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40年前后的墨西哥农业发展状况

1940年，曼努埃尔·卡马乔（1940-1946年）总统就职，可以说是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墨西哥由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开始向专家治国的国家形态转变，建设工业化主导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墨西哥政府的首要任务。在此之前的墨西哥的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回顾此前的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力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墨西哥绿色革命以及农业现代化启动的背景。

一、独立以来墨西哥农业发展状况回顾

19世纪初期，在经历了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后，拉丁美洲最终爆发了独立运动。1810年墨西哥人民先后在伊达尔戈和何塞·雷洛斯的领导下，发动反抗统治者、要求民族独立的大规模起义。最终于19世纪20年代获得独立，成立了墨西哥共和国。但是，独立之后的墨西哥却无法实现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由于独立运动的不彻底，殖民枷锁并没有被打破，相反，殖民地时期的很多制度却被保留了下来。墨西哥的独立更多的是政治分离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小，一定程度上这是由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克里奥尔人只是要求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不希望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但是，独立后墨西哥持续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也削弱了克里奥尔人维持政治稳定的能力。因此，墨西哥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却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涌现出了大大小小的考迪罗。独立之后的几十年，墨西哥政局不稳、经济停滞不前，人均收入甚至低于殖民地后期的水平。

三百年的殖民地历史，破坏了传统的印第安人公社制度。大庄园、大种植园为主的大土地制度是墨西哥经济的基础和主要特征。独立之后，大土地制度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大庄园、村社、小农场构成了墨西哥农村的基本形态。独立后，墨西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的较量。① 大庄园主由于经济困难，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被削弱，原来以满足大城市市场的大庄园商品经济开始向以满足自身消费和部分满足地方市场的村社、租佃农、小农场生产为主转变。小农经济一度在墨西哥占据优势。但这种情况在1856年《莱尔多法》出台后发生了改变。该法案支持了分解印第安人村社的公共土地。到19世纪70年代，迪亚斯独裁统治时期，凭借国家的支持，庄园主大肆侵占农民土地，大庄园制度再次得到了强化。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成为墨西哥经济的主导。墨西哥开始大力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农业又回到了大庄园商品生产的模式。

由于大庄园主和农民日益尖锐的矛盾，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革命，这可以说是墨西哥历史上的大事件。与独立运动的不彻底相比，墨西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革命者从天主教堂和大庄园主手中夺回了大约一亿三千五百万英亩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给两百万户的小农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改善生活的福音。但遗憾的是，土地分配并不平均。有些家庭只分得了少量的贫瘠土地，而大庄园主仍然保留了大片的肥沃良田。就算获得土地较多的农民，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对于耕种大片土地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和技术，因此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最重要的是，墨西哥革命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力量林立，派别之间争斗不已，社会动荡不安。1930年，墨西哥最高领导人卡列斯（1924-1928）宣布土改失败，他认为“村社鼓励懒惰；未来的出路在于搞私人资本主义农业”。② 1934年，墨西哥成立了独立的农业部，一部新的《农业法典》首次允许大庄园雇工可以要求获得土地。法典还对私人农场提供保证。总之，墨西哥革命之后，由于生产关系的不确定性，国家仍比较动荡，农业发展状况堪忧。

二、卡德纳斯时期的土地改革及农业危机

1934年，拉萨罗·卡德纳斯（1934-1940）当选总统，由此开启了墨西哥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段时期。上台后，卡德纳斯首要的任务就是实行土地改革。卡德纳斯时期的土地改革是墨西哥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土地分配数额为历次之最。但他认为，维持全国的稳定尤其是农村的稳定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提高农业产量。① 从1935年开始，墨西哥土改速度非常迅速。土地分配不仅触及了边缘地区，而且直接触动了商品农业的核心地带。与卡列斯不同，卡德纳斯认为“村社不是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临时停靠站，也不是简单的政治缓解剂，而是振兴农村、把农民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机构，如果给予适宜的支持，还可以促进全国的发展”。② 因此，卡德纳斯时期发展农业的重要手段就是建立大小不一的村社，至此，村社成为墨西哥农村最重要、最基础的生产组织。

但在1936年之前，土改并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墨西哥政府认为，如果把这些种植园的土地分配给村社农民，那么他们在分到土地之后就会改种玉米等粮食作物，以满足家庭消费，这样一来，种植园区的经济效益就会大大降低。但卡德纳斯总统认为，村社应该成为墨西哥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只是在贫困和偏远地区建立村社，墨西哥的经济不可能得到发展。这些种植园经济较为发达，把它们改造成集体制村社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没收这些大种植园的重要手段。1936年，卡德纳斯在拉古纳地区建立了第一个集体制村社。

拉古纳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产棉区，位于科阿韦拉和杜兰戈两州之间。在拉古纳，大约45万公顷土地被分给3.5万社员，200个集体制村社前后建立。此后，其他地方也开始仿效拉古纳的改革。1937年，政府征收了尤卡坦半岛的龙舌兰种植园，3.4万名社员分得37万公顷土地，共建立了384个集体制村社。同年，在索诺拉州的亚基山谷也进行了改革，这里是墨西哥水稻的主产地，共建立了14个集体制村社，2,160个社员分得土地5.3万公顷。1938年，在中部米却肯州共建立了9个集体制村社，6万公顷土地分给了2066名社员。北部的锡那罗亚州成立了28个集体制村社， 3,500名社员共分得5.5万公顷土地。卡德纳斯执政期间建立的这些集体制村社，总共有700多个，社员人数为70余万，土地约80万公顷，其中大部分是肥沃的灌溉田。总的来说，经过卡德纳斯的改革，有力地冲击了19世纪以来盛行的大地产制，墨西哥政府征用并分配了5,000万公顷土地，这是墨西哥革命以来所有分配土地总量两倍多。到卡德纳斯任期结束之时，墨西哥村社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已经占全部可耕地的一半。最重要的是，通过土地改革，卡德纳斯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民众主义在墨西哥开始盛行。

土地改革的同时，卡德纳斯通过加大公共开支在灌溉设施、学校、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为农民提供帮助。1935年，村社信贷银行成立，负责为农民提供必要的信贷服务。卡德纳斯时期，政府财政开支的38%用于高速公路、灌溉、信贷等经济发展项目。可以说，通过土地改革建立村社制度以及增加相应的公共投资，成为卡德纳斯政府促进墨西哥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虽然卡德纳斯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但是，村社改革的弊端很快就开始显现，土地改革和村社制度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的繁荣。卡德纳斯在任期后期已经意识到，村社最大的作用在于经受和缓和社会危机的打击，而在推动经济繁荣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鉴于村社生产的弱点和消极面，在执政后期，卡德纳斯逐渐放慢了村社的建设，土地分配也不如从前积极。国家开始重视开辟新的耕地和灌溉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对中等规模的地产加以扶植，鼓励他们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中坚力量。另外，卡德纳斯时期实行了财政赤字政策，增加了货币供应量。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加，国内通货膨胀在所难免。

1938年3月，卡德纳斯实行石油国有化运动，没收了大量外国石油公司的财产。在卡德纳斯政府将英美石油公司的资产和土地收归国有后，墨西哥“革命的国家主义”达到了高潮。民众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墨西哥主要的政治浪潮。这样，卡德纳斯政府集体制村社的建立以及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使国内的私营企业主和国外的投机者都感到了恐惧。有人预言，“卡德纳斯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兆”。因此，国内外投资者都以为卡德纳斯即将像俄国一样宣布走共产主义道路。因此，国内外资本家停止投资，资本抽离国外，墨西哥发生了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潮。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物价上涨，比索贬值，通货膨胀愈加严重。

由于国内经济的动乱，农业领域也开始出现种种危机。主要粮食开始减产，玉米的平均产量由1930-1934年间1,827,000吨下降到1934-1940年的1,622,000吨。而价格则由每吨52比索上涨到每吨124比索。豆类、小麦、猪肉等农产品情况大抵如此。而拉古纳地区的棉花、尤卡坦地区的龙舌兰都不同程度地减产，这对卡德纳斯的村社改革是个很大的挑战。墨西哥西北部和尤卡坦地区小麦严重缺乏，面粉价格飞涨，国内部分地区开始发生骚动。1938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墨西哥多地出现了更严重的食物短缺状况，为此，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花费3,218,851比索进口22,000吨小麦，这几乎是当时农业部可支配资金的一半。1939年，农业生产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又进口约90,000吨小麦。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国内物资严重短缺。1940年之前，国内糖的需求量增长迅速，但不幸的是，国内库存并不能填补这一缺口。

经济危机也逐渐地向政治领域蔓延。物价上涨，产品短缺，全国范围内小规模的暴动不断。卡德纳斯政府与工人阶级以及农民组织的关系逐渐恶化。加上当时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国际市场也对墨西哥经济发展产生了冲击，墨西哥农业发展经历了数年的衰退。面对危机，卡德纳斯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土地政策和农业发展思路。

当时，墨西哥国内很多人和组织都认为土地改革对应的是农业生产力低下。① 因此，要求立即停止土地分配，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1938年后，卡德纳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来的激进主义色彩，变得更加温和。在索诺罗州的土地改革，相当一部分可灌溉的土地仍然掌握在私人地主手中，墨西哥政府并没有将其征收，这其实是政府与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信号。② 有学者认为，卡德纳斯后期的农业政策已经有试图刺激私人商业化农业的意图。③

为应对危机，卡德纳斯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来缓解危机带来的国内骚动。他鼓励农民多样化种植，并且墨西哥银行给农业信贷银行拨款，增加农民的信贷，从而刺激农业产量的提高。卡德纳斯的农业政策是为了与农民阶级以及城市工人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以保持国家稳定。他的农业科学政策有几个目的：通过引进新品种使谷物产量增产，提高村社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饮食结构，让农民习惯使用化肥等新的生产手段。

但卡德纳斯的农业改革并未取得成效，危机仍然没有缓和，国内粮食极度缺乏，卡德纳斯转而实行新的计划。此时，国家灌溉委员会建议政府，鼓励农民在西北部灌溉区进行垦殖，例如索诺罗州的亚基谷，垦殖后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政府在其他未开垦的地区，例如沿海的米却肯州、格雷罗、瓦哈卡地区也派出拓荒队前去垦殖，政府的农业策略从“农业改革”转为“垦殖计划”。而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农业部也开始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私人土地试图合作，这是除发展村社经济以外新的尝试。但是往往因为缺乏资金和技术，新的举措仍不见成效。而墨西哥国内农业研究部门本来也有一些农业改进计划，但大多数都不了了之。在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研究机构对国外农业技术毫无兴趣，技术合作无从谈起。①

当时，墨西哥国内对于选择何种农业发展道路产生了分歧。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战争的爆发，美国帝国主义仍将对墨西哥进行经济渗透，以消除墨西哥革命所遗留的影响，因此希望墨西哥农业沿着苏联斯大林模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但是，更多的一部分人却希望和美国进行技术合作。其实，墨西哥国内曾经为了减少种子的进口以及在国内增加棉花的种植规模，采用的就是美国的技术。虽然在头一年，因为操作不当和技术把握不准确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墨西哥人仍然认为美国技术要比国内先进。1938年，在危机出现之时，政府公共教育部的官员就表示，要从美国和欧洲引进技术专家，对墨西哥经济发展进行改造。

1938年，墨西哥曾派出了2名研究人员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农业研究站学习病虫害防治技术，还派出了2名专家和2名学生去美国学习玉米育种研究。墨西哥农业学家联合会希望政府出资资助更多的技术专家去国外接受最新的农业技术训练。从1936年到1940年，23名墨西哥人在美国捐赠大学接受了农业方面的相关课程。② 而且墨西哥科学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次数也增加了。而墨西哥农业部与美国农业部（USDA）也有了一些合作。30年代晚期，对于当时在墨西哥边境出现的粉色棉铃虫和果树飞蛾，墨西哥的技术专家和美国的专家来了次亲密合作。对于这次合作，墨西哥农业部和美国相关部门的评价都是“非常愉快”。而这次合作也被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认为是两国技术合作的典型案例。1940年，美—墨病虫害防治委员会成立。10月16日到18日，在蒙特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美墨两国农业部的一些官员出席了会议。而美墨的这次合作，成为华莱士在泛美体系内在拉美其他国家进行农业科学合作的口实。① 之后，墨西哥成立了新的昆虫实验室，在实验室开幕仪式上，墨西哥官方邀请当时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丹尼尔（Josephus Daniel）致开幕词。② 总的来说，与美国进行一些合作是墨西哥政府应对危机的一个新手段，美墨关系也出现了新动向。

而为了弥补国内技术专家的不足，墨西哥从国外引进了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主要来自西班牙和犹太国家。当时，西班牙爆发内战，国内一些专家纷纷外逃。而纳粹主义的猖獗，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使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也外出寻找避难所。墨西哥政府积极吸引人才的政策和态度，使这些人相继来到了墨西哥安营扎寨。据统计，12名西班牙农业技术专家来到了墨西哥，他们在墨西哥高校任教。而墨西哥政府也对这些专家给予了资金支持，鼓励他们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但是这些人才远远不足以满足墨西哥国内的需求。墨西哥专家建议从美国引进更多的技术人才。1939年，村社银行聘用哈里森（J. H. Harrison）为首席棉花专家，墨西哥政府请求美国农业部借调更多的棉花领域的研究人员到国内农业部工作。同年，国家灌溉委员会聘用了许多北美工程师来参与墨西哥索诺罗州安戈斯图拉大坝和杜兰戈的帕尔米多大坝的建设。1940年1月，墨西哥加入了泛美发展委员会，泛美发展委员会的目的是通过高效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型企业和资本，以援助拉美国家的发展。

但是，民族主义的影响不断深化，影响了美墨之间的继续合作。连科学技术发展领域，墨西哥也出现了“科技民族主义”的趋势。1939年，圣路易斯波托西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国外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墨西哥国内从事墨西哥技术不能胜任的研究。总的来说，卡德纳斯执政后期，已经有借鉴国外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来发展农业生产的意识和做法，但只是小范围和局部的，在意识形态占主导的国家，与国外进行技术合作几乎没有可能性。

不过，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这个时期的农业危机也使墨西哥的政治力量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卡德纳斯任期的最后几年，在国内反对派以及教会的影响下，卡德纳斯放弃了许多改革计划，减缓了土地分配的进程，并主动向国内外的投资者和企业家示好，希望继续增加在墨西哥的投资。

1940年，卡德纳斯任期结束，提名卡马乔为总统候选人，卡马乔在政治上比较温和。这说明卡德纳斯已经意识到了偏左的社会路线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害，希望未来的总统能够更专注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二战爆发后国内发生的种种危机，都刺激了墨西哥向美国寻求技术合作的潜在要求。卡德纳斯时期与美国的技术合作只是零星的，墨西哥与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源于1940年卡马乔总统的上台。可以说，卡德纳斯时期只是有发展现代农业的意向，而卡马乔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农业援助，美墨之间的农业合作才正式开始。但不能否认的是，卡德纳斯的土地改革为墨西哥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带有封建残余的生产方式已慢慢消失，资本主义生产开始确立。

三、卡马乔政府的经济战略与农业发展思路

实际上，1940年以后，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统变成一个管理者和党魁，而不再是一个革命者”①。他们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不惜一切代价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政府作为所有者、管理者和协调者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中。

1940年，卡马乔当选墨西哥新总统。与激进的卡德纳斯不同，卡马乔是一个中间分子，他当选总统表明墨西哥革命力量中的温和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卡马乔的上台，代表了国内各种力量的一个平衡。他较好地平衡了国内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国内局面开始稳定下来。有很多学者认为，从卡德纳斯之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已经丧失了革命意识。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卡马乔并未完全脱离革命及其意识形态。他接受了革命理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目标的部分并用于实际，而没有重视有关公正社会制度的部分。① 革命制度党的基础是国内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希望发展工业生产力，把墨西哥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但实际上，在卡马乔赢得选举胜利之后，右派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国内的右派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官方左翼，主要是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以及官方党中的反对派。

他在竞选时曾说，“如果他当选，墨西哥将由技术专家来管理，而不是由意识形态改革者来统治”②。他主张小土地所有制，而不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工业化和现代化比激进的社会改革更为重要。他认为，重点应该是如何增加墨西哥农业私人部门的产量，而不是如何处理小块土地；如何尽快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以及为工业部门服务，而不是如何改善农村以生存农业为主的人口的贫困和营养不良状况。③ 发展现代化农业、并为现代化工业打下基础，是卡马乔上任后墨西哥经济发展的思路。他认为，农业现代化将是“伟大工业的基石”。④ 他期望墨西哥实现工业化，生产更多的农业产品应对战时的情况。二战的爆发，为墨西哥企业和商人发展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战时的市场对于新的商人来说门槛比较低，利润空间也相对很大，外国资本也容易获得，而国内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希望走工业化道路。① 由于战争的刺激，墨西哥工业基础有了一些发展，形成了新的企业家阶级，这为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因此发展经济，尽快实现工业化成为卡马乔政府的主要目的。在对外经济方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卡马乔执政之后，与美国的合作成为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基础，外国资本同本国资本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墨西哥资本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卡马乔一上任，就摒弃了卡德纳斯总统时期的发展政策，放慢了农业土地改革脚步，不再将卡德纳斯的土地重新分配作为农业发展的重点。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墨西哥是保留其生存农业还是像美国一样大规模发展商业导向的农业？当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墨西哥是否应该发展工业生产能力，这要求一些劳动力脱离农业，迁入城市。如果要发展工业化，就需要农业发挥重要的作用。墨西哥应该发展技术性农业，使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加入工业化的建设中。而且，农业必须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政府鼓励拆散农村合作社，这使得村社的内部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民由于缺乏信贷资金，政治上受到了歧视，不安全感日益增长。在尤卡坦，战争时期对生产的要求使得庄园主们名正言顺地收回了那些刺耳的机器（正如一名庄园主所称的那样，抢夺农民的钱不是犯罪，因为农民自己就是强盗）。② 随着农村权贵实施控制，农村内部迅速分化，有一些成为相对富裕的阶层，而大部分则沦为了半无产阶级，这部分人群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与之呼应的，农民中的反抗情绪越来越严重。由于战争的原因，一些农民的抗争显得软弱无能。但是在一些传统的区域，比如拉古纳和莫雷洛斯，抗争如火如荼。这些地区游击队比较活跃，他们要求政府继续向村社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保障。

但是，这些斗争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相适应。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的农民也曾试图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行反抗，但最后还是被政府军事镇压。40年代以后，墨西哥政府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仍将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农民运动永远不会战胜强大的政府组织和那些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发展的政治人士。卡马乔总统本人以及40年代的新专家治国论者所强调的是生产力和利润，认为私营农业优于村社——进而工业优于农业——这表明墨西哥自30年代以后发生的深刻的思想转变。村社快速地成为工业经济的边缘地区，而村民们则慢慢变成了执政党温顺的追随者。①

卡马乔总统执政初期，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形势。由于二战的因素，当时墨西哥国内通货膨胀严重，食物价格昂贵，人们多次因为食物短缺和生活成本的增加而进行游行示威。政府只好通过增加小麦和玉米进口作为暂时措施来缓解这种情况。然而，用于进口粮食外汇远不及用于进口工业资本货物的外汇，国内粮食供应仍远远不够。进口增加使墨西哥出现了收支不平衡的困境。1943年，墨西哥国内进口了275,000吨小麦，耗费了2,100万美元，1944年，进口超过了438,845吨。② 因此，墨西哥迫切希望提高农业产量来缓解国内的危机。卡马乔政府重视农业的发展，他要求农业部尽快拿出新的促进农村地区增产的方案。他要求农业产量，尤其是玉米和小麦必须提高产量。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希望农业发展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并且为工业化的生产服务。事实上，卡马乔政府在农业上的投入远大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手笔。1941-1946年，卡马乔政府在农业部门的支出为财政收入的15.7%，而工业支出为10.2%。①

1941年，新上任的农业部长戈麦斯（Mart R. Gomez）对农业部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瓶颈在于缺乏专业的农业科技人才，政治和经济缺乏连续性。这时，墨西哥国内的一些农业研究机构也开始重新制定相关研究计划。总的来说，发展农业生产迫在眉睫，不仅为缓和国内粮食短缺，更重要的是为工业生产打下基础。但是，墨西哥国内缺乏发展的资金和技术，因此，卡马乔希望美国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向美国示好，以期美国帮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总之，卡马乔上台以后，对美国表现出温和的态度使援助事宜出现了转机。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将对墨西哥的农业援助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