的生活形态却在殖民统治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