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

前言

《明夷待访录》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所著。该书创作开始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于康熙二年（1663），共计二十一篇，所论涉及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制度。《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杰出的政论专著，通过对古代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进行深刻反思，从儒家政治哲学的新视角，为后世预置了社会改革的中肯建议。该书自流传开来以后，一直为政治家、学者广泛关注，并被奉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经典名著。

一　明朝遗老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垂髫读书，即不琐守章句，年十四，补诸生，随学京邸。忠端公课以举业，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烛观书，不及经艺”（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按，凡引自此文者不再出注）。其父黄尊素（1584—1626）为万历年间进士，天启时曾为山东道监察御史。作为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天启六年（1626），被魏忠贤等阉党所诬，不幸入狱，最后被酷刑折磨而死。崇祯帝即位后，黄宗羲“袖长锥，草疏入京颂冤”，以铁锥痛刺制造冤狱的酷虐官吏，击杀当时的狱卒。“狱竟，偕同难诸子弟，设祭于诏狱中门，哭声如雷，闻于禁中”。黄宗羲当时十九岁，他的快意恩仇与浩然正气震动朝野，崇祯皇帝知而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其孝名更是为世人所赞叹。

父亲冤狱平反后，黄宗羲便归乡师从著名思想家刘宗周，发愤读书，并加入江南士大夫致力政治改良的文学社团——复社，成为当时江南党社的活跃人物。但是不久，阉党一派即原依附魏忠贤的阮大铖又重新得势，于是黄宗羲在南京与一百四十个有志士子写了《南都防乱揭》，揭发阮大铖的各种罪状，但也遭到阮大铖一党的仇视与镇压。据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载：

方奄党之锢也，东林桴鼓复盛，慈谿冯都御史元飏兄弟，浙东领袖也。月旦之评，待公而定。而逾时中官复用事，于是逆案中人，弹冠共冀然灰，在廷诸臣，或荐霍维华，或荐吕纯如，或请复涿州冠带。阳羡出山，已特起马士英为凤督，以为援阮大铖之渐。即东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闲日久，思相附和。独南中太学诸生，居然以东都清议自持，出而厄之。乃以大铖观望南中，作《南都防乱揭》。宜兴陈公子贞慧、宁国沈征君寿民、贵池吴秀才应箕、芜湖沈上舍士柱共议，以东林子弟推无锡顾端文公之孙杲居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

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破紫禁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随后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清朝建立。明亡后，当时的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因为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遂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等，成为弘光朝首辅。而他在握有实权后，随即启用了对他有举荐之恩的阮大铖。马士英和阮大铖欲报复当年“公揭”参与者，黄宗羲于是避祸家中，时年三十五岁。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南下，消灭了弘光政权，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当时，黄宗羲立志抗清，招募同乡的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举兵抗清，此后一直到顺治十年（1653），他都一直辗转从事抗清复明活动，但都失败了。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载得比较详细，我们可以再参考其年谱梳理出黄宗羲的抗清经历。

顺治二年（1645），年三十六岁。闰六月，黄宗羲和其仲叔两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十二月，其所作《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三十七岁。五月，孙嘉绩以所部火攻营卒尽付黄宗羲。经整合，得军三千人。太仆寺卿陈潜夫、职方查继佐同其渡海，在坛山驻扎。黄宗羲“约崇德义士孙奭等为内应，会大兵已纂严，不得前，于是复议再举，而江上已溃”。六月兵溃败后，黄宗羲率众到四明山，结寨自固，剩余五百余人的兵力。在驻军杖锡寺后，黄宗羲微服潜出，探查监国消息，但因部下不能遵守节制，“山民畏祸，潜焚其寨，部将茅翰、汪涵死之”，黄宗羲只能与弟子到剡县暂住。

顺治六年（1649），年四十岁。黄宗羲“闻监国在海上，乃与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晋左佥都御史，再晋左副都御史”，但是并不受重用，闲暇时则注《授时》《泰西》《回回》三历。此时清朝发布诏令“遗臣不顺命者，录其家口”，黄宗羲于是陈情监国，变姓名，归家。

顺治七年（1650），年四十一岁。黄宗羲之弟宗炎被捕，黄宗羲用计使其脱身。

顺治八年（1651），年四十二岁。夏秋之交，黄宗羲“遣间使入海告警，令为之备而不克”。

顺治十年（1653），鲁王去监国称号，复明基本无望，而当时清廷要抓捕其母，黄宗羲只得返乡。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统治愈加稳固，抗清运动也至尾声，当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杀后，明朝遗老心中的复国之火熄灭了。黄宗羲回归乡里后，奉母课徒，潜心学问，隐居著述，屡拒朝廷征辟，康熙三十四年（1695），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

黄宗羲身处的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局，加之自己曲折的身世，都对他的治学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父黄尊素曾言：“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黄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他广读书籍，博学多识，治学领域宽广，“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清史稿·儒林一·黄宗羲传》），在经史及天文、算术、乐律、释道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综合来看，黄宗羲在学术上成就最高的是在史学、哲学领域。在史学领域，黄宗羲主张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征实可信。他撰写了诸多史学著作，尤其对明史研究、文献整理有卓越的贡献。归乡授业课徒后，“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由此“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一批优秀学者出自黄门，开创了“浙东史学”一派。而他较为著名的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梳理了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并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即学案体。此外，黄宗羲治学尚实，反对空谈和盲从，他为学涉猎广泛，并善于综合应用，在治史方面，主张经书史籍都要研读，其治学方法推崇不同领域的综合研究，提倡历法、地理、数学以及版本目录等跨学科互证，以广证博考、辨析史事、修改订正史书记载。他十分注重史学家在治史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要求在揭示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以饱满的情感书写历史进程，彰显“寓褒贬于史”的情怀。而在哲学领域，他批判程朱理学，主张气一元论，认为天地之间只有气充斥，“一气之流行，无时而息”（《易学象数论》）；反对宋代儒学者的理气之论即“理在气先”，认为理不能离开气而为理，无气则无理，理为气之理；反对程朱理学的“天理”说，提出“盈天地皆心也”（《明儒学案序》），认为“心”具有天地万物之理。

除以上两点，黄宗羲还有一显著的成就，即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和《留书》中。他深刻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明夷待访录·原君》），主张废除君主“一家之法”，建立“天下之法”以限制君权（《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的这些政治主张在当时实为振聋发聩之呼声，他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诸多言论，对以后尤其清末民初的启蒙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就曾在《清代学术概论》称赞黄宗羲的观点说：“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正因如此，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为清初四大思想家，他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

黄宗羲著述卷帙浩繁，成就卓异。在全祖望拟制的黄宗羲的碑文中，论断较为翔实，计有：

史学：《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一卷，《今水经》一卷。

经学：《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四卷。

历算：《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

文集：《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思旧录》二卷，《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共若干卷。辑有《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续宋文鉴》《元文抄》（未成）。

黄宗羲“始为党锢，后为遗逸，而中间陵谷崎岖、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有为史氏所不详者”，这样的一生轨迹，对他的学术思想发展影响甚大，而其晚年隐居所著，在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都留下了浓重一笔，为清代乃至后世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所赞誉。

二　《明夷待访录》内容概述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诸多著作中一部惊醒人心的奇书，始创作于康熙元年（1662），第二年完成。黄宗羲生活在天崩地坼的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局中，明朝的衰亡与清军的入关，让诸多遗民痛心疾首。因此在明末清初之际，士大夫们在痛心明亡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剖析明朝各种社会弊端，反思明亡的教训，同时为将来的社会治理提出改良措施。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即是诸多反思著述中的一类。

对于《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写作意图，黄宗羲曾在《破邪论》的题辞中言道：“余尝为《待访录》，思复三代之治。”如果在时代背景下，再结合他的经历，该书的写作意图不难考察。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就一直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但时势比人强，所有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在黄宗羲反清斗争失败返乡后，清军统一步伐加快，在康熙元年（1662）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明朝遗老们痛切体会到复明希望越来越渺茫，甚至无望。当年二月，郑成功部将陈霸叛降于清。吴三桂奏俘明永历帝及官员、兵丁四千三百余名。四月，吴三桂害明永历帝及其太子，后妃、公主皆送北京，明石泉王朱聿起兵攻叙州等地，败死。六月，李定国曾乞兵于暹罗、车里，事未成而永历帝被害，至是悲愤而死。十一月，明鲁王死于台湾。南明政权反清斗争的失败及覆亡，让在乡的黄宗羲深感悲痛，于是在这一年愤而著述《明夷待访录》。且看当涂夏整刻本中的跋言：“乱世无法，盖取法必于王者，霸以下皆自《郐》也。又推胡翰所谓十二运以为‘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计。是录削笔于康熙癸卯，为圣祖仁皇帝御极之二年。是时郑氏方踞台湾，继以三藩之叛，用兵无虚岁，自真人应运，次第削平。吴氏之灭，以辛酉；郑氏之灭，以癸亥。于是薄海内外，悉隶版图，适交上元甲子，成一统之盛治。盖先生得《三易洞玑》之传于漳浦，其前知固非亿中矣。”由此可见，黄宗羲的写作初衷在于探究明亡之因，他在总结中国封建社会及明朝封建专制弊病的基础上，提出诸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治国方略，期望为后世君主所采用，以改善皇权专制政体下的诸多痼疾与弊端，从而实现“三代之治”。在全祖望的《书〈明夷待访录〉后》中，万承勋也曾言黄宗羲“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

对于该书的命名原委，自清末学界素存争议，有多种解释。书名中的“明夷”，学者们倾向性意见是来自《周易》的卦名，如《序卦》“明夷，利艰贞”；第三十六卦《明夷》卦，“坤上离下”，象征“光明殒伤”；六五爻辞“箕子明夷”。但对具体卦象的解释颇有差别，大意多解释是光明暂时被黑暗压制，但是终会化暗为明，前途是光明的。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言该书：“自序谓据胡翰十二运之说，自周敬王甲子至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故条具为治大法，冀如箕子之见访。曰‘明夷’者，以是录作于康熙癸卯，当在治运二十年之前，谓‘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也’，其自负固不薄矣。”“待访”，出自周武王访箕子的故事。傅怀祖在《重刻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序》中言：“先生之作是书也，当玄黄再造之日，独卧空山，屡征不起。悲天悯人之志顾不能自休，遂损益百王宪章，研求尽善，深藏以待清问。其曰‘明夷待访’者见箕子《洪范》之意，有王者作，援其道而审行之。”周武王伐灭商纣而建立周朝后，为更好地治理国家就去问计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箕子曾在前朝多次进谏纣王而未被采纳，在周武王来访时，就将治国之略陈述于周武王，武王虚心接受并予以实践，传之子孙，使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八百年。所以，黄宗羲所言“待访”是希望他提出的治国建议能被后来的明君采纳而付诸实践。而他所期待的“明君”是谁，也就是“待访”对象，学界曾有激烈的讨论，大致有清王朝皇帝、继清而后的“圣王”、能治理天下的豪杰等几种观点。如章太炎就曾批判黄宗羲的气节，认为他所说的“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是等待清朝皇帝的来访（《说林·衡三老》）。梁启超则在分析该书的写作时间以及黄宗羲的身世经历后，认为作为明朝遗老，黄宗羲等待的是“代清而兴者”，不可能是清朝皇帝（《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就黄宗羲著书动机作了评论，指出：

梨洲父尊素名隶东林，身死党狱。平日教子，亦以留心时政为重。故梨洲政治兴味，培养有素。明社既屋，兴复之望既绝，乃始激而为政治上根本改造之空想。此亦明末遗老一种共有之态度，而梨洲对政治理想之贡献，则较同时诸老为宏深。其时如顾亭林注重各种制度实际之措施，王船山注重民族观念之激励，而梨洲则着眼于政治上最高原理之发挥，三家鼎峙，而梨洲尤为尽探本穷源之能事。其议论备见于所为《明夷待访录》。

梨洲自序，谓“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近人章太炎以此深讥之。梁任公则谓《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今考全祖望跋云：“是书成于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予言：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其言与梁不同。按：《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五十八岁重兴证人书院讲学，此后兴趣，则转入理学方面。全氏此说，颇为近是。又曰：“黄肖堂与予读《明夷待访录》，曰：‘是经世是文也，然而犹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访，不得已而应之耳。岂有坚贞蒙难之身，而存一待之见于胸中者？则麦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谢山极称之，谓是“南雷之忠臣，天下万世纲常之所寄”。则章氏之论，昔人亦言之。惟考康熙己未，万季野至京师，梨洲送之，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时已距《待访录》成书十五、六年。则梨洲之不可夺者不确如乎！此全氏答诸生问南雷学术帖子语。

亭林诗亦云：“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迄乎梨洲之时，则外族入主，务以芟薙为治，贤奸忠佞之辨无所用。一二遗老，留身草泽，惊心动魄于时变之非常，游神太古，垂意来叶，既于现实政治，无堪措虑，乃转而为根本改造之想，以待后人。此亦当时一种可悲之背景有以酿成之也。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

虽然诸多说法不一，但结合黄宗羲的经历来看，他所指的“待访”者并不是清王朝的皇帝。

第一，黄宗羲身世坎坷，在清军入关后还积极从事反清行动，只是在复国的希望破灭后才退隐著述。他一直以明朝遗民自居，且其后屡拒朝廷征召，一生没有仕清，可见他的明朝情结还是很深的，著其书以期清朝皇帝来访，可能性不大。所以其所言“如箕子之见访”并不是指清朝皇帝的来访，而是重建“三代”之治的“圣王”。孙宝山《〈明夷待访录〉的写作意图辩证》、张万春《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杨绪敏《论黄宗羲撰写《明夷待访录》等均持此观点。

第二，从时间来说，顺治一朝，黄宗羲都在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辗转斗争，并没有仕清打算。而创作该书时，顺治朝刚结束，少年康熙帝刚登基，国家治理的盛世效果还未显现，黄宗羲所指的“圣王”自然不会是幼龄登基的康熙帝。

第三，清王朝入关后加快统一步伐，将近二十年里也采取多项政策恢复社会经济，但其统治还没有得到全部前明遗老的认可，一些汉族士大夫还存有光复明朝指日可待的想法，并在私底下进行反清抵抗。再者，清朝为巩固统治，兴起文字狱，在思想领域的钳制非常紧，士子文人稍有不慎则受牵连，这让诸多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该书完成不久，就发生了孙奇逢的《甲申大难录》案，当时有人控告该书是为明亡而纪，因而孙奇逢被押往北京受审。黄宗羲在文化高压政策下，反清意识并未消失，虽然在《明夷待访录》书中多探讨明亡之因，有批判君主专制之论，但也不敢过多地议论政治，有些隐晦之言也是难免。该书完成初期，被束之高阁，甚至被清朝列为禁书，可见，黄宗羲此书并不是迎合清朝统治者的著作。梁启超对章太炎的评语颇为不认同，认为：“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四，该书中的篇章论述多以“三代”“上古”为辞发表议论，对明朝专制制度的各种痼疾进行批评，可见黄宗羲构想的是“三代之治”的理想社会，并非当时的清王朝。另外在该书中的《建都》篇，黄宗羲主张“有王者起”应建都金陵，以避免明朝建都北京后而亡国不能复的悲剧。其时，清朝已定都在北京，自然不会有迁都之说，可见黄宗羲所指“王者”是能取代清王朝而兴起的新政权。

《明夷待访录》一书篇幅并不多，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计二十一篇，涉及政治、法制、教育、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各领域，每一篇或数篇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谈古论今，深切要害，并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从该书各篇章论述来看，所论的核心是君主地位问题，尤其在《原君》篇中，黄宗羲认为秦汉以后的君主已与三代时迥异，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背离了作为君主的职责，因而他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并在《原臣》《原法》《置相》《学校》诸篇的论述中从君臣关系、法制、学校教育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这实际是对君主专政体制中君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的颠覆。自君主专制政体形成以来，伴随而来的各种弊端，如后宫干政、外戚专权、宦官祸患、藩王篡权、朋党之争等各种政治乱象层出不穷，而这些痼疾与弊病在明代基本都有所呈现，尤其到了明代后期，各种社会弊端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明朝推向了灭亡。黄宗羲身处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大局中，深感明朝灭亡之痛，欲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挖掘明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通过对君、臣、相等地位及相互关系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君道和臣道，重新定义了君与民、君与臣关系，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论，并直言天下非一姓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等等，这些立论实际已超越了传统君臣观，在当时实为极大胆之创论，强烈刺激了世人耳目，有着非凡的现实意义。与他同时代的王夫之、顾炎武也对传统的君权有所批评，认为君主专制实为社会大害。如顾炎武认为“国”与“天下”是两个概念，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王朝兴替是君臣需要考虑的，而百姓关心的则是天下的兴亡。而王夫之也和黄宗羲一样，抨击君主一姓“家天下”，向往“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理想社会（《黄书·宰制》）。可见，在明末清初，诸多的知识分子在明亡、清军入主中原的刺激下，对中国皇权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一反传统观念，探本究源，将矛头对准了君主专制。“明代政治最专制，又最腐化。天子视大臣如奴隶，而人民则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情况比之元代似有过之而无不及，方孝孺的学说就是产生于这种环境之中。哪知明自成祖以后，专制愈甚，暴政亦愈甚。明亡之后，黄宗羲就于清康熙二年（1663）发表《明夷待访录》。”（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黄宗羲作为这些明末清初诸多思想大家之一，也立于这股启蒙思想的潮头，站在时代前沿，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封建法制等进行猛烈抨击，并从思想自由的高度，鼓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其思想主张具有明显的民主启蒙色彩。黄宗羲在这些论述中所阐述的民主思想，给政治思想界带来的启蒙意义为后世所认可与赞颂，康有为就曾评价说：“梨洲大发《明夷待访录》，本朝一人而已。梨洲为本朝之宗。”（《万木草堂讲义》）他的这本《明夷待访录》实是明末清初批判君主专制潮流中论述最为深刻、完备、犀利的杰出著作。

黄宗羲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托古改制，在儒家治世思想下思考社会治理问题。他在《原君》《原臣》《置相》诸篇中，建议君主修行德政，确实以天下为主，而且在治理天下的前提下明确君臣关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置相》），二者是“名异而实同”（《原臣》）。在《置相》《学校》《方镇》《田制》《兵制》《财计》等篇中，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贡献相应的变革之策。诸如，他主张设置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置相》），按六科给事中—宰相—君主的程序处理政事，以宰相之设约束君主权力，防止君主为政上的独断，避免君权过度膨胀，同时也可消除宦官掌权之祸患；号召君臣重视学校教育，延伸学校功能，使其具教育、议政、监督功能为一体，“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在郡县各地普及学校教育，以育百姓而知礼，同时希望知识分子担起参政议政的责任，发挥矫正君主施政之弊的作用；在边疆重地设置方镇，稳定地方的同时对君主专权形成“山有虎豹，藜藿不采”（《方镇》）的威慑作用；在军事制度方面，按人口比例征兵，分民户以养兵，省军饷而汰老弱，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吏治方面，建议以士人为吏，同时辅以淘汰选用之法，从而避免胥吏之害；为消除宦官专权之祸，限制人主之欲，减少后宫女子之数，从而减少守卫、服侍的宦官人数；以授田法、方田法恢复井田制以抑制土地兼并，使得耕者有其田；在赋税征收上，重定天下赋税，以下下为则，并且“任土所宜”；在货币制度上，废金银而使用铜钱以改革币制，确保国家建立起信用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整顿市场而保障畅通，促使经济繁荣。

从黄宗羲所提的变革主张来看，他力图在国家治理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恢复到三代之治。不过黄宗羲有些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并不具有可行性，例如主张实行方镇制度，以拱卫地方、保障国家安稳，其建议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君权，但也会造成严重后果，其实并不能解决封建割据的弊端；其提出的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的主张，即恢复井田制，实际上是实行屯田，实践起来必遭遇诸多阻碍，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在赋税征收上，按土地出产征收，且废金银用铜钱，都是不切合实际经济发展情况的。这些改革建议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将一些问题简单化了，这固然与他参与地方治理的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更根本的是他在专制制度下试图以改革方式解决某些痼疾与弊端，没有认识到专制制度才是这些痼疾与弊端产生的根源。

黄宗羲治学长于史学，《明夷待访录》一书通过总结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兴衰演变规律，反思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明朝政治制度得失，深刻揭露了皇权专制社会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凝结了黄宗羲对中国传统社会专制制度尤其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研究成果。总之，《明夷待访录》不仅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更是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一部杰出专著。

三　《明夷待访录》相关评价

从《明夷待访录》中的论述可见，黄宗羲托古改制，以期在儒家理想的三代治世光芒下，找到解决君主专制下社会发展弊病的方法，并希望后世明君能够采纳他的改革主张，以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裕。该书刊印后，获得了当时与后世诸多称赞。

顾炎武途经北京，从黄宗羲门生处见到《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与黄太冲书》）。

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赞曰：“先生之学，卓绝古今，是《录》为先生王佐大略所以自见，乃转觉意过其通，千虑一失，末学后生妄加訾议，要何足当南雷舆隶乎！但他认为黄宗羲在书中：

多激于明季因循之习，颇泥古法，或高远难行。惟取士、胥吏两事，尚可采择以施久远，而取士条法，已太繁苛。至学校欲以政事之权归师儒，是非之议归诸生，是徒乱法制而无益于国者。乃谓东汉大学三万人危言高论，宋太学生伏阙留李纲，两事皆有合于古，则偏驳极矣。全谢山言先生未除党人习气，盖谓是也。建都必于金陵，则顾亭林已相驳难。方镇仅设于九边及云贵，犹可言也，至欲许以嗣世，则尾大不掉，其患靡已。……田制必欲复井田，亦迂阔之成见。

到了近代，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一时被广为宣传，而且评价颇高。

谭嗣同在其《仁学》中论及《明夷待访录》指出：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为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坦陈，自己对于清初学者“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他在评价黄宗羲及其著作时指出：“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对于黄宗羲关于君权的论述：“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则评价说：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狠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萧公权认为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最为有关政治思想之名著”。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

盖梨洲所深恶者，空疏之心性与躁进之事功，而其所欲讲求者，修身治世之实学。……梨洲不汲汲于致用，而其《待访录》所陈之政治理想则为其学术中最精彩之一部分，在亡明遗老中殆可首屈一指。顾炎武与梨洲书谓“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推崇可谓至极。清廷不能采用其说，施诸政事，至清末维新运动之时，梁启超与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其实际上之影响，殆亦空前所未有。

……

梨洲贵民之政治哲学，就上述者观之，诚首尾贯通，本末具备，为前此之所罕觏。夫专制之威至明而极，故专制之害至明而显。梨洲贵民之古义，不啻向专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击。使黄氏生当清季，其为一热烈之民权主义者，殆属可能。然而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洲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抑又有进者，黄氏躬与反清复明之运动，而于民族大义则未有坚确之认识。故《待访录》序文以箕子自命，颇遭后世之讥弹。

萧公权对黄宗羲所述的总评是：“本此贵民之原理，参照明政之经验，发为制度改造之计划。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其言不脱君主政体之范围，实际上无多价值。然其抨击专制之短，深切著明，亦自具有历史上之重要意义。”

《明夷待访录》原本应该不止二十一篇，全祖望在《书〈明夷待访录〉后》中有合理推测：“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征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该书在清末以前并没有被广泛流传，晚清时政局变动，遂为时人所重视，并一度成为改革维新的催化剂而被爱国志士大力宣传。现存关于该书的抄本和刻印本很多，最早的本子应该是乾隆年间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黄梨洲先生明夷待访录》，后来刊行的版本基本据此为底本。道光年间有海山仙馆丛书本，咸丰时曾就粤东潘氏海山仙馆新刊本对勘出版过新校本，同治年间有小石山房丛书本。光绪时，其族孙黄承乙曾整理出版，“国朝征遗献不就，著书数十种，其中《明夷待访录》尤平生经济所寄。当时有二老阁梓本，后又刊入《海山仙馆丛书》。迩来二老阁板片久不存，丛书刻于粤东，卷帙繁重，购之颇艰。承乙曾祖石泉公考藏书籍至五万余卷，筑五桂楼储之，而于邑人著述尤加意搜求。逮承乙四世保守弗失。曩年与同邑朱镇夫孝廉商将虞世南《北堂书钞》、赵考古《六书本义》及梨洲公著述，集资汇刻，藏板试院，会镇夫殁而止。承乙尘网羁牵，楹书废读，永惟先人聚书之意，取《待访录》先行校梓，将来遇有同志如镇夫者，再将邑人著述如虞氏《书钞》诸书逐一刊枣，未始非劝学之一助也。公是书成于康熙癸卯，迄今己卯，历二百十六年。二老阁本附刊公所著《思旧录》，可以考见当时盍簪之盛”（《〈明夷待访录〉跋》）。20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出了点校本的《明夷待访录》，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宗羲全集》中收有该本，较具有代表性，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单行本。

此次《明夷待访录》的注译主要以二老阁初刻本为底本，参校现行刊本进行整理，篇前以题解方式进行评论，订正讹误；注释除对繁难字词的注音、释意外，尤注重对制度、典故的解释；译文以白话直译为主，力求简洁明了地表达文意，方便阅读者参考。《明夷待访录》在注释和译文时尽量在还原历史语境下解释文意，但因水平有限，关于古史中政治、经济制度的解说难免有不妥之处，注释、译文或有错漏，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王　珏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