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古代经济史料续编
- 俞光
- 2088字
- 2021-05-11 17:45:31
序
俞光同志编纂的近50万字的《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作为《温州文献丛书》的一种于2005年出版,我读了之后颇有收益。继此之后,他孜孜不倦,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将新收集的史料编纂《温州古代经济史料续编》出版,这是嘉惠学林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必将给温州区域史研究带来契机,也会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起很好的作用。
温州是中国民营企业较发达的地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经济仍能持续发展,究其深刻原因是温州人具有适应环境、迎合时势理性选择的能力。温州“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梁·丘迟《永嘉郡教》)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说温州属“海滨之民”,其特色是“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地域历史文化造就了温州人顽强、艰苦、灵活的素质。我曾在一文中写道:“背山面海,高山培育了温州人的坚强、奋斗、朴实、勤劳的品性;大海造化了温州人的勇敢、豪放、拼搏、开放、创造、达观、团结的襟怀。”[1]历史上温州人就能灵活营业,史载:“握微资以自营殖。”(明万历《温州府志》卷五)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温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这也是今日温州人冷静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而不懈努力的精神源泉。“微资”是指拥有很微小的资财而不气馁,艰苦奋斗,努力创造;“自营殖”是指依靠自身能力,充满自信,走出困境,不断增殖财富。这难道不正是今日温州人精神的生动写照吗?正因为有了“握微资以自营殖”的胆识和精神,才使温州经济不断发展。温州人心灵手巧,富有开拓精神。宋人陈谦就说:“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粟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永宁编》,已佚,转引明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嘉靖《永嘉县志》卷一《风俗》;嘉靖《瑞安县志》卷一《风俗》亦载。三志文字略有差别。)传承了温州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温州人,他们能面对现实,适应环境,创造开拓,与时俱进,以力胜天,走出了一条创造的新路子。
凡文化等意识形态皆取决于生产、交换的经济基础。盖温州人的创造力源自温州文化基因,而其基因的核心乃是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97页,人民出版社,2012)“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人民出版社,2012)这一科学论断指导我们只有去研究历史才能获得创造性的成绩,这也就是说,研究历史必须注重经济基础的演化。因此,研究温州的经济社会文化就必须充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在1889年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在方法论上指明经济史与政治史、文化史的互动关系。他说:“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71)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时代里,我们也须吸收世界上先进文化,包括西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亦当属于西方文化之一种,并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政党的单一文化。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科学文化积累的精华之一,具有普遍性意义,必须反对某些人的偏见,把马克思主义排弃在科学观之外。我个人一直认为,研究历史应该坚持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也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包括当今欧美和日本、韩国等文化。所谓文化,当是广义的,包括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既然经济史的研究具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经济史的研究就离不开第一手的资料,即经济史料。没有资料就像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由此可见,《温州古代经济史料续编》的学术价值以及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当前浮躁学风盛行之时,有些人不肯从事基础性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觉得不能立竿见影见成果,往往采用现代科技裁剪编集的方法,将他人资料转手成为自己的,不管它是第二手或第三手,都据为己有,拼凑成所谓的研究成果,这样的研究成果绝对无科学价值,也是不应该有的学风。俞光同志沉潜下去,千辛万苦去搜求资料,历时16年,征引了700多种书籍,收录3000多条史料,110多万字,编纂成《汇编》和《续编》。他还注意到正史、方志、文集、别集之外的碑铭、谱牒、契约文书等实物资料,充实到书中,自然丰富了史料的内容,提高了史料的价值,这样的踏实学风值得肯定。希望俞光同志在此基础上,再深入地进行系统研究,将来能著成一部温州古代经济史的论著,那将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陈学文
2017年4月5日写于西湖之滨
(本文作者原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浙江省经济史研究会会长,日本大阪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
[1] 《纵谈温州商人称雄商坛的成因》,收入拙著《近世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志出版社,2005;《漫谈温州模式与温州历史文化传统》,收入温州文化丛书《温州历史渊源》,台北,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