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楚辭”産生并結集以來，歷代一些重要典籍及其相關箋疏之作，或多或少地皆有意無意徵引《楚辭》以爲詮釋之資，且其中亦不乏作者的心得體會，但以其非《楚辭》之專門性研究著作，資料散見而不太爲研究者所重視。但這些著述如先唐重要典籍以及其相關的箋疏之作如《史記》《文選》等；歷代重要的小學類著作及其相關的箋疏之作如《説文解字注》《廣雅疏證》等；歷代重要的學術論著如《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等，皆比較多地引用和論述到了《楚辭》，資料豐富，可爲輯録之資并爲楚辭研究提供一些過去學者不太關注的材料。今略舉其要者以見其對於《楚辭》及其相關研究之貢獻與價值。

一、有助於促進楚辭相關學術史的討論

（一）如關於屈原的名與字，學者多據《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之記載而稱引。但事實上典籍也有屈原“字平”之所記載，如宋馬永卿《嬾真子録》即謂“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宋洪邁《容齋五筆》也謂“案《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此外《大藏經》所載遼代希麟所撰《續一切經音義》卷十“悼屈原”下注也謂“姓屈名原字典平，楚爲三閭大夫，王甚重之，爲靳尚等姤其能，共讚毁之，[1]乃被流放。後游於湘潭，行吟澤畔，著《離騷》云‘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也’”之所載。是其字“典平”者雖衍“典”字，然時人所見猶有名原字平者。另外如宋正覺頌古、元行秀評唱《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録》卷三也載“屈原字平，仕楚懷王，爲三閭大夫，靳尚所譖，貶長沙，獨行江畔，謂漁父曰‘舉世皆醉唯我獨醒，舉世皆濁唯我獨清’。沈汨羅江而卒。江在潭州羅縣。《文選·離騷經》，屈原所作”。[2]是宋遼金元之際時人所見亦有“名原字平”者。故據此文獻，可推進該問題的深入討論。

（二）此外如關於《卜居》《遠遊》等篇是否爲屈原所作，争議頗大。但事實上，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爲這些篇章皆屈原作，如《文選》劉淵林注《魏都賦》謂“屈平《卜居》曰”、“屈原《遠游》”曰；而吴棫《韻補》也謂“屈原《遠游》”，王應麟《困學紀聞》也謂“屈子《遠游》”；此外如顧炎武《日知録》也謂“《卜居》，屈原自作”；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也謂“屈賦《遠游》”等皆爲此類。

（三）有助於對《楚辭》某些篇名與篇次作進一步研究。如《國殤》篇，《文選·出自薊北門行》李善注謂“《楚辭·祠國殤》曰”，是其篇名與今本異。而宋翔鳳則謂《國殤》之殤字當作禓，[3]是皆可爲理解《國殤》篇提供另一種解决思路。此外如《九歌》篇次，孔穎達《禮記正義》謂“《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是其所見篇次與今本異。

（四）有助於對《楚辭》十七卷本的成書過程作出判斷。如據顧野王《玉篇》，其於今本十七篇相關内容皆已有所徵引。如其“”字注即謂：“ 野王案：《九思》‘時混混兮澆饌’是也。”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顧野王時所見當已有十七卷本。

（五）此外如關於《楚辭釋文》所載篇次之是否近古，學者也多有討論。而據唐釋元康撰《肇論疏》卷上“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下”句謂“《離騷》第六卷《遠游》章云‘順凱風以從游，至南巢而一息’”等内容看，則元康所謂“《離騷》第六卷《遠游》章”云云正與《楚辭釋文》所載篇次吻合，而其時代則遠在南唐王勉前。[4]凡此足證《楚辭釋文》所載篇次近古是没有問題的。

二、有助於對王逸舊注及其著作的理解和研究

（一）指出王注可與其它舊注相發明互證者，如《漁父》：“安能以身之察察。”王注：“己清潔也。”王逸未單獨釋“察察”。五臣云：“察察，潔白也。”而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六上謂：“明著謂之察察。故潔白亦謂之察察。《楚辭·漁父》云‘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是《疏證》可爲王逸及五臣之補充。此外或闡釋《楚辭》深層意義，如《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王逸注謂：“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其言簡略。而《廣雅疏證》卷十下則謂“此乃假設爲文不必實有其事”等。而凡此資料可謂繁多，足可補王注之未備。

（二）或質疑指出王逸注之誤，而爲學者提供解决之新思路。如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謂《離騷》“索胡繩之纚纚”之“纚纚蓋繩羅列之貌，王逸訓爲好貌，失之”等。而凡此材料，也是舉目皆是，可爲《楚辭》今注所利用。

（三）對於王逸《楚辭》著作之名可有進一步探索。王逸著《楚辭章句》自《後漢書》以來已爲學界共識，但考察歷代資料，大多皆僅謂王逸《楚辭注》而已，而無王逸《楚辭章句》之載，所以也許王逸所撰或即《楚辭注》而已。[5]

三、有助於促進《楚辭》接受與傳承研究

（一）《楚辭》尤其在先唐的接受與傳承研究目前學界用力尚不够，而凡此輯録可見《楚辭》在此時期的接受與傳播情况，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江離麋蕪”句司馬貞《索隱》引東吴張勃《吴録》謂“即《離騷》所云者”等皆可見到此時期《楚辭》傳播與接受之情况。并且，通過此類輯録可見過去許多學者於《楚辭》皆曾用力，如顔師古、應劭、服虔、裴駰、司馬貞、如淳、賈公彦、臣瓚等。因此，本輯録事實上即是一部簡明的《楚辭》接受與傳承史。

（二）此外甚至可以據《大藏經》等所載楚辭文獻材料以窺楚辭在釋教以及域外之傳播與影響。如釋元康、釋法琳、釋智圓、萬松老人等所撰著述多徵引相關楚辭文獻外，另如釋神清《北山録》、釋彦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契嵩《鐔津文集》、湛然《止觀輔行傳弘决》等於《楚辭》也多有徵引。如《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卷下所載法琳著《悼屈原》篇即非精於《楚辭》者所不能爲。其中如“幽昧”“列宿”“不諱”“高翔”“諒直”“逢殃”等句皆從《楚辭》相關詞句化出。而“忠諫之不入兮，箕子佯狂”之“箕子佯狂”更是直接爲《天問》原文。且其對於忠而被謗，讒佞在位之感慨也是直接緣於屈子精神。由此可見釋教中人也并非忘懷世事，而同樣與屈子一樣有心懷天下之志。而即使其决友人之詩“游魂長去楚，分念獨留秦。自匪相知者，誰憐死别人”也是一往情深而不能已。正是所謂“僕秉屈原操，不探漁父篇”也（釋彦琮撰《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卷下）。此外，《大藏經》中尚載有域外如日本學者之著作，而其中亦有徵引《楚辭》者，如釋中算撰《妙法蓮華經釋文》卷中即多稱引屈辭，此外如白隱慧鶴所著《槐安國語》也多稱引《楚辭》，如其卷七謂“如何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時”等。釋中算之時代爲我國北宋時期，白隱慧鶴所處江户時代爲我國清代時期，是由此也可爲屈原以及《楚辭》之域外交流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四、本書對所輯録的《楚辭》文本及王逸注等與今本相異的主要内容皆予以對勘，出校記近四千條。豐富的異文材料有助於《楚辭》文本及王逸《楚辭章句》的進一步校理

（一）有助於對《楚辭》文本作進一步的勘正。大量的《楚辭》異文及其相關的音韵訓詁等材料對於《楚辭》文本的校勘多有裨益，可爲利用。[6]此外，學者們對相關異文或有直接的判斷，如王念孫《古韻譜》不僅一一指出《楚辭》主要句子用韵情况，且對部分異文也有所判斷。如謂《天問》“伏匿穴處，爰何云”句乃“云先言勝陵文”韵，而“無先字者非”等。[7]凡此皆可有助於此類問題的進一步探討。

（二）有助於對王逸《楚辭章句》的校理。王逸《楚辭章句》亦頗多異文，今本《楚辭補注》即多言之。但目前學界於王逸《楚辭章句》異文之關注還遠遠不够。而歷代散見《楚辭》資料中，《楚辭章句》内容亦多被學者所徵引，如於本輯録索引“王逸注”者有970多次；索引“王逸《章句》”者有20多次；而只索引“王逸”者則有1760多次。且其中多有與今本王逸注相異者，如據我們計其重複的統計，其與今本相異者則有兩千餘條。是據此而可促進《楚辭章句》之校理。[8]從而與《楚辭》文本校證相結合而爲學界提供一個全新的《楚辭章句》本。

五、通過大量的異文可考察《楚辭補注》的版本價值

《楚辭》研究，尤其是從事《楚辭》文獻研究的學者都注意到即使大家公認的較好的善本即洪興祖的《楚辭補注》其實也都還存在着許多問題，其中包括洪興祖所提的多據他人校勘成果而對《楚辭章句》所作的校改等。而洪興祖《考異》所謂“一本”云云的内容也多散見於歷代要籍之中，且其中異文多有以洪興祖《考異》所謂“一本”而存在者，如《藝文類聚·歲時上》“秋”字條下引《九辯》“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淹離被此梧楸”句，其“凛”今作“廩”，而《考異》謂“一作凜”；[9]“下降”今作“下”，而《考異》謂“下，一作降。一云下降”；“被”今作“披”，《考異》謂“一作被”。是《類聚》所引皆洪氏所謂“一本”，而凡此情况比比皆是。是通過此類比勘可判斷洪興祖《楚辭補注》取捨異文之功過。

總之，希望我們的輯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一人勞而萬人逸”，但囿於主客觀條件，其中的錯誤和遺漏肯定在所難免，在此，權以爲引玉之磚！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謂“予任其勞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人樂其易，不亦善乎”？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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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讃”當爲“譖”之誤。

[2] 本《輯録》囿於主觀客條件，《大藏經》散見《楚辭》相關資料尚未能完全整理，故本文特略舉幾條以見其價值。

[3] 詳本書《〈小爾雅集釋〉散見〈楚辭〉資料輯録》。

[4] 此條材料李其霞據我所示已在其《論〈楚辭〉十七卷本的成書下限》（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學研究》第三十一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9月）一文中徵引，故此處不再贅述。

[5] 詳筆者《論先唐所傳王逸〈楚辭〉著作之名實爲〈楚辭注〉——兼論其傳播時間》（《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論文。

[6] 如筆者《〈楚辭〉校證》（中華書局，2017年版）於此即多有采擷，故此處不贅。

[7] 詳見本書相關内容。

[8] 筆者多年前所撰《〈楚辭章句〉校證（三十四則）》（《江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即爲此方面的嘗試。

[9] “凜”爲“凛”之異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