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及为“古文运动先驱”提法的可商榷性

金 晶

摘 要：学界普遍认为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志在复兴儒学道统，形式上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文体文风改革运动，并将独孤及、萧颖士、李华等人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更赋予独孤及从“先驱”到“主将”承前启后的地位。然而这种提法并没有正确分析独孤及对骈文的看法，事实上他反对的是徒求文辞之工，而不是骈俪的语言形式；也没有认识清楚独孤及与韩愈在复古宏道上的各自侧重，即独孤及是从理论建设上“比兴宏道”，而韩愈则是从具体的方法论上“文以明道”。

关键词：独孤及；古文运动先驱；韩愈；骈文；古文

学界普遍认为中唐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志在复兴儒学道统，形式上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的文体文风改革运动，并将天宝（742—756）至大历年间（766—779）活跃于文坛的萧颖士（717—768）、李华（715—766）、独孤及（725—777）等一批交往密切、志在复兴儒学的作家，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而在对独孤及个人进行文学史定位的时候，则将其放在“上承萧（颖士）、李（华），下启梁（肃）、韩（愈）”[1]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很有意思的是，站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中转点上来考察独孤及的“先驱”价值，学界大体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

一种立论的角度是立足于“启后”，相对于后辈韩愈、柳宗元，既肯定独孤及文以“宏道”、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对后世的启发意义。同时又指出了较之后辈，独孤及和其他先驱者们“空言明道”“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2]比较有偏颇之处——这样一个“腐儒”形象的生成显然是与认定他轻视文章的审美功能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立论的角度立足于“承前”，认为相对于前贤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既继承了他们宗经复古的思想，同时又“修正了萧、李之过于极端、过于偏枯”[3]的毛病，比之前辈他更加重视文辞之美——这样一个“通达”的文人形象的构建显然与认定他复古宏道又不废弃文辞的文章观念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独孤及到底是轻视文章文学性、审美性的道德家，还是把文章的审美功能看成是不可或缺的文章家呢？他到底是主张“重质轻文”还是讲求“文质并取”呢？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他对骈偶声律的看法上，是比较偏激，还是比较通脱呢？

一、内容为体，形式为用的文学观

按照学界通行的“古文运动”的定义，要想说明独孤及是古文运动的先驱，就必须证明独孤及反对与“古文”相对的时文——骈文。在独孤及所有的言论中，有一段话被引用的频次最高。在指出南朝后期骈文创作的弊病时，独孤及这样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检教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人们通常引用这段话作为他直接、明确地抨击骈文的有力证据，进而为证明其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做立论上的准备。然而，仅凭这段话就证明他反对骈偶声律——骈文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现将前后文具引用如下：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旧矣。[4]

第一，他指出了“文亦下衰”的时代背景。他认为“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乃是文章流于轻浮的重要原因，而后文提到的李华之所以能“振中古之风”、推动“文章中兴”，正是因为他把根基深深地扎在了儒家经典之上，只有创作雅正的文字，才能力克流俗之浮靡。在这里独孤及明确地表达了他宗经复古的思想，他认为只有重新接通通向古代先贤的管道，古代先贤的作品才能源源不断地对时人的创作有所滋养，从而挽救走向颓靡的文风。

第二，他说明了“文亦下衰”的具体表现，即“先文字，后比兴”。在这里“文字”与“比兴”相对，显然不是从文章修辞角度来谈比兴，而是从儒家诗教的角度来谈文章的讽谕之旨。独孤及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志—言—文”三者的关系。“言”“文”如“舟楫”，是“涉川者”（“志”）登上彼岸不可缺少的工具。这里不仅从操作理性的角度肯定了“言”与“文”的工具性意义，而且也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指出了“志”才是评估“言”与“文”存在价值和合理性的先决条件。显然，独孤及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角度进行阐发的。他认为内容为体，形式为用，如果脱离了内容（“志”）这个价值内核，片面地追求形式（文饰）的华美，那文章就会堕落成为形式主义的语言游戏，如木兰为舟，翠羽为楫，好看而不实用。因此，他反对“先文字，后比兴”，正是反对把形式美置于儒家诗教功能之上、内容与形式本末倒置的作品。

第三，从行文的语气上可以看出，“文亦下衰”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达到“大坏”的地步，即表现为“饰其词而遗其意”“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可见，独孤及批评的是“大坏”之文的骈偶声律，他要表达的是南朝骈文末流的形式美太过分，而并非是对所有的骈文一棍子打死。

可见，如果将文学的本根深扎在儒家经典之上，如果创作的是“先比兴，后文字”、相对比较质朴的骈文，如魏徵、张说、张九龄的骈文，虽然对仗工整、句式整齐、音韵协调，并不是独孤及反对的对象。另外，独孤及的《毘陵集》中也有一定数量的骈文，特别是相当数量的骈散兼行的文字。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误区，就是古文运动之后，只有散文，没有骈文。魏晋南北朝文只有骈文，没有散文。事实上并非如此，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集中骈文占据着相当的分量。江淹的《自序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诗并序》都是散文的语言形式。南北朝是骈体奏议大行的时代，也不乏如任昉的《奏弹刘整》、谢灵运的《诣关自理表》、颜延之的《上表自陈》之类的散体奏议。统观魏晋南北朝文，一般来讲叙事的时候多用散体，抒情议论则多用骈体；序文多散、正文多骈。独孤及文亦大体继承这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通行模式，当骈的时候骈，当散的时候散，当骈散兼行时骈散兼行，并不刻意一定为骈、一定为散。从独孤及《毘陵集》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要求文章骈、散用得恰到好处，并没有颠覆性地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反对骈文，只是反对华而不实、过分藻饰罢了。

二、“比兴”与“声律”兼备的美学观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下一段文字实际上更明确地说明了独孤及对于骈偶声律的看法：

……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财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寝远，其丽有近于古者……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至若丽曲感动，逸思奔发，则天机独得，非师资所奖。每舞雩咏归，或金谷文会，曲水修禊，南浦怆别，新意秀句，辄加于常时一等，才钟于情故也。（《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5]

在这篇文章中，独孤及肯定了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丽”辞在律诗定型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诗歌“去雅寝远”；而以今天声律完备的诗歌来反观汉、魏之诗，则感到汉魏之诗虽“质有余”但“文不足”，实在是太缺少色泽感了，“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这是一篇为皇甫冉而写的序，中心当然在皇甫冉身上，旨在说明皇甫冉诗优于汉、魏之处，在于其“声律”，而优于沈、宋之处乃在其“比兴”。故“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 “比兴”与“声律”兼备才是独孤及评价好诗的标准。这又与他同时代元结的观点不同，元结在他的《箧中集》中只选古体，而排斥近体，相比之下，独孤及不废声律的观点更加通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律诗在对偶声律方面要求更加精严。独孤及不排斥律体，当然也就更不会排斥骈文了。也有的学者认为，在诗论方面，独孤及肯定了“由质趋文”的发展趋向，要求“比兴”和“声律”兼备。但是这并不是他评价文的标准，在评价文的时候，他则提倡散文，反对骈文。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原因有二：第一，从上面引用的两篇文字来看，“比兴”是独孤及评价一切文学的重要标准，并不单指诗。所以他的诗论与文论绝对有相通之处。第二，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所提倡的“先比兴，后文字”，这里的“比兴”不单是评价文的标准，而是针对一切文体所进行的总体规律性的描述。这从后文对李华创作的评价可以看出来，“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辩天下公是非，后有论议。至若记叙、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赵郡李公中集序》）这里至少包括诗、赋、颂、论议、记叙、编录、铭鼎、刻石等多种文体。可见，诗与其他实用性文体一样，独孤及都要求比兴在先，文饰在后，这与《皇甫公集序》中所说的“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有相通之处。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诗、文在表现的对象上可以有所区别，但是从审美的角度，他论诗和论文的标准都是一致的，不反对骈偶声律，认为还是文质彬彬的好。他的学生梁肃曾转述他的话说：“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唐故常州刺史独孤公毘陵集后序》）[6]可见在独孤及眼中，荀子、孟子之文逊于文采，屈原、宋玉之文又失之于华靡，只有汉代的贾谊、司马迁、班固才做到了有文有质、质文兼备。故用独孤及评价好友萧立之文的话，他所欣赏的正是“直而不野，丽而不艳”（《唐故殿中侍御史赠考中郎中萧府君文章集录序》）[7]的“有以取正”的文字。

其实不独独孤及不反对骈体，其他被称为古文运动先驱的作家亦不反对骈体。比如隋代的李谔有《上隋文帝请革文华书》，单从标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李谔上书的目的是“革文华”，他反对的是过分华靡，而不是打击骈文的语言形式。而且这封上书亦有骈有散，骈散兼行，他痛斥时文之语“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即是整饬的骈俪之句。萧颖士、李华对骈偶声律的看法也没有走向“极端”。萧颖士在评价自己的文章时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有学者认为“俗”，即是世俗流行的骈文。这恐怕是对这句话的误读，这里的“格”显然是“气格”“格调”的意思。所以“俗”很明显指的是魏晋以来“气弱”的文章，即颓靡不振的文字，并非是特指某种“文体”。所以，“格”高的骈文同样是他赏识的对象，而“格”不振的散文他也同样不会留意。至于萧颖士反对“局夫俪偶”（《江有归舟诗序》）、李华对“唯化物谐声”（《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的文章表示不屑，都只能说明他们反对一味拘泥骈偶声韵、徒求文辞之工的作品，而不能说他们对于内容充实亦“化物谐声”的作品也表示不满，他们的作品集里都以骈体为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三、独孤及与韩愈复古宏道的不同取径

如果独孤及没有反对骈体，那么按照通常的视“古文运动”为一场文体上“反骈文运动”的定义，我们就不能称他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下面，我们再从独孤及与韩愈的比较上来看一看其“先驱”地位提法的不可取。

韩愈在《答陈生书》中说“吾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可见，韩愈“复兴古道”的志向是与独孤及一脉相承的。然而能不能因为他说了“又甚好其言辞”这样的话，就简单地认为他所倡导的“古文”就是打破时文骈偶规定的长短不拘的散文呢？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又说“师其意，不师其辞”，即学习古人的“道”，又不拘泥于古人的句式和言辞。那么，“好其言辞”和“不师其辞”这两句话是不是矛盾呢？按张安祖先生的说法，“不师其辞”中的“辞”指的是具体的辞句，“甚好其言辞”中的“言辞”应泛指的是古人的艺术表现。二者的着眼点不同，并不矛盾。[8]如果张安祖先生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么韩愈要学习的是古人的艺术表现，而不是要亦步亦趋地模仿古人写散体文章了。设想如果韩愈对“散文”笔法“拳拳守之，如奉法令”的话，他不是与骈文的末流一样都落入形式主义的樊篱了吗？

其实，韩愈师法的“三代两汉”之文的确多为单行散句，不苛守对偶、声律。但是，其中也不乏如庄子散文虽然不拘泥于骈偶，但寓工整于长短错落之中的作品。另外，从韩愈及韩门子弟作品中大量的赋作可以看出来，在师法两汉的时候他们是不排斥“汉赋”的，汉赋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属于南北朝的骈体文，但在句式的整齐、音韵的协调、用典的精当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从热爱赋体的角度，韩愈也不可能声讨骈文。故韩愈以“三代两汉”为文学楷模，并不是因为古人使用了什么“体”，而是要以三代两汉文中的光明、正大、雄阔的“文气”矫正文坛的“颓靡”之风，正所谓“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气盛”“格高”再加上合“宜”的表现形式才是韩愈的艺术追求。所以，不能把韩愈的“古文”简单化为“散文”，也不能把“古文运动”简单化为反骈文运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独孤及还是韩愈在大力提倡“复兴道统”的时候，对于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骈文”看法都是比较通达的。那么，他们二人有何不同之处呢？

晚清学者林纾的一段话颇有见地，他这样说：

昌黎精语，已尽于《答李翊》一书，其余但间出数言，隐约其词而已。此非昌黎之短于言说，特昌黎所趋之蹊径，虽独孤常州、裴晋公犹与异趣，况在其他。（《春觉斋论文·述旨》）[9]

林纾指出，韩愈与独孤及的“异趣”即在于韩愈所趋之“蹊径”。那么，韩愈的“蹊径”是什么呢？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韩愈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10]

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也说了类似的话：

……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古之人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11]

可见，韩愈和李翱对于“古辞”有本能的偏好，主要是因为通过“师古辞”的方式可以带动“师古道”。这样，韩、李提倡“古文”的目的就可想而知了，决不在形式上的骈与散，而在以“古辞”为媒介与圣人、古道更加接近。当时骈文的末流忽略思想内容，过分追求华丽辞藻、侈靡浮艳，对于力图用儒家思想来挽救时风的韩愈、李翱来讲，这样片面追求形式美的文风矫正起来非常困难，更何谈用它承载古道呢，所以他们索性就尝试用更灵活自由、更便于描写叙事的散体来进行创作，他们有这样的举措确实是现实环境所致，也是作为“鸿儒”的社会责任感使然。但是，要注意的是以“师古辞”带动“师古道”只是他们一种具体可行的方法论，而不是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念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方法论却可以有多种，他们并没有排斥以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文体来复归“古道”，也不排除优秀的骈文也可以有助于复兴古道。所以，他们提倡“古文”并不是以反对“骈文”为前提的。

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独孤及和韩愈会发现，他们二人都提倡复兴“古道”，甚至希望通过古道挽救沦丧的世风和文风，而且他们立论的时候都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骈文这一语言形式。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如果说独孤及偏重从理论建设上“比兴宏道”的话，那么韩愈则侧重从具体可行的方法论上来“文以明道”。我们再次重申，独孤及与唐宋提倡古文创作的领袖一样主张复兴儒家道统，但是并没有从操作意义上提出文章写作该如何行之有效地复兴道统，更没有提出以“散文的语言形式”来复兴道统。既然独孤及并不反对骈俪的语言形式，我们又何谈他是“古文运动”（反骈文运动）的先驱呢？若是单从思想上宗经复古的角度来谈独孤及的前驱意义也是值得商榷的，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提倡宗经复古的作家大有人在，唐代即有王通、陈子昂、张说、李白、元结，再远一些的具有宗经复古思想的还有刘勰、扬雄……如果这些作家都算上，那么独孤及的前驱意义就更不明显了。之所以会对独孤及产生这样的误解，恐怕是先有一个古文运动的理念，然后理念先行，认为往前推导就必定有前驱，结果却将提倡古文的队伍扩大化了。

参考文献

[1] 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C]．台湾：学海出版社，1986:5.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66.

[3]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8.

[4] 〔唐〕独孤及撰．《毘陵集》校注[M]．刘鹏，李桃校注．辽宁：辽海出版社，2006:285.

[5] 〔唐〕独孤及撰．《毘陵集》校注[M]．刘鹏，李桃校注．辽宁：辽海出版社，2006:290.

[6] 〔唐〕梁肃著．梁肃文集[M]．胡大浚，张春雯整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37.

[7] 〔唐〕独孤及撰．《毘陵集》校注[M]．刘鹏，李桃校注．辽宁：辽海出版社，2006:293.

[8] 张安祖．韩愈“古文”含义辨析[J]．文学遗产，1998（6）:98.

[9] 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89.

[10]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五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40.

[11]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六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3:6411.

（原载《学术交流》2014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金晶（198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200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1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陕西理工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讲授外国文学及相关课程，重点从事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在《学术交流》《文艺评论》《陕西理工学院学报》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