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变与明朝作战的策略

皇太极在左征朝鲜、右讨蒙古以稳定后方的同时，对明朝的打击也一阵紧过一阵。但与其父亲努尔哈赤相比，皇太极对明朝的进攻，无论战略目标还是战争方式，都已经大相径庭。

皇太极称帝，意味着他准备与明朝争天下。表面上看，皇太极时期对明朝的战争并没有突破山海关防线，没有夺得明朝更多的领土，但是皇太极通过征伐蒙古、朝鲜，大大拓宽了统治范围，又通过建立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不仅极大提高了八旗的战斗力，也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如果说努尔哈赤更注重建立一个女真族的族群政权，那么皇太极的大清则成为一个爱新觉罗家族领导，融满、汉、蒙以及东北地区诸多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他极力改革八旗制度，也大力推动国家制度的建设，有利于把不同族群的人才吸收到政权之中。所以，他称帝后的大清不再是一个准备寓于东北一隅的部族政权，而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为最终政治目标。

1．入关掳掠

从战术上来看，在经历了宁远两次战败之后，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攻城略地的战争方式，不再与明朝争夺山海关至宁远一线，而是先后七次派大军从其他关口入关，大肆掳掠，以削弱明朝。1629年，皇太极统率后金军绕开山海关，从喜峰口入关攻击明朝京畿地区，威胁京师，袁崇焕被迫回师救援，皇太极施以反间计，使袁崇焕被杀。之后后金军掳掠大批人口、财物出关而去。1630年，阿敏率军入关，攻占永平、滦州、遵化等地，掳掠一空。1634年，皇太极亲征蒙古察哈尔部，借机派兵掳掠宣化、大同地区。1635年，称帝后的皇太极派阿济格掳掠关内京畿地区，掠夺人畜十八万。1638年，皇太极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分统左、右翼兵分道征明。这次征伐时间长，规模空前。清军先攻略京畿，明大学士孙承宗死难。到1639年，清军又转至山东，下济南，杀掠殆尽，再转而向沧州，不久尽出塞。在此期间，皇太极亲自征明，攻锦州、松山、杏山，以牵制关内明军。此次清军入关五月，转掠两千里，蹂躏畿辅、山东数十州县。左翼多尔衮军克城三十四座，降者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有奇。右翼杜度（岳托去世后杜度总领右翼军事）军克城十九座，降者二座，败敌十六阵，俘获人畜二十万四千有奇。明臣虽羽书屡捷，实际未尝稍挫其锋。1642年，松锦之战后，清军又由黄崖口入塞，掠京畿、山东。

清军每次入关内掳掠，都获得极大成功。由于清军具有很强的机动性，所到之处如狼入羊群，各处明军皆军力不足，援救不及，无力抵挡；各地守城官员、将领非死即降。大量人口、财物、牲畜被裹挟而去，给内地百姓带来巨大伤害，也给明王朝的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和损失。对此，皇太极非常明确地告诉手下亲王、贝勒和大臣们：“尔等建议直取燕京，朕意以为不可。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即克山海？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

实际上，皇太极大肆入关掳掠，在很大程度上与努尔哈赤杀戮后金政权内部无粮的汉人目的一致，就是为了解决后金、大清政权的经济短板问题。任凭皇太极如何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满族人脆弱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好转；相反，部众越多，势力越大，对经济的需求就越大。对于皇太极时期的清政权来说，女真人原有的采集人参、狩猎动物等经济活动已经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要解决这一多民族庞大政权的经济问题，只能从中原地区着手。皇太极也多次向明朝表示，只要明朝每年向清政权输送经济利益，即可划界而治，不再进犯，但这种要求不会也不可能被明朝接受。此外，对皇太极来说，既然推行封爵制、官僚制，以弱化旗主制度的影响，那作为皇帝的他就必须掌握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来保证属下的利益。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北方民族政权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要通过更多的军事征服来获得足够的经济资源，直到能够稳定地控制一个赋税充足的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赋税制国家，才能够保证皇权制度的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清军屡屡大规模入关掳掠，不但给明朝畿辅地区造成极大混乱，甚至导致袁崇焕这种名将被杀，而且也使清朝有了扩充自己经济实力的权宜之计。通过这种方式，清朝不仅获得海量财物，也获得大批人口，这些人可以作为包衣从事农业生产，其中也包括各类工匠和大量的手工业者，以及儒生秀才等知识分子，有利于清朝提高自己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

2．松锦之战

经过多年提高实力的准备和对明朝的不断打击后，皇太极终于在1641年对山海关、宁远、锦州一带的明军主力发起进攻。

在明朝这边，大凌河之战后，明军将领祖大寿退守锦州。1641年，清军在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人的指挥下，对锦州城展开猛烈攻击。当时明朝在锦州城中精锐尚存，粮饷也较为充足，因此祖大寿一面向宁远的明军主力告急，一面指挥城中军民发挥火器威力，竭力抵抗。清军虽然将锦州分三层包围，但面对奋力抵抗的明军，损伤惨重，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此前，明朝派洪承畴驻守宁远，总督关外军事。洪承畴沿袭袁崇焕利用坚城利炮进行防守的思路，筑松山城、杏山城，与宁远城三地互为犄角，彼此呼应，易于防守。同时，洪承畴判断，清军围困锦州，战线太长，粮饷不济，很难持久，所以他力主坚守不出，以逸待劳。当时清军的确粮饷紧缺，骑兵每日两餐，步兵每日仅能一餐。然而，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锦州危在旦夕，洪承畴守城不出，十几万军队劳师糜饷，因此坚请崇祯皇帝逼洪承畴出师迎战清军。崇祯帝本来对洪承畴之策充满信心，但禁不住陈新甲在跟前反复说，转而密敕洪承畴出兵。洪承畴无奈，只得移师杏山、松山一带，寻机与清军决战。

清朝方面，皇太极高度重视锦州之战，看到前线战事长时间没有进展，他御驾亲征，并下令征召各旗青壮年。八旗军倾巢出动，必欲下锦州。于是，明、清双方精兵猛将尽集于松山。明军约13万，清兵或与之相当。八月二十日，两军接战，胜负未分。皇太极命自锦州西往南，穿越松、杏间大道，直抵海口，掘大壕三道，各深八尺，宽丈余，人马不得过，断绝明军饷道。二十一日，明军进攻不利，撤退。皇太极对诸将说：敌军人数众多，见我断其饷道，必然丧失斗志，我军需做好伏击对方的准备，则敌人必将全军覆没。果然，至此日夜间，明军总兵王朴率部下首先逃离战场，引发多米诺效应。明军各将领争先恐后率军逃窜，以至于自相蹂践，弓甲遍野。清军趁机在黑夜中对明军展开截杀，十几万明军一败涂地。松锦之战以明军完败告终。是役，清军斩杀明军五万三千余，缴获马匹七千四百余，军资器械堆积如山。明兵赴海死者数万，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松锦之战后，明军在关外的据点几乎被拔除殆尽，至次年，清军破松山，擒洪承畴、祖大寿等明军统帅。昔日孙承宗、袁崇焕倾心打造的关宁防线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明朝花巨资训练而成的十几万关宁铁骑，在清军的屡屡攻击下，几乎丧失殆尽。除了山海关和吴三桂所领三万余人，明朝京畿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防线。

现在看来，皇太极部署攻明战争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与努尔哈赤不同的是，他不再一味追求正面战场上的胜利，而是避其锋芒，乘虚而入，攻略防守薄弱的关内京畿地区、山东地区，因为清军机动性强，而明军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应对清军。从明朝角度来看，天启、崇祯时代朝政混乱、党争严重，严重影响关外前线战略、战术的实施。谋略出众的熊廷弼传首九边，宁远之战屡立战功的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孙承宗蒙冤退休，明朝一时间难以找到出色的将帅。可以说，政治上的混乱，导致明朝的战争组织能力大打折扣，而临阵斩杀主帅又加大了前线明军的离心力。祖大寿等将领正是看到袁崇焕被抓下狱才溃逃出关，最终叛明降清。直到松锦之战，洪承畴本可以像袁崇焕那样，坚守城池，以逸待劳，或可挽狂澜于既倒。但在皇命屡催之下，他不得不出城应战，终被皇太极一举攻破。因此，明亡清兴，不是明朝没有翻盘的机会，而是浪费太多机会，一再自毁长城、损兵折将。相反，清朝皇太极一方则越战越勇，一再叩关攻城，扫荡内地，步步进逼。

松锦之战后，明朝在关外的军事力量、军事据点几乎被扫除干净，清朝彻底稳固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大批明朝兵将投诚清朝，进一步壮大了其军事、政治力量。尤其在火器使用方面，经过多年的积累，清朝八旗汉军炮兵实力大增，已经能够在松锦之战这种大规模战役中与明军抗衡，奠定了入关后攻城略地的基础。

然而，似乎是命运弄人，正当皇太极按部就班筹划，实施不断打击、削弱明朝的计划时，他的生命却戛然而止。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未及安排任何后事的皇太极猝死于沈阳宫中，将正在冉冉升起的大清帝国留给一群在山海关前厉兵秣马的八旗将士。

皇太极执政27年，剪除异己，排除了潜在的分裂力量，并在充分吸收汉人制度的基础上，推动八旗制度降低私属性质，向官僚制度转变，实现了由八王共治到皇帝集权的转变。他改革了八旗制度，扩充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增强了后金-清的军政实力。皇太极左击朝鲜，右征蒙古，又联络藏区，不但稳定了清朝的大后方，而且极大增强了实力。在与明朝对峙的战场上，皇太极虽然没有占领更多土地，但他步步为营，逐渐拔除明军在关外的几乎所有力量，实现了力量对比的反转，将后金—清政权打造为一个地域辽阔，融满、蒙、汉等各族为一体的国家政权，为清朝入主中原做出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准备。然而，此时的清朝内部，八旗旗主实力仍然强劲，皇权初建，尚无一个稳定的传承规则。此外，政治、军事力量虽然迅速扩充，经济基础脆弱仍是清朝无法摆脱的一个短板。因此，当时的清朝还需要借助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来解决内部的政治、经济矛盾。随着皇太极的突然去世，一场新的政治斗争、一系列新的整合，将随着清朝入关的步伐、围绕帝位之争而展开。

参考文献

1．《清史稿》。

2．《清通鉴》。

3．《清太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