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农业计划

如前所述，虽然美国愿意援助墨西哥进行农业计划改造，但是美国一贯奉行自由主义传统，政府不愿意出面并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因此鼓励国内的私人企业发挥作用。这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承担了援助墨西哥农业的任务。一些学者认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对墨西哥提供农业技术援助，这本身就说明了基金会实际上代表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利益。①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也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基金会之一。基金会成立初期的重点是医疗、卫生等领域。在20世纪早期，基金会曾在墨西哥的健康和卫生领域搞过一些合作。但是在卡德纳斯时期中止。20世纪30年代以后目光转向了农业科学领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援助，其做法是资助有关国家的农业改良技术研究并创建将新成果推广的机制和方法，旨在输出基金会“科学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的理念。墨西哥农业计划（Mexican Agriculture Program，简称MAP）是基金会的首个农业技术援助项目②，该计划持续了近20年，对墨西哥农业生产、基金会在全球的农业推广以及国际农业研究体系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农业部的合作，墨西哥绿色革命的序幕也即将开始。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的渊源

洛克菲勒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拉美有着广泛的经济利益。因此，当美国政府提出对墨西哥的援助时候，基金会就积极地接受了此任务。早在1936年，一位在基金会公共健康部门任职的官员费雷尔（John A. Ferrell）在同美国农业部的一位官员谈话中就曾提出基金会和墨西哥农业合作的建议，并自认为卡德纳斯政府将会对此表示欢迎。费雷尔随后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给基金会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提出“在农业领域必须开始经济发展计划了。这是无可争议的，并且援助计划最终肯定会扩大。除了在公共健康领域，我还没有试图对墨西哥做一个成熟的计划。但是我相信派2～3人去考察墨西哥的农业问题，最后肯定会得出一个建设性的结论。而且，在墨西哥精心挑选一些人经过培训，当他们返回墨西哥时，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实行这个计划”。① 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计划没有被基金会批准。一方面，卡德纳斯的态度以及当时盛行的民众主义浪潮是阻止基金会在墨西哥开展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基金会担心拉美国家认为包括基金会活动在内的美国的文化关系计划仅仅是反纳粹在拉美活动的手段，一些基金会的官员不想陷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因此，基金会借口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拉美开展相关活动。1940年，基金会仍对拉美的援助计划持谨慎态度，对国会在拉美设立农业研究机构的提议没有支持。

然而，这个计划却引起了华莱士极大的兴趣。1941年2月3日，华莱士在华盛顿会见了费雷尔和福斯迪克，他提醒基金会应该注意援助的立场。他认为，基金会在人们看来是非政治化的，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性方案。洛克菲勒的名字经常与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是也经常与石油工业、征用财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①他还指出，尽管基金会不是总扮演为洛克菲勒家族商业利益开路的角色，但是基金会在墨西哥的农业计划仍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动机，包括洛克菲勒在墨西哥的投资。② 他觉得，由基金会出面进行援助再合适不过，因此说服福斯迪克开始进行基金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直接对外农业援助计划。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经济利益有着一致性，但是基金会本身的独立性与慈善性质使其可以承担一些敏感的政治任务。

虽然基金会最初不同意援助墨西哥的计划，但是丹尼尔和华莱士的一再建议使基金会改变了想法。在华莱士出席卡马乔总统就职仪式的时期，他与丹尼尔就美国对墨西哥健康、农业、教育等方面的技术援助进行了讨论。费雷尔认为，不像教育援助等，发展与墨西哥的伙伴关系，贷款给墨西哥贫困农民购买农业生产工具、种子等农业领域的援助，绝对不会引起墨西哥人的争议。而且墨西哥在卡马乔总统就职之后，已经不同于卡德纳斯时期的极左政策，国内比较稳定，发展经济的愿望摆在首位，进行一些援助活动必将受到欢迎。可以说，墨西哥政治气候的改变，刺激了合作计划的出台。

另外一个重要的推力来自洛克菲勒家族的政治明星纳尔逊·洛克菲勒。他兼具商人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对拉美兴趣浓厚，在三四十年代早期是美国在拉美政策的“发言人”。纳尔逊·洛克菲勒之所以对拉美有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最初涉足商界时担任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委内瑞拉分公司——克里菲勒公司的领导。在委内瑞拉任职的几年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拉美人的一些内在习性和文化传统，对美国政府对拉美的政策也积累了独到的视角。1940年，他进入美国政府供职，一直担任美洲内部事务委员会（CIAA）的协调员。至此，他开始把自己的一些理念运用到实际操作中。1940年，纳尔逊·洛克菲勒曾经给罗斯福总统一个备忘录，称为了维护西半球的安全，必须对西半球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主要就是援助手段。① 他试图提高美国企业在拉美的社会形象，主张采用更为拉美人接受的方式更好地控制拉美经济。② 他一直认为，如果想维护美国商业繁荣、军事安全，美国的公私领域必须关心拉美人民的福利。

他敏锐地感觉到农业生产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农业以保持稳定。而20世纪初期美国杂交玉米实验的成就③，以及30年代后美国农业商业化（Agribusiness）的成功，都为基金会在海外推广美国先进的农业经验提供了依据。鉴于墨西哥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基金会着手制订了相关的援助计划。从30年代起，农业援助也成为基金会海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对基金会的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1945年，他开始担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副国务卿。但是，因为政见的不同，他从政府离职。之后，他又组建了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联合会（AIA），同时担任了国际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主席。纳尔逊·洛克菲勒最重要的实践领域就是拉美。他所有的活动归纳起来，就是将美国的私人资本和慈善活动以及政府的政策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而这也正是杜鲁门第四点计划的精髓。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第四点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总之，由于基金会在墨西哥早期的一些活动，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加上华莱士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推动，以及墨西哥国内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着手在墨西哥实施具体的合作计划。

二、三人考察团与特别研究办公室的设立

（一）三人考察团的墨西哥之旅

1941年，基金会先行派出了一位官员去墨西哥考察政府和农业研究机构是否愿意接受基金会的技术援助。这位官员回来之后，向基金会提议让墨西哥农业专业学生来美国接受教育，向墨西哥捐赠农业图书馆，与墨西哥农业研究机构共同开展研究，并给墨西哥国家农业学校资金支持。他还建议基金会与墨西哥当地农民进行合作。他希望基金会派出一个专家调查组继续去墨西哥进行深入考察。

194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了3位科学家去墨西哥做了一次实地调查，这3位科学家分别是：来自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专家保罗·曼格尔斯多夫（Paul C. Mangelsdorf）、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土壤专家理查德·布莱德菲尔德（Richard Bradfield）和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植物病理学家埃尔温·斯坦库曼（E. C. Stakman）。斯坦库曼被任命为考察队的领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在美国进行过清除带刺浆果类植物的研究和实践。参与墨西哥调研的三位科学家认为，基金会的墨西哥农业计划是美国的某些预言家孵化出的想法，并说服墨西哥人共同合作的一个事件。①

他们在墨西哥旅行了8000千米，经过广泛考察，提出了一份被认为具有经典意义的报告——《墨西哥的农业条件和主要问题》。该报告为基金会的援助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蓝本。考察团的报告不但提出了援助的具体科学技术方案，还对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进行了详细分析。报告特别强调，不能单纯给予资助，必须积极参与墨西哥农业发展规划，进行现场指导，并结合当地具体条件建立有效的援助及合作机制。因此，援助计划不仅是一个经济项目，还具有社会改革的特征。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开始对援助方式意见并不一致。有的建议以农业教育为主，有的建议以农业研究为主。最后，基金会的结论是，农业研究应该摆在第一位，因为教育不能解决墨西哥农业的主要问题……墨西哥需要对不同地区农业实践进行研究。① 该计划目标应该设立为2个，一是“提高墨西哥国家粮食生产的水平”，二是“训练墨西哥农业科学家”。基金会的援助目的在于通过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培养专业的农业人才来推动墨西哥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有学者指出，自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来到墨西哥之后，农业科学才重新起到了最原始的作用，那就是增加农业产量。② 这种援助方式也有别于基金会之前的援助方式。基金会以往通常采取直接经济、物质援助，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但是此次援助的重点却放在技术的应用以及人才的培养方面，这体现了基金会全新的“科学慈善”的理念，其特点是通过传播和推广科学技术达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果。

调查报告提交到基金会之后，基金会开始着手与墨西哥政府进行谈判。一周之后，谈判结束。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1942年，墨西哥农业部正式邀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改良农业的合作。为了使基金会的墨西哥农业计划更加切合实际，1943年2月，斯坦库曼和哈拉又一起去墨西哥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从墨西哥城出发，一直走到遥远的南方。调查的范围包括：从与美国接壤的北部湿热带森林区起，经过半干旱地带和沙漠，直到山区高原。在以上各类地区，他们都逐一采集了研究计划中的第一批标本：小麦、玉米、菜豆和南瓜种子。回到墨西哥城后，他们立即制订了一份工作计划，并呈送墨西哥政府。调查委员会建议“必须尽快实现美墨高层次的合作以及相应的推广计划”。①

（二）特别研究办公室的设立及合作的开始

1943年，双方签订意向书，基金会与墨西哥农业部合作成立特别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Studies, OSS），就四个方面达成合作意向。分别是：锈麦病的研究、改进墨西哥农业部的玉米研究计划、土壤改良以及牲畜疾病防治。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墨西哥的农业生产结构，以助于理解为什么基金会将锈麦病的研究提到首位。

19世纪末期，墨西哥传统农业，主要是以墨西哥城周围高地的小麦和玉米生产为基础。这里是高度发达的阿兹特克文化所在地，也是墨西哥主要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墨西哥北部的经济生产以畜牧业和小农经济为主。但是，迪亚斯后期，一些城市阶层开始推动商业发展，并建立现代工业。农村中的一些土地所有者看到了北部流域具有的潜在的农业生产力。迪亚斯时期也开始修建了大坝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卡德纳斯时期，在索诺拉州的亚基河流域建设大坝和灌溉工程。尽管在亚基河流域建造大坝，发展灌溉工程带有某种政治色彩，但是，它是卡德纳斯时期大规模农业经济改革运动的一个成果。该流域原本以传统农业为主，但是墨西哥政府控制着新建的灌溉工程，亚基人也开始转向经营商业式农业。小麦是该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却经常受到具有毁灭性的锈麦病的威胁。1939-1941年，锈麦病尤为严重。卡马乔指望麦田面积增加，小麦产量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亚基河流域整个工程的成功取决于能否解决锈麦病。另外，20世纪40年代，国际市场上小麦国际贸易非常繁荣。因此增加小麦生产既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也可以改善墨西哥的对外粮食出口。因此，卡马乔希望美国专家能够帮助墨西哥解决锈麦病的困扰。基金会将解决锈麦病作为工作重点，不得不说是迎合了墨西哥新兴农业贵族的利益。

基金会挑选了乔治·哈拉（George Harrar）作为项目的主任，玉米遗传学家埃德温·威尔豪森（Edwin J. Wellhausen）一起工作。1944年，在斯坦库曼和基金会的邀请下，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① 首次来到了墨西哥，开始参与到此项工作中。当他与哈拉碰面时，哈拉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现代化”这一药剂注射到墨西哥古老的农业机构里去。②

新机构将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指导下，由哈拉负责进行工作，并与墨西哥政府密切合作。哈拉觉得不能让墨西哥人认为他们是美国政府派出的机构，农民们对慈善缺乏正确的概念，基金会成员也不想被认为是“传教士”。③ 为了消除墨西哥人的偏见和误会，更好地开展合作，哈拉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基金会必须聘请一些墨西哥人，因此，OSS其余部分成员皆由墨西哥政府委派。而主任一职，在OSS改组为CIMMYT之前，都由基金会委任的美国人担任。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由墨西哥人和美国人共同组成，但重点是放在培训墨西哥农学院的青年毕业生身上，要对他们进行有关作物生产与病虫害防治知识方面的讲授，并使他们掌握美国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和先进技术。其目的在于希望墨西哥的科学家最终能独立承担这项计划的实施，届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可以逐渐撤回他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了。

基金会负责美国科学家的所有经费及OSS的大部分运作费用，墨西哥政府负责提供土地、劳动力、部分实验房屋和一些培训费用。相比基金会以前在农业领域搞过的“援助”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可谓是空前的。据统计，到1945年，基金会平均每年花在墨西哥农业计划上的费用为10万美元，而基金会每年平均的自然科学开支不过170万美元。① 由此可见，基金会对墨西哥农业计划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墨西哥成立了3个农业学校：国家农业学校——位于查平科、科阿韦拉大学——位于萨尔蒂约、高等农业技术学校——位于蒙特雷。从1948年建立第一所学校开始，到1952年，资金会资助这3所学校共150000美元。②OSS还与墨西哥国内的农业院校建立了联系。1945年的时候，OSS成员曾被查平科学校邀请参加每周六举行的学术讨论会。1946年，OSS在查平科修建了温室用来进行昆虫学、植物病理、植物育种等方面的研究。OSS与墨西哥高校的学术联合，激发了年轻人从事农业研究的热情，充实了墨西哥农业科学队伍，推动了国家农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的诞生。

从合作伊始，美国科学家希望把美国的农业发展模式移植到墨西哥。其中一位科学家就说，我们曾经在美国玉米地带做过的事，在墨西哥也必将实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农民已经开始大规模地使用高产杂交种子了，并伴随机械化以及化学化。美国的地理条件又和墨西哥有诸多类似，都缺水，相对干旱。而高产杂交玉米种子在如此条件下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因此，在美国成功的实践，使美国科学家认为在墨西哥能够复制美国的成功，“长远的目标是高产品种的推广，在美国谷物产量的倍增也将在墨西哥上演”。③ 由此可以看出，基金会最初和墨西哥农业部的合作，试图将美国农业发展的实践移植到墨西哥农业体系之中。因此，特别研究办公室的建立，与其说是对墨西哥长期以来农业发展模式的终结，不如说是长期依赖外国特别是美国技术的结果。①

总之，特别研究办公室的成立，标志着基金会对墨西哥的农业援助计划正式启动，援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而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之下，墨西哥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即将开启，双方的这次合作也埋下了闻名全球的绿色革命火种，此后将逐渐向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蔓延。

三、墨西哥农业计划的特征和评价

（一）墨西哥农业计划的特征

墨西哥农业计划从1943年正式开始到1960年OSS停止工作，持续了将近20年。1966年，OSS改组成为CIMMYT。综合来看，墨西哥农业计划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此之前，很少有慈善基金会涉足农业领域的援助。而且，没有任何政府曾对他国的粮食生产付诸援助和实践。洛克菲勒基金会是首个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援助的美国基金会。可以说，基金会开创了对外农业援助的先河，之后基金会在全球农业的持续援助，使其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

其次，墨西哥农业计划以技术援助为主要形式，通过培养高层次的农业专家来帮助墨西哥达成提高粮食产量的目的。与以往大包大揽的援助方式不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成为基金会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做法。该计划被基金会的管理人员认为是以极小的代价获取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因此，墨西哥农业计划被基金会视为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援助的成功范例。

最后，该计划体现出私人政策与美国的双边计划的鲜明对比。作为私人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政府还没有涉足的农业援助领域内试水并取得了成功。①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从未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过农业领域的援助，而基金会却通过技术援助取得了不输于经济、外交等任何其他方式才能达到的效果。基金会的此次援助既表现出了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致性，服务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同时又不受华盛顿的完全控制，保持了基金会以往的独立性。这成为基金会以后农业援助项目的主旨。②

（二）墨西哥农业计划的评价

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农业计划，不同学者的评价不尽相同。一些学者看到了基金会在墨西哥开展工作以来取得的成就，而忽略了所产生的问题。另外一些学者则过分强调了基金会对墨西哥的经济渗透，认为基金会的援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行为不可避免印有深深的政治标签。③ 有的学者言语更为犀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是美国帝国主义全球农业策略的“软刀子”（Soft Side）。④

对于该问题，我们必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出客观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墨西哥，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困境，急需美国的援助。如前所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援助客观上加速了墨西哥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我们不能否认援助的积极意义。但是，凡事必须一分为二。该计划是在二战阴霾笼罩全球时开始的，它深刻体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基金会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美国政治及外交工具的角色。墨西哥农业计划是一支将育种科学带入国际领域的催化剂，⑤ 它第一次把科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国际科学研究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政治尺度之内。① 可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此次援助并非是出于慈善目的，它还伴随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基金会的农业援助计划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渗透。② 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一番言论更体现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格言。他说，“政府应该利用并鼓励私人投资家，因为有许多政治目的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下达到。从长远说来，这种私人投资应该使我们能够消除或者抵消任何不忠实的反对派或者抗拒我们政策的势力，并对任何还没有肯定表示是否要支持我们或对此表示犹豫的当地企业集团加强经济压力。同时对当地企业界中那些愿意同美国合作的阶层的经济援助应该加强，应该为这样的企业界人士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把他们安置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去，从而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③。事实表明，由于墨西哥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美国政府才鼓励私人基金会以及私人资本去援助墨西哥，在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当年的三人调查小组为基金会写的一份文件，更能体现出援助背后深刻的含义。其中一段写道，“饥饿的人易受各种诺言的诱惑，但实际行动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共产主义为饥饿的人提出了美丽的承诺，民主不但要提出同样美丽的承诺，还要实现承诺”④。这体现了典型的冷战思维。可以看出，基金会认为通过提高粮食产量可以使墨西哥免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威胁，这种思维也直接影响了美国《1954年农产品贸易与开发法》，即480号公法的出台以及基辛格时期形成的“粮食政治”。①

同时，基金会对墨西哥农业的援助，也出于美国企业巨大的经济利益。有资料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纳尔逊·洛克菲勒就已经联合美国的农业巨头嘉吉公司在拉美大量地收购土地了。1947年，纳尔逊·洛克菲勒建立了国际基本经济公司，专门投资于农业领域。该公司主要目的是在美元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国家中大规模地引进商业化农业。② 而墨西哥农业计划的另一推动者亨利·华莱士早在1926年就组建布雷德农作物公司（即先锋种子公司的前身，现为杜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在全球高产杂交种子的供应体系中占有很高的比重。杂交种子的显著特征是繁育能力差，下一代比上一代的产量会低很多，因此农民必须每年购买新的种子，而这些种子的专利权都掌握在以先锋种子公司为代表的美国跨国农业公司手中。这种打着科技为名的经济渗透，也有别于美国之前对拉美实施的简单的经济政策。

最重要的一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农业援助计划的成功对随后的美国对外援助计划有实质的影响，其通过经济援助来实现政治及外交目的的理念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主导思想，而技术援助的方式也成为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同时，这一计划的成功也促使基金会、美国政府及其他国际组织进行更广泛的支持农业发展的援助活动。随后的几年，包括美洲国家组织（OAS）等5个机构参与了拉美的农业援助计划。③ 二战之前，美国的技术援助只限于西半球，二战之后，美国的技术援助扩展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而最能体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政策的就是“第四点计划”，该计划呼吁政府将在农业领域和其他领域向世界上的贫困国家提供技术援助。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称，“第四点计划”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和知识技术，是对农业、健康、教育、缓解饥饿等领域的专项援助，是“用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实惠，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改善与发展”。① 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针对发展问题，提出了长期性的政策和策略，以别于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第四点计划”被看作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里程碑。另外，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东南亚地区推出了“科伦坡计划”② 可以说也是借鉴了美国的相关经验。

总之，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墨西哥的农业援助计划，体现了基金会全新的“科学慈善”理念，推动了墨西哥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对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计划是基金会的第一次海外援助计划，对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的农业援助计划产生了示范效应，对美国的对外援助理论提供了实践经验。但是，毫无疑问，农业援助计划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推广现代农业科学、提高墨西哥的农业产量这么简单，这其中伴随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冷战阴影，而诸多的事实也证明，援助背后必然伴随着美国企业相关的经济利益，援助的利己主义不容忽视。对于绿色革命的开启，我们应该有历史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

① ［墨］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等著：《墨西哥历史概要》，杨恩瑞、赵铭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① 董经胜：《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 《史学集刊》2012年第3期，第78页。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① Alain De Janvry, The Agrarian Question and Reformism in Latin Americ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 p.123.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① Joseph E. Cotter, Before The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Policy in Mexico, 192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257.

② Steven E. Sanderson, Agrarian Populism and the Mexican State:The Struggle for Land in Sonor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pp. 105－127.

③ James D. Cockroft, Mexico, Class Form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Stat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83, p.134.

① Cynthia Hewitt De Alcantara, 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1976, p.19.

②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 “Mexico's New Education Law”, Vol. 74, No. 6, 1940, p.480.

① Henry A. Wallace, “Inter － America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ulletin of the Pan American Union, Vol. 74, No. 4,1940, p.276.

② Josephus Daniels, “The Dedication of Mexico's Leland Ossian Howard Entomological Labora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Entomology, Vol. 31, No. 6,1938, p.773.

① 林被甸、董经胜：《拉丁美洲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页。

① ［墨］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等著：《墨西哥历史概要》，杨恩瑞、赵铭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页。

② ［美］约翰·H．帕金斯著：《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王兆飞、郭小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③ Cynthia Hewitt De Alcantara, 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1976, p.20.

④ Secretaria De Agricultura, Plan De Movilizacion Agricola, Mexico, D. F. :1942.

① Cynthia Hewitt De Alcantara, Modernizing Mexican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 Geneva: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1976, p.307.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①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83页。

② Joseph E. Cotter, Before the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Policy in Mexico, 192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377.

① WilG. Pansters, Politics and Power in Puebla: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Mexican State, 1937-1987, Amsterdam: CEDLA,1990, p.79.

② ［美］约翰·H．帕金斯著：《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王兆飞、郭小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① Randall Woods, 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and the“Good Neighbor”The United States and Argentina 1941-1945, Lawrenc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1979, p.23.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oreign Commerce Yearbook,1936,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7, pp. 184－267.

① Bryce Wood, The Making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 p.130.

② Donald W. Rowland,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7, pp. 279－281.

③ Chester Pach, Arming the Free World: The Orig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1945-195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p.33.

④ Alan Knight, U. S. － Mexican Relations, 1910-1940: an Interpretation, San Diego:Center For U. S. －Mexican Studies,1987, p.10.

① ［美］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3页。

② Bryce Wood, The Making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 p.249.

③ Howard Cl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273.

①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1943.

② 关于华莱士的墨西哥之行，详情参看L. Edward&Frederick H. Schapsmeier, Prophet in Politics: Henry A. Wallace and the War Years 1940-1964, Ames: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 pp. 41－42.

③ Hiram M. Drache, “Midwest Agriculture: Changing with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50, No. 1,1976, p.291.

④ Howard Cl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p.271.

⑤ Stephen R. Niblo, War,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938-1954,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5, p.97.

① Harry S. Truman, Memoirs by Harry Truman: VolumeⅡ,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Doubleday &Company,1956, p.231.

② Gordon C. Smith, The Inter － American Syst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p.156.

③ Dacid Green, The Containment of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the Myths and Realities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Chicago: Quadrangle Press,1971, p.291.

④ Stephen G. Rabe, “The Elusive Conferenc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1945-1952”, Diplomatic History, Vol.2, Issue 3, 1978, p.285.

⑤ New York Times, March 7,1952.

① Georges S. Messersmith To Harry S. Truman, April 17, 1945, 494 A－498 Contribution, Box 1370, Hst Library．转引自 Scott S. Mischka, U. S. -Mex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Truman Era: American Embassy Official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Ph. D. Thesi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2005, p.47.

② New York Times, May 29,1946.

① 演讲详情见Address in Mexico City March 3,1947,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Library.

② Melvi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12.

① Friedrich Schuler: Mexico Between Hitler and Roosevelt: Mex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Lazaro Cardena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98, p.196.

② Stephen R. Niblo, War,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1938-1954,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5, p.181.

③ Aleman Six－Year Plan, Archive Historic Diplomatic Mexicano, Cuarto Epoca, Series Divulgacion,13,1895-1985．转引自 Scott S. Mischka, U. S. -Mex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Truman Era: American Embassy Official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Ph. D. Thesi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2005, p.56.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950.

② “EXIMBANK AND IBRD LOANS 1940 TO 1951”Correspondence, Numeric File Ⅰ1300－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posals, Box1, Merwin Bohan Papars, HST Library．转引自Scott S. Mischka, U. S. -Mex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Truman Era: American Embassy Officials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Ph. D. Thesis, Kansas State University,2005, p.40.

① Joseph E. Cotter, Before the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Policy in Mexico, 192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12.

② 实际上，早在192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曾帮助中国的南京大学进行小麦改良，并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计划终止。

① John A. Ferrell, “Memorandum to Raymond Fosdick”,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No. 323, October 16,1936, p.1.

① John A. Ferrell,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Vice President Henry Wallac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Feb. 10,1941, p.2.

② Bruce H. Jennings,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Science and Politics in Mexican Agriculture, Boulder &London: Westview, 1988, p.47.

③ E. C. Stakman, Campaigns against Hunger, Cambridge, Mass. : Belknap Press,1967, pp. 19－21.

① 详情见 U. S. , Office of the Inter － American Affairs,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 Historical Reports on War Administration,1947, p.4.

② James Desmond, Nelson Rockefeller: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1964, pp. 52－55.

③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前身——“教育总会”曾在美国南方黑人较多的贫困农村进行过玉米品种改良及农业体制改良相结合的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① E. C. Stakman, Richard Bradfield and Paul C. Mangelsdorf, Campaigns against Hunger,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21.

① E. C. Stakman, Richard Bradfield and Paul C. Mangelsdorf, Campaigns against Hunger,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21.

② Joseph E. Cotter, Before the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Policy in Mexico, 192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9.

① E. C. Stakman, Richard Bradfield and Paul C. Mangelsdorf, Campaigns against Hung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34.

① 诺曼·博洛格在墨西哥工作了20多年，对墨西哥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世人称为“绿色革命之父”, 20世纪70年代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② ［澳］林纳德·比克尔著：《诺曼·博洛格——一位与饥饿顽强搏斗的农学家》，许弢编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③ Deborah Fitzgerald, “Exporting American Agricultur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Mexico 1943-1953”,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6, No. 3,1986, p.465.

① John H. Perkin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1941-1956”,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7, No.3－4,1990, p.8.

② Bruce H. Jennings,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Mexican Agriculture, Boulder &London: Westview,1988, p.103.

③ E. C. Stakman, Richard Bradfield and Paul C. Mangelsdorf, Campaigns against Hung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p.58.

① Joseph E. Cotter, Before the Green Revolution: Agricultural Science Policy in Mexico, 1920-1950,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p.12.

① Arthur T. Mosher, Technical Co － 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 Agriculture, New York:Arno Press, 1976, p.100.

② John H. Perkins,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Green Revolution 1941-1956”,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Vol. 7, No. 3－4,1990, p.9.

③ 王永锐：《评绿色革命》,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4期，第5页。

④ Harry M. Cleaver, The Origin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Ph. D. Thesis, Stanford University,1975, pp. 247－248.

⑤ ［美］约翰·H．帕金斯著：《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王兆飞、郭小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① Bruce H. Jennings,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Mexican Agriculture, Boulder &London: Westview,1988, pp. 185－193.

② Harry Cleaver, “Will the Green Revolution Turn Red”, in Steve Weiisam（ed. ）, The Trojan Horse: A Radical Look at Foreign Aid, Palo Alto Calif. : Ramparts Press,1975, pp. 171－200.

③ 《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 《人民日报》, 1957年2月24日。

④ E. Oasa and Bruce H. Jennings, “Science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Research”,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14, pp. 30－44.

① 关于美国的第480号公法以及粮食外交，国内学者也做了不少研究，可以参见：谢华，《冷战时期美国粮食外交的演变（1954-1969）》,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09年第3期；王慧英，“剩余品时代的美国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李志芳，《探析二战后美国粮食外交的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年；韩建刚，《论粮食在二战后美国外交中的作用》，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5年。

② ［美］威廉·恩道尔著：《粮食危机》，赵刚、胡钰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90-93页。

③ Arthur T. Mosher, Technical Co －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 Agriculture, New York:Arno Press, 1976, p.13.

① Harry S. Truman, Inaugural Address of President 1949 － 01 － 3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33, p.125.

② 关于该计划可以参考孙建党：《冷战与科伦坡计划的起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