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

通过梳理基本概念和主要理论，我们发现既有的对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原因的解释在分析俄罗斯的意愿或行为时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或者说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由此，本节的主要任务是提出分析框架。

一 由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组成的双重结构

冷战后，理论家们试图准确描述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分析层次之间的联系，并试图在分析层次之内或之间弄清楚所研究的行为的根源。[124]按照这个路径，既然从单一层次解释俄罗斯的态度变化存在问题，那么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层次或者在不同的层次之间增加解释变量的复杂性，以增进对问题的理解。但如果为了增加解释变量的来源，同时从单元层次和体系层次进行解释，那么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讨论，因为这种做法几乎可以包含所有的论断。本书也不试图完全从内部因素进行分析，[125]因为近30年间俄罗斯的内部情况难以总结出规律或特点，且已有的关于内部转型与对外关系的研究已经做得非常扎实。[126]

星野昭吉在讨论促进地区形成、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存在国际条件、区域条件、国家条件与国内条件这四个条件，并由此列出了一个“四种空间并存结构”的状态表，这四种空间是国际体系、区域、国家和地方（国内），他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形态分析。[127]本书承认存在这样的“四种空间并存结构”，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讨论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状态，而是关注外部因素对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所以本书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考虑外部环境对俄罗斯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即符合这样一个基本逻辑——“任何国家制定对外战略，都是以对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变化以及国家自身的实力和地位所作出的某种判断和估计为依据的。”[128]但仅从最为宏观的体系层次分析还不足够，应将地区层次引入研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安全环境是由它们身处其中的地区和将它们涵盖在内的国际体系共同塑造的”；[129]另一方面是因为本书讨论地区一体化问题，“某一层次的普遍理论不能解释存在于另一层次的问题”，[130]所以有必要将“地区”这一分析层次凸显出来，并关注“地区结构”及其特点。也就是说，本书将俄罗斯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界定为由地区结构和体系结构组成的“双重结构”，探究双重结构对俄罗斯参与地区一体化意愿的影响。因此，双重结构是本研究的自变量。

（一）“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

“结构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根据系统中的主要行为体加以定义。[131]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132]由此揭开了“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怎样的极性”的讨论。“极”指的是“行为体的数量以及它们的实力分配情况”，[133]无论是持有单极世界还是多极世界的观点，或者是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一样持有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单极-多极世界”，[134]学者们大都不会否认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享有的突出地位，这是讨论体系结构性质时不能忽视的重要特点。卡赞斯坦在研究中将地区主义与体系层次联系起来，并把体系层次设定为美国帝权，即当前这个由地区组成的世界“深深地嵌入了美国帝权之中”，[135]他所强调的也依然是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冷战后，在确定体系结构性质时，不仅要把握美国的地位，也要分析其他国家的特点。对国家进行分类分层研究是把握国家性质特点的一种有效方法。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进行了极有代表性的分层，他把国家分成支配大国、大国、次要国家等几类，其中，“支配大国”（dominant powers）是国家实力可以与所有对手的综合实力较量的大国，界定支配大国需要根据其实力和目的，当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抗该国时，意味着这些国家承认了该国的“支配大国”地位。比支配大国弱势的是大国，“大国”（great powers）的概念一直被广泛讨论，怀特将“大国”界定为那些“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其利益涉及世界范围，并且大国“能够以武力来保卫或者促进这些利益”。考虑到支配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区别，怀特又给出了一个理想定义：支配大国是“能够充满自信地考虑对任何潜在的他国联盟开战的国家，而大国则是能够自信地对另一个大国开战的国家”。[136]

布尔认为“超级大国”的概念并未给旧有的“大国”概念增加新的内容，他所定义的“大国”在国际上“不止一个”，且“必须是军事强国”，同时，“其他国家承认大国拥有某些特殊权利与义务”。布尔提高了“大国”的门槛，并提出大国可以通过六种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维持国际秩序。由此，他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苏联和中国算作大国，西欧没有联合成单一国家，所以不是一个大国，日本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大国，而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如美国和苏联明显。[137]显然，布尔的论述中也含有分层研究的逻辑，并且他的“大国”概念强调了别国承认的重要意义，关注了身份和观念在确定大国时发挥的作用。[138]

在对国家分层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确定体系结构的性质。现实主义者们通常将物质性的权力分配作为确定体系结构性质的关键变量，也是决定其极数的基础。布赞等人提出“身份”概念，研究极和身份的相互作用，将观念及社会性结构明确地引入对体系结构的分析中，把主要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三类。美国自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中国、欧盟和日本是大国，能够在地区和体系层面均发挥一定的影响。而冷战后的全球权力结构被视为是一种“一个超级大国和四个大国”（“1+4”）的体系结构。[139]本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同意布赞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的判断，将当前的体系结构界定为“一超多强”。作为大国的俄罗斯，是“多强”之一，在后苏联空间和国际体系均能发挥影响。

地区的外部不完全性使后苏联空间并非一个封闭体系，[140]在地区外的体系层次，超级大国与其他诸强作为外部因素，能够对后苏联空间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俄罗斯的意愿产生影响。通常，人们认为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影响最大，或者可以说，在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诸多因素中，西方的作用常常被认为是“决定性的”。[141]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影响手段和能力最为突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领域介入，并在双边关系和多边平台上施加影响。欧盟的影响力和手段种类相较美国弱一些，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点在于欧盟以其自身一体化的发展对该地区施加典范型的影响，吸引地区内国家效仿发展地区主义，[142]这是其他影响势力所不具备的影响方式。还有一些国家也具有重要影响，包括中国、土耳其、伊朗、日本等，[143]它们有的是崛起中的大国，有的是资本主义强国，还有一些属于具有重要地区影响且在全球影响逐步上升的国家。本书认为，美国、欧盟（及北约）[144]和中国是体系结构中影响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意愿的主要行为体，[145]关注美欧中俄这四个行为体围绕后苏联空间地区一体化的互动，也就是说，“一超多强”在本书中被界定为“一个超级大国和三个大国”（“1+3”）的体系结构。

就像对权力概念的界定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一样，[146]判断体系结构的特点也需要加入观念性因素，即体系结构中包含着社会性结构的内容。社会性结构可以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并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尽管国与国之间，“友好与敌对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总是十分清晰”，[147]但在一个整体的国际体系中，依然可以按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逻辑，判断国际体系的状态符合三种无政府文化中的哪一类型，并区别出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不同的角色。[148]无疑，意识形态对立的终结使俄罗斯不再是“敌人”，所以，“后冷战时期全球诸力量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对手和朋友的结构”。[149]但更具体地说，朋友或对手的社会结构对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究竟何者占优也将影响体系结构的性质。因此，本书有关体系结构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面对的体系结构是一个包含着对手和朋友的“一超多强”结构。

（二）“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

“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的分析层次”，[150]本书的核心目标是解释国家——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所以，需要考虑到地区层次的影响。“地区”位于国家之上，其内部是无政府状态，这就决定了用温特的无政府文化分析地区文化同样具有可行性。同时，地区作为次体系，具有结构性，对地区结构的分析同样具有理论价值。

卡赞斯坦认为“地区是物质性结构，具有影响行为的作用”，[151]因此，我们首先应关注地区内的权力分配。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承继了超级大国的大部分权利和既得利益。尽管已不复当年之勇，但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依然是后苏联空间内的地区主导国（regional leader），即“在一个区域的所有外交、军事和经济活动中具有最重要影响力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152]这种主导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从先天条件看，俄罗斯的人口占后苏联空间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领土面积占总面积的77.2%；[153]在经济领域，俄罗斯长期具有压倒性优势，以2011年为例，2011年俄罗斯经济占独联体地区经济的77%；[154]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俄罗斯是该地区唯一的核国家，并在其周边国家驻扎军队，保留了多个军事基地，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其对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周边小国国内的不稳定局势都能起到调解和控制作用。因此，地区主导国的存在造就了地区结构“一强多弱”的特点。

“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极大地影响了地区一体化模式的选择。第一，小国建立的地区一体化机制无法吸引俄罗斯“委身”参与其中。反而是出现了既有组织被俄罗斯主导的相关机制“收编”的情况，如1998年成立的中亚经济共同体，改名为中亚合作组织后，于2004年吸收俄罗斯加入，随即在2005年被并入了俄罗斯主导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所以，东亚地区的“小国带动大国”、以东盟为核心的一体化模式并不适合后苏联空间。第二，“一强”的现实在于地区内不存在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同俄罗斯一起成为有效的双发动机，俄罗斯无法分散地区责任。且此时的后苏联空间既不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如西欧在冷战时期面临苏联的威胁和恐惧），也没有强劲的支持动力（如西欧接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和经济支持），所以，西欧的一体化道路同样不可复制。第三，“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意味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俄罗斯具备一定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地区中心，它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成为这样的中心。[155]基欧汉主张“合作应以少数大国为中心，而由大量的小国追随其后”，[156]“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符合他提出的条件；布赞等人也认为，俄罗斯可以成为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中心。[157]并且“一强”的唯一性意味着其他国家没有可以替代的选择，在特别时期，较强的外部压力将“迫使这些国家从俄罗斯讨生计”。[158]尽管这可能带有“不得不”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但其结果是增强了俄罗斯在地区内的吸引力，有利于一体化的推进。

早在1957年，多伊奇就曾指出，当各国权力出现持平的状况时，一体化不会发生，相反，只有围绕着“力量中心”即某个主导国，它能够为一体化提供核心时，一体化才能实现。[159]按照这个观点，“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实际上有利于催生地区一体化，但这与主导国的意愿密切相关。作为“中心”的俄罗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提供地区公共品的需求，其他国家需要俄罗斯提供安全保护、经济支持和地区一体化机制等，尽管这易于实现某种形式的宗主权[160]或达到控制周边小国的目的，但对于仅仅只是大国的俄罗斯而言，仍然需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而不只是地区一体化通常遇到的主权让渡问题，实力存在不足的俄罗斯显然不愿意重蹈苏联时代过度承诺的覆辙。此外，俄罗斯还需要权衡行动自由的问题。在其国家认同中，过去三个世纪，俄罗斯都把自己视作一个大国，因而不可能服从某个组织的规定，或仅仅成为某个大型共同体的成员，即地区一体化不能过多损害其行动上的自由，它加入一体化必然是自己的意愿。[161]因此，作为“中心”的俄罗斯，其意愿将影响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前景，反过来，“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也会影响俄罗斯的意愿。

尽管“后苏联”一词的使用会或多或少地让人们想起曾经的苏联，[162]但也意味着这一地区存在联合的历史和基础，这是利布曼等人的“维系式地区主义”（Holding-Together Regionalism）的重要特点之一。[163]苏联时期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使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具备相当的使用基础，是族际交流语言，且在代表信息传播和新技术发展的互联网世界中，俄语网站所占的份额在很多国家中都达到了90%以上，[164]体现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文化影响力依然巨大。但是，巨大的文化影响并不必然对应着有利于俄罗斯的社会性结构。“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意味着后苏联空间内不可能存在俄罗斯的“敌人”和“对手”（除非形成一个涉及多国的反俄罗斯同盟[165]），但简单地将关系定性为“朋友”，却又太过草率和脱离实际。

布尔在讨论大国“单方面行使地区主导权”的问题时，区分了三种表现形式：“支配”（dominance）表现为“大国经常对构成自己腹地的小国使用武力，并且习惯性地蔑视有关国家主权、平等和独立地位的普遍的国际行为规范”；“领导”（primacy）意味着大国没有经常性地蔑视国际行为规范，也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而是获得小国的自主承认，认可“该大国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的作用”；位于两者之间的是“霸权”（hegemony），意味着大国“会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但不是经常性和无所顾忌地，而只是有时和迫不得已地采取这样的行为”。[166]正如本书对后苏联空间的“地区”特点和俄罗斯历史经验的分析，作为“地区主导国”的俄罗斯既不享有支配性地位，也无法建立地区霸权，所以它更多可能享有的是一种“领导”地位。

这种领导地位也比较符合丘拜斯（А.Б.Чубайс）提出的“自由主义帝国”（либер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他曾撰文指出，俄罗斯在21世纪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通过建立“自由主义帝国”来巩固自己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167]本书借用有关霸权属性的研究，[168]将“地区主导国”的身份区分为“善意”和“恶意”。通常，“善意”的地区主导国更容易获得小国的自主承认，享有“领导”地位，而“恶意”的地区主导国容易被指责为霸权主义。在此种区分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俄罗斯与地区内其他国家之间的观念建构，从而确定后苏联空间在社会性结构方面的“良性”和“恶性”。

在经过一番学术辩论后，哈斯修改了他的“一体化”定义，将一体化重新界定为“国家自愿地与邻国融合、合并，并由此失去了事实上的主权属性，从而获得解决彼此冲突的新技术”。[169]这一修订强调了作为一体化主体的主权国家的自愿性。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机制是否能够吸引后苏联空间内的其他国家自愿参与，受到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意图的评价（即后苏联空间的社会性结构的性质）的重要影响，而俄罗斯对这些意愿的认知和评估又将影响它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因此，把握地区结构中社会性结构的变动趋势同样也是必要的。综上，本书有关地区结构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面对的地区结构是一个需要确定良恶性质变化的“一强多弱”结构。

（三）结构变动及其所塑造的形势变化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双重结构对俄罗斯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意愿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分析双重结构的变动趋势以及由结构所塑造的形势变化。无论是“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还是“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从定性的维度讲，很难发生剧烈变动，体系中的“一超”与地区中的“一强”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但结构本身在定量的维度上却存在变化，并可能造成结构在具体形态上出现改变。例如，当“一超”的实力出现下降并与“多强”之间的差距缩小时，体系结构就出现了扁平化的发展趋势，相反的是当“一超”的实力上升，拉开了与“多强”之间的差距时，体系结构就出现尖锐化的变动趋势。而结构变动也会塑造空间内部的形势，例如，当某一强国试图挑战“一超”的地位时，体系内部的形势就会出现紧张，也将反过来加剧结构变动。衡量结构的变动，将从物质性结构和社会性结构两方面进行。

1.物质性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权力分配的变化

人们对权力的概念并不陌生。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权力包含如下要素：地理、自然资源、产业能力、备战程度、人口、民族特征、人民士气、外交水平以及政府水平等。[170]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也有些涉及对相关指标的主观评价。对各个要素逐一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区别不同国家的权力水平。但它们都是某个国家单独具备的特征。而从相互关系的角度理解，权力的基本含义是“一个行为体根据其意愿来影响另一个行为体去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171]现在对权力的理解通常从“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切入。“硬权力”在当代通常包括人口、经济（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量）、军队、领土和自然资源等指标。“软权力”的概念由约瑟夫·奈提出，指国家所具有的影响他国喜好的能力——通过吸引和劝服的方式让别的国家到达自己所期望的结果。软权力是国家掌握的一种无形资源，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机制和议程的设置能力等。[172]无论是何种权力形式，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权力的获得和增长。

尽管权力的概念如此重要，但对国际问题分析而言，更有价值的是相对意义上的权力，即两个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权力分配状况。因此，本书使用“相对权力地位”的概念来表示权力分配的变化。这意味着“国家根据权力大小而占据不同的位置”，且国家的位置将“随着它们相对能力的变化而变化”。[173]结构现实主义聚焦国际体系层次，认为“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国家在这种分配中的相对地位所形成的结构，成为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重要考虑”，[174]且“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分布状况，有助于我们预测国家的某些行为”。[175]换句话说，“从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出发”，“一个国家在国际系统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帮助国家确定整体国家利益，影响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176]同理，国家在地区结构中的相对位置也会帮助该国确定其在地区内的利益，并对它在地区内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国家在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动，将影响它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政策意愿和行为方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实力本身存在增强或减弱的变动趋势，但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无论是增强还是减弱，都有可能导致相对权力地位在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内部的不同变动。也就是说，“相对权力地位”是一个对比得出的概念，其上升或下降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的客观变化，更取决于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对比。俄罗斯的比较对象在体系内为美国、欧盟和中国，[177]在地区内则为后苏联空间内的其他国家。有关权力的测量，通常遵循单一权力指数或多元权力指数两种方法，[178]本书主要关注的是俄罗斯的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化趋势，因此使用更易于把握的单一权力指数。此外，尽管软权力的作用日益突出，但鉴于其不容易测量的特点，[179]在本书中，对国家实力和相对权力地位的测量和比较主要使用的是硬权力，更具体地说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

综上，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动能够反映权力分配的变化，是衡量物质性结构变动情况的变量。

2.社会性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为身份和观念的变化

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180]也就是说，国家的身份将影响其意愿和行为。但大国身份的获得，除了先天的客观条件外，也需要后天的主观评价。但仅有国家单方的自我认同并不能使某个国家成为“大国”，因为“大国的身份是一个互惠的建构，它由一个国家对自我的看法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对它所持的看法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181]因此，体系的社会性结构由大国对自我的看法和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对它的看法共同建构，表现为朋友或对手的状态，即俄罗斯对自己的认知和主要大国对俄罗斯的看法相互作用，在体系结构中共同建构了俄罗斯的体系身份。而地区的社会性结构由大国对自我的看法和地区内其他国家对它的看法共同建构，表现为大国被视为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即俄罗斯对自己的判断与其他后苏联空间内的国家对俄罗斯的评价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俄罗斯的地区身份。

本书用“主导观念”一词来表示一定时期内在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的观念。如果体系结构中的朋友多于对手，那么体系结构中的主导观念是良性的；如果在地区结构中有较多国家认为大国是善意的，那么其主导观念也是良性的；反之，主导观念为恶性。具体到主导观念的判定，本书将对其他国家对该大国的评价、各组双边关系的定位、大国召集的多边会议的出席情况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观察。而社会性结构的变动更多反映的是空间内部形势的变化。综上，主导观念是衡量社会性结构变动情况的变量。

二 俄罗斯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政策表现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释俄罗斯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参与意愿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俄罗斯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政策表现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其中包含意愿和行为两个方面。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证，必须对因变量进行衡量，选定相关的指标和标准，以准确描述俄罗斯参与地区一体化意愿的强弱。

德国学者罗尔夫·J.朗哈默尔将一体化的履行问题归结为7个方面：同谁建立一体化（共同体的最适度规模、最低限度的实施成本）；一体化应发展到何种程度（为国家主权的损失进行辩护所带来的后果）；一体化应达到多大范围（有关的贸易政策应当包括哪些领域）；什么样的一体化（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与货币联盟）；一体化按照什么顺序（单边或者多边自由化居先、货币一体化排在实体经济一体化之前）；一体化应采用什么样的“剂量”（分阶段配方还是休克疗法式配方）；采用什么样的调控方式（自我评估还是外部评审）。[182]朗哈默尔的这些标准为笔者观察一体化的不同发展情况提供了借鉴，但其中一些内容存在逻辑上的重复，例如“什么样的一体化”实际上反映了一体化的发展程度，与“一体化应发展到何种程度”存在部分重合的情况，有必要进行合并和整理。而本研究的主要问题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这一问题并不相同，因此，笔者在参考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衡量指标和判断标准。

大国对某个给定的地区发展一体化的态度，可分为4种情况：大国反对或不支持该地区发展地区一体化；大国对该地区的地区一体化持有消极支持（或维持现状）的立场；大国对地区一体化持有限支持的态度，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意愿，但并不强烈；大国对地区一体化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其意愿强烈。为了更好地观察这四种情况，特别是区分后三种具有支持立场的表现，笔者提出如下四个观察指标。

（1）一体化的参加对象

所谓对象，就是哪些国家参加一体化的问题。当某个地区一体化机制涵盖了该地区所有国家时，大国有意推动全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发展，表明它位于较强的意愿水平。如果某个地区一体化机制只有部分国家参与，即表现为次地区一体化机制时，大国的意愿处于一般强度的水平，特别是在它只支持次地区机制而不支持全地区机制的情况下，意愿水平较低。如果某一次地区机制不但没有大国参与，反而有损大国的利益时，大国将反对这一次地区机制的发展，相应地减弱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意愿。而如果某一次地区机制为大国参与并主导时，与它协议推进一体化的国家越多，或者说它所吸引的参加国越多，意味着在“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中大国有能力负担更多的地区公共品，这不仅体现出大国具有较强的发展地区一体化的意愿，也将进一步增强大国的意愿。综上，地区一体化的参加对象的多少能够反映大国对一体化意愿的强弱。

（2）一体化的涉及领域

通常，国家对不同领域的一体化具有不同的参与意愿，那么反过来，从大国参与的一体化所涉及领域的不同，我们也可以观察大国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意愿差别。尽管经济一体化比政治一体化更容易实现，且国家对经济一体化的参与意愿较高，但不能就此说，参与经济一体化而没有参与政治一体化的国家对地区一体化持有并不积极的态度。关于“一体化的涉及领域”这个指标，判断的标准是：如果大国只参与或推进单一领域的一体化，则其对一体化维持有限支持的态度；如果大国参与或主导的一体化机制涉及全领域，那么其对一体化的态度更为积极。

（3）一体化的发展程度

与一体化的涉及领域密切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体化的发展程度。如果大国参与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并有意将其从自由贸易区向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形式推进，或者其一体化机制的发展目标设定为经济和货币联盟，即地区一体化从被动转为主动过程时，那么，这将意味着大国的地区一体化意愿较为强烈。如果在政治安全领域，大国主导建立或参与的是一体化机制，那么当它将机制推进为一体化组织，或者以国家联盟作为机制发展目标时，表示其对一体化持有积极态度。如果大国有意推动文化和认同领域的一体化（尽管这阻力很大），也能够反映出大国的一体化意愿呈现走强的趋势。

（4）一体化的实质步骤

如果大国对某种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仅仅停留在书面协议的话，那么其对地区一体化只是一种有限支持的态度；如果大国有意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即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时，它会采取实质性步骤。在“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中，作为主导国的大国，其实质性步骤主要涉及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建立一体化机制和机构、制定和通过相关法律、提供开展一体化需要的管理人才和相应物资、保障地区的军事安全等。有时，为了提高一体化的其他参加国的经济水平，大国还会提供地区内部的经济“输血”。以上这些，是从积极方面吸引其他国家参加大国主导或推动的地区一体化的主要方式。而从消极方面看，大国有时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迫使或说服其他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所谓“胡萝卜加大棒”即是对此的形象表述。但“即便对于大国来说，权力也是一种稀缺商品，需要仔细地加以节约使用”，[183]对那些不参加地区一体化的国家采取的“惩罚”措施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国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迫切心态。因此，实质步骤的出现，能够体现出大国对地区一体化持有较为积极的支持态度。

综上，本研究制定如下量表观察俄罗斯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参见表1-2）。

表1-2 大国在地区一体化问题上的态度

三 双重结构的激励程度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

“一超多强”的体系结构与“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构成了影响俄罗斯地区一体化政策的双重结构。理论上看，双重结构为俄罗斯采取地区一体化政策提供结构激励，但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提供的激励程度可能并不相同，且每种结构中的物质性结构和社会性结构提供的激励程度亦有差别。因此，本部分将梳理在不同的排列组合情况下俄罗斯的意愿和行为，从而把握双重结构对政策的具体影响。

（一）体系结构及其激励程度

第一，通常情况下，大国在体系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可能由两种情形导致：一是大国自身的实力下降，竞争力减弱；二是大国自身的实力也许是上升的，但是其他大国比该大国的发展速度更快、更具竞争性。大国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况中：一种情况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把大国视作朋友，而大国自己也认为它是其他国家的朋友，[184]那么，主导观念是在向良性发展，处于优化状态。而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主导观念继续优化，强化其他行为体关于“该大国不是体系结构挑战者”的观念，促使它们减少对该大国的关注和敌意。严格地说，大国实力下降时，敌意是绝对意义上的减少，此时的大国“被轻视”；而大国实力上升时，敌意是相对意义上的减少，因为此时的敌意主要集中于更具竞争性的、最有可能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或地区实体，即大国拥有“挡箭牌”。但无论是何种情况，当针对大国的敌意减少时，其他行为体可能减少对该地区事务的介入，[185]这将有利于大国获得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此时，体系结构对大国是“强激励”（激励A）。一方面，大国将“知耻而后勇”地通过推动地区一体化防止自身实力的进一步下降，即改变弱势地位，或者继续崛起，追赶发展更快的国家，甚至力图成为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主导观念的优化也让体系环境愈加宽松，减少大国做出地区一体化政策选择时的顾忌。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此时有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把大国视作对手，且大国也持有同样判断，那么主导观念呈恶化趋势。大国的对手既乐见该大国地位的持续下降，同时也保持警惕，对大国的任何图强行为设置障碍。地区一体化战略显然有助于大国改变地位下降的趋势，因此，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将阻挠大国推进地区一体化，反过来，大国对此种前景的预判也将削弱其政策实施意愿。总之，当相对权力地位下降、主导观念恶化时，体系结构对大国是“弱激励”（激励B）。

第二，反向的情况是大国在体系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这种上升也可能经由两种情形引起：一是大国自身的实力上升，竞争力增强；二是大国的实力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有可能下降，其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是“同等国家所给予的东西”，“建立在施舍的基础上”。[186]此时也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主导观念优化，有利于大国选择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但因为大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已经处于上升期，[187]而地区一体化既要让渡主权又要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大国需要权衡其中的得失，其意愿将减损，特别是如果实力也处于下降趋势时，积极性将更加降低。因此，此时产生的激励C与激励A相比，程度要弱一些。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大国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发生在恶化的主导观念中，对手本来就对大国持有敌意，此时如果是因为实力上升引起地位上升，[188]那么社会性结构将持续恶化。其他行为体将增加对该国的关注并采取不同程度的制衡行为，通过更多地参与该地区事务对大国的发展施加影响，不利于大国推行其所主导的地区一体化。且这些域外行为体关注的内容和程度并不相同，超级大国特别关注该大国是否能够达到“体系第二”的位置并成为当前体系结构的挑战者，如果出现此种预期，超级大国“为确保其地位不受挑战”将“采取行动推迟或防止大国升格”，[189]极力阻挠该大国通过地区一体化进一步增强实力。而当大国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是由“施舍”获得时，如果大国意图推进地区一体化，增强自身实力并努力使地位的上升“名实相副”的话，将有可能增加敌意，恶化主导观念，最终不再获得“施舍”。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的麻烦，大国会自律性地降低推进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性。无论是何种具体情况，当相对权力地位上升、主导观念恶化时，体系结构对大国是一种“弱激励”（激励D）。

由此，本研究区分清楚了体系结构对大国产生的不同激励情况（参见表1-3），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区分不同激励的强弱程度。首先，当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化同方向时，主导观念的优化有利于大国选择地区一体化，因此，激励A的程度强于激励B（A＞B），激励C强于激励D（C＞D）。其次，当主导观念的状态相同时，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会产生更强的激励，因此，激励A强于激励C（A＞C），激励B强于激励D（B＞D）。最后是比较激励B和激励C的程度大小。激励B产生时，无论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是缘起于大国实力的绝对弱势还是有其他大国成为了敌意聚焦的“挑战者”，即便此时的主导观念恶化，外部阻碍也并不多，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体系内的其他行为体将“轻视”该大国，而后者发生时，则其他行为体注意力转移。在激励C的情况下，只要大国的相对权力地位没有上升到“体系第二”或危及超级大国，那么由观念导致的外部阻碍就非常小，同时，内部动力也不足，因为地位已经在上升。而不断提高本国的相对权力地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190]因此，改变地位下降的需求是如此迫切，激励B的程度要强于激励C（B＞C）。综上，体系结构提供的各种激励的强弱排序结果为：激励A最强，激励B次之，激励C再次，激励D最弱（即A＞B＞C＞D）。

表1-3 体系结构对大国地区一体化政策的激励

（二）地区结构及其激励程度

对地区结构及其激励程度的分析可以比照对体系结构的研究展开，与之不同的是：“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中，大国相对权力地位的变化，只意味着大国同地区内小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并不改变大国作为“地区主导国”的身份。也就是说，“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在大国中的地位……始终是俄罗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基石”，[191]所以俄罗斯更加看重其在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大国对其在地区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不像在体系结构中那样敏感。

大国在地区结构中的相对权力地位的下降通常可能由两种情况导致：第一，大国自身实力的减弱，此时的大国可能自顾不暇，因而没有意愿承担一体化的责任（即大国“无心无力”），无论小国此时的实力有何变化，它们都会怀疑大国的政策实施能力，担心其无法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大国即便想要一体化，也缺乏对小国的吸引力（即大国“有心无力”）。第二，小国的实力地位快速上升，增加了其对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地区平台通常可以使小国的作用凸显出来，因为较小国家“在确立自身地位方面只能在地区层面上玩牌”。[192]而实力地位的上升使小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信，特别是在处理与地区主导国的关系时，小国获得了更多的谈判筹码，此时，无论大国的真实实力状况为何，地区一体化对小国的吸引力都是下降的。如果这种下降发生在优化的地区主导观念里，即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小国对大国的一体化政策不容易产生敌意，不担心被“帝国”控制，那么将有利于大国开展一体化（哪怕是低水平的），此时产生的结构激励（激励H）的程度并不强。但若发生在恶化的主导观念中，大国可能怀有比较强烈的控制欲望却认为小国不够听话，或认为小国是负担，不愿背包袱，而小国则认为大国是恶意的地区主导国，对大国产生不信任的“畏惧”和“敌意”，不满意大国提供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且担心参加一体化有可能被大国控制而失去独立自主，那么即便大国有通过地区一体化改变地位下降的意愿，但主导观念的恶化将使一体化的前景变得黯淡，也反过来更加降低大国采取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此时的结构激励（激励I）的程度要更弱（H＞I）。

但当大国的相对权力地位在地区结构中上升时，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一强多弱”的地区结构中，大国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它与小国之间的距离拉大。此时，优化的主导观念将使大国获得更多的吸引小国的资本和自信，大国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能力比较令人信服，有利于地区一体化的开展。因此，主导观念优化时，相对权力地位上升的结构激励（激励J）是一种“强激励”，且程度强于激励H（J＞H）。而如果大国在地区结构中相对权力地位的上升发生在恶化的主导观念中，将强化小国的不安全感和忧虑，即便大国此时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而本就不需要借助地区一体化提升地位的大国会更有理由采取脱离政策或单独行动，它不愿意自讨没趣从而进一步减弱实施地区一体化政策的积极性。总之，此时的结构激励是“弱激励”（激励K），且程度弱于激励I（I＞K）。

由此，本研究也区分清楚了地区结构对大国产生的不同激励情况（参见表1-4），且不同激励的强弱程度排序如下：激励J最强，激励H次之，激励I再次，激励K最弱（即J＞H＞I＞K）。

表1-4 地区结构对大国地区一体化政策的激励

（三）双重结构对俄罗斯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影响

本部分提出了本书的核心假设，考察双重结构对俄罗斯支持或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上看，双重结构会产生16种（4×4）排列组合结果，并对大国产生不同程度的激励。如果本书的目标是精确确定16种激励程度的排序并加以验证的话，那将是一项十分庞杂的工作，且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地区一体化实践只有近30年，无法提供足够的可供验证的案例；而结构形态的变化并非那样迅速，它通常表现为一种趋势，更需长时间观察。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不是完成全部的排序和验证工作。

与本研究相关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区分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究竟哪个结构产生的激励作用更突出、更重要，但这也不是本书当前的目标。本书强调仅从一个角度进行解释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层次是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两者密切相关）”，[193]因此，本书从两个层次展开，强调双重结构共同产生了影响。

本书已经对双重结构产生的激励分别进行了排序，那么每种结构的激励就分别可定性为最强激励、次强激励、次弱激励和最弱激励4种，这4种情况又可分成两类，即强激励和弱激励两种（参见表1-5）。由此提出本书的核心假设（参见表1-6）：

假设1：如果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提供的两种激励都位于“强激励”的高位，那么大国会持有积极支持地区一体化的立场，并采取相应的参与和推动一体化发展的行动，也就是符合因变量中积极支持态度的表现情况；

假设2：如果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提供的两种激励都位于“弱激励”的低位，那么大国会持有消极支持地区一体化的态度，其行为表现为维持地区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不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假设3：如果体系结构和地区结构提供的两种激励分别位于不同的强弱程度位置，那么双重结构在整体上提供的是一种中档激励，大国对地区一体化的态度是有限支持，其政策和行为在某些方面存在限制和约束。

表1-5 双重结构的激励程度分类

表1-6 本研究的核心假设

参照图1-1所示的分析象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本书提出的分析框架。

图1-1 核心假设：双重结构对大国地区一体化意愿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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