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

面对当下多元思想对中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在中学生中加强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十分必要。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道德文化教育，它构成了中国教育传统的特质。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本身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对中学生进行传统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直接关系到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树立以及良性道德品质的形成。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发轫于先秦，经由夏商两代，到周朝时期，“六艺”教育已比较完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精彩纷呈，孔子创“仁学”，墨子论“兼爱”，老子说“无为”，孟子谈“存心”，荀子讲“隆礼”。汉代的董仲舒和宋代的朱熹，将儒家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发展到顶峰。对以儒家道德理念为核心的中国思想道德文化教育有侧重地选取，应该成为目前中学德育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一、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内涵

（一）核心是经学教育

无论是哪个时期的教育，价值观都是教育运行发展的精神核心。经学教育是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宣扬推行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经学也就是儒家经典著作论述之学。西周确立为“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分别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到了西汉时期，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确立的经学教育内容包括“五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经》《春秋》，后又演变为“七经”，在原来“五经”的基础上，加上《孝经》《论语》。到了唐代又扩充至“九经”和“十二经”。宋代更是发展为“十三经”。也正是在宋代，经学教育愈加成熟。经学的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学作为古代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具有众多统治者需求的价值观念。比如《春秋》中强调重视国家统一，不能分裂的观念；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观念；如“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的忠君思想。这些内容也成为任官任仕的标准。

（二）原则是德育至上，追求“圣人”境界

中国古代历任以儒家思想为治理思想的统治者，无不重视道德教育，宣扬道德至上的观念。在传统儒家的教育内容上主要就是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二者中，道德教育是第一位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明首先是传道，然后才是授业。这里的道即属道德的范畴，如“仁、义、礼、智、信、文、行、忠”。“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同样，儒家哲学思想中提倡不断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并将此视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所在，这里不难发现“圣人”的处处存在，也能感觉到“圣人”观念的强大统摄力。2“存天理，灭人欲”,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熹《朱子语类》）儒家的“圣人”境界是一种具有纯粹道德性质的范畴，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具有超越现实的文化倾向，但这种超越性又不脱离于现实，表现为对现实人生的觉悟。

（三）途径上重视多种方式

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实现有一套系统的实施教育的方法。总体上看，注重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教化，也注重自我克制、自我认知、自我感悟等自身修养，并力图二者的结合统一。学校方面强调“天地君亲师”, “教不严，师之惰”。家庭方面注重家训、家规、家仪和家教。在社会教育方式上，设礼部、“三老”，分别是专司教化的官方机构和官员；乡规、宗规；发布诰诫、圣谕；祭祀仪式；蒙童教育（《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在环境的教化和自身修养上强调天人感应，“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二、传统道德教育的局限性

（一）方式单一，灌输为主

灌输式也称为注入式，是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知识单向灌输，强调把古代社会相对固定的道德原则和文化内容传给教育对象，并通过训练、考试、惩罚等方式巩固和强化。灌输式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当时受生产力发展所限，知识还掌握在少数特权人的手中，这些人通过设立规模不大的学校、私塾来讲授这些知识，这就是早期的灌输式教育存在的土壤条件。这种灌输式教育忽视对人的个性的尊重，而个性影响人格，人格对人的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不可估量。灌输式教育也忽视对人的探索能力的启发和创造力的引导，也没有给人留下足够的独立思考和个性发展的空间。其实孔子在教育方式上就对这种灌输式有过一定程度上的变通，这就是因材施教的由来。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问：“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立刻就去做吗？”孔子说：“父亲和兄长还活着，怎么可以不先请教他们而听到了就去做呢？”冉有问道：“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立刻就去做吗？”孔子说：“听到了应该立刻就去做。”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立刻就去做吗？’时，您回答‘还有父兄在，怎么可以听到了立刻就去做？’冉有问‘听到一件合于义理的事，立刻就去做吗？’时，您回答‘听到了应该立刻就去做’。我感到迷惑，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孔子说：“冉求畏缩不前，所以我鼓励他进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提醒他退让些。”）孔子并没有教条地就问题回答问题，而是针对子路和冉有的不同性格作出了不同的回答，这即是以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来传授知识。

（二）否定人欲，排斥现实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在道德本质上强调精神对物质的超越，道义对功利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从而以天理否定人欲，以道义否定功利，以理想代替现实。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论语集注·先进》）; “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礼记·乐记》）；王阳明：“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传习录》）。这些大儒和他们的封建统治者都将精神和物质、道义和功利、理想和现实绝对对立起来，把道德看成是脱离物质利益、否定物质需求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禁欲主义，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和强化封建礼教的工具，因而也受到了当时以及后来的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比如“永康学派”（也称“事功派”）的创始人陈亮说：“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判书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送吴允城运斡序》）, “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陈亮这种义利并举、讲求实效、重视人欲功利的精神在那个时代确实留给我们一份宝贵财富。明末思想家顾炎武：“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的总结一针见血。可见当时的传统道德教育排斥人欲、耻言功利、高谈理性，轻视实务之风气遍及天下，影响深远。进步思想无法成为社会思想主流，以否定人欲、否定功利为道德本质的思想依然占主导地位。这种道德观中道德被看成无须主体思考即可确定的超越功利、摈弃欲望，无视个体情感、个性人格兴趣爱好的天理良心。

（三）崇尚公德，严谨私德

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关系。私德主要适用于家庭团体的私人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公与私的辨别是一个不存在争议的道德自觉意识。公与私也是分辨每个人行为的善恶标准。《尚书·周官》:“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礼记》:“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这些说的都是天地慷慨无私，以公心灭私情，不徇私情；人无杂念才会纯洁高尚，民众才会心悦诚服。这是由于在儒家伦理的社会里，如果个人为了一己利益、欲望，不去履行对伦理共同体的国家、民族和家庭的义务责任，就会被认为是自私的。而如“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春秋公羊传·哀公三年》）这种将国家、民族之公高置于个人或家庭之私之上的伦理道德理念，就是公德。而有忠道、有恕道的私德标准相对来说是统一的、高高在上的，处于一种道德理想状态。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本身就欠缺道德，归根到底只会伤害道德教育。

三、传统道德教育的价值

事实上，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不仅包括儒家道德，也包括道家、法家、墨家、佛家等道德内容。这些学派都无一例外地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作为教育的内容，并把道德教育纳入到知识教育范围之内，以文化知识的教育来灌输道德理念，从而实现文化为道德服务的目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文化，对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推进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道德教育的爱国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内容是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的三位一体，其中明显的是政德合一。《中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说的就是要先治理好国家，整顿好自己的家，整顿好家的人，要进行自我修养，要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自我修养完善，家庭整顿有序，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再然后天下平定。从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出强烈的国家、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传统道德教育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在今天市场经济时期，对提高全民族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仍具有巨大的作用。

（二）传统道德教育的爱人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在内容上以“礼”“仁”为核心，以孝为基础建构等级道德规范。“礼”的中心是社会关系，“礼”衍生出所有社会结构。“礼”从不同层次表述含义、内容和功能，如礼节、礼治、礼法、礼教、伦常制度等涵盖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众多方面。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礼”。古代社会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社会秩序要求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传统道德中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是“仁”。“仁”的内涵极广，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仁”的核心有三，“仁者爱人；孝悌为仁之本；克己复礼”。爱人强调人与人相处中，要能够推己及人，推恩及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去关心人、善待人；孝是实现“仁”的基础，孝悌之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得到普遍的奉行才是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基石；克己复礼强调克制欲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克己是实行“仁”的保证，复礼是实行“仁”的方法。

四、传统道德教育于现代教育

道德人格是一个国家国民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传统道德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道德人格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道德尤其是优秀的传统美德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也是一个民族现代发展的动力所在。离开传统道德教育，现代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传统道德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丰富、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批判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宝贵遗产，对于塑造当下社会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确立符合时代性的新型思想教育道德人格意义重大。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现实中的德教，注重实证而轻视逻辑的分析研究，注重于启迪内心领悟，强调自觉思想。总结归纳的话就是：“德教为先”,“修身为本”, “德教”与“修身”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知道”与“躬行”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言教”与“身教”的“身教重于言教”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传统道德教育对现代德教精神的影响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历来重视“德治”功能，强调“德教为先”，通过道德文化教育，提高“道德自律”。即使在道德教化与政令法律的关系上，也要坚持以德教为主的原则。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对自身的一种特殊把握方式，因而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影响到道德的选取。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新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规范正在逐步确立。要想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样要重视“德治”，要不断提高人们的主体道德觉悟。也就是在建构现代道德教育体系中，要统筹考虑传统道德教育的植入问题，要使传统道德教育成为现代道德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将现代精神很好地与传统道德教育融合，这就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毕竟传统道德中虽有大量值得肯定的文化内涵，但是一者传统道德中有落后愚昧的思想，二者即使是正面性的传统道德内容，也面临时代的问题。如《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上》），这种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听顺父母的精神与现代提倡的“家庭民主”“愚孝观”又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再比如传统道德教育中提倡节俭，但在现代如果过分节俭又不利于消费，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所以，传统道德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必须经过合理批判性改造。我们要将传统道德的合理内容与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精神相融合，毕竟我们处于一个高度科技化的信息时代，时代的新形势必将赋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新的解释。既能继承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能符合时代发展前进的方向，才是符合当下社会需要的德育的内涵体系。培养竞争、合作、创新意识，树立民主、法制观念，培养独立自主能力和诚实守信品质等都是传统融合现代精神的体现。

（二）传统道德教育对现代人格的培养

墨子在《墨子·所染》中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说的是丝在绿色中染过就变绿，在黄色中染过就变黄，浸在不同的染料中，颜色就不一样。浸入五种染料就会有五种颜色，所以染色的工艺必须慎重。不只染丝是这样，国事也是如此。墨子用染丝为喻，说明人性不是天生就固定的，人性的形成如同染丝，环境条件的熏陶和影响至关重要。而形成什么样的人性，对朋友的正确选择将起到重要作用。

荀子在《荀子·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说的是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所以，当前对中学生的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社会环境等对其思想品德的影响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学校需要承担重要的责任，学校要重视德育课程，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系统地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灌输道德理念，培养提高学生的道德分析能力、道德判断选择能力和道德思维创造能力，以校风、教风和学风等形式加强学校的道德文化建设。总之，学校要以开放包容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道德环境建设，成为构建立体德育教育网络的能动力量。同时，在坚持价值导向中发挥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德育功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学生道德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引导其正确地处理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等关系，强化科学价值观、网络道德、道德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教育。

（三）传统道德教育对现代生态伦理的作用

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关系。人类社会发展是在人类不断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演进的，这种关系经历了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阶段、征服和改造的“天人相分并对立”阶段、重新走向和谐的新“复归”阶段。总体上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自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展现了人类的伟大力量，使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中；然而随着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到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时，人类才重新审视这种关系，才提出了生态伦理的时代课题，目的就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实在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中国的先哲早就阐述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些生态理论者主张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尊重和维护后代人的权利，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讲求道德，等等。尽管这些理论主张并未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但解读这些内容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今天实现生态道德文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巨大的启示作用。

“天人合一”是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是一种生态伦理的原则。孟子：“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这里说的是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规律；要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指向，以“诚”达到人的道德修养的“天人合一”。孔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祭义》）自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对自然不尊重当然是不仁、不孝。孔子提倡的仁和孝本属社会伦理范畴，但孔子却用此规范指导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出于对自然本身的尊重，把自然作为人类的资源加以爱护，这些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朴素而实用。这种质朴的自然观对我们今天进行生态伦理的建设，解决当今的环境和资源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