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媒介研究综述（2011～2015年）

王琴^[1]

一 研究概述

媒介与女性研究是传播研究和性别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它以性别研究的维度拓展了传播研究的研究层次和研究内容，也以媒介传播的视角为性别研究注入了新鲜的研究主题。当前媒介与女性研究体现了多元化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路径，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丰富成果。

2011～2015年，媒介与女性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研究数量略有下降。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媒体对性别议题更加关注，媒介与女性的研究主题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研究成果数量看，在研究论文方面，以“媒介”“传播”“性别”“女性”为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数据库进行主题检索，共搜索到期刊论文307篇、博士学位论文23篇、硕士学位论文339篇，而之前笔者曾搜索到2006～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80篇、硕士学位论文288篇。可以看到，硕士学位论文的数量比五年前有较大的增加，但博士学位论文大大减少。在研究著作方面，对国家图书馆数据库和超星读秀数据库进行搜索后发现，2011～2015年，媒介与性别研究方面的著作共有18部，而2006～2010年有24部，研究著作数量有所下降。

在科研立项方面，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立项专家数据库”查询2011～2015年“新闻传播学”的所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媒介与女性研究方面的项目仅有青年项目“大众媒介中的大龄女青年形象及其传播效果研究”1项。此外，搜索这一时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立项项目，五年间“新闻传播学”的项目中，只有2个立项项目和媒介与女性研究相关，即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女性期刊的发展脉络与趋势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化研究视角下中国互联网女性形象研究”。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媒介与女性研究的概述总结

这一时期持续出版的《媒介与女性蓝皮书：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报告》（刘利群、唐觐英，2013；刘利群、陈志娟，2015），系统梳理了媒介与女性的发展状况，全面分析总结了中国媒介与女性的研究与实践。通过研究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等多种媒介类型呈现的性别议题和性别关系，考察了媒介与女性发展的语境、生产过程、传播过程与接受过程。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媒介研究》（刘利群，2013）探析了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针对不同的媒介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分析了电视与女性、网络与女性、广播与女性的互构关系及发展状况。此外，依托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媒介与女性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刘利群、张敬婕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媒介与女性研究生教材《媒介与女性研究教程》（2013）。

基于国际研究的视野，也有一些著作进行了积极的研究探索。《西方女性媒介文化研究》（张舍茹、陆道夫，2013）通过系列论文探讨了媒介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包括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与影视研究、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女性主义与言情小说、女性媒介受众、女性主体建构等重要议题。《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刘利群、张敬婕等，2011）梳理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现状，并对中韩两国女性媒介组织、女性媒介内容、女性媒介受众等进行了对比研究。《中美女性电视节目比较研究》（刘利群、张敬婕，2014）分析和提炼了中美两国女性电视节目发展历程和特色，探讨了女性主义电视研究的发展趋势，并着重分析了媒介对性别议题的反思与建构、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再现、媒介通俗化趋势与性别政治等主题。

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卜卫（2015）批判性地回顾和分析了《北京行动纲领》中有关传播的内容，包括信息生产、针对妇女的信息赋权、公众信息、妇女参与传播以及大众媒介治理等，提出超越“妇女与媒介”的两个战略目标，来审视传播在推动性别平等方面的作用。刘利群、王琴（2015）总结了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妇女与媒介”这一重大关切领域的发展，指出其特点主要呈现为：性别研究成为媒介传播的重要分析维度，性别议题进入媒介传播的议程设置，媒介监测为性别平等评估提供重要依据，妇女界与媒介结成伙伴关系推动性别公共政策。

（二）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理论探讨

媒介与女性的理论探讨是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媒介与女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尝试在西方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本土研究特点的理论话语。

张敬婕（2015）认为学术界存在着将“性别传播研究”“女权主义媒介研究”“性别与传播研究”混为一体的现象，而事实上，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性别传播研究”与“女权主义媒介研究”都是以女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批判性研究，它们与“性别与传播研究”所坚持的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规范为主、以社会性别为辅助性研究视角的研究立场截然不同。

媒介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中心议题，女性媒介传播研究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播放、快进并倒带”的历程，国内的女性媒介研究与之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赵伟，2014）。为了推进中国的媒介与女性研究，研究者倡导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理论，如运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反话语”与“次反公共领域”的理论，反抗以男权为中心的公共领域。通过诸如“性骚扰”“反家暴”“婚内、约会或熟人强奸”等“反话语”的发明与流通，使传统意义上被视为以女性为主的私人话题能够获得公共性，以实现构建替代性公共领域的可能（宋桂花，2015）。

也有研究者焦虑，中国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始终面临着外来理论本土化的问题，难以回避“拿来主义”与“移花接木”的痕迹（姚小云，2012）。中国“性别与媒介”研究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大部分研究所遵循的范式是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五W”，研究思维中存在明显的二元化对立模式。过多地采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和话语，容易忽视中国女性研究的实际问题和情况（凌菁，2011）。

刘利群（2012）在总结和梳理媒介与女性研究状况时指出，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出现最频繁的议题是对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的探讨，其次是对媒介所呈现出的性别观念进行阐释。研究的同质化使得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暴露出很多视野局限，也使得理论探索与媒介现实不断出现错位。

（三）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媒介形象研究一直是媒介与女性研究的主流内容，在这一时期，研究者通过多元的案例研究，对于不同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做出深入阐释，形成了一系列丰富成果：女研究生的媒介形象（刘姝伶，2011；胡佳渝，2013），政府女性发言人的媒介呈现（汪可，2015），媒介对女童形象的建构（王春鸣，2012），媒介报道中女航天员的性别角色（谭琳、齐鸣宇，2013），主流媒体中“榜样女性”形象（高焕静，2014），网络媒介中女博士形象（洪静，2014；王娜，2012；李璐，2014；赵宁，2013），大众媒介对女科学家形象的建构（蔡雨坤，2013），女特务的媒介形象（韩敏，2014），等等。

1.跨文化传播中的女性形象

在国际传播的视野中，对一个国家女性形象的认知也与国家形象塑造密切相关。李敏（2015）研究了《纽约时报》2001～2010年涉及中国女性的报道，从社会性别和民族国家叙事两种视角分析了中国女性的媒介形象，阐释了媒介如何通过话语的运作将“中国”与“女性”这两个要素勾连起来。杨娜、吴鹏（2012）通过对语料库的媒介话语分析指出，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介运用贬义词汇、被动语态、夸张、暗喻等语言形式和话语策略，重塑了美国大众对中国妇女的社会认知模式。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分析中美主流报纸中的女性报道，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对于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形象进行了积极呈现。但在具体的报道对象、事件、态度以及意识形态导向方面，也隐含着不同国家在性别观念上的不同意识（吴越，2011）。

2.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污名化

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存在很多歧视和污名化现象，这在一些受媒体关注较多的精英女性群体中尤其突出。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针对女性的歧视性语言，主要包括物化售卖女性、差异化女性和标签或矮化女性，其原因主要是文化影响、社会影响和媒介渲染（张谊，2013）。

媒体对女大学生负面新闻的过度报道，直接导致女大学生媒介形象的异化，强化了传统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张志刚、汪蓓蓓，2013）。媒体频频出现“妖魔化”或“污名化”女大学生的报道偏向，劫掠性地把女大学生作为新闻中可供大众娱乐的对象（伍婧，2012）。

女权主义者在媒体中也常被呈现为愤怒、极端、冲动的形象。媒体往往只抓住其抗争的形式，而忽略了其背后的合理诉求。媒体对女权主义思想内核的误读，对女权主义符号的商业化消费，使得女权主义在舆论场中被污名化（杨雨柯，2014）。

“剩女”作为近年来很受关注的女性群体，也是媒体的热点议题。在意识形态分析的视角之下，可以发现，“剩女”这一词语的流行是媒体制造策略发挥作用的结果。媒体对“剩女”议题不仅仅是“呈现”，更是一种带有价值判断的“制造”（刘利群、张敬婕，2013）。可以看到，媒介话语权下的“剩女”制造，是一种性别话语的偏向，其结果是对公众议程的掩盖和对“剩女”话题的不断歪曲（窦梅华，2014）。“剩女”话语旨在贬低女性的性别形象和社会价值，以迎合传统观念中男性主导的性别霸权，关于“剩女”标签的制造和权力编码，反映了男性对现代独立女性的恐惧和排斥，以及女性自身在传统角色规范和现代身份认知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孙金波、范红霞，2014）。近年来的“剩女”题材电视剧也为媒体的“剩女”制造推波助澜，剧中映射出现实生活中大龄未婚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仍处于男权中心话语的外围，消费文化视域下女性的自立只不过是男权文化遮蔽下的虚幻图景（李琦、谭瑶姬，2014）。

同样面临污名化的还有女博士群体。媒体中女博士的负面媒介形象主要有择偶难、婚恋难、受骗、自杀与犯罪。研究发现，文凭危机、择偶观、社会角色冲突、媒介与大众的认知偏见是女博士被标签化的主要社会原因（杨英，2011）。对女博士的边缘化和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媒利用文本阐释的话语优势对女博士群体实施的一次符号暴力（吴迪，2014）。本应成为社会骄子的“女博士”在媒介的符号学建构和过度阐释下，成为一个被人们边缘化的“神话”场域。校正社会对于“女博士”群体的狭隘偏见，不仅有赖于媒介自身的修正，而且需要“女博士”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朱婧雯，2011）。

（四）媒介与女性身体建构

1.社会权力与女性身体

在无所不在的社会权力场域，“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媒介与时代的深刻规训，从大众媒介兴盛之初的民国时期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程亚丽（2014）考察了五四时期《妇女杂志》等媒体的公共舆论，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女性的身体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并由此建构起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

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性”开始在中国都市大量涌现。以《良友》和《玲珑》为代表的通俗刊物极力宣扬“摩登女性”形象，号召都市女性进行摩登身体实践。但与此同时，左翼文学对女性摩登身体大肆口诛笔伐，国民党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也极力打压摩登风潮，这使得女性身体受到来自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多重权力的塑造（贾海燕，2013）。

白蔚（2011）指出，民国报刊着力建构的摩登女性身体，具有丰富的现代意涵：首先，它指称着现代性，标志着处于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热烈尝试；其次，它指称着女性解放，是现代女性从闺阁中解放出来、走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的一种象征；最后，它指称着身体物化，意味着从封建专制主义与父权制家庭解放出来的女性重又沦为男权社会与商业文化消费的对象。

2.消费主义与女性身体

在今天的社会，消费主义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媒体中的女性身体成为一个新的神话、一种文化表征（谢珂，2011）。女性身体被商业资本赋予了消费与被消费、商品与购买的双重含义。女性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消费的客体。女性从自我意识乃至真实的身体成为消费社会中最常见的符号（靳琰、王莉，2012）。各类女性时尚网站对“美丽消费”的营造、对时尚消费的指引及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构建，实现了对女性消费的引导（廖晓玲，2011）。女性商业网站挥动消费主义大旗，将奢侈品消费建构为人们展示身份、品位、社会地位和金钱的符码，通过一整套符号体系控制时尚的发展脉络，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的奢侈品消费（张洁莹，2013）。同时，在各类时尚论坛中的“积极”“自由”氛围的掩盖下，女性消费压力逐渐内化。时尚论坛增强了女性作为新穷人的焦虑感（同心，2014）。在时尚杂志所引导的女性美学观中，身体是女性美的中心，而时间美学观和空间美学观是女性美的两个基点，背后隐藏着现代性的追寻、安全感的诉求、消费观念的刺激、男性凝视的快感等美学缘由（杨扬，2013）。

大众传媒缔造的美丽神话让女人相信，接受“规训”的身体，可以获得爱悦。媒介成为“规训”女性身体的机器，为资本市场开路。而女性在美丽神话的诱导下也自觉地接受媒介灌输的“规训”，积极改造自己的身体（罗坤瑾，2012）。女性身体神话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数据化、碎片化、图像化以及理想化，消费资本介入女性身体形象的生产，借助各种媒介和技术来“规训”女性身体，以达成女性身体的再生产（蒋建梅，2015）。

在消费文化的视域之外，媒体暴力中也有女性身体的印记。孙金波、范红霞（2013）指出，媒体的身体叙事中存在潜暴力话语，女性的被压制与抗争借由身体这一符号象征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女性身体因此成为受辱与反抗的双重之域。

（五）女性媒介工作者

中国女记者职业最早在民国时期产生。冯剑侠（2103）归纳了民国时期女记者身份认同上的两种类型：性别意识主导的女记者和职业意识主导的女记者。民国时期的女记者在建构新的女性主体以及赋权女性参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女记者的职业实践也给报纸带来了新闻采编视角和题材内容上的变化。

今天的女记者依然是媒体行业的半边天。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女记者工作委员会（2014）针对上海35家新闻单位女性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发现，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优势、困境和机遇表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数量呈上升趋势，自我能力评价较正面。其次，女性新闻工作者面临着压力场的变化与叠加，她们普遍年轻、素质高、追求理想与品质生活，乐意以新闻作为终身职业，而来自家庭生活、婚姻感情方面的压力成为女性新闻工作者首要的职业障碍。最后，新闻传媒行业的格局变化，也带来巨大的变革压力。在各种压力交叠之下，上海女性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自豪感有所下降，职业倦怠感则有所上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新闻行业，新闻业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journalism）的观点也流行起来。这种观点认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媒体运作，使得时尚、休闲、娱乐等女性化议题和“软”新闻在媒体中居于主流，女性从业者也相应地在新闻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王海燕（2012）通过对广州、深圳、成都、长沙四地30多名记者的深度访谈，指出市场化不但没有带来新闻业的女性化，反而使得新闻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趋于严重。这体现在以男性为逻辑的市场化所带来的不公正的就业合同与薪酬制度、女性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式微等方面，也体现在日常的性别化编辑部文化中。

影视剧塑造的女记者角色有很多“刻板印象”，女记者常被呈现为：年轻靓丽，生活富足；大龄剩女，职场恋情；冲动感性，家庭为重；深入调查，频遭危险；必须坚强，自我牺牲。这些“刻板印象”有主观偏见也有客观表现；有独特的职业特征，也有整个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李尤，2012）。

（六）媒体的性别意识

媒介传播是“意义”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性别意识对于媒体的媒介内容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媒介生产的过程来看，媒介内容的最终呈现需要经过议程设置、把关监管等重要的传播环节。要提升媒体的性别意识，改善媒介内容，需要从媒介生产的机制着手，在媒介把关机制中完善媒介内容生产的监管体系（刘利群、王琴，2015）。

开展媒体监测是提升媒体性别意识的重要途径，媒体监测需要有专业化的监测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推出《媒体性别敏感指标：衡量媒体运行和媒体内容性别敏感的指标框架》，旨在评价媒体机构和媒体内容中的性别敏感，判定其是否符合性别平等的原则。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包括两部分：媒介组织中的性别平等、媒介内容中的性别描绘。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在中国的推广对大众媒体提升性别意识、推进性别主流化以及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有着积极影响（王琴，2015）。

提升媒体的性别意识，还需要制定和落实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政策，在传媒专业培训和新闻传播教学中纳入性别平等内容，鼓励和支持女性在新媒体领域发声（孙晓梅，2015）。

（七）媒介的女性受众

1.女性受众研究

宏大的受众理论很难有效地整合不同特征的受众群体。经验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丰富对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深入理解。周红丰（2014）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了女性个体化进程中的电视经验。重点考察了女性对于婆媳剧的观看体验，分析了女性受众的行为特点。首先，家庭这一重要收视语境发生了改变，日常收视越来越具有家庭/个体的双重含义。其次，性别仍然是与电视经验相关的重要因素，但来自女性内部的分化与多样性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最后，决定女性解码立场和解读差异的不再是阶层、收入、学历、职业等结构性因素，而是与女性个体化进程这一社会背景与现实情境密切相关。谢凤华、白潇（2015）指出，电视媒介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和意见领袖影响女性受众，引导女性消费。通过净化传播环境，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电视媒介能够形成与女性消费的良性互动。

2.女性的媒介话语

女性的媒介话语权是女性利用传播资源表达自我主体意识的权利。建构女性媒介话语权的路径主要有：增强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唤起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提高媒介素养，完善媒介监测机制；培养女性意见领袖作用，提升女性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的主动性（张文鸯，2014）。

陈晓华（2013）指出，女性群体在传播与接受罗曼史小说方面呈现出一种跨媒介、多元化的特征，形成了女性自我展示、自我创造、自我传播的文化现象。她们相对于传统的罗曼史读者而言有更多、更主动的媒介使用行为。不是被动地被主流文化所操控和左右，而是通过一系列主动的媒介使用行为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女性的话语表达。

（八）女性媒介素养

1.女性媒介素养的现状

媒介素养教育被引入中国时存在社会性别盲点，使本来赋权工人阶级、被压迫的妇女及其他弱势群体利益的媒介素养教育变成了降低其主体性的“提高弱势群体素质”的运动。卜卫（2011）指出，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应该增加青少年女性的个人赋权，并倡议在传播学教育领域开设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社会性别课程，检视所有的教材和出版物是否具有社会性别敏感，逐渐消除传播学界的社会性别盲点。张敬婕（2012）在《性别观念与媒介素养》中强调了性别意识对于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该书既有对大众传播报道的性别议题的个案研究，也涉及关于媒介发展与性别观念、传播生态与性别政治的理论方法，有助于推进公众全面认知媒介制作、媒介内容、媒介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性别理念与社会观念。

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对广西女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大学生能够积极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并批判地看待媒介信息。但其媒介素养还处于一种自发、无意识、盲目的状态，缺乏系统的指导和训练（李敏智，2014）。对新疆少数民族女大学生的调研发现，女大学生在媒介消费使用中把娱乐开心、了解信息作为主要目的；部分学生缺乏辨析媒介内容的性别敏感（王蔚蔚，2013）。对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调研显示，女大学生的媒介利用和媒介接触表现出较强的积极主动性。受访者在观念上普遍认同性别平等，但是在特定的性别议题上也出现了性别立场模糊、不坚定的情况（张敬婕，2015）。

另外，农村女性的媒介素养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针对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的农村女性媒介素养的调查显示，受文化素质、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媒介素养较低，对媒介的使用和认知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信息接收较被动，不能积极解读媒介信息（凌菁、陈雨曦，2012）。对湖北省恩施州某个土家族聚居村落W村的调研显示，大多数女性能从媒介中获取信息为自己的生活服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别意识，能认识到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存在差距；性观念相对保守，对色情信息多持抵制态度（秦娜、李烨辉，2015）。

2.女性的媒介接触与使用

边缘女性群体的媒介使用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在对南京女性农民工媒介使用的调研中发现：女性青年农民工遭遇困境时向媒体求助的意愿不高，已婚者、文化程度高的女性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求助媒体以摆脱困境；女性青年农民工媒体自我形象认同度越高，向媒体寻求救助的意愿越强烈（张蓓，2014）。女性农民工对于媒介组织的各类交友节目参与意愿不强。未婚者更倾向于参与交友节目；进城时间越短的女性农民工越认同媒介交友方式（张蓓，2012）。

在长三角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过程也是利用媒介传播、建构性别认同的过程。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以大众传播、代际传播、人际传播为途径，进行多层次、互动式的传播实践，实现城市“适应”与未来“融入”（郑欣、张春琳，2014）。

随着电视媒介在云南哈尼族地区的普及，看着电视长大的哈尼族女性有了明显的就业要求，就业观有较大转变。她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女性也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多学知识可以在社会上谋求职业，提升自我的价值（汪力娟、汪力智，2013）。电视媒介信息也是湖南女书村落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村民对待现代文化有兼容并蓄的态度，很多主动收看电视的村民对女书文化持开放态度。由于电视的介入及女书传人的主动选择，女书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已融入了现代元素，逐步被打造成具有现代特色的新型女书（陈峻俊、何莲翠，2012）。

（九）新媒体与女性发展

在新媒体时代，女性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很多变化。新媒体的易得性使得男女之间的信息鸿沟缩小，新媒体的便捷性传播可以改变女性传统的“无声群体”角色，新媒体的去中心、多点传播，可以发展出更多的双向交流、对话协商，使得新媒体传播的交互性增强，有利于推动性别权力结构的调整（刘利群、唐觐英，2015）。

自媒体是这个时代重要的新媒体类型。借助自媒体，女性的声音可以畅通无阻地传播，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可以预见，自媒体引发的不仅是传播革命，更是性别革命。传播平等权的实现对于消除性别压迫和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范红霞，2012）。

微博作为当前中国很重要的自媒体样态，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张晨阳、郁慧玲（2011）认为，微博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受结构，有利于女性在媒介中的充分表达。在微博传播中，女性娱乐名人更易得到关注，女性更关注私人领域信息，更容易成为倾听者。杨克青（2014）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女性在微博中的话语表达，有利于推进话语多元化发展，重塑公共话语空间。在社交网络话语空间中，女性记录生命历程，构建自我价值，同时获得更多的新型社会资本。

新媒体场域中消费女性、物化女性的现象比较突出。网络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和隐蔽性，满足了部分受众在现实社会中敢想不敢为的窥视欲望；社会转型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也通过“消费女性形象”在网络中得到了扭曲的释放（曾长秋、李斌，2015）。同时，新媒体对青少年女性社会化的影响值得重视。网络对青少年女性生存样态、生活方式、审美价值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教化作用，而网络弱控制性、环境虚拟性、个体娱乐宣泄性等特质又消解了青少年女性的话语权、性别定位以及社会化的发展进程（宋红岩，2012）。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不断相互建构。社会性别是分析传播技术、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的重要理论视角。曹晋、格雷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研究者（2015）通过对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指出传播新技术中体现的性别与阶级。对上海妇女儿童心理热线电话的案例研究，展现了媒介对女性日常生活和青少年社会交往的影响，以及国家如何通过热线的建制化渠道灵活地进入个体的私人领域。在个体的都市生活交往实践中，阶级、性别、科技等范畴仍然是当下媒介技术、媒介产业等结构性权力等级的轴心。

（十）媒介与女性的历史

媒介与女性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媒介与女性是学者的重要研究主题。这些研究主要是由一批历史研究学者开展的，关注的历史时期也主要聚焦于民国年间大众媒体初兴时期。

谢天勇（2012）分析了《妇女时报》对民初女性参政问题的媒介表述，揭示出商业性质的女性报刊是如何呈现颇具政治色彩的女权运动的。同时，从社会舆论角度，《妇女时报》对女子参政运动的价值评判，也构成1913年后女性报刊对相关问题探讨的话语框架。

侯杰、李钊（2011）分析了清末民初天津的《醒俗画报》《人镜画报》等石印画报，指出当时的男性知识分子们既把女性纳入培养国民之母的计划之内，又把女性“缺乏教养”视为“封建落后”的象征。他们将其所感受的国族困境投射在“她者”身上，通过对“她者”的批评，树立起男性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简姿亚（2013）指出近代的新母性神话是要求女性成为身体健康、受过教育、拥有知识和文化的贤妻良母。这一母性神话是时代使命、男性欲望和大众媒介的合谋。辛亥革命时期，大量涌现的女性媒介参与了这一“母性神话”的制造。

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以“摩登女性”和“职业女性”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明显受到好莱坞明星的演绎风格影响，也是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张倩，2012）。这一时期印刷媒介的公共话语中，通过电影女明星对“现代女性”所进行的想象，首先是“摩登”的，她们通过服饰、照片参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展演，并承载了社会对“摩登女郎”的价值要求；其次是“独立”的，她们经济上的独立、对表演事业的追求在大众媒介中被推崇；最后是“毁誉参半”的，她们虽然被称为“现代女性”，但又被想象为“危险女人”（许航，2015）。

从历史角度看，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变迁与国家话语转变有重要联系。王蕾（2011）对1949～2008年《中国妇女》杂志样本期刊中的封面人物图片进行分析后指出，60年来封面女性形象由“雄性”气质向女性气质过渡，并最终形成“多元气质”。同时，封面女性形象体现了从“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的转变。黄继刚（2013）的研究也指出，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成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包括20世纪初启蒙叙事阶段的“新女性”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革命叙事阶段的“女劳模”形象以及改革开放消费叙事阶段的“封面女郎”形象。各个时期的“理想女性”建构了女性身体形象的标准范式，引导群体参与“理想自我”的虚拟想象。徐艳蕊在《媒介与性别：女性魅力、男子气概及媒介性别表达》（2014）中梳理了中国当代媒介性别形象的发展——由劳动妇女形象到大众文化中的魅力女性，再到以网络为平台女性的自由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产生的影响，探析了性别观念和性别生产机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消解性别陈规和建立新的更为平等的性别秩序的可能。

（十一）女性媒介的多元发展

女性媒介是为女性打造的专业媒体，以女性为主要受众，关注女性议题，为女性发言，倾听女性声音，站在女性立场上说话。各类女性媒介的发展既展现了媒体节目专门化和细分定位，也从女性的角度为女性发展提供了助力。但是，由于商业化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纠葛和矛盾，女性媒体往往处于“角色冲突”的困境中，其所传播的社会性别意识和信息也充满内在矛盾性（李卓，2012）。

1.女性网站

为了迎合女性受众的不同需求，女性网站在内容上呈分化趋势，可分为官方女性网站、商业女性网站、学术研究女性网站等。中国女性网站在促进两性平等、消除性别歧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各类女性网站仍存在不足：同质化严重、女性意识缺乏、服务性不够等（马湘凌，2014）。

女性网站的消费主义文化十分突出。聚焦商业门户网站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门户网的女性频道——新浪女性、搜狐女人、网易女人，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频道的首页在表现形式和文本内容上都表现出鲜明的消费主义倾向（安贝，2012）。对比中美商业门户网站女性频道可以看到，网络媒体为女性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表现空间；同时强化了女性形象在男权审美趣味下被“猎奇”、被“观察”的境况（万媛媛，2012）。

本土化发展是女性商业网站发展的重要路径，冯璇（2014）的研究关注了天津地区的“百丽吧”网站。这一时尚网站以本土化视角为自身的发展优势，为当地女性服务，从线上内容到线下活动，积极利用本地优势，开拓出一条商业女性网站发展的新途径。

研究者认为，女性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女性决策层人员的缺位是导致商业女性网站女性意识缺失的重要原因，提高媒体从业者的性别意识、加大对商业女性网站监督和监测力度，有利于使网站在商业化与理想化中寻求平衡点（刘颖，2012）。

2.女性广播

女性广播节目不仅有着丰富的节目形态，而且有着独特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功能。在服务女性受众、提高女性意识、塑造女性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杰，2013）。

杭州的FM104.5十二星座女主播电台于2009年开播，这是全国唯一的女主播电台。清一色女主播是电台的最大特色，但电台的最高决策者为男性。女主播虽然是一档节目的核心和灵魂，但在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中处于从属和服从的边缘地位，无法将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带入决策层的核心，影响了媒介两性话语权的平衡（谢觅之、马科钦，2011）。

《叶文有话要说》等情感热线节目融电话传播与广播传播为一体，兼具便利性、隐匿性、互动性等特征，具有广泛的传播影响力。女性在这一节目中居于主体地位，既是主要倾听者，也是重要的倾诉者（徐菱骏，2014）。

3.女性电视节目

近年来，中国女性电视节目数量不断增加。但中国女性电视节目与商业、消费紧密相连，同质化现象严重。某一时间段内各电视台女性节目都选取类似的节目题材，节目内容多指向都市中青年女性和事业成功女性，而对农村及老年女性的关注度很低，几乎为零（杨柳，2011）。

在女性电视节目中，时尚类、真人秀类、谈话类女性节目“三分天下”。纪实类女性节目的消失表明电视媒介对女性现实生活缺乏关注，电视媒介对女性时尚消费的过度关注导致时尚类女性节目的泛滥（孙百卉，2012）。在女性电视节目的发展中，谈话类节目强化主持人品牌，时尚类节目与商业消费结盟，真人秀女性节目迅速流行。目前时尚类和真人秀节目在所有女性电视节目中的占比为64%。商业竞争激烈，导致女性电视节目越来越趋于商业化和娱乐化（王琴、高倩，2015）。

不同类型的电视剧中也体现了不同的性别符号体系，对女性角色的呈现既有刻板印象，也有多元展示。《女性·历史·消费——当代电视剧的文化批判》（李庚，2011）从女性主义文化、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消费文化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中国电视剧类型中具有焦点意义的三类电视剧，即家庭伦理题材电视剧、古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和青春偶像剧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其中的性别意识和文化内涵。

4.女性期刊

自1898年中国第一份女性期刊《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至今，中国女性期刊已经走过了百年春秋。吴敏娟（2015）在《中国女性期刊史》中，从中国女性期刊的发展脉络着手，以中国女性期刊百年历史为总线，系统地对中国女性期刊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与阐述。

魏漫江（2013）分析了《中国妇女》杂志的性别话语，指出在媒介市场化与大众文化世俗化的背景下，官方女性媒介性别话语的建构受到国家话语、市场力量、社会性别力量、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博弈、协商的影响。

女性期刊已经成为当今期刊界中的一道具有特色的风景线。女性期刊开辟新的发展之路，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增加农村女性期刊的出版和发行（杨曙，2011）。此外，女性期刊一直以情感、时尚为主题，女性新闻类杂志一直是市场的巨大空白，《女友LOOK》等女性新闻杂志在开创性实践中摸索出自己的运营模式，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杨娜，2011）。

近年来，对于女性时尚杂志的市场定位过于集中、信息重叠、赢利模式单一等批判之声不绝于耳。而基于互联网市场无限容量的长尾理论，女性时尚杂志应该重视个性化和差异化，打造一条特色化的营销路线，为杂志开拓新的受众群体和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张哲，2014；周红莉，2012）。

女性杂志的内容研究是一直被关注的重点。这一研究的新动态表现在不少研究关注了女性杂志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者指出，女性杂志呈现的男性形象带有性别刻板印象，这一刻板印象是传统文化、读者定位、杂志办刊理念和风格等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王婧，2011）。女性杂志对于男性形象缺乏客观、全面的呈现。如人物报道中的男性多为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尊重女性的乌托邦式的好男人，而事件报道中的男性则以出轨背叛、无责任感、压迫女性的负面形象为主。女性杂志虽然以女性主义立场为基础。但是在建构男性模范形象上，又往往依循传统父权制的男性刻板印象（魏艾，2012）。《时尚·COSMOPOLITAN》等女性时尚杂志中，营造了一种“女性至上”的拟态环境，集中展现了女性对“理想男士”的想象。通过外在形象的“男性美”与“成功”，强调其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和消费水平，维持了男性刻板印象中理想型的“霸权”男性气质，同时展现出“双性化”的性格特征，如对女性关怀有加、忠于爱情、浪漫温柔。男性形象被“商品化”，使他们极具观赏性、娱乐性和消费性（张耀坤，2015）。

5.女性报纸

女性报纸作为女性言说的大众媒介，也是传播和构筑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空间。在传统媒体日益式微的情境下，中国女性报纸的发展面临很多困境。

研究者探究了济南《都市女报》的女性观（汤莉莉，2011）和女性形象（赵文娟，2012），采用SWOT方法分析了《都市女报》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为《都市女报》提出了改革思路（尹艳羡，2012）。还有研究者对长沙《今日女报》的内容差异化战略（王伏虎，2011）、广告传播模式（王伏虎、柴凤，2012）、差异化经营（张漫忆，2014）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媒体时代，很多都市女性报刊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来实现融合和创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特点（隋祎，2015）。都市女性报刊建构报纸品牌的策略包括：以精确的读者定位和自我定位来建立品牌，通过以情感为中心引领两性文化、以塑造新女性形象的方式来扩大品牌的认知度，以品牌延伸及二次售卖的方式形成品牌的价值产业链（贺艳，2011）。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一）研究的不足

1.研究创新性有待提升

整体来看，2011～2015年，媒介与女性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研究内容，但媒介与女性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缺乏突破和创新，研究成果同质化的情况比较突出。媒介文本内容研究占据了研究主流，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缺乏有价值的数据和原创的观点。一些研究过于强调女性的性别特质，忽视了女性作为个体的人具有的阶层、区域、职业等其他社会属性。对于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很多研究集中于对媒介现实的批判，缺乏建设视角，难以对当前的媒介发展实践给予积极的学术指导。

2.研究资源比较匮乏

与媒介与女性发展的丰富现实和多元需求相比，目前的学术研究既存在不足，也面临一些研究困境。媒介与女性研究的基金项目、科研项目相对较少，难以获得重要研究资源的支持；学术研究缺乏一些全国性的权威调研数据和各类统计数据的支撑。如对女性媒体工作者现状的研究、女性媒体的研究、女性受众的研究都没有一些重要调研和大规模数据的支持，也缺乏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学术研究资源的匮乏，难以推进这一研究的整体发展。

3.国际视野有待拓展

一些国外重要的研究著作没有及时引介，相关的译著和文章很少，国际交流和研讨还不活跃，缺乏与海外的媒介与女性研究领域的深入持续交流。国内的媒介与女性研究起步较晚，需要与国际学界保持持续的沟通和对话，以推进本土研究的发展。同时，中国学者要积极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发出中国的声音。

（二）研究展望

1.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青年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兴趣不断增加，在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中有越来越多的相关选题，但是大部分缺乏持续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成为稳定的研究队伍。要推进媒介与女性研究的持续发展，需要推动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通过课程培训、社会活动、学术交流、研究成果推广等多样化的形式，吸引关注，培养稳定的研究群体，形成结构合理的研究梯队。

2.推进本土媒介实践

在研究创新的基础上，要推进媒介与女性领域的实践，在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上积极发声。推进媒体生产和节目制播的实践，促成媒介监测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进媒体管理机构落实性别平等相关的媒介政策，改善媒介内容和媒介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媒介与女性研究要更多地进入公共视野，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对现实的媒介问题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发挥影响力。

---

[1]作者简介：王琴，女，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