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里尔
1962年7月，《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标题轰动了全国：《寂静的春天已然成为喧闹的夏日》。自从六月《纽约客》杂志开始连载此书，到此书最终在九月出版，蕾切尔·卡逊的警告已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辩论，人们探讨着化学农药的使用、科学的责任、技术进步的局限。仅仅18个月之后，在1964年的春天，卡逊与世长辞，终年56岁。但她已经发动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终将导致国内禁止生产DDT；她也促进了草根运动的兴起，要求通过各州和联邦管制来保护环境。卡逊的作品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转变，并唤醒了公众的环保意识。
我们很难回想起《寂静的春天》是在怎样的文化环境中创作出来的，也很难理解这位暗下决心的作家所面对的愤怒。卡逊警示人们，我们滥用化学农药的行为正在慢慢地毒害着自己、污染着环境，她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已是再平常不过，但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触发了一场社会革命。卡逊写作的那个年代，社会高度统一，出现了生活富足的新局面。冷战的猜忌和偏狭是社会的基调。化学工业成为了战后科技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为国家繁荣做出主要贡献的产业之一。农业中，DDT的使用让我们战胜了害虫和由来已久的虫媒疾病，极大地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就像原子弹摧毁了美国的敌国一样。国家的公共开销大力资助化学家，他们穿着笔挺的白大褂在遥远的实验室中工作，挥洒着神圣的智慧。其劳动成果也广受赞赏，被认为是进步。在战后的美国，科学就是上帝，科学是男人的事。
卡逊是个局外人，她从未参与过任何科研机构，一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二是因为她所研究的领域——生物，在核时代地位甚低。职业上，她并没有走传统的路子，没有加入任何学术派别，在体制内也人微言轻。她写的书并不是给一小部分懂科学的受众看的，而是特意写给公众看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独立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利。但《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卡逊这个局外人的角色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优势。因为那些科研机构会发现，他们绝对无权把她打发走。
蕾切尔·卡逊第一次亲近自然，是在母亲的陪伴下去的。她母亲热衷于发起号召大家研究自然的运动。卡逊去了匹兹堡以北的宾夕法尼亚州乡村，来到了斯普林代尔的质朴村庄，徘徊在阿勒格尼河岸，观察着周围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她尤其对鸟儿的习性感到好奇。
她所成长的家庭虽然清贫困难、孤立无援，但她的童年一点也不孤单。她喜欢阅读，并表现出明显的写作天赋，她十岁时在一本儿童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故事。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在进入宾夕法尼亚州女子学院（现在的查塔姆学院）之前，她已经广泛地阅读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并明确了自己的个人使命，她的“美好愿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物学女教授鼓励她大胆地报考生物专业，而不是英语专业，这样的建议开阔了她的知识视野。卡逊听取了她的建议，发现科学不仅吸引着她的兴趣，还给她提供了写作的素材。于是，她决定从事科学工作，虽然她明白，在20世纪30年代，女性的机会并不多。
有了奖学金，卡逊得以在伍兹霍尔生物学实验室学习，在那里她爱上了大海；她也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在那里只有极少数的女性从事海洋生物研究，所以她显得孤零零的。1932年，在她拿到动物学硕士学历之后，由于没有导师，也没有钱，她无法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她在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实验室助理，幸运地获得一些实验遗传学方面的培训。随着科学领域就业机会的减少，她开始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撰写关于切萨皮克湾的自然史的文章。虽然这些年她经历了不少经济上、情感上的斗争，但卡逊意识到，她不须在科学与写作之间做出选择，她完全有天赋将二者结合。
从童年起，卡逊就对地球漫长的历史、模式和节奏、古老的海洋以及不断演化的生命很感兴趣。在生态学家这个职位还没有得到学术上的认同时，卡逊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态学家，她着迷于自然万物之间的沟通联系，但也心怀全局。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在阿勒格尼河上方的山坡上发现一个贝壳的化石，这让她好奇，是什么样的海洋生物曾经住在这个区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项针对鳗鱼池水的盐度变化实验激发了她的学习兴趣，去研究那些从陆地河流迁移到马尾藻海的古老鱼类有着怎样的生命周期。她想要从非人类的角度了解海洋，这个愿望催生出了她的第一本书《海风之下》，这本书讲述的是一种常见的海鸟——三趾鹬，原始的本能、潮汐的节奏、觅食的方向均影响着它们的生命周期，它们会从巴塔哥尼亚千辛万苦地迁徙到北极圈。从一开始，卡逊就承认她“与其他生命亲密无间”的关系，并通过写作，让读者钦佩这样的关系。
在成长的过程中，卡逊面临着环境污染的问题。在她的青春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把匹兹堡地区变成了西方的钢铁都市。夹在两个巨大的火电厂中的小镇斯普林代尔，变成了肮脏的荒地，空气中弥漫着化学排放物，河流里充斥着工业废料。这一切让卡逊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那里。她发现，工业领袖丝毫没有意识到她的家乡污染有多么严重，也丝毫不觉得自己应该为此负责。这一经历使她永远怀疑这些许诺——“化学，让生活更美好”，以及“技术的进步将逐步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1936年，卡逊找到了一份兼职，为巴尔的摩渔业局广播站撰写描述海洋生活的稿件。到了晚上，她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撰写特约文章，揭示切萨皮克湾牡蛎养殖场由于工业排放而受到的污染，她敦促人们改变牡蛎养殖和捕捞的方法，并出台相关政策控制排入切萨皮克湾的污染物。她署名时写下了“R·L·卡逊”，希望读者会认为笔者是男性，因此认真对待她的科学观点。
一年后，卡逊成为了渔业局的一个初级水生生物学家，是渔业局仅有的两位女性科学家之一，就此开始了她虽然漫长，但稳中有进的职业发展道路，她工作的单位在1939年成为了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她的文学才华很快就得到了认可，于是上边要求她去编辑其他科学家的实地考察报告，她抓住了这个任务提供的机会，扩展了科学知识，加深了她与自然的联系，并研究了科学政策的制定。到了1949年，卡逊已成为管理局所有出版物的主编，自己撰写关于美国野生生物保护体系的文章，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参与跨部门会议，探讨最新的科技发展。
公务上的职责令卡逊放缓了写作的步伐。她十年磨一剑，整合最新的海洋学研究，她的坚持最终修成正果。1951年，当《环绕我们的海洋》一书在《纽约客》杂志连载时，她一夜之间成为了知名作家。这本书为她赢得了许多奖项，包括国家非小说类图书奖，而后，卡逊被选为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会员。她的科学经验、搜集的广泛材料，以及她抒情、富有诗意的声音都为她赢得了赞赏。《环绕我们的海洋》以及在它之后的畅销书《海之边缘》，让蕾切尔·卡逊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科普作家。她明白人们非常需要能够描述、解释自然世界的作家。她用清晰扼要的语言解释了复杂的科学，描述了大洋中的万物以及她对神奇自然的热爱，世界各地的读者都从她的作品中找到了安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她的声音值得信赖。
然而，每当她在公共场合演讲的时候，她都会注意到不祥的新趋势。“陶醉于自己的力量中，”她写道，“（人类）似乎在自我毁灭、整垮世界的试验中越走越远。”她担心人类道德责任的觉悟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1945年，她曾试图说服《读者文摘》关注DDT以及其他药力持久的农业杀虫剂，关注这些农药的长期使用，以及它们污染环境的惊人证据。到1957年，卡逊认为这些化学物质存在长期、潜在的健康安全隐患，会影响整个生物圈的健康。无节制地使用有毒化学品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类的傲慢自恃和无知贪婪，她认为我们必须搜集证据反对这样的做法。她坚持认为科学构思和技术创造在投入使用前，必须先判断其对“所有生物”的安全影响和好处。她曾写信给朋友表示：“如果我保持沉默，内心就永远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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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了解长期使用这些有毒化学物质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仍旧允许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使用。卡逊怀着不安的情绪完成了这本《寂静的春天》，刻意挑战了政府的智慧。她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写成了这本书，并巧妙地拿“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放射性坠尘”这个公众了解的话题来举例。卡逊描述了氯化烃和有机磷杀虫剂是如何改变了动植物（进一步暗示人类）的细胞裂变过程的。她指出，科技已成为化工行业急切追求利润和控制市场的得力助手。政府非但没有保护公众免受潜在的伤害，还在没有建立任何问责机制的情况下，批准这些新产品投入使用。在物理环境中，公众无法避免接触这些物质，同时也无法公开质疑它们的使用，而政府没有去保护其公民，于是卡逊对政府的道义产生了质疑。这种盲目的自大，最终只会毁掉生物圈。“大家能够相信吗，在地球表面投放如此大量的毒剂，而不会对所有生物产生丝毫影响？”她说道，“它们不是‘杀虫剂’，而是‘杀生剂’。”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以及后来的国会证词中，卡逊表示人类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是“公民有权利在自己的家中不受他人添加的有毒物质的侵害”。由于无知、贪婪和疏忽，政府让“有毒的、能对机体造成影响的化学物质”“不加区别地加害于基本上或者完全不知其害的人”。当公众发起抗议时，想要推卸责任的政府不愿承认其破坏性，只是“喂给群众一小颗半真半假的安神丸”。卡逊对这种道德缺失的做法发起了挑战。她写道，“忍受的义务，让我们有权知情。”
在卡逊看来，战后的科学文化傲慢地宣称战胜了自然，是问题存在的根源。她坚持认为，人类控制不了大自然，我们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群体能否生存下来依赖于自然界整体的健康状况。她反对“污染人类整体环境”的做法，有毒物质会在动植物和人类体内组织中累积，并有可能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结构。
卡逊认为，人体是具有可渗透性的，正因如此，它才易受环境中有毒物质的侵害。我们无法控制所接触的有毒物品有多少，科学家也无法准确地预测细胞中蓄积化学品的长期作用或这种化学混合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她断然否定了相关行业提出的观点及其进一步的推论：即人类可以“抵御”这些毒素，而且人体具有的“同化能力”能让这些毒素失去毒性。在卡逊的著作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是她提出的证据表明，一些人类癌症与接触农药有关。这样的证据以及之后许多其他研究人员对其的阐述，继续推动着科技和环境领域内最具挑战性和最激烈的辩论之一。
卡逊对于人体生态的概念与我们头脑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卡逊的观点对于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影响着我们对人类健康的理解以及对环境风险的态度。《寂静的春天》证明，我们的身体不是隔离带。从孕育到死亡，全球的化学污染一直影响着我们。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也易受农药的毒害，我们的身体也具有渗透性。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大同小异。
卡逊认为，环境的病痛终将体现在人类的健康上。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想法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污染源——自然、科学、技术的看法。虽然科学界一番拖泥带水之后才承认卡逊在这方面的工作，但她的人体生态观很有可能成为她最长久的贡献之一。
然而，在1962年，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工业化学品行业是不会允许区区一个从前的政府编辑、一个既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所属机构的女科学家、一个只因写了一本抒情的海洋书籍才被人们所知的作家来打击公众对于他们产品的信心，并质疑行业的正当性。化工行业认为蕾切尔·卡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完全可以忽略，甚至（必要的话）应该压制她对未来的惊人观点。她是一个“爱鸟儿、爱兔子的人”。她自己也养猫，所以很显然她是个多疑的人。她生性浪漫，但一直未婚，只是埋头于遗传学的研究。总之，卡逊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女人。她跨过了性别和科学的界限。但由于担心她的说法终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可，化工行业还是花了二十五万美元来诋毁她的研究、诽谤她的人格。最后，如果事情发展到了最糟的境地，他们还是可以说，她的观点非常片面，而且是建立在并未证实的案例研究之上的。
关于《寂静的春天》，还存在另外一种更加私人化的挑战。卡逊在政府界和产业界的批评者完全不知道，她正在抗击一个比业界公愤更加强大的敌人——迅速转移的乳腺癌。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在经历着“一系列疾病”的折磨。这样的情况下，她有生之年能完成这本书实在是奇迹。她完全不受化工行业诽谤的影响，相反，她集中精力，努力生存，以证明她所看到的真相。她想干扰、想破坏企业的行动，她确实这么做了，做得有尊严、有决心。
《寂静的春天》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关注，他令联邦和各州展开调查，查明卡逊的言论是否属实。在那些民众意愿没有得到尊重，遭受空中喷洒农药的社区里，居民们开始组成基层组织来反对继续喷洒有毒污染物。各级政府的立法也进行了准备，以抵御一种新型的、无形的灾难。曾声称“无所不知”的科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卡逊明白，一本书不足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但她所提出的挑战促成了一场环保运动，公众要求追究科学和政府的责任。一个意志坚定的个人可以改变社会的方向，卡逊就是一个例证。她代表着一个革命性的声音，是为所有生命维权的代言人。她大胆地站出来说话，讨论破坏自然的问题，并将其演化成一场关于所有生命生存质量的辩论。
去世前，蕾切尔·卡逊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起到了作用。她被授予奖章和奖励，并在1981年被追授总统自由勋章。但是她也清楚，她提出的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富裕的阶层也不会轻易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而做出牺牲。直到卡逊去世六年后，在乎环境的美国人才设立了第一个地球日，那时国会才通过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来缓解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危害。国内严禁生产DDT，但它的出口却没有遭禁，结果就是对于地球大气层、海洋、溪流、野生生物的污染仍旧持续着。这个星球上，每一个海岛上的鸟类和鱼类，肝脏中均发现了DDT；每一位母亲的乳汁中，也发现了DDT的身影。即使环保抗议和意识推广持续了几十年，即使蕾切尔·卡逊提出了末日的预言，提醒美国人当心有毒化学品的危害，在环保时代，减少农药的使用仍旧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上的失败，全球污染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事实。
《寂静的春天》敦促每一代人重新评估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美国，人们仍在争论着书中提出的问题，仍在犹豫不决，不知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环境正义应采取怎样的行动。蕾切尔·卡逊提出公众健康和环境、人类和自然是分不开的，她坚持必须利用民主过程对专家的作用加以限制，并且必须对危险技术的风险进行公开讨论。她当时就清楚，我们也从她的书中了解到，科学证据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完整的，科学家必然会反对一部分关于环境破坏的证据。政府保护公民的义务被科学本身限制住了，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制定公共政策的。
对于生命的未来，蕾切尔·卡逊抱有坚定的信念，她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不仅将保护生命的未来，而且维系了人类的精神。她让我们直面全球化学侵害的问题，并呼吁我们有所节制——以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姿态——进行自我保护。她写道：“似乎有理由相信，我们越是关注宇宙中与我们相关的奇迹和现实，就越不倾向于毁掉我们的种族。好奇和谦卑是有益的情绪，有了这样的情绪，我们就不会有破坏的欲望了。”
好奇和谦卑只代表了一部分《寂静的春天》赠与我们的礼物。它们让我们想起，就像其他所有生物一样，我们也是地球浩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环，生命之川中的一部分。这是一本值得回味的书：它讲述的，不是人类黑暗的一面，而是未来生命的无限可能。
作者简介
蕾切尔·卡逊（1907–1964）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是在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委员会度过的，她担任该委员会的海洋生物学家。到20世纪50年代末，她撰写了三本有关海洋的抒情散文，其中包括最畅销的《我们周围的海洋》。这些作品使她成为了美国著名的科普作家。顶着巨大的个人压力，卡逊完成了《寂静的春天》。尽管对她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但这本书推动了社会运动的有力发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尽管《寂静的春天》取得了巨大的反响，但对于这一成就，卡逊仍旧很谦逊。她曾在信中对一位朋友说道：“我一直想要拯救这个美丽的世界，这个想法始终在我的脑中出现，对于人们所做的蠢事和无知的行为，我觉得很愤怒……现在，我可以确信我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卡逊的一生获奖颇多，包括《我们周围的海洋》（1951）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古根海姆学者奖（1951–1952）、约翰·巴勒斯奖章（1952）、亨利·布莱恩特金奖（1952）、美国国家妇女图书协会康斯坦斯·林赛·斯金纳奖（1963）、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年度环保人物奖（1963）以及纽约动物学会金奖（1963）。
蕾切尔·卡逊定居在马里兰州银泉市，直至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