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之际的宫廷“三教论衡”探析

武玉秀

摘 要：三教鼎立格局是随着佛教传入并逐渐壮大、道教由方士之说假托老子而成为一大教派以及齐家治国的儒教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御用教派之后形成，三教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三教论衡”又是考察三教关系关键所在，“三教论衡”考其来源，来自印度的佛教与外道的议论是重要影响因子。“三教论衡”从南北朝开始，主要在宫廷进行，是体现三大宗派在统治者眼中崇贬地位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三教论衡”最为兴盛的时代是在隋唐时期。此时“三教论衡”是朝廷宣示文化统制的形式，兼有庆贺、娱乐作用。唐中期之后这种论衡形式已经相当程序化，这也预示了“三教论衡”之“争”逐渐变小，到晚唐五代之时，三教合流成为大势所趋。除了三教论衡之外，各教派之间也有论议活动，如敦煌卷子S.1170《某都讲设难问疑致语》（拟）就记载了僧侣间的一次辩论活动，生动地展示了佛教高僧之间的辩论实况，是研究敦煌地区佛教议论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关键词：隋唐五代；宫廷；三教讲论；印度辩论；S.1170

我国古时，本无宗教。有之，自汉代始。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佛教自此传入中国。道教虽渊源于周末方士神仙之说，然亦至汉张陵，假托老子为教主，始蔚为大观。除了佛道之外，儒教是在中国开始最早、影响最长远的，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教就一直在国家统治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儒释道三教并存的格局逐渐形成，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三教鼎立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总体看，佛教、儒教、道教自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之后，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佛、道带给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寅恪曾指出：“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不如佛道二教者。”[1]佛道二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思想，发生莫大影响，其中尤以佛教为甚。戴密微曾指出：“佛教被缓慢地改造得适合于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与道教相糅合，又被嫁接到道教之中，因此它就主宰了‘中世纪’的中国，直到公元第一千年之末都是这样。”[2]

佛教传入之初，即对道教产生了巨大冲击。唐人无名氏《题焚经台》诗序《译经图纪》云：“汉明帝世，佛法初入中国，于永平十四年（71）正月十五日，大集白马寺南门。会道士，赍灵宝诸经，与佛经像舍利，置两坛，举火焚烧。佛舍利放光，道经独毁烬无存。后人因其处称‘焚经台’也。”由此可见佛教之所以对道教有如此巨大的冲击，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孙昌武曾专门做过研究[3]，兹从略。

二、三教论衡形成的外来影响因子

儒道佛三教关系是中国学术史及宗教史上长期受到关注的议题，有关材料大多编入《弘明集》《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佛教文献中。而三教论衡又是考察三教关系的关键所在。其中尤以佛道二教之间的论衡为主。而这种论衡形式又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宗教（尤其是印度佛教与外道）辩论的影响。故我们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佛教与婆罗门教等外道之间的论衡在其发愿地古印度的原始面貌。兹摘录《大唐西域记》所载玄奘耳闻目睹的印度宫廷佛教辩论的两段长文字，来帮助我们探寻这种议论活动的最原始的面貌。

一者见于迦腻色迦王伽蓝与如意遗迹部分，记载的如意论师辩论事迹，文曰：

如意论师一使人剃发，輙赐一亿金钱。其国史臣依即书记。王耻见高，心常怏怏，欲众辱如意论师。乃招集异学德业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收视听，游诸真境，异道纷杂，归心靡措。今考优劣，专精遵奉。”洎乎集论，重下令曰：“外道论师并英俊也，沙门法众宜善宗义，胜则崇敬佛法，负则诛戮僧徒。”于是如意诘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飞矣，下席一人，视之蔑如也。因而剧谈，论及火烟，王与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论师辞义有失。夫先烟而后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虽欲释难，无听鉴者，耻见众辱，啃断其舌。[4]

由此可见在古印度宫廷，在辩论中取胜是保证教派在国家政治中先后地位的根本手段。印度皇室也根据各教派辩论的结果，来制定对各教派的崇贬政策，这主要表现在金钱的赐予方面。

其二见摩揭陀国（上），提婆故事记载了另一则宫廷辩论实况，文曰：

提婆曰：“夫揵椎者，击以集众。有而不用，悬之何为？”王人报曰：“先时僧众论议堕负，制之不击，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于今日重声法鼓。”使报王曰：“有异沙门欲雪前耻。”王乃召集学人而定制曰：“论失本宗，杀身以谢。”于是外道竞陈旗鼓，諠谈异义，各曜辞锋。提婆菩萨既升论座，听其先说，随义析破，曾不浃辰，摧诸异道。国王大臣莫不庆悦，建此灵基，以旌至德。[5]

由这段文字可见，印度宫廷对辩论失利的教派一方的惩罚措施是相当残酷的，辩论者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上段辩论文字记载的如意论师也因在辩论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咬断其舌。由这些记载可知，古印度宫廷的辩论是如此的嗜血。但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刺激、强化各教派的高足子弟在追求各自哲学的道路上以生命为代价的虔诚之心。

三、宫廷三教论衡的发展历程

印度的这种宫廷佛教辩论活动，也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入中原地区，并在宫廷中发展起来，从南北朝开始到唐五代的历代君主不间断地在宫廷中举行过三教论衡活动。所谓“三教论衡”，是由皇帝召集儒释道三教在宫廷等处，就三教（主要是道释）中重大问题进行辩论。这种辩论是在宫廷中设置内道场中展开的。“内道场”系指设置在宫禁之内，主要供皇室从事宗教活动以及接待和安置黄冠缁流的场所。内道场之设，起源于南北朝时，据赞宁《僧史略》记载：“魏太武始光二年（425），立道场。神麚四年（431），诸州悉立，盖诞日也。宁云：生日暂建道场，法会耳。始光中，是帝自崇福之始也。神麚中，是臣下奉祝之始也。即今代所行，皆是。唐代宗时，始诵《仁王经》，盖自元载、王缙始倡之。”正如陈寅恪所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6]自南北朝始，在皇帝的寿辰邀请儒、释、道三教的代表来到宫中辩论，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宫廷中因此而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内道场”。被邀请入内道场的僧人魏晋时称“内讲沙门”，即供奉在皇宫中的佛教高僧。

唐代宫禁内廷一直设置有佛教内道场，内道场之说起初大概专指佛教内道场。随着皇室在内廷日益频繁地开展崇道活动以及征召和安置道士的需要，才开始广建道教内道场。宫廷三教论衡则是三教斗争的最高形式。它是朝廷组织的论辩，唐代的三教辩论由皇帝担任主持人，与会者则为三省六部的高级官员，参与辩论的是儒道佛三教中最有声望和学问的所谓“三教通人”，辩论的场合选在国子监或内殿，一般不在佛寺或道观举行，时间多定于朝廷的重大节日之际，中唐以后则多放在皇帝的诞日举行。[7]据《新唐书·徐岱传》记载：“帝（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8]三教论衡一般不会触及真正的斗争焦点，对答时常有嘲谑之举，如左街僧录惠江、威仪程紫霄，俱辨捷，毎相嘲诮。曾互相嘲谑，程唱曰：“僧录琵琶腿。”（江素充肥，故云。）惠江回道：“先生觱栗头。”[9]又如“法轨形容短小，开讲时，李荣与论议，往复数番。轨有旧作诗咏荣，于高座上诵之，未及得道下句，荣应声接云云，四座伏其辨捷”。法轨先唱云：“姓李应须礼，言荣又不荣。”李荣接着嘲谑道：“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10]又据《朝野佥载》:“孝和帝（中宗）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殻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合，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11]这种嘲谑活动一直很盛行，以至于晚唐优伶李可及曾以“三教论衡”为题材编创“滑稽谐戏”，将儒家之孔子、道家之老子、释门之释迦牟尼都取笑为妇人。[12]由此可见，三教论衡说到底就是为了讨皇帝欢心的宫廷娱乐活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隋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三教论衡的有关情况，本文拟以时间先后为序，对隋至五代各帝王在位期间举行的三教讲论的有关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此来探析六至十世纪宫廷“三教讲论”的发展脉络。

（一）隋代宫廷三教论衡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幷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13]，由此可见隋文帝对佛教的重视，他对防范佛道之争亦极为重视，故对容易引起佛道之争的老子化胡说很敏感。据《续高僧传》卷二《释彦琮传》记载开皇三年（583），隋高祖幸道坛，见画老子化胡象，大生怪异，敕集诸沙门道士共论其本。[14]可见此时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之间争论的焦点所在。开皇二十年（600），晋王杨广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老两部，各尽搜扬。总体而言，隋文帝时，由于皇帝个人的喜好，佛教在三教论衡方面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但三教之间争论也还算平静。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改僧寺为道场，道观为玄坛，于东都置道术坊，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典，别撰目录。大业四年（608），始平令杨宏集道士、名儒入智藏寺，举行三教论议，《续高僧传》卷三《释慧净传》记载了这次论议的详细情形。[15]大业六年（610）杨广在两都及他地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冠自随，谓之四道场，每日设宴亦以僧尼道士女冠为一席。由此可见炀帝时，道佛之间相处也较平静，仅在某些寺观内进行过理论之争。

（二）唐代宫廷三教论衡

及至唐代，高祖李渊积极努力提高道教地位。武德元年（618），令沙门道士各50人于太极殿七日行道，散席之后设千僧斋，沙门法琳以释老二教同处弘宣，乃撰颂称之。武德七年（624），李渊亲临国子学释奠，令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般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同年，“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恵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 （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16]关于此次临释的具体情形，《大唐新语·褒锡》记载更详细。[17]武德八年（625），高祖幸国学，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孔次，末释。[18]由此可见，李唐王朝建国之初，就开始着力提高道教的地位。

太宗之时，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辛谞信道侮佛，设难二条以问纪国寺沙门，慧净及法琳皆着论以答之。贞观十一年（637）诏令“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道士女冠今后斋供行立讲论，皆应在僧尼之前。诏下，沙门智实、法琳等诣阙上表力争，太宗令岑文本宣敕严诫。众僧饮气还。智实不服，遭杖责放还。贞观十二年（638）皇太子集宫臣及三教学士孔颖达、道士蔡晃、沙门慧净等于弘文殿论议。[19]可见三教论衡的主持者有时是未来的皇帝太子。纵观太宗之世的三教政策可见，崇道仍是主流。

高宗之世，据释典所载，显庆至龙朔间（656—663），高宗李治曾多次召集道、僧入宫辩论理义，每次均以道教败北告终。显庆三年（658），因祈雪，命慈恩寺沙门义褒、东明观道士张惠元等各27人入宫论议。显庆四年（659），诏僧道入合璧宫论议，道士李荣立“道生万物”义，慧立以词屈之。显庆五年（660），再诏沙门静泰，道士李荣在洛宫论议。荣以词屈，命还梓州。高宗之世，僧道还曾为争优劣，而互相戏谑，事见《大唐新语·谐谑》:“京城流俗，僧、道常争二教优劣，逓相非斥。总章中（668—670）兴善寺为火灾所焚，尊像荡尽。东明观道士李荣因咏之曰：‘道善何曾善，云兴遂不兴。如来烧亦尽，唯有一群僧。’时人虽赏荣诗，然声称从此而减。”[20]高宗之世，三教之争佛稍盛道，然总体亦平静。

武则天是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皇帝多因服药而死，唯武则天为例外，服药而享年八十一，故赵翼说：“岂女体本阴，可服燥烈之药？”[21]而服药多是道士所为，可见武后思想中仍有道教的影子。载初元年（690），则天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22]天授二年（691），则天以佛教开革命之阶，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以释道二教常互争毁，则天乃下诏制止之。则天之世，崇佛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之争。

中宗崇佛尤深，神龙元年（705）正月下《召曹溪惠能入京敕》。[23]由此可见他对佛教的重视。同年诏僧道集内殿定夺《化胡经》真伪，寻下敕废《化胡经》，刻石于白马寺，并以道、佛二教于寺观各画《化胡》或老君之形相毁辱，下诏限十日内毁除。因废《化胡经》事，洛京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上表固执，敕不许，并下《答大恒道观主桓道彦等表敕》。[24]

关于《老子化胡经》由来，最早的记载见于《高僧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时译师帛远的传记：

……后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25]

佛教与道教第一次也是延续长久的直接冲突就是由这部《老子化胡经》引起的。“老子化胡”传说经过衍化、充实，成为佛、道辩论的口实，斗争一直延续到唐代，至此禁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玄宗时，“开元初，秘校韦玎奏释道二教蠧政，欲与定胜负。帝集三教内殿。玎与涉辨理屈，涉复以韦字为韵，揭调长吟云云。帝忆阿韦之事，凛然变色，贬玎象州，以钱绢赉涉造寺。”[26]可见这时的论衡仍具有嘲谑取笑的性质。玄宗尝于花蕚楼御定二教优劣，僧人道氤雄论奋发，河倾海注，道士尹谦对答失次，理屈辞殚，论宗乖舛，帝再三叹羡，诏赐绢五百匹，用充法施。[27]天宝二年（743），命崇玄馆学士于三元日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就观礼。由这些史料看见，盛唐大帝玄宗之时崇道是较为彻底的。

肃宗上元二年（761）夏，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仍赐钱有差。[28]这时的三教讲论，焦点仍是在道释二教上。宰臣有《贺内道场灵异表》[29]，由此表可知内道场的道士团也在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极力地讨好皇帝以巩固其地位。

代宗时由于元载、王缙等宰臣的大力倡导，《仁王护国经》在宫廷法会又被重视，屡被咏颂，并形成了专门的念诵仪轨，慧灵有《仁王护国经道场念诵轨仪序》。飞锡也是代宗时的内道场高僧之一，他天宝初游京师，住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复住大圣千福寺。永泰元年（765），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译经充证义。大历六年（771）资中刺史建三教道场，以佛为先，道为次，儒再次之。由这种排列次序可知，代宗皇帝之世，佛教在三教之中处于优势地位。

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论。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三殿谈经，自此始也。[30]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庚辰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监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诸人皆谈毕，监虚曰：“臣请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州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讲罢，德宗有喜色。[31]德宗降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覃延嘲谑，因此承恩也。渠牟荐一崔阡，拜谕德，为侍书于东宫；东宫，顺宗也。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寮，自合知也。”[32]由于德宗皇帝对佛教的崇尚，当时的内讲僧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裴休《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文略曰：

……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赵氏。世为秦人。……始十岁。依崇福寺道悟禅师为沙弥。十七正度为比邱。隶安国寺。……德宗皇帝闻其名征之，一见大悦。常出入禁中，与儒道议论，赐紫方袍，岁时锡施，异于他等。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顺宗皇帝深仰其风，亲之若昆弟，相与卧起，恩礼特隆。宪宗皇帝数幸其寺，待之若宾友。……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以摽表净众者，凡一十年。……贵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侠工贾，莫不瞻向。荐金宝以致诚，仰端严而礼足。日有千数，不可殚书。……[33]

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内道场的僧人，俨然位比王侯，社会地位相当高。

文宗，太和元年（827）皇帝诞日，召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沙门义林、上清宫道士杨弘元入麟德殿内道场谈论三教，白居易站在儒家立场辩论与佛道论衡，其《三教论衡》[34]详细记载这次论衡情况，由此文可窥视到三教辩论发展到此时已相当程序化。

太和七年（833）冬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文宗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起自近代，朕缘相承已久，未可便革，虽置斋会，唯对王源中等暂入殿，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会，诚资景福，本非中国教法。”[35]文宗因此敕停僧道内斋。

武宗，会昌元年（841）六月十一日，今上降诞日，于内里设斋。两街供养大德及道士集谈经。四对论议，二个道士赐紫，释门大德总不得着。南天竺三藏宝月入内对君王，从自怀中拔出表进，请归本国。[36]会昌二年（842）六月十一日，上德阳日，大内降诞降斋。两街大德对道士，御前论议。道士二人得紫，僧门不得着紫。[37]由于武宗崇道不尚佛，6月11日武宗的诞日，这天僧人与道士被召入宫中，论议各自经典的优越之处。辩论结束时，武宗赐道士代表最高荣誉的紫方袍，而僧人却没有得到。因为自代宗朝以来，就有在辩论结束时给所有参与者赐紫袍的惯例，所以武宗这样做可以被视作对佛教的故意轻蔑。武宗崇道后来越演越烈，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一日，今上德阳日，内里设斋，两街大德及道士御前论义。每街停止十二员大德，功德使帖巡院，令简择大德，每街各七人，依旧例入内。大德对道士论义，道士二人勅赐紫衣，而大德惣不得着紫。[38]会昌年间展开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武宗一朝，崇道崇祖之风大盛，佛教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宣宗虽有复兴，但佛教之势终难再有盛唐之繁华。

宣宗即位，一改武宗的灭佛政策。大中元年（847）牛弘真《唐故太清宫内供奉三教论大德左街道门威仪葆光大师赐紫谥玄济先生曹公（用之）玄堂铭》并序：“先生讳用之，字道充，其先谯国人也。……宣宗皇帝临御之元年（847），赐紫服象简，以旌其道。仍奉诏与谏议大夫李贻孙及右街僧辩章，为三教讲论。每入内殿、升御筵，穷圣教之指归，对天颜而启沃。”[39]大中三年（849）宣宗诞日，召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沙门知玄同道士于麟德殿讲论三教。僧从晦住安国寺，道行高洁，兼攻诗，以文章应制。上每择剧韵令赋，亦多称旨。晦积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赐，以耀法门。上两召至殿，上谓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竟不赐，晦悒悒而终。[40]可见宣宗皇帝尽管恢复了佛教的地位，但是对内讲僧人的赐紫亦有节制，对佛教可谓崇而有节。

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懿宗诞日，召京师僧道入麟德殿讲论。懿宗之世，除了中国的僧人之外，当时入宫廷讲论的还有异国僧人，这其中也不乏奸细。据《北梦琐言·逸文卷二·许存斩三王》记载：“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絷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41]此天竺三藏虽传播了天竺佛教的文化到宫廷，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探情报而来。晚唐的其他几个皇帝在位期间，三教论衡活动亦不如唐前期繁盛。如昭宗时，龙纪元年（889）昭宗诞日，仍命两街僧道入内殿谈论。这时候的三教论衡就是走一过场。

隋唐王朝统一大帝国不但实现了对疆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统治，而且对宗教实现了有效的管制。有关佛、道教理的一些重大问题，经过南北朝几百年双方的阐发和论争已无多剩义。唐朝的佛、道论争或“三教论衡”遂主要成为朝廷宣示文化统制的形式，兼有庆贺、娱乐的作用。如果说这种辩论有什么直接的现实意义，则主要体现在佛、道二教争夺在朝廷地位上下、前后的功利方面。[42]这些御用的和尚也好，道士也罢，一旦他们的言行危及国家利益，就不会有好下场。据《唐国史补·鉴虚煑胛法》记载：“鉴虚为僧，颇有风格，而出入内道场，卖弄权势，杖杀于京兆府。城中言鉴虚善煑羊胛，传以为法。”[43]

五代十国之世，宫廷三教讲论时有进行。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讲论。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庄宗命道士程紫霄入内殿讲论。明宗，天成元年（926）诞节，命僧录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召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赐以缯帛，延入内殿讲《道德经》，召宰臣冯道授卷而听道。天和节，道、释赐紫衣师号者凡92人。前蜀广政元年（938），令狐峤《明庆节散后赠左右西街命服僧玄》:“却羡僧门与道门，元年今日紫衣新。可怜州县祈（祁）禳事，尽向荷衣老却身。”[44]可见此时宫廷赐紫活动仍是荣耀。刘隐辞有《咏僧道二门论难》:“为僧为道两悠悠，若个能分圣主忧。各斗轮蹄朝紫殿，尽称卿监满皇州。相嘲相咏何时了，争利争名早晩休。闲想边庭荷戈将，功成犹自不封侯。”[45]可见此时宫廷三教论衡仍有嘲谑的性质。

纵观隋唐五代的三教论衡，越到后来融合性越突出。中唐时著名佛教学者宗密的观点具有典型的意义。他在《原人论》序文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46]自此之后三教合流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随着宗教的世俗化，也随着士庶信仰者的增多，在唐代出现了儒释道融合现象。三教融合的现象至五代宋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真宗认为“释道二教，有补世教”, “三教之设，其旨一也”。金代王重阳“教虽分三，通则为一”。

四、对S.1170记载的僧侣间论衡的整理分析

关于辩论的实况，除了传世的佛教典籍中有记载外，敦煌遗书中亦有关于辩论的文字，如，S.1170《某都讲设难问疑致语》（拟），此卷正面残存三十五行，兹将此部分内容整理如下：

1．厥今龙象大德，百座遵场，开唱金言，法师为道，检龙

2．宫之宝偈，披鹫岭之微言，学海山河，词才杰出。某乙小子，

3．不敢当人，苦谈往来，谈阳（扬）难尽。法师学穷大小，声

4．暎古今，气逸烟云，心融日月。但厶乙触途未晓，庶事肤流，

5．仰法鼓以魂惊，瞻义山而悚栗。但以法门幽邃，不恻（测）其原（源），

6．命启谘陈，未知评否？法师道光千古，学惣五乘，谈胜义

7．若山泉，泻言河如大海。加以清词，一发谈论，则云电争

8．飞；再宣激扬，则烟霞变色。但厶乙久乖匠训，早阙□（仰）□（师），

9．望金口而魂惊，瞻玉毫而胆裂。窃惟欣问，用□□□，

10．幸冀高朋，赐垂开决。法师妙向遐流，芳声□□, □□

11．妙典，海内同钦；再阐奥阔，合（含）灵齐仰。但某乙稽闻□□，

12．蕴席时多，幸遇法筵，远申短意。法师振法鼓于论□，

13．不以提婆之日，洒玄津于净城（域），何殊畀（异）甲子之流，某乙所恨

14．肤愚，岂敢祗敌？悚悚息息。夫立论端，语须当理，发

15．言申吐，未要繁词。若角竟纷纭，则上下踈失；言不关

16．典，君子所惭。水繁则浊，人繁则乱，千均（钧）之弩，不与（如）猒鼠

17．发机；一尺之水，未可龙鱼得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语

18脉相机，动傍人忿；笔墨相随，逢场即戏。夫君子之□（口），

19．由（犹）如于水；壅之则住，决之则流；义之在心，开□□□;□

20．钟不击，何以知音，法鼓虽鸣，会须来□; □□□□，

21．横峰从（纵）辩；透捷争光，但人事不轻，且□□□□□□。

22.□□□授，原望寻（浔）杨（阳）；派分龙勒，家承轩冕，代嗣弓

23.□, □□□实，天才假学，其净慎也。昆（混）而不浊；其刚志也，和而不

24.□。□□无爱增（憎），行忠信，所以名高五郡，位冠僧者欤。伏惟教授，

25.□□硕德，柰菀名僧。柄（秉）雅操以年深，晇僧律而岁久，所以

26.□亏自行，疲顿利他。凤凰入林，百鸟皆迎；野牛坐食，见人

27．不惊；微风入林，敢动大才；师子坐食，不见 来。法师智

28．达三坟，才通五典；研穷八索，学遍九丘，宣吐涌泉，若

29．大海之无竭；口谈般若，似何（河）注之难穷；异骨挺生，奇毛（髦）间

30．秀。某乙小子，不敢祗敌，苦谘往来，谈扬难尽，领问不明。

31．向来所宣多义，非不一一昭然，谁为领问，不明更索，再提纲目，

32．力微杲（果）知，绝膑（滨）[之]水难胜大舟，必须天假聪明，神与才辩，方可

33．堪升法座，启发义端。未达老聃之宗，岂识如来奥旨；不晓□

34．叨，胫为作琢磨苦；若愚朦难教，良功授金□□

35.□□令须引经论（下残）①

此卷文字是关于僧侣间辩论的文字。由此卷记载可知，辩论活动不止在三教之间进行，在宗派尤其是佛教内部，也是时有进行。实际上正是由于佛教的这种辩论活动的盛行，才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的活力，进而经久不衰。但相比较教派内部的争论而言，三教之间的论证，特别是隋唐盛世之时的宫廷三教讲论，在繁荣三教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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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有改动）

【作者简介】

武玉秀（1984—），女，山东沂水人。2012年扬州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毕业，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西藏大学，现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目前在敦煌研究院联合兰州大学设置的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敦煌学研究。

主要担任语文教学论、语文教学艺术、中国古代文学、诗词格律等课程。2014年参与编纂《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无锡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布帛遗画所反映的净土信仰研究”，已发学术论文十余篇。

① 这部分前列序号表示原卷的行数。因为卷子有残缺，有的文意不完整，故在断句时，有些句末有逗号，有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