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解放前夕的西藏

一、诡计和诅咒

1949年春天，在遥远的世界屋脊，无线电收音机是许多西藏贵族、僧俗官员的时髦品。他们收听到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不断获胜的消息。一个新的时代正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巨痛，在世界东方的中国到来了。随着1月31日北平解放，随着4月下旬南京被攻占，随着国民党军队相继失守太原、武汉、西安、南昌、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即将失去对中国的统治权。解放大军乘胜追击，狂飙突进，剑指华南、西南……整个世界无不为之震动。

每一条消息都令这个与世隔绝的奴隶制王国的贵族们悲观和忧虑，都会引发讨论、生发谣言。拉萨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

他们已经知道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已变得非常强大，所以他们更愿意跟疲弱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四品官桑颇就曾说过，无论国民党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没有能力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

在这种失败气氛的笼罩下，许多人如惊弓之鸟，开始做逃往印度的准备。他们开始把金银财宝转移到印度或藏匿在寺庙之中，开始购买印度卢比，装在羊皮口袋里，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备好马匹，以便一旦发生不测之事，扛起钱袋即可逃跑。

早就凯觎西藏的英国，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国，则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而印度则想把西藏建成它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

这时，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代表黎吉生亲临噶厦[1]“外交局”，把主管外事工作的扎萨、僧官柳霞·土登塔巴和俗官苏康苏巴·旺钦次旦请到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驻地德吉林卡密谋反华、反共策略。当时，柳霞去罗布林卡用早茶返回时，都要趁便去德吉林卡与黎吉生磋商或接受旨意，并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噶厦。

黎吉生是英国人，以前任英国驻拉萨领事馆首席代表，印度独立后，摇身一变，成了印度驻拉萨领事馆首席代表。他的角色不言而喻，代表着英印两个国家，企图残延它们在西藏的特权。

1949年6月下旬，黎吉生诡秘地对“外交局”局长柳霞·土登塔巴说：“拉萨来了很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共军引进来”，并拿出了共产党人的名单。这一伪造的情报，使西藏上层惊恐不安。黎吉生还直接向大札摄政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时期，你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拉萨，如不这样，势必会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

黎吉生的阴谋得到了大札摄政及各位噶伦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样就会像1912年辛亥革命后，趁国内混乱，驱逐清朝的驻藏大臣和驻防西藏的清军一样，重温“西藏独立”的旧梦。

接着，噶厦在罗布林卡接连召开了几天的秘密会议，密谋“驱汉”事宜。他们对此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在非常神圣的绿松石佛像前发过誓。

同时，驻扎江孜的第六代本[2]被调回拉萨。往常藏军调动事宜由马基——即藏军司令部负责，此次却由噶厦直接发令，因此，在拉萨出现了各种猜测和谣传。

当时，国民党政府保密局拉萨情报站也有察觉，给拉萨支台下辖的日喀则、昌都、山南三个分台送去了一纸通知，内称：“据报，德吉林卡的英国人向噶厦提供的种种情报中有一件涉及通信方面的内容，言及：‘他们用定微机测出拉萨有秘密电台的方位。建议噶厦突击搜查，定能破获’等情，希望支台做好应变准备。”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了解到隶属国民党政府军令部二厅系统的拉萨情报组的电台台长谭熹已由组长江新西派人协助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处所。

陈锡璋与支台长罗坚商议后认为，他们的电台即使转移到比较隐蔽的地方，每天仍要照常工作，如果被人盯住，人家很可能顺藤摸瓜。再者，要应付好西藏噶厦政府的突然搜查。

一天，知宾土登列门来到噶厦通知诸位噶伦，明日于大札摄政官邸罗布林卡孝登殿举行噶厦会议，噶伦喇嘛然巴·土登贡钦、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噶伦噶雪·曲吉尼玛、总管堪布钦绕丹增等前往参加。僧俗官员按时到达后，大札说，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代表黎吉生近期向他透露内部情报时称，时下拉萨的汉人中有共产党间谍。目前中国政局不定，如果他们内外勾结，共产党进军西藏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这事关西藏政教安危。

大札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是因为西藏噶厦政府主管审计工作的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之后，经印度返回西藏，向噶厦禀报说，他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秘书觉尔奇玛会晤商定，务必阻止共产党入藏，所需武器、弹药、军饷等军事、经济援助，美国答应提供。进而强调要在全藏广征新兵，做好阻止共产党的战备工作。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言。

1948年1月，西藏地方当局特派夏格巴·旺秋德丹为团长并派在康藏首屈一指的商业巨户“邦达仓”大老板邦达阳丕协助该团活动。因邦达阳丕久在印度、香港等地经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解国内外情况，是该团政治经济活动的参谋。他们一行五人到达南京后，一面拜访南京中央政府机关首脑，一面暗自探查国共中原战局的胜负情况，以便采取对策。

在此期间，夏格巴没忘发财。他到达南京后，即拜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见到许后，即口头提出要求说，请求中央政府协助西藏得到一点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放在印度的英印剩余物资。据称他为此曾会见驻印度的英国远东最高军事首长蒙巴顿勋爵，要求过问此事。英当局认为此事虽小，但备价购物，恐影响英中盟友关系，婉言谢绝。夏格巴失望后，又想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谋求取得。许世英当面向夏格巴解释，不便向英国提出这个要求。接着该代表团向许要求，以国家牌价购买50万元美金。当时正值国民党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物价飞涨，黑市美钞涨到官价比的1:38，如果获得，顷刻之间即可牟得巨额暴利。

许世英听后，叫夏格巴写个书面报告，找行政院研究后再说。后经行政院与财政部研究，将结果向蒋介石请示，蒋批示说，目前国家外汇短缺，该团所请暂缓办理，并命善加解释。行政院将文件转蒙藏委员会后，许世英十分为难，仍拟请准其购少许外汇，以示怀柔之意。许又和夏格巴相商，请夏格巴将数目减少。夏格巴很不满意，提出20万元美金，但这个数字依然庞大。许与行政院研究后，即转告夏格巴，说目前国内战局扩大，需用外汇量大，政府对外汇控制很严，即是万元以上都难办到。认为该代表团远道来京，往返印度等地，需用少量外汇，为此，政府在困难条件下，特赠送该团美金2000元，作为旅途之用。

夏格巴闻言大为不满，怒形于色，说西藏有许多事要做，需用外汇，即使再困难，也不至于连做路费的外汇都没有，谢谢你们的照顾。说完匆匆离去，拒绝了国民党的礼物。第二天整个代表团就不辞而别，未留只言片语，离开了南京。而国民党政府机关过了一天才知道，当时向西藏驻京办事处打听，该处答复说，该团已离京，仍经香港、印度原路返藏。

没过几天，国民党特工人员从香港发来电报，告知西藏夏格巴代表团，已由美国驻港领事签署去美护照，搭海轮去美国了。这一下急坏了蒙藏委员会和外交部，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政府以国宾身份接待该团，因此造成严重后果。他们频频接触，研究对策。

其实，夏格巴代表团这次到南京来，任务是多方面的。他们固然想在国民党政府手中捞到一笔官价外汇，借以发笔横财，而最主要的还在于西藏当权者企图独立，故暗自观察国内局势变化，他们在国共两党战争中，已明显看到国民党的败迹。西藏地方当局考虑到，如果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主持了国政，他们不信仰宗教，会危及西藏政教大业；如果国民党打败共产党，能维持政权，但西藏仍难以得到独立。可以看出他们既不满国民党，又畏惧共产党，似乎无论哪方胜利，都对他们不利。

西藏地方当局为了应付未来的风云变幻，决定派代表团，利用中国长期混乱的局势，想从外交上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试图投靠美国。据说美驻港领事给他们秘密签署的去美的护照，是经过华盛顿批准的。

自清朝政府被推翻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的关系总是若断若续，实际上西藏噶厦政府的一些人经常企图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和管辖。1948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向美国驻南京大使提出抗议：一、西藏当局无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二、西藏商务代表团所持的是西藏旅行证件而不是中国护照，他应当记住这一点。商务代表团团长夏格巴无权同美国政府进行直接磋商。三、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向商务代表团颁发签证时并没有通知中国驻香港的特使。四、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令中国政府吃惊的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竟然承认了西藏的旅行证件。中国政府希望知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主动发放这些签证的，还是美国政府授权他这样做的。如果他是奉美国政府之命发放这些签证的，那么中国政府希望得知美国政府是否已经改变了其“对西藏的一贯态度”。紧接着，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也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交了备忘录。“美国国务院马上打起了退堂鼓，声称美国并没有制定新的西藏政策”，并向中国驻美国大使撒谎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奉国务院之命，并没有向西藏人签发旅行证件，而只是在单张表格上签了字”[3]。

国民党政府因此请美政府在该代表团到达美国时，不得以国宾或官方代表名义接待。并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馆立即派员去旧金山码头迎候夏格巴，并对该团在美的住宿、饭食、游历等项问题妥为安排。该团在美之日，须派专员照护，以防节外生枝。并禁止国内报纸登载该团活动新闻。

这是西藏夏格巴代表团秘密访美后，国民党政府所做的补救措施。这几项措施也的确有效，使夏格巴代表团去美后，受到严重挫折，一筹莫展。他们一到美国旧金山码头，就受到大使魏道明的欢迎，未见有美国官员的影子。该团到达华盛顿后，住在事前指定的旅馆，大使馆派有专人护侍，无论集体或个人外出，都派人相陪。有次他们驱车到美国国务院，该院见有中国人陪伴，也未予接见；夏格巴不甘心，又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国务院，回信也只热烈欢迎他们远道来美，说国务卿很忙，无暇接见，请他们去美国各地参观，如有贸易商务交涉，请他们去与相关公司联系。该团去美不到一周，感到国民党中国大使馆对他们控制得很严，实在没有再留美的必要，只好离开。

虽然西藏封闭，但这些消息还是传回了一些到世界屋脊，知道这帮人在美国没有什么作为。因此，当权者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了争论。

噶伦噶雪·曲吉尼玛当即质疑。他问道：“我们驱逐汉人合适吗？”他立即受到了总管堪布钦绕丹增、噶伦索康、噶伦喇嘛然巴等人的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一定要趁中国时局不定之机，把汉人从西藏驱赶出去。

其实，噶厦在此之前就已责成噶准夏扎·甘登班觉命令20个宗谿：为了政教平安，根据噶厦雪藏书《罗刹女仰卧风水相谱》中禳灾祈福的有关记载，组织各地喇嘛大作法事；分别在圣地拉萨近郊的根沛吾孜峰、觉穆斯新、嘉桑曲沃日峰、山南桑鸢寺赫布日峰等地为大自在天诵经祈祷；在保佑西藏众生的神山举行燔柴烟祭；为诸护法神设祭供、挂经幡。供品折合现金，大约为250两藏银，按惯例层层加码。信差将此令送到各宗谿，并要求各宗谿宗本[4]和主要头人亲自去圣地挂经幡，并及时汇报法事情况。

噶厦还把哲蚌寺的乃琼神汉请到大昭寺降神。乃琼降神后说：“现在危害我们政教大业的敌人来自东方，居住西藏境内的汉人是藏在我们腹腔中的祸根，要赶快把他们驱逐出去，不然，一旦外敌入侵，他们会作内应。”噶厦于是决定举行非常祈祷法会，抛食驱魔，“扣锅”诵咒[5]。

1948年4月的一天，噶厦召见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陈锡璋。告诉他：“为了使共产党向汉府[6]发起的激烈战斗窒息于襁褓之中，使国府不战而胜，噶厦拟增作降敌祈祷法事。”

陈锡璋知道他们的真实用意，说：“我对噶厦如此周全的考虑表示感谢，为将此事通过无线电台报告中央，请赐给我一份此次降敌祈祷法事的原文抄件。”

但噶厦没有特制的原文，只给他抄了一份法事活动的程序表。

不久，噶厦请在拉萨门仲院内的宁玛教活佛举行制伏仇家的恶咒法术。在鲁布广场上搭起了一座有两层楼高的草棚，里面堆放了酥油、糌粑、青稞、茶叶共约数十包。草棚的周围依次摆放着用酥油、糌粑捏塑的二三十个影射仇家的人体像。一切准备就绪，要点火驱魔那天，活佛念咒，众喇嘛围绕草棚诵经，敲打法器，十几名惹朵阿爸、惹朵阿妈[7]赤着上身，披头散发，装扮成妖魔鬼怪，跳跃号叫，诅咒捏塑的人像要遭到五雷轰顶、魔火烧身。然后用火点燃草棚，把二三十个用糌粑捏成的人像一齐抛入烈焰中。

同时，在鲁布广场上架起一口大铁锅，烧火熬茶，乃琼护法神双手持长矛，搅动锅里的茶水，诵咒施法，做扣锅姿势，并将长矛抛入锅内，在一旁的人蜂拥而上，把大锅翻扣地上。在被推翻扣地的大铁锅上，盖上一大块毛织毡子，其周围用泥士压严并让十几名背尸人看守，七日后，祈福禳灾法事主管撬开扣在地上的大铁锅，察看、记录地面的余烬残灰，根据显示的迹象，判断被诅咒的仇家会得到何种报应，然后逐一向噶厦政府报告。

当时，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住在德吉林卡内的黎吉生都被邀前来观看。

二、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

1949年7月8日，拉萨的天空依然晴朗，阳光强烈。噶厦召见陈锡璋。在召见他前，为了防止拉萨发生骚乱，又把第二代本的查希兵营调进拉萨市内，派藏军在大昭寺、布达拉官、摄政大札府第、四噶伦官邸和尧西达才住处担任警卫。

陈锡璋到噶厦后，坐在红色缎面厚垫上，其前置一雕花木桌，并上了茶，翻译哲旺坐在虎皮垫上。噶伦喇嘛然巴对陈锡璋礼节性的问候之后，直言不讳地说道：“近期以来，我们为了汉藏情谊长存，尽快解决国共之间的内战，热切希望国民党获胜，但近期数月国民党军队连遭惨败，西藏也无别的支援力量。西藏乃佛教圣地，为了国府取胜，这次破例增作祈福禳灾法事。但现在传来的消息是国民党已一败涂地。倘若共产党掌握政权，宣布拉萨国民党代表更名为共产党代表，这样不仅西藏有了共产党的代表，而且卫藏康三区也将会有‘红色特务’出现。共产党执行的是消灭宗教的红色俄罗斯制度，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两者水火不相容。你们也知道，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此重责。现在西藏民众大会[8]决议：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你并转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噶厦已派定一名乃兴[9]和一名代本，带领军队妥为照料和护送至印度边境。”

陈锡璋听后，还想有些缓解的时间，就说：“我即电蒙藏委员会请示，俟得复电，再作答复。”

然巴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

陈锡璋这时还不知道，噶厦在下达最后通牒的同时，已派藏军破坏了驻藏办事处无线电台的天线，以防止他们把消息传达到内地。他感到吃惊：“我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这样一走，是不对的，等我考虑一下再谈吧。”

陈锡璋从噶厦出来，时已傍晚。办事处和他的住宅已有藏兵把守，无线电台的确已被藏兵控制。

这是一起明目张胆策划“西藏独立”的严重事件。

陈锡璋内心一阵悲凉。

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使他早就预感这一切终将发生。

因为达赖喇嘛的父亲、被尊为“佛公”的祁却才仁与热振活佛交好，常以中央来的自居，最后突然暴毙。当时拉萨僧俗界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是死于谋杀。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柳升祺说，头一天“佛公”来到办事处聚会，还和他们在一起谈笑风生，第二天办事处就被告知说，“佛公”圆寂了，去世了。

达赖喇嘛的母亲德吉才仁在其口述自传中说，“他断气时，血从他的鼻子与直肠流出来”，当时就认定“佛公”是被噶厦政府的人毒死的，“我丈夫之所以被人毒害，是因为如果他还活着，逮捕和暗杀瑞廷（即热振活佛）的计划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祁却才仁被毒杀后，噶厦政府还要挟达赖喇嘛的母亲，让她将在南京学习的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和姐夫彭措扎西（黄国桢）召回拉萨。在遭到拒绝后，大札活佛又想把达赖的母亲和姐姐送回青海西宁，监禁达赖在拉萨的兄弟。西藏地方分裂势力还不想就此罢休，大札活佛甚至想废掉达赖喇嘛，另立德珠仁波切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噶厦逮捕前摄政五世热振·土丹江白益西坚赞后，在狱中谋害了他。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断绝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搞“西藏独立”。热振活佛被捕后，藏军炮轰色拉寺的火炮就是购自英国，而且是英国人参与指挥的。

当热振活佛被囚禁时，西藏办事处曾陆续向国民党政府电告“热振事变”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和步骤。与此同时，色拉寺的全体僧众联名写信给驻藏办事处，请求立即转呈中央，设法营救热振活佛，但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自顾不暇，处于濒临全面崩溃的前夕，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热振活佛的罪状中有“勾结中央，危害大札摄政”一条。这使一部分有爱国思想、与汉族官员关系密切的藏族人士心生戒惧，疏远了与中央政府人员往来。一些原本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官员为了自保，也纷纷转向，致使中央政府派遣在西藏工作的人员惴惴不安，各自盘算退路。有的人做返回内地的准备，有的人与人合伙做生意，有的人开设了赌场，经费早已中断的江新西等情报人员为不坐困等待，出面集资开办了“圣城餐厅”。

圣城餐厅坐落在热闹的八廓街，门面宽敞，内设雅座，备有各种赌具。菜肴和面食糕点都聘请名厨制作，价廉物美，开张后每日顾客盈门，进项可观。最初，噶厦的一些官员也常去光顾，后来被噶厦禁止。

1946年元旦，蒙藏委员会西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离藏之前，就曾表示，藏事已无能为力，他决不回任，并约定他到南京后，设法将同来诸人陆续调回。沈宗濂临走时，副处长陈锡璋代理处长，“暂维处务”，遇事均报由沈宗濂转呈蒙藏委员会处理。

1948年年底，驻藏办事处的人员大部分离开了西藏，只留下代处长陈锡璋，藏文秘书李国霖，英文秘书柳陛祺，专员刘毓珙、余敬德、常希武，藏族翻译张旺、负责庶务的汉僧密慧等人虚付局面。第二年，蒙藏委员会任命熊耀文为驻藏办事处处长，将陈锡璋内调为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但国民党朝不保夕，熊耀文不肯远来边疆，迟迟不来接任。陈锡璋只有困守拉萨。到1949年上半年，余敬德、柳陛祺陪陈锡璋的夫人、女儿先后去了印度，这时，办事处的主要负责官员只剩下四人，他们困处边疆，一筹莫展，这使陈锡璋也想坚辞离职。这样的一个机构当然无力应付复杂多变的西藏局势，就连与噶厦礼节性的交往也近乎中断。

执掌噶厦政权的亲英印官员认为搞“西藏独立”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与英印勾结，除原已成立的非法的“外交局”积极活动外，还派出各种代表团，游说西方国家。同时，派遣宇妥·扎西顿珠去印度，负责与英国人交涉购买军火，聘请军事教官，到西藏来训练藏军使用火炮和通讯技术。据宇妥家人拉巴达真说，市面上传说，英国人给噶厦赠送的数十箱专治淋症的“M+B”药片，其实都是军用药品，只不过贴的是“M+B”的标签，以掩入耳目而已。另外，还给噶厦的僧俗官员赠送了五百支手枪。

噶厦在1948年下半年，还派人在拉萨北郊测绘地形，计划修建飞机场。同时拟订了扩军计划，如增加十二冈六屯代本营，另外还规定了“仲扎”[10]的子弟也要抽丁从军，如曾在驻藏办事处诊疗所工作、在国立拉萨小学读过书的陈德被指派充任军医。还有马任荣、丁洪德、陈志、尤素福、铁布拉等人在驱汉事件发生后，一律应召编队，驱使到那曲地区的嘉黎县待命。

为了与中央政府对抗，为“西藏独立”做准备，热振事件后，噶厦就已从外国购进军火，扩编军队。后来，为了迷惑人心，使征粮、征兵等事项得以顺利进行，大街小巷开始流传由官方编造的种种谣言。什么大昭寺内的“松玛”护法神的头转向了东方，向众生预示“东方有事”；什么“军事威胁自东方来”，等等。这些谣言及其用意，陈锡璋都知道。

到1949年，陈锡璋照例发放布施后，与噶伦索康闲谈，索康告诉他，南京已甚危急，并劝他如急欲回去，不妨先走。不久，札萨擦绒也在闲谈中对他说，国民政府眼看就要垮台，熊处长也不会来了，如果共产党来了，他们可以同往印度躲避。又有一天，他与噶伦嘎雪闲谈，谈到共产党。陈锡璋说这是一个新潮流，就像拉萨河正在涨水，潮流所至，滩石均遭没顶，是无法阻止的。嘎雪听后，拍着胸膛说，我们西藏是佛教圣地，绝对不容共产党渗入，虽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屈服。

陈锡璋将与擦绒、索康和嘎雪的谈话告诉了李国霖、刘毓珙，他们研究后认为：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到垮台地步，西藏噶厦政府的态度将有重大变化。国民党一旦垮台，中间须经一空档时期，这时间长短难以预料，我们留在这里等个什么？若依靠亲近英印的西藏当局，那无异间接投降英印，我们宁死不为。

1949年开春之后，驻藏各单位的经费杳无消息，邮电亦日渐稀少，大家感觉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夏格巴于三四月间回到拉萨，带来外边不少消息。听说英国和印度正在酝酿承认中国新政权，同时英国操纵印度运动喜马拉雅山系各国组织防共阵线，西藏噶厦政府也有意追随。那时陈锡璋遇到西藏贵族官员，只能对他们说，西藏之所以见重于英国和印度，是因有中国在，倘一意依靠它们，放弃了自己立场，则它们将变为另一面目。为西藏自身计，无论中央政治如何变化，应保持现有关系，万不可听信外人。但西藏噶厦政府崇洋媚外，加紧与西方勾结，正如当时驻藏的尼泊尔代表凯西尔所说，西藏要人目无祖国和邻邦，总认为白种人高人一等，实是不可救药。

三、自今日起，停止联络

1949年6月，原钦差大臣衙门里驻扎了藏军，扎什城兵营的藏兵也增多了。谣言四起，一说是为对付汉人的，还旧话重提，说起辛亥年西藏当局驱逐清军时杀了多少汉人，万人坑的遗址犹存。

7月7日，云南商人刘福堂招婿上门，大办喜事。当天宴请噶厦官员。当众宾朋正在揖让入座时，大东商行的李福良神情紧张地跑来说：“出事了，满街都是藏兵，商店都关门了！”惊惶的人们，霎时都作鸟兽散。

当天，西藏噶厦政府管理拉萨市治安的机构朗孜夏派人挨家挨户向居民传达噶厦命令：“凡是雇用康巴人当用人的主人家，无论男女，自今日起，一律自行解雇，不得继续留用，违者处罚！”

“驱汉”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噶厦的社会调查局。在噶厦召见陈锡璋时，主管社会调查局工作的仲译钦莫[11]和孜本[12]带领第二代本凯墨·才旺顿珠、勒参巴平绕巴等四名工作人员及若干藏军士兵前去查封了办事处的电台，并留了几名藏兵看守。随后，孜本南木林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册子，给其他人指点要搜查的人家有无收发报机。当即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和孜恰列空、拉恰列空[13]的恰朗各一人和四名藏兵分头通知这些汉人家庭，限于一周内离开西藏。对拉萨小学的教师等一部分人限于两周之内离开。另外安排两名恰朗去监视、看守一些将要离去的汉人。

孜本南木林巴说，河坝林的回族居民，以及在拉萨小学担任过藏文老师的擦珠活佛，都应同汉人一道被驱逐[14]。

噶厦驱汉的决定还通报给了日喀则总管和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噶伦。据此决定，各地区的国民党工作人员和涉嫌人士由各地负责遣返。

从噶厦回到住所，陈锡璋当即与李国霖、刘毓珙两人研究，对于藏政府驱汉应如何对待，大家认为：第一，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虽然西藏目前要和中央断绝关系，但他们始终看西藏民众是自己人，所以此刻不宜以对等方式，向藏方提出什么抗议和保留什么条件，自己家里的事，将来自己会有办法解决。第二，国民党是何情况，他们不知，从藏方此次举动看来，想是已经垮台。西藏的驻京代表早已撤退到印度的噶伦堡，尚无回拉萨的消息，而藏政府亦拟将他们送到印度，未尝不是还想保留一个双方犹豫的时间。因此，原驻京代表们还是到印度向驻该国使领馆探明内地情况，再作计议。

7月9日，常希武在北京商人张奇英店里吃早饭，办事处的勤务姜杰找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处长请你马上去，有要紧事！”

常希武快步赶到办事处。陈锡璋一见他劈头就问：“你们那儿没事吧？”

常希武说：“还好。”

陈锡璋语气沉重地说：“昨天噶厦请我去开会，要中央政府驻藏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眷属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律离开西藏。我要把这一情况尽快电告蒙藏委员会。现在交通部拉萨电信局的电台已被拆，并派有藏兵监视，你得想办法把我拟好的电报发出去。”

“好的，你放心！”

常希武带着姜杰立即赶到罗坚住处，将收发报机装进两只小皮箱里，提到办事处三楼一间空闲的屋子里，架好天线，调试好收发报机。把陈锡璋送来的电报译稿标上“十万火急”的等级，与重庆总台联络。因为干扰大，信号微弱，通报不畅，费时半个小时，才勉强发出。为了不发生差错，约定次日8时再会晤。常希武害怕错过时间，那天夜里，就在临时报房里合衣倒在卡垫上，一直挨到天明。

次日8时，与重庆总台联系上。通报顺利，常希武收到对方收妥凭证，立即通知对方：“自今日起，停止联络。”接着狠狠敲了几记“SOS”后，收拾好电机，他心情沉重、精神恍惚地返回住处。

已失去南京，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立即发表声明：“西藏地方当局，此项措施，无论于理于法，实多未合。”行政院同时致函噶厦：“对此事‘深为骇惋’，‘希即撤销前议’。”

四、站在异国，回首西藏

为了督促拉萨的涉嫌人员限期离藏，噶厦责成雪恰勒空的恰朗分别负责监视。

据格龙·洛桑旦增回忆[15]，他当时任拉恰列空的朗生，1949年担任定吉米官期间来到拉萨时，正是一年一度的夏季朝觐筵宴的第一天，拉恰列空的全体朗生照例前往罗布林卡拜谒达赖喇嘛，而后回到强佐娱乐园林处。午餐吃了面条，在正饮用饭后酒之际，拉恰秘书说，噶厦政府命令十三名恰朗即刻到德细列空[16]待命。此时，多数恰朗已沉入醉乡，但大家带着醉意，仍然遵命前往，被命令去检查汉人住处。

下午5时许，大家分头行动。格龙·洛桑旦增和僧官扎巴亚吉、俗官强欧巴以及全副武装的十名藏兵由房管人员陪同直奔在拉萨八廓街南侧、崔科家西侧的旧措那米官府。索朗仁青和周善贤两位汉民住在米官府三层楼房内。他们抵达米官府外时，强欧巴说：“我们的行动要尽善尽美，稳妥适当，不可鲁莽冒失。”格龙·洛桑旦增说：“我认为应把藏兵暂且留在西敏珠院内，我们几人先去说明事由，如若对方抗拒不从，再调兵员前来不迟。”强欧巴同意。

格龙·洛桑旦增独自一人先赴米官府，到了住处，对索朗仁青和周善贤说：“据传，近日在拉萨有很多共产党的特务，故此，我们特到此处办理公务。”说完，搜查了两位汉族人的家产，查找有无通讯设备。

因为德细列空严厉强调绝对不能让两名汉族人潜逃。所以格龙·洛桑旦增和自己的两名用人及房管人员在十四天内，不分昼夜地看守着两名汉族人，遇他们外出上街，也相伴同行。

当时，驱逐离藏汉民的大部分家具，被看守人员折半价购买。周善贤因经济拮据，每日悲伤，十分可怜。

被迫离藏赴印的人集中在办事处，其中以情报人员居多。他们有的要走西康路，有的要走青海路。陈锡璋叫乃兴去和噶厦商议：原从西康来的，叫他们仍由西康路回去；从青海来的，仍由青海路回去，若办不到，叫他们同走印度一路，不必分批，以免失散。乃兴回来说，噶厦顾虑到西康和青海两路都不平静，所以采取印度一路，至于分作三批，实因沿途住房不够，到卓木后，由乃兴负责交物，代本负责交人，决不会有差错。

7月11日，第一批离藏赴印人员启程，计有江新西、江镇西等工作人员及其眷属和用人共30人左右。

因为堪仲群培土登担心被驱逐的汉人不能服服帖帖地离去，故当第一批离藏汉民启程的那天早晨，他叫强俄巴·多吉欧珠和雪康·土登尼玛去观察江新西等人的动静，于是两人在彭康的房顶上对他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当他们离开住处上了路，强俄巴向群培土登汇报了这一情况后，他才放下心来。

这批人中，刘云峰是一位手艺很好的裁缝，他裁剪缝制的汉装，做工精细，穿着合体，汉族官员和汉族商人都喜欢请他做衣服。他也热心公益，如1944年驻藏办事处在拉萨发起为抗战捐献和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活动，他在川帮中积极宣传，四处奔走，做了不少有实效的工作，所以驻藏办事处的官员和商界人士都对他有好感，交往也多，这就引起了西藏当局的疑忌，列为被逐之人。另一人张天保，他家两代人在拉萨经营一处占地约五百平方米的菜园，生活比较富裕，因为有位亲戚是军统拉萨情报站的情报员，受到牵连。

第一批被驱逐的很多人，在被驱逐前，噶厦政府曾派官员率领藏兵到他们家中搜查过，并派人住在他家监视其行动；在途中，江新西由一名藏军排长始终伴随。到指定的住宿处，江新西也被安顿在楼上，上楼便把楼梯搬走了。

主管“外交局”的扎萨柳霞·土登塔巴和苏康苏巴·旺钦次旦在驱汉时多次前往黎吉生处商谈“驱汉”的一切事宜。

7月17日，第二批人员离藏赴印。计有侯国柱、王禄安、曹巽、康刚民、胡继藻、郭殿英等人。其中郭殿英是业余联欢社的厨师。他之所以被驱逐是因为与汉族官员关系密切。康刚民、胡继藻二人是曾去日喀则筹建过国立日喀则小学的。侯国柱、王禄安是日喀则情报组的组长和电台台长。

第二批人员离藏之际，噶厦派一噶学[17]来到驻藏办事处，以噶厦名义馈送程仪，大家坚辞不受。噶学说：“三位噶伦说了，数年以来，彼此相交至好，现在不得已而暂时分手，若仅此区区之意，亦不肯接受，未免太相绝了，我也无法销差。”陈锡璋只得收下。送他的是藏银五千两，印币两千卢比。送李国霖的是藏银一千五百两，印币一千卢比。送刘毓珙的是藏银一千两，印币三百卢比。国立拉萨小学校长邢肃之、测候所主任曾巽、电台台长席裕冀均有馈送，数目均次于李国霖。

乃兴告诉陈锡璋，噶厦定于19日为大家饯行。陈锡璋于19日上午向达赖辞行，中午赴噶厦饯行之宴。主人是三噶伦，即然巴、索康和嘎雪。客人是陈锡璋、李国霖、刘毓珙、邢肃芝、席裕翼、颜俊、化名汪藻的常希武。

7月20日，第三批人员离藏赴印，计有30余人。护送的有一位藏军如本[18]、一名乃兴和20余名藏兵。

噶厦在清代修建的接官厅吉采鲁定搭了帐篷，备了酒饭，为第三批离藏人员举行了送别仪式。

第三批人员走的路线，不是惯走的由卓木到岗多的路，而是从卓木经龙头山到噶伦堡的那条。这是藏方布置的，因美国汤姆斯父子二人要从岗多入藏，不愿让双方中途相遇；同时也因有大批军火从印度经岗多运进西藏，也不愿让他们看见。

陈锡璋一行到达帕里时，得知电讯局没有封锁，他赶紧前往，分别致电中国驻德里大使馆和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报告离藏情况，请领馆预备收容，并向印方办理临时居留手续。

第三批人员到亚东春丕塘与先期出发的两批人会合，翻过乃堆拉山口，走出了西藏地区，进入锡金地界。站在异国，回望西藏，每个人心中都别有一番滋味[19]。

他们于8月24日到达噶伦堡。

西藏当局驱汉之后，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来往。国外从黎吉生的电报中获知拉萨发生“驱汉事件”后，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治’的说法。”8月10日，美国合众社也说：“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

然后，噶厦政府在9月9日给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了一封信，信中说：“为中藏双方政府利益，并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为检出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不使彼等任何一人乔装混迹于西藏，西藏民众大会特请中国代表及其随员、无线电报员、学校教师、医院工作者及一切其他可疑之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各自返回原籍，以免妨碍现存中国与西藏间之法主与檀越关系。”[20]

这封信将中央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说成“中藏双方政府”，将中央政府与西藏噶厦政府的关系说成“法主与檀越关系”。西藏地方政府为了做“西藏独立”的迷梦，采取了这样一个明显而过激的步骤。

为此，拉萨当局借助了神灵的力量，命令僧人进行祈祷，树立新的经幡，更换了新的转经筒，请出了很少使用但被认为拥有无与伦比法力的护身符。

对此，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于9月2日发表了《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百多年来西方列强对西藏的侵略过程之后指出：“英、印反动派为了吞并西藏，竟敢妄想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侵略者在白昼说梦话。任何人找遍中外公开出版的地图和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文件也无法找出任何的‘根据’。”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挑拨，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21]。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表明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行径。次日，参加过长征的藏族干部天宝（桑吉悦希）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揭露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阴谋，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10月1日，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随后，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内地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前往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

五、匪夷所思的热振之死

与“驱汉”行动同时进行的，是噶厦的内部斗争。

就在噶厦召见陈锡璋的同时，非常诡异的是，拉萨八廓街东北面一条街上，突然传来了一个小男孩儿稚嫩的喊叫声：汉人开枪了，战争爆发了！

谣言迅速传遍整个拉萨，这座高原之城顿时陷入恐慌之中。商铺关门，家家闭户，人们纷纷收拾物品逃跑。

位于八廓街的拉萨市政厅得知这一消息，抓捕了这个小男孩儿，并开始追查。经过审问，得知他是噶伦噶雪·曲吉尼玛的厨师的使童。这个小男孩儿说，是噶雪的厨师指使他到街上去喊的。

审问的情况报告给了噶厦。而噶雪仅把它当作一个玩笑，一笑之后就没事了，所以没加理会。其他噶伦也没说什么。这件事情似乎真像一个玩笑。但当这份报告送到大札摄政的办公室时，当即引起了他的重视。当晚，他召集然巴和索康两位噶伦，决定让噶雪接受停职审查。

而噶雪还蒙在鼓里。

7月22日，噶雪·曲吉尼玛出席在罗布林卡召开的噶厦会议时，还像往常一样。但他不久就感觉到了异样。因为另外两位噶伦已经在主持会议，仲孜官员已经到齐。一会儿，大札摄政的知宾土登列门进来通知他到摄政的会客室相见。

他去后，摄政却没有面见他，土登列门只令他在摄政传令室等候。不久，土登列门在摄政座椅旁向他宣布了摄政的命令，说在对西藏政教安危至关重要的驱汉期间，一个小男孩儿在街头闹事，泄露机密，向汉人通风报信。据说与你噶雪·曲吉尼玛有关，社会上对你议论纷纷。为此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现已任命仲译钦莫和孜本共八人负责审理此案，审理结果日后公布。从本日起你不得回家，暂住罗布林卡孜恰列空接受审查，此间不准会见外面的人，也不准与任何人通信。

在宣读指控他的罪状前，土登列门已对他手下的侍卫官说：“噶雪是个阴险狡猾之徒，如果他试图把手伸进衣袋掏枪，就用棍棒打他的手。在我宣布他的罪行时，你们必须站在他身边并保持警惕。”

给噶雪定的罪名是，他家有人散布战争已经爆发的谣言，引起社会骚乱，扰乱公众安宁。这种不负责任且引起人们恐慌的行为发生在拉萨闹市区，出自一位噶伦家，因而罪行非常严重。他还有其他犯罪行为需要调查，在这些罪行查清之前，他不得参加噶厦会议，而应被监禁监视。

噶雪被带进罗布林卡孜恰列空，再也没有回家的权利。监视他的是两名普通僧俗官员，看管他的是一名警卫定本[22]和25名士兵。

从次日起，仲译钦莫和孜本的官员即正式调查这一事件。他们把那个男孩儿和噶雪的厨师叫来审问。厨师否认了小男孩儿的指控。于是，审问的官员采取“面对面鞭打”的刑罚进行逼供。这种刑罚是让两名有犯罪嫌疑的人面对面站着，然后同时鞭打他们的屁股，直到其中一人改变其口供为止。小男孩儿忍受不了暴打，很快便改口说是噶雪的马夫指使他那样干的。于是，噶雪的马夫又被抓来以面对面鞭打的方式进行审问。小男孩儿忍受不了暴打，又改口说他搞错了，是噶雪的侍卫官泽旺指使他去做的。泽旺被召来后，他承认对这个小男孩儿的行为负有责任，但他坚持说没有人指使他这样做[23]。

噶雪·曲吉尼玛知道自己是因当初那句“驱逐汉人合适吗”的质疑而被陷害了。他知来者不善，也四处打点，甚至找到了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出面相助。赤江活佛就向他的朋友、僧官然巴噶伦交涉，请他帮忙释放噶雪并恢复他的职权。然巴明确表示他会尽力而为。在经过审讯证明此事与噶雪无关后，然巴告诉赤江活佛，噶雪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当噶伦们向大札摄政汇报后，大札拿出了一封热振以前写给噶雪的亲笔信。信上说噶雪曾经劝说热振收回摄政职权，并自愿从拉萨前去帮助他。大札把这封信给噶伦们看了，说对噶雪这种人，你们应当给予他应得的惩罚。

从1947年热振事件起，大札就一直在等待剪除噶雪的机会，现在他好不容易等到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噶厦政府提出了三名摄政候选人，即五世热振呼图克图土登坚白益西·丹巴坚赞、宗教界有名望的甘丹寺赤巴米娘·益西旺丹、经师普觉活佛江巴土登楚臣，然后将三人的名签送到布达拉宫帕巴洛格夏神像前占卜。占卜的结果是，热振活佛中签，当选为摄政，但要求他与司伦朗顿·贡噶旺秋共同执掌西藏政教大权。

1939年春季，热振摄政通过噶厦向“全藏民众大会”表明己见，说：“过去从未有过摄政同司伦共同执政的先例，而我现在就如‘一教二佛’，不仅不便主持政务，且对确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多有不便。”

不久，朗顿·贡噶旺秋被撤销了司伦职务。这样，热振就全面执掌了西藏的政教大权。

热振是个生性快乐的人，他没有摄政的架子。在去拉姆拉错朝圣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唱着西藏的歌谣，可以让噶厦的官员走在他的前面，也可以与随从并辔而行。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拉木顿珠在拉萨举行坐床盛典后，热振活佛为小灵童赐佛号为丹增嘉措，并亲自担任他的经师，对达赖喇嘛精心呵护，传授经文。与此同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母亲德吉才仁和达赖的兄弟姐妹们也随他来到拉萨，成为被称为“达拉”的大贵族。

祁却才仁一家从青海祁家川山沟里的普通农家一下子飞升为西藏的大贵族，拉木顿珠从一个懵懂幼童一跃成了十四世达赖喇嘛，这种命运的大圆满，让祁却才仁对热振活佛感恩不尽，加之热振活佛的佛家高僧品行，祁却才仁一家与热振活佛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任关系。据达赖喇嘛后来在他的自传中说：“热振（瑞廷）被指定为我的高级亲教师。一开始，我小心翼翼与他相处，但我后来很喜欢他。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鼻子，连续有节。他充满想象力，有一种相当自由的心性。他举重若轻，不会过度小题大作，他爱郊游与马，后来他和我父亲成了好友。”

达赖的父亲是汉藏混血家庭，只会说青海地方汉语，不会说藏语，更听不懂拉萨的藏话，所以，他一家人尽管成了显赫的西藏大贵族，却无法与僧俗界的达官贵人交往，平时只能与热振活佛接触。他在与热振活佛的接触中，慢慢了解了西藏地方政府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势力的斗争。热振活佛的爱国思想和反对亲英势力分裂西藏的主张，也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父母的支持，他们赞同热振活佛的“反对分裂，和睦中华大家庭”的主张。

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成立后，祁却才仁理所当然地将其当成“娘家”走动。所以他和办事处的关系非常好，与办事处官员的来往非常密切，常常参加办事处的聚会。陈锡璋在《西藏从政纪略》，朱少逸在《拉萨见闻记》中都记述过，达赖的父亲不仅不会说藏语，也不习惯藏族的生活方式。当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领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青海汉族人喜欢的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藏人的糌粑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点馒头。

祁却才仁还曾经背着西藏地方政府，在热振活佛的支持下，请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帮助他把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姐夫彭措扎西（汉名黄国桢），悄悄送到南京去学习了五年[24]。

由于热振希望加强同中央政府的联系，这使英国人很不喜欢他。英国派驻拉萨的官员黎吉生在《关于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西藏事务报告》中贬损热振对西藏是“凭自己的兴趣来进行统治的，他的行为是由金钱支配的”，认为他“并不同情英国在西藏的利益”。热振更让亲英的、企图让西藏独立的势力不满。他们说他喜欢打猎和放风筝，一年花在放风筝上的费用就达75称[25]藏银，让仆人把苹果放在手掌心上让他练习射击；说他专制独裁，说他私生活有问题；说在他执政期间，他的喇章[26]扩张为与邦达仓、桑堆仓齐名的三大商业贸易商号。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他用计谋让赤门噶伦隐退，让朗顿辞职，又免去了宇妥侍卫代本团代本一职，强行辞退了老管家而任用他的亲戚、年轻的降白坚赞来取代……

即使上述一切不是谣言，也只不过是当时西藏大多数贵族的生活方式。

就拿朗顿辞职一事来说，主要是他支持其亲戚尧西颇本之子——后来被认定为德珠活佛——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而阻碍安多男童作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他阻碍将格桑活佛及其随从从青海发来的已寻找到转世灵童的报告直接转交给热振，从而导致他被解职。从热振后来的命运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政客，并不熟谙权力斗争之道。这导致了他的悲剧。

到1940年初，拉萨城里突然开始四处流传，说热振破戒，与多名异性包括其弟媳有染，无资格再担任达赖喇嘛的经师。还说达赖喇嘛明年要受沙弥戒，热振活佛应考虑提前辞职，不然有人会闹事，危及政教大业。

热振听到了这些传言，便去找一位深得他信任的喇嘛来占卜自己的命运。热振问占卜者，自己是继续担任摄政还是辞去摄政好？占卜的结果预示，他若继续任职，对西藏政教大业和热振喇章有利，但对达赖喇嘛的健康不利，使其不能长寿；对他本人也不利，若辞职回寺静养，则可消除凶兆[27]。热振对此深信不疑。他召集热振扎萨江白坚赞、前任扎萨江白德来、雍乃喇嘛洛桑益西朗吉、卡朵喇嘛洛桑土旦、森本堪布阿旺洛旦等人，共商辞去摄政事宜。

森本堪布阿旺洛旦认为有凶兆可以祈祷消除，不必辞职。但热振坚决要辞去，他让大家讨论谁接任摄政为宜。雍乃喇嘛提出，既然活佛为躲避凶兆，他认为暂时离职两三年即可，期间可暂设代理摄政。待静修消灾后，再复任摄政。雍乃和江白坚赞、江白德来认为大札·阿旺松绕是热振的经师，且年事已高，可由他代理摄政。但阿旺洛旦认为大札心狠手辣，他一旦掌权，将来不可能收权。热振认为他不该说自己圣师坏话，把他骂了一顿。这次密议就此结束。之后，他又召集了自己十分信任的喇嘛丹巴江央、平雪·次旦多吉、彭康·扎西多吉三位噶伦，把占卜预示的凶兆、自己准备辞职静修、拟由大札代理摄政诸事告知他们，请他们给予高见。丹巴江央、平雪·次旦多吉表示同意。但彭康·扎西多吉不同意热振辞职。但在当年年底噶厦召开的“全藏民众大会”上，热振宣布了自己辞职，让大札代理摄政的决定。

热振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决定会使自己走上绝路。

由于热振与大札原系师徒关系，热振很信任大札。大札活佛接任摄政时，曾亲口对去觐见他的噶伦、基巧堪布和其他代表说：“我因年迈，只能任职两三年，到时候再奉请热振活佛复任摄政王。”当时全藏大会书写了一份纪要。纪要首先详述和赞扬了热振活佛在政期间完成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迎请拉萨的大事，后又举行剃度、取法名和坐床等宗教仪式；边境安谧，政教统一等业绩，然后明确写上：“热振活佛为消除不祥征兆，暂时辞职回热振寺静修，由大札活佛接任摄政二至三年，期满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直至达赖喇嘛亲政为止。”这份纪要写成了一式四份，每份盖有六颗公章，热振、大札、噶厦、全藏大会各存一份[28]。

从此，社会上议论纷纷，说热振活佛把摄政和首席经师职位全部让给大札就是为了将来便于收回权力重新执政，是“喇嘛欲马得了马，弟子欲牛得了牛”。

但热振没有想到的是，期约到了，大札丝毫没有交权的意思。大札1941年1月1日接任摄政和首席经师职位，1944年正月，热振认为自己只要到拉萨去见大札一面，大札就会交还摄政大权。正月三日的占卜节预示达赖喇嘛有凶兆，噶厦组织全藏僧俗为达赖诵经祈祷，但他们却不邀请热振，即使热振一方哲蚌寺廓芒札仓堪布群培杰布、阿巴札仓[29]前任堪布阿旺克乔，色拉寺堆扎仓堪布坚赞森格等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时，也不得出门与外界接触，不准参加各级会议和发表言论，实质上是被软禁了。但热振依然认为，只要到拉萨面见大札摄政，即可收回权力。所以他采用了另一个办法。1944年，色拉寺吉扎仓以大经堂要举行开光仪轨为名，邀请他到拉萨。很多人也认为，热振这次到拉萨，肯定会重任摄政。噶厦到拉萨门仲桥迎候，各僧俗官员，各大寺活佛、堪布，富商大贾，蜂拥朝拜。

热振去大札的官邸会晤，对大札说：“我已结束了为消除凶兆，静坐修经的功德，并考虑到您年事已高，继续主持政教事务有困难，故特地来到拉萨。”

不想大札活佛却双手捂着耳朵，装聋作哑，嘴里不停发出“啊啊”之声，不作回答，更不谈奉还摄政职位之事。

大札拒绝还权的消息一经传出，议论沸腾。原先如过江之鲫不断来朝拜热振的人流，一下断了。热振一腔悲愤地回到了热振寺。

大札不交权，热振活佛便向国民党驻藏办事处求助。他说，当他辞职时，请大札代他出任摄政王，本来在私下里已经订好盟约，三年后还政于他，现大札不但不准备还政，还做了许多恶事。如果这一状况继续下去，西藏必将为帝国主义所吞并，这是他无法忍受的，所以请求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热振还表示，如果他能重任摄政，一定为增进中央与地方关系作贡献。办事处的答复是，中央答应予以支持。并告知热振，中央已委任他为国民大会的委员，要他赴内地出席。热振很想去内地，却不敢前往。当他得知他的两个好友即将出席甘孜地区国民大会时，热振秘密召见他们，并委托二人务必代表他向国民党政府陈述大札投靠外国，破坏汉藏关系的恶行，恳求中央明令大札辞职还权。

这场政治斗争看起来是热振和大札之间的争斗，其实幕后的人物却是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1947年2月，黎吉生没有通过当时的西藏“外交局”，也没有通过噶厦，而是直接去见大札摄政，向他报告说：“热振派遣霍甲本之子顿朗和拉噶尔·土多去内地参加国民大会，受到优礼接待，胜过噶厦派去的两名扎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热振派去的这两人参加‘国大’后留在南京。他俩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而非独立，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并给予武器和经济援助。国民党也准备派大军入藏，还决定派飞机轰炸拉萨！据悉，国民党已给了顿朗很多武器和金钱，热振喇章和扎什伦布寺喇章联合起来，要在色拉寺和扎什伦布寺建立军事基地，由扎什伦布寺喇章发动叛乱。”

大札听了黎吉生编造的密告，惶恐万状，立即召来噶厦的四位噶伦，命噶厦严加注意。并特别强调说，“根据黎吉生的要求，对他提供情报一事要严加保密。”噶厦官员们颇为感戴。认为要不是黎吉生提供情报，他们还蒙在鼓里。他们当即给驻南京三人代表堪穷土登桑布、孜仲登次仁、洛泽娃强巴阿旺发了加急密电，要他们详查在南京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除噶厦委派的两名扎萨外，还有何人参加，并要他们侦查内外各方是否有对西藏采取行动之企图。

第二天，黎吉生又通过噶厦的所谓“外交局”，转告噶厦说，热振前些时日向他提出要求，请他帮忙允许他去印度。黎吉生让他先同噶厦晤谈。并说热振当时想去印度，实则是经印度去南京。现在他有可能经藏北去内地。

4月14日，噶厦政府收到了驻南京办事处人员发回的一封加急电报，立即召开了“全藏民众会议”。当天拉鲁迟到了，其他噶伦已经到齐，他们把看完的电报交给他看。当他看到“只准噶伦以上人阅”的字样时，不禁惊得“啊”了一声，噶伦喇嘛然巴急忙打手势叫他不要作声，示意“切莫让外边人听见”了。电文大意是“热振代表顿朗和拉卡尔·土多两人已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派部队和飞机支援热振，蒋介石答应五天答复，请你们当机立断”。

噶伦喇嘛和基巧堪布[30]们惊恐万分。立即开了高级密会，参会的有噶伦喇嘛然巴·土登贡庆、索康·旺清格列、噶雪·曲吉尼玛、拉鲁·次旺多吉、基巧堪布钦绕热旦共五人，商讨如何对付这一严重事态。与会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最后索康说：“若不是英国人黎吉生预通情报，我们真是头炸烂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目前的情势就是要看谁动手快，是争速度，我们只有立刻派人去‘迎请’热振活佛来拉萨，别无他法！”

此情禀报给大札后，他气得面红耳赤、泪满双目，声嘶力竭地喊叫道：“快把热振押到拉萨来！”

根据噶厦的决定，噶伦索康和拉鲁一同带200名藏军骑兵于2月14日出发，秘密、火速赶往热振寺。于16日破晓时到达普托河，派藏军代本阿南包围了热振寺，派四代本格桑率50名藏兵直入寺内。

拉萨热振喇章札萨益西楚臣等人得知噶厦派人抓捕热振活佛的消息时，已是15日黄昏，他当即出发前往报信，一夜赶走三天的路程，于黎明时分赶到热振寺侧面山上时，藏军已将热振寺团团包围。他托人代信给热振，但热振活佛已难以脱身，他只收到了热振派人捎给他的信：“……说不说原因，是路人皆知的事，我们同祖国和汉族的关系是多少代人形成的，不是短期的事。因此依赖祖国是稳定的，但是亲英派却主张西藏脱离祖国，这不得人心啊，他们忘了英军两次侵略给我们民族带来多少惨重的灾难啊……我托甘孜代表向国民政府反映，支持我还政，岂料，他们抓住这个把柄，指责我图谋不轨。现在只有如此了，我跟他们到拉萨当面说清事实。但看来这一点想法都难以实现了。眼下，我和整个寺庙都落在人家手心，哪里还有陈述意见的自由呢？你现在还在法网之外，要迅速向国民政府报告，申明这里发生的一切。”[31]

益西楚臣看完信，朝热振寺扑通跪下，直到看着藏军将热振活佛押走，才含着悲愤离开，逃往内地。

热振在离开热振寺时提出要骑自己的青鬃马，索康怕热振马快，中途逃跑，没有同意，只让他骑骡子。

当拉鲁押着热振走到拉萨城北大路时，被色拉寺僧人得知，曾试图在途中拦截营救，藏军向这些僧人开枪，把他们全压回寺内。然后押着热振通过流沙河桥，直抵布达拉宫，关进了孜夏角监狱。

随后，热振喇章、雍乃喇嘛、卡多喇章、尧西彭康、桑都仓等家的财产被查封。除雍乃喇嘛潜逃，其余人均被逮捕，被剥掉了官服官帽，打乱发髻，革掉一切职务，也押进孜夏角监狱囚禁。

热振事件发生后，拉萨哗然，僧俗信众反响强烈，大札唯恐发生事变，下令铁棒喇嘛禁止各寺僧人闹事；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夏钦角监狱周围、“雪”军械库、热振喇章等处布满藏军守卫。但还是发生了藏军与色拉寺的战事，导致色拉寺差点被毁。

仲孜们从热振喇章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了雍乃喇嘛与热振活佛的密信底稿。雍乃喇嘛在信中写道：“大札活佛胡作非为，已达到不可容忍的地步。吾等决心趁大札按惯例冬季回寺的机会，在东噶雪古山沟设下埋伏，将彼枪杀……”热振复信告诫，“你等决不可鲁莽行事，‘佛塔虽倒，层级犹存’，如果再闹，恐难维持现状，还是耐心等待国民党中央政府支援为宜。”但年轻的江白坚赞和出谋人雍乃喇嘛、卡多喇嘛等人听不进热振的劝告，坚持他们的决心不变。

热振活佛被关押在布达拉官孜夏角监狱期间，曾被提审过三次。审讯中他宣称自己不仅没有做过违反政教大业之事，还劝导属下不要有违法举动。他还给达赖喇嘛的大经师赤江活佛、权势显赫的僧官仲译钦莫群培土登和噶伦噶雪·曲吉尼玛写信求助，并在每个人的信中放入从自己脖子上取下来的琥珀珠两颗作为礼物。在给噶雪的信中，热振活佛写道：“由于您熟知热振喇章与大札摄政之间产生不和的来龙去脉，因此我请求您设法帮助我获释。假如继续监禁我、折磨我，那么等到水干鱼现时就会见到令人不愉快的结果，请斟酌。”[32]

5月7日，噶厦和仲孜们准备按既定之判决书宣判，但因为出现了不同意见，一时无法定罪。比如，土登列门和帕拉·土登维登二人提出要严惩热振，剜掉热振活佛一双眼珠。而一部分僧俗官员和色拉寺、哲蚌寺的堪布们提出了不同意见，与会的其他官员不仅不讨论，反而纷纷到布达拉宫后门和德阳厦等处去上厕所、散步，出出进进，不能聚齐定案，在此情形下，主持会议的仲孜们所写判决书只开了个头，下文不知该怎么写。正在这时，突然狱监来报告说热振患了重病。会议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大札摄政和噶厦，请来了钦绕罗布医生为热振诊病。诊断结果说热振患的是“疯瘫症”，是一种周期性神经错乱疾病，需要服用藏药阿格尔三十五。

当天下午4时许，大札摄政的侍卫官、当时负责看管热振的总看守雪准格桑阿旺送来一包药，里边有三颗丸药，要看守夏尔孜·益西土丹让热振服用。一个小时后，看守按格桑阿旺告诉的服法，用肉汤给热振服下，热振服下不久，病情加重。夏尔孜发现这些药丸湿润软和，用手捏了一下，流出黄色汁液，包药的纸上留下了黄色斑点。夏尔孜立即明白格桑阿旺所说的这个“阿格尔三十五”是什么药了。意识到热振已被下毒，但已无力相救。

天快黑的时候，孜准·彤巴又送来一包药，当时热振刚服过格桑阿旺送来的药，所以夏尔孜没有让热振再服此药。一会儿格桑阿旺又问他给热振的药服过没有，夏尔孜·益西土丹告诉服过，但病情加重了，格桑阿旺叫剩下的一丸也要服下去，夏尔孜只好按格桑阿旺的要求，当面让热振服下这丸药。半夜，热振想吐，但吐不出来，急促地喘着粗气，用微弱的声音要求请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医生或英国商务办医生帮助打针。夏尔孜11点多钟在格桑阿旺来巡视监狱时向他转告了热振的要求，格桑阿旺推说深更半夜的，哪儿去找医生来打针？说完就走了。热振的病情更加恶化，许多人都能听到夏钦角监狱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11点10分左右，热振在剧烈疼痛中猝然去世[33]。

第二天，仲孜向大会公布了这一消息，即令扎萨擦绒前去验尸，在他的背部和臀部上有一道伤痕。他说这可能是受到护法神惩罚所致。他的说法引起了众人的嘲笑。还有人开玩笑说，发青处可能有人会说是皮鞭打的。

非常明显，热振是被毒害致死的。但西藏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热振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他被弄瞎了，还被去掉了睾丸。对其下手的就是两狱卒之一、龙夏之子乌坚朗珠，因为热振去世不久他就获得了升迁，被委任为拉萨米本[34]。当时，拉萨街头许多评论热振遇害的民谣也是针对他的：

罪孽深重的普觉（乌坚），

双手沾满了杀害山羊的鲜血，

作为这罪恶勾当的报偿，

他得到了拉萨米本的宝座。

无论热振是被大札摄政的侍卫官雪准格桑阿旺用毒药杀害的，还是龙夏之子、狱卒乌坚朗珠将其折磨致死的，真正的指使者都是大札摄政。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分析说——

有理由认为，大札当局肯定希望除掉热振，因为他是抵抗大札的核心人物，也是策动反对大札的暴乱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作为一名大活佛名扬藏区，一直受到了广大僧俗民众的尊崇，在他被捕之后，宗教声望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甚至还有所提高。因此，只要热振活佛活在世上，大札摄政当局就面临着一场推翻噶厦运动的威胁。热振竭尽全力企图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重新登上摄政宝座，这就把热振与大札之间的争端这一内部政治问题转化为十分危险的有外部力量卷入的冲突。虽然热振身陷囹圄，但只要还活着，就可能给汉人以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口实。李铁铮透露，蒋介石当局发来电报，要求噶厦政府对热振表现出宽大和仁慈，不要做出杀害他的决定。蒋介石当局的这一请求正好表明其对热振非同寻常的关注及直接插手西藏事务的企图。似乎是在1947年，大札或是他的管家担心国民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的行动蔓延开来，出于对西藏安宁的需要，他们做出了杀害热振的决定[35]。

热振被害后，由于热振喇章被噶厦查封，喜德扎仓来了八个喇嘛将热振活佛的遗体领回，热振的后事就在喜德扎仓办理。他的遗体安放在寺内，供人瞻仰。拉萨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人人流泪哀叹，悲声震天。人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灾难降临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身上？最光辉灿烂的大活佛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可怜的地步？人们看见从热振的鼻孔里流出来一股鲜血，浸透了覆盖他面部的那块绸缎。

就这样，国民党政府在西藏噶厦政权中一个重要友好人物，一心主张藏汉团结、反对分裂的热振便在西藏政坛上消失了。

1947年年底，锡金总督哲吉和英国人黎吉生通报噶厦说，国民党政府的报刊评论热振事件说：西藏热振事件的性质是中英之争。而热振之死，决定了拉萨接下来的走向，那就是越来越紧地与英印捆绑在一起，越来越沉溺于“西藏独立”的迷梦，而不知道其梦境与他们在现实中的境况一样混乱、无望。他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英国、印度的怜悯上，其乞求的姿态完全不顾尊严。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乞丐，施舍者不会不断给你零钞，你第二次去乞讨时，他们就会厌烦。作为一枚并不重要的棋子，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拿来利用一下。

六、噶雪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流放

因为热振在狱中给噶伦噶雪·曲吉尼玛写过信，噶雪又是在热振抓捕交出摄政大权时，要大札将他提升为噶伦的，所以，大札就一直在等待剪除噶雪的时机。

在被软禁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噶雪认定仲译钦莫和孜本会共同审理他，会来找他核对问题，可谁也没有来问过他一句话。

但噶雪对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的了解，使噶伦们担心一旦指控他，他会抖出内幕，使他们陷于不利。另外，把八廓街一个男孩儿引起的骚乱与噶雪扯在一起，也证据不足。但噶伦们还是一本正经地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在最终做出了一项绝妙的判决：因为噶雪很清楚他犯了什么罪，所以噶厦没有必要一一列举。现将噶雪流放山南，终生监禁，且不能以任何理由减刑。服刑期间，他不能与任何人进行通信联系。最初的判决还说要查封噶雪的财产，但因为他为了当官打点，负债累累，连债务都无力偿还，财产一查封，他刚好不用偿还债务。所以，噶厦认为，对噶雪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子孙偿还这些债务，因此，判决书判决，噶雪的债务由其子偿还[36]。

确定了判处的结果之后，噶雪·曲吉尼玛被叫到摄政传令室，知宾土登列门在摄政座前向他宣判，最后的判决书是这样说的：

摄政令，经审查，“驱逐汉人”时一乞丐在街头闹事与噶雪·曲吉尼玛没有牵连。但噶雪·曲吉尼玛与卸任摄政热振狼狈为奸，偏向汉人，胡说什么“驱逐汉人，合适吗”之类不从西藏政教安危考虑的短见之言。对噶雪·曲吉尼玛本应与热振、卡尔多一样，没收家产以儆效尤，但念噶雪·曲吉尼玛平时勤于公务，从宽处理，撤销噶伦职务，发落乃东宗终身监禁。监禁期间禁止与外界通信和会面。

宣判后，噶厦分别向山南总管和乃东宗宗本去函并派查西军营的一名排长和十名士兵将噶雪押送乃东宗。

噶雪被押解到乃东宗时，该宗新建的监狱已经落成。监狱一楼一顶，楼上只有一道门，没有窗户。四周筑有高墙。他被关进楼下的监舍内，面积仅数平方米，只有一个小通气口，室内黑暗。看守人员从天窗口架梯上二楼，楼口便是看守的卧室，南边有一小厨房和一厕所专供看守使用。

噶雪被投入这暗无天日的大牢后，不仅派了一名乡吏和十名百姓日夜看守，而且山南总管和乃东宗本也不断来查狱。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很紧张，怕他越狱，便从当时驻守泽当的居尼粗乃军营代理代本嘎德·朗杰多吉所部抽调藏兵，严加看守。

七、大札明目张胆的分裂活动

驱逐汉人，解除了噶雪·曲吉尼玛的职务并终身监禁后，大札摄政为了维护贵族及农奴主的利益，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活动。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噶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僧官然巴噶伦负责对外事务，俗官噶伦绕噶厦分管藏军和军务，噶伦索康负责招募军队和军费开支。也就是说，噶厦的主要工作围绕“藏独”展开。

为此，西藏当局大力增强军事能力，早在1947年就向印度购买了144挺轻机枪和36万发机枪子弹、168支司登冲锋枪和配套的20.4万发子弹、1260支303式步枪和25.2万发子弹、42支配有630发子弹的VEREY手枪。西藏当局还计划增设一个1000名士兵的代本团，从无业的男子包括乞丐中招募，但有人认为这是向当地的地痞流氓提供武器而加以反对，最终噶厦放弃了这一想法。

1948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西藏当局加快了改善藏军装备、提高藏军素质的步伐。8月，藏军总司令在拉萨会见黎吉生，希望印度继续向西藏提供军事装备。1949年2月，他们开出了军购清单：配备1000万发子弹的轻机枪1500挺和数门迫击炮，并请求印度派遣军官到西藏帮助训练藏军，同时希望扩军2万人。但印度只追加了350万发子弹。当时印度在江孜设有“印度商务代办处”，派有少量军队驻守，印度同意藏军派少量军人去江孜接受武器操作训练。当年9月，西藏噶厦政府邀请印度新任锡金政治专员达雅到拉萨，迫切要求印度再向西藏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清单是：2英寸、3英寸口径迫击炮各20门，2英寸、3英寸口径迫击炮炮弹各1万发，303式步枪子弹200万发，司登冲锋枪子弹100万发。同时派遣12名藏兵到江孜接受勃朗宁轻机枪和司登冲锋枪的操作技术训练。

1949年9月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第二天，会议又根据时任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的英国人福克斯——其之前是英国驻拉萨代表处电台台长，已在西藏居留十余年——提供的情报，采取了文武应对之策，在北部地区加强军事防务，任命大堪布洛桑扎西和四品官门堆色为后备部队负责官员。同时提出了如下措施：“第一条，为政教安全起见，已进行的息危扬善祈祷活动，还要继续进行，并使之见效；第二条，根据两位负责后备部队官员的计划，扩建政教护卫军一万人。加征‘岗屯’[37]兵员，所有适龄人都要登记，各地积蓄要统一调拨使用；第三条，改善同印度的关系；第四条，同汉区的边界问题要妥善解决；第五条，同印度签订条约。”[38]

噶厦同时准备从富裕家庭招募青壮男子创建一个仲扎代本团；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在此前后，藏军已由11个代本陆续扩充到16个，将装备了新式武器的部队派往康区和那曲，并对其进行额外训练。此外，年轻的僧俗官员都接受了使用勃朗宁轻机枪的训练。

大札自任摄政后，就在为西藏独立做准备。为此，噶夏邀请了印度电力总公司负责人瑞德到拉萨考察，答应向西藏提供一座50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并在拉萨架设电线，为此，他们把拉萨附近一块空旷之地改造成了临时小型机场，由印度航空公司把那套45吨的发电设备空运到了拉萨。噶厦还特别注重发展了通信能力，让福克斯帮助培训西藏选派的官员操作无线电台。后来噶厦又高薪雇请了英国间谍福特在1949年夏天建立了西藏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拉萨电台，以便向外宣传西藏的独立主张。西藏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福特又相继在准备与解放军对抗的昌都、那曲建立了无线电台。

福克斯还积极为西藏地方当局出谋献策。福克斯于1950年1月17日致函藏军总司令称：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埋设地雷，查处煽惑公众的共军间谍等。藏军总司令立即复函福克斯表示感谢。福克斯在对西藏噶厦政府官员的谈话中，还详细策划了有关藏军编制、兵力部署、训练计划、军队装备、士兵给养、指挥安全等事宜，提出要噶厦派遣各级军官去印度接受军事训练，然后派往昌都等地担任指挥。

在这些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噶厦政府在加紧对抗的准备。

据雪康·索朗达吉回忆，他原任帕里宗本，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他收到噶厦的命令，称：“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组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一名小头人，此事请与亚东总管面商。”[39]

据此，雪康于藏历二月二十七日离开帕里，3月2日抵达锡金。3日早晨去海叶的官邸，向他呈示了噶厦的指令。

海叶说：“将派你来此处接收军火一事，噶厦已来电通知，现在你及时到达甚好。军火已从西里古里军营经过印度大吉岭里波昂军营发来此处。大吉岭里波昂军营的负责人于今晚或明日准时到来，一俟他们到达，再讨论决定运藏事宜。有关这件事有两点要注意：第一，印度政府自始至终对西藏是真心友好和关心帮助的。由于西藏东部有遭赤色侵害之危险，他们便迅速答应出售这批军火，这纯属我们内部事务，因此，你必须保证严守机密，尤其不得接触新闻记者。第二，目前锡金地区的时局也不太安宁，等这批军火运到后，你得及时接收并尽快运往西藏。否则，若稍有停留，就有遭歹徒抢劫的危险。”

雪康说：“保密可以做到。但因一时来不了大批驮运军火的骡马，所以成批接受再加上时局紧张，我是难以承担的。因此，只能根据雇用骡马来的多少分批接受，然后运往西藏。对此，请多加关照，给予安排。”

“你估计每周能运出多少件军火？”

“按噶厦指令要我尽速运送，但商客所雇的骡马和亚东人搞运输的骡马不到的话，我则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不过我的两位亚东助理将有较准确的估计，待我和他们商议后再告诉您。”

“既然如此，你先和他们商议，等军营负责人到来之后，再详细研究有关运输事宜。”

雪康从海叶官邸出来，便返回旅馆。

藏历三月五日午后，雪康被叫到锡金总督办公室。那里除锡金总督外，还有西里古里和大吉岭里波昂两个军营的两名校级军官、常驻锡金的印度军官格詹古达团长。另外，还有锡金的贵族、锡金总督署的阿廷大臣、锡金总督的大秘书、印度政府常驻亚东商务总管等。经西藏噶厦政府四品官拉耶巴图·索朗多杰翻译，一一介绍那些军官后，众人便讨论了向西藏运送军火事宜。据亚东的两个小头人估计，每周有可能交接骡马200匹的驮子，但也没有绝对把握。因为西藏的牦牛尾巴、羊毛、皮张等运往印度的时间一般是秋季后期，春季藏商的骡马来得很少。因此，雪康说：“我希望由于时局的情况，根据来的骡马多少分批交接。”

一名军官说：“既然如此，我们用汽车运送。不过每车需有士兵护送，十多辆汽车一起到这里，因为没有车房，你得租用仓库，每天须支付少量的房子租金和护车士兵的工钱。”

雪康说：“噶厦除运费外，并未给我房子租金和护车士兵工钱。所以只能根据所来骡马驮子的数量交接运往西藏，其他事情我无能为力。”

最后，他们只得同意了雪康的意见。

交接枪支弹药的地点定在离锡金城北5英里名叫博哲埃斯谷的地方。该地原为一所藏文学校，以后由印军一个团驻扎。藏历3月8日开始交接工作。军火有两类：一类是2英寸口径火炮68门，3英寸口径火炮62门，各附带炮弹；另一类是埃斯占汉步枪，约有200多箱并附带子弹。两类共有2400多箱。

藏历三月十日左右，由亚东总管的代表转来噶厦的电报和藏文明码簿一本。电令称：“你可能已抵达锡金。关于所委工作，前已有指令，望军火运藏一事不可延误，尽速运往拉萨。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报告时，按所寄藏文电码簿立即向噶厦呈报。”

藏历三月十五日左右，雪康到印度噶伦堡察珠仓之子处提取运费汇兑。当时因宇妥扎萨扎西顿珠在噶伦堡医治眼病，雪康便在他那里住了两天。次日下午3点多，他在午休时，仆人达珍将他叫醒后说：“一个外国人问帕里宗堆在不在。”

雪康擦了一把脸准备出来迎接时，来人已进入屋内，他用印度语说：“对不起，你是帕里宗堆吗？”

雪康说：“是的，你有什么事？”

他说：“好极了，昨天我去锡金，说你已去噶伦堡了。今天在这里会见你太好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印度妇女，据她介绍，这位来人是美国常驻加尔各答的商务代表，她自己是商务代表的翻译。随后他翻了一下笔记本后又说：“你是不是帕里宗本雪康公子？”

雪康说：“是的，你们找我有何贵干？”

他说：“请不要见怪。我们是属于国际统一阵线组织的，所以我以自己人的角度请问您，听说西藏的昌都一带有严重的赤色恐怖活动。你是西藏政府的官员，能否给我介绍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雪康说：“我虽是政府方面的人，但目前常驻西藏边境的帕里宗，西藏又没有新闻报纸可看，所以不太清楚有什么情况。各国收音机里讲的，你比我更清楚。这方面倒是有些沸沸扬扬的说法，但详细情况我确实不了解。”

来人接着问：“西藏政府从印度政府购买的军火听说派你来接收，请问军火究竟有多少？”

雪康说：“我只是负责从边境接收驮子，至于枪支弹药有多少，是什么枪支，则一无所知。”

“有多少驮子呢？”

“因我的交接工作刚刚开始，有多少驮子还不清楚。”

“那么，这些军火买来是为了防御赤色恐怖的吗？”

“这是肯定的。”

“既然如此，假如西藏政府向我们美国提出武器援助要求的话，美国政府一定会给予帮助的。您认为如何？”

“我相信会援助的，谢谢！但此事只能由政府之间直接商谈，此次我无此任务，故无可奉告。”

于是便结束了谈话。

此事雪康未向噶厦报告，便从那里返回锡金，继续做向西藏运输武器的工作。因每周来的骡马多少不定，多时有7100头，少时又只有300头左右。他根据骡马来的数量安排驮子向西藏运送。

当时锡金博哲埃斯谷的印军军营里，大部分士兵都住帐篷。每运到一批枪支弹药，便存放在土洞内，并由士兵守卫。由于时局不安宁，英国过去在锡金所拥有的特权现由印度人拥有。至于内政方面，锡金国王有一定的权力，但1949年锡金民众国大党反对君主制，把锡金王室包围起来，印度政府乘机借口平息锡金骚乱，派印度政府代表海宛萨赫率印军士兵接管了王室，在局势未平息前暂由印度军队进行军事管制。国大党的领导和锡金萨曼族的扎西哈布一起一度与国王分庭抗礼，大有将实行民主制度与国王进行会谈之势，但实际上只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从此国王的权力大部分被海宛萨赫篡夺。过去锡金王室有卫队50多人，此后被印度军队代替，海宛萨赫便常驻锡金。雪康在锡金时，两派经常相互示威游行，制造事端。因此，向西藏运送武器时，不得不警惕防范。

藏历四月初，噶厦发来电报称：“昌都一带边界等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各军营已派士兵50多人到江孜印军驻地专门学习大炮的装卸和使用技术。你将军火交接的收尾工作详细交代给可靠代理人后携带一定数量的武器和凭据立即亲赴江孜。有关学员毕业后向各地分配之事，已给江孜总管和二宗堆另去指令。”

当时，军火的交接工作虽已基本结束，但由于锡金至亚东之间那坨拉的道路被洪水冲垮百余处，骡马来往中断。于是雪康主仆携带少量干粮，从锡金步行3天到达亚东，然后骑马6天回到了江孜。

八、筹运军饷粮时的争权夺利

西藏噶厦政府迫切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便又向印度政府追加购买了40门迫击炮及2万发迫击炮弹、200万发303式步枪子弹和100万发司登冲锋枪子弹。派遣装备了新式武器的部队去替换康区和那曲的部队。此外，采取了进一步改善行政效率的措施，禁止官员们搓麻将，指令他们上交所有麻将牌。使用勃朗宁轻机枪的训练扩大到了所有年轻的官员，其中包括所有僧官。

当时西藏噶厦政府的权力实际掌握在以大札摄政为首的少数谋求西藏独立的人手里，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对这些做法提出意见。只有阿沛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只能与解放军进行协商，而不能打仗。国民党有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的援助，与解放军交战，最后还是失败，逃到台湾去了。西藏男女老少加起来，总共只有100万人，而且没有战斗经验，没有武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打仗的结果只能是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是清醒的。但没有任何用处。西藏噶厦政府在一条不归路上继续盲目前行。

由于噶厦政府准备武力抵抗解放军进藏，所以在藏北地区布置了大量军队，并筹集多达10万克[40]的军饷粮，准备运送到那曲、巴青等地。

据阿旺洛桑回忆[41]，这批军饷粮主要从后藏地区的日喀则、白朗、堆琼、旺月、江孜、色仁钦孜、平措林、拉孜、昂仁、协噶尔、艾宁卡、南木林、加措、拉普、林噶、仁布等宗、谿[42]的入库粮中筹集。并强迫民众从堆协噶尔和后藏各宗谿往藏北赶运。当时西藏没有公路，军粮全靠骡马驮运，路程遥远，往返需两个多月，加之藏北气候恶劣，地势高拔，缺少草料，很多驮畜死于路途，这进一步加重了沿途百姓的差役负担。

在运送这批军饷粮时，除了上述各宗、谿外，还向岗巴、马江、尼木等宗谿征派了驮畜乌拉[43]。

噶厦政府任命孜准谢宁强钦和雪仲加斯巴为筹集、运送这批军饷粮的总负责人，任命玉拉谿堆孜仲果芒土登洛桑和雪仲戌库巴负责从各宗、谿筹集并核实上缴军饷粮，任命孜准顿珠结布和雪仲擦第更巴在藏北各地负责这批军饷粮的接收入库工作。同时，噶厦政府还从恰团军中选派一个定[44]的士兵给僧俗两位总负责人，驻扎于日喀则，具体管理军饷粮的筹集和运送。

当时无论远近，军饷粮都要靠马、骡、驴、牛等畜驮运。噶厦政府在给僧俗两位总负责人的令文中说：“此次为保卫佛国圣教的军队运送饷粮，事关重大，所系非小。无论政府、寺院还是贵族，也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铁券文书，都要一视同仁地征派驮畜乌拉。”

于是，筹集、运送军饷粮的负责人登记上部各宗、谿及马江、尼木等地的驮畜情况。其余各地则由筹集、运送军饷粮的负责人及其代理人亲自分赴各地进行登记，并召集各宗、谿代理人、佐扎及民众代表就运送军饷粮一事进行了商议，再由僧俗两位总负责人根据商议情况向噶厦政府报告。

根据噶厦政府的批文及各地筹集军饷粮的数量、远近距离的不同等情况，分成上、中、下三个部分安排：上部的拉孜、昂仁、平措林、协噶尔、艾宁卡等地筹集来的军饷粮，由各宗、谿自己的驮畜运送到拉平渡口，再用牛皮船运到大竹卡渡口，船费则根据饷粮数量由上述各宗、谿筹付；中部的日喀则、色仁钦孜、白朗、堆琼、旺丹、江孜等地筹集来的军饷粮由各宗、谿自己的驮畜运送到乌玉宗塘地方，并由这些宗、谿的驮畜将上部各宗、谿运送到大竹卡渡口的军饷粮分运到乌玉宗塘；下部的香玉四宗和仁布等地筹集来的军饷粮由各宗、谿自己的驮畜运送到乌玉宗塘，然后再由香玉地方的南木林、拉普、加措、林噶、仁布、马江、尼木等宗、谿负责运送到到羊八井。从羊八井到那曲、巴青等地的分送工作，则由羌基即藏北总管向藏北四镇地区征派乌拉来完成。

由于当时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再加上需要运送的军饷粮数量又大，筹运年粮给政府、寺院、贵族及其属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而且各地百姓还要款待往来的不少官员，被藏军士兵敲诈勒索，加上贪污受贿，更是苦不堪言。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日喀则总管堪穷吞巴·强巴克珠会与谢宁强钦和加斯巴争权夺利。

本来，当时担任日喀则总管的是堪穷吞巴·强巴克珠和台吉松培巴两人，但台吉松培巴不幸去世，总管任上只有他的代理人，因此，日喀则的事务基本上由堪穷吞巴一人独掌。

由于谢宁强钦和加斯巴握有噶厦政府明令政府、寺院和贵族都要一视同仁支应运送军饷粮乌拉差役的尚方宝剑，因此，大家不得不对他们服服帖帖、优礼有加。堪穷吞巴对此心存妒忌，以至无中生有，制造事端。

在日喀则地区筹集军饷粮时，噶厦政府派遣康聂尔鲁定巴·索朗次仁为代理总管，兼理筹集军饷粮事务。有一天，堪穷吞巴突然把康聂尔鲁定巴叫到自己的住处，无中生有地指责他在军饷粮负责人与日喀则总管之间挑拨离间，并突然揪住康聂尔鲁定巴的头发，对其他拳脚相加，一顿痛打。

于是，康聂尔鲁定巴顶着乱蓬蓬的头发跑到孜准谢宁强钦处，哭诉了吞巴大人对他的指责和殴打，并请求道：“我从未在大人们之间挑拨离间过，请您帮助说明情况，以使吞巴大人息怒。”

谢宁强钦前往堪穷吞巴处说明了情况，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却在貌似和好的表象下日趋恶化。

不久，日喀则所属百姓邀请亚东格西活佛主持当地民间法会仪式，当格西活佛从江孜来到日喀则附近时，日喀则总管府的两位强佐也前往迎接，堪穷吞巴便趁机把原总管松培巴的随从叫来，并说“两位强佐准备给噶厦政府作个报告，但因诸事缠身，一直没能做成，今天我把报告作好了，你把二位强佐的印章带过来”。而堪穷吞巴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作任何说明。

堪穷吞巴呈送的报告中包括：一份他唆使部分总管府工作人员及政府庄园佐扎、措本等假借日喀则总管辖区内所有政府、寺院、贵族领地全体官民名义呈送的报告书，一份伪称由日喀则总管府辖内政府庄园收税官修苏结布呈送的报告书，以及一份伪称由僧俗两位日喀则总管及其代理人联名呈送的报告书等。这些报告称：征集、运送军饷粮的负责人蹂躏、扰害百姓；对喇章所属领地不予登记、免征差役；独断专行，不与日喀则总管等当地官员协同等等。

噶厦政府收到报告后，信以为真，立即给日喀则僧俗两位总管回复批文，要求两位总管严查征集、运送军饷粮的人员扰害、蹂躏百姓的具体情况，并报告到噶厦政府。

当时，噶厦政府已经任命台吉彭旭巴接任此前逝世的日喀则总管松培巴之职。台吉彭旭巴便与堪穷吞巴一起，根据噶厦政府文告的要求向日喀则总管府辖区派出工作人员，对军饷粮征集、运送人员扰害百姓的情况进行调查。

很快，负责征集、运送军饷粮的人员得知后，便给噶厦政府呈送了报告，说明日喀则总管堪穷吞巴实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噶厦政府收到报告后，又向台吉彭旭巴发布令文，要他秉公查实征集军饷粮的负责人扰害百姓的情况，向相关人等讯问堪穷吞巴·强巴克珠前述报告是否属实。同时，噶厦政府还给谢宁强钦和加斯巴发文说，如果你们找到你们在报告中所说日喀则总管堪穷吞巴扰害百姓、无中生有地作虚假报告以及损公肥私的证据，立即报送噶厦政府。

于是，谢宁强钦和加斯巴便向噶厦政府报告了堪穷吞巴扰害百姓以及将总管府所辖十八宗、谿仓储粮降价变卖、损公肥私等情况的报告。

但是，在台吉彭旭巴讯问、核实报告的真实性方面，由于报告的呈送者堪穷吞巴系其合作共事者，在讯问核实的具体操作上多有不便，碍于面子而迟迟拖延未办。

一天，谢宁强钦到日喀则总管府，给台吉彭旭巴献上一条哈达，请他根据噶厦政府的令文尽快核实报告的真实性。

在场的堪穷吞巴马上气势汹汹地说：“正在对你们扰害百姓的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很快就会搞清楚的。至于我是否呈送了虚假报告，我也在敦促台吉大人讯问核实，而绝没有妨碍他的核实工作。”

谢宁强钦回答说：“是啊是啊，台吉大人诚实正直，表里如一，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是否扰害了百姓，你们已经做了调查，而你摊派苛捐杂税、蹂躏百姓、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证据，我们也已经呈报给了噶厦政府。因此，你现在无权说我们什么，我们也不会接受你的训令。我们很快就会在噶厦对质，以见分晓。”

双方谁也不服谁，以至发生争斗。待强佐等工作人员调停、分开他们后，台吉彭旭巴说：“看在双方都是政府官员的分儿上，我一直设法不让家丑外扬。不过，既然你们要这样，我可以马上开始分别进行调查核实。”

讯问核实工作已经无法再拖延了。彭旭巴经过讯问，得知堪穷吞巴的报告都是编造的。但他在向噶厦政府报告时，却将收税官修苏结布的报告扣了下来，没有呈送。谢宁强钦和加斯巴得知此情，立即向噶厦政府作了报告，请求噶厦政府让彭旭巴呈交收税官的证词。彭旭巴收到噶厦政府的训令后，才不得不呈交。

这样，堪穷吞巴作虚假报告的情况得到了证实。但过了一段时间，可能因为吞巴家族人多势众、暗通关节，最后这件案子就不了了之了。

九、热脸贴不上冷屁股

从筹集、调运军饷粮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西藏噶厦政府的腐败。但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却要对抗20世纪中国第一次成立的强大的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确信，西藏之所以企图脱离中国，正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瓜分、殖民的目标。早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交往后便把所有汉人驱逐出西藏并中断了与内地的关系；而时隔36年，噶厦政府再次驱汉。正如梅·戈尔斯坦所说，英国所推行的西藏政策要么是企图消除汉人在西藏的影响，要么是把中国在西藏的全部作用和影响削弱到象征性的地步。此时，消除英帝国主义的影响、解放西藏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的当务之急。

但西藏地方政府声称西藏不存在帝国主义者，汉藏关系属于供施关系。西藏“外交局”在1949年11月2日从拉萨给毛主席发了一封信[45]：

共产党总统帅毛泽东阁下：

西藏是观音菩萨教化之地，已成为宗教兴旺发达的美妙地方，不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由于青海、新疆与西藏接壤，请不要让（共产党）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你若能向手下文武官员下达如此命令并认真执行，我们就放心了。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

西藏外交局

土牛年九月十二日

这封被后来的历史学者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的抄件还分别寄给了印度和美、英两国，以寻求他们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

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策划下，噶厦“外交局”向美、英、印、尼泊尔发去紧急求援信，在给英国的信中明确提出，希望英国帮助其获得联合国席位。同时，噶厦还向上述四国派出“亲善使团”，寻求对其“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据时任仲译钦莫的拉乌达热·土登旦达回忆，当时请求援助的内容非常明确：“共产党已经基本上占领了全中国，现在他们正在向西藏边境推进，企图入侵并占领西藏。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抗，我们必须寻求军事指导和帮助，以设法阻止共产党涉足西藏。并且我们还需要购买和租借剩余的WWⅡ式武器和弹药，需要购买飞机和汽车，需要操作这些机器设备的人，也需要美元。我们也希望继续保持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你们给予帮助。”[46]

在决定由什么人充任“亲善使团”特使时，引起了争议。

保守的官员和寺院堪布说，这些特使事关政教合一的西藏的命运和前途，必须用卜卦抽签的办法挑选出“有缘分的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最适合与中国或美国谈判。而测试“来世的运气或缘分”是西藏传统的用人方式。但阿沛等具有现代观念和自由意识的俗官则竭力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会讲英语不会说汉语、了解英国事务的官员去了中国，而只会讲藏语和汉语、了解内地情况的官员去了英国，并认为无论来世的命运如何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阿沛认为抽签问卦肯定会有答案，但未必是合理的答案，他尖锐地打了个比方说，假如你抽签问卦想知道究竟应当从布达拉宫房顶的东边还是西边往下跳，那么二者必选其一，你都得跳下去。

争论的结果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了上风，依然用抽签问卦的方式选出了出访的特使：

中国使团由夏格巴和土登杰波率领，泽仁札萨任英文翻译，达赖喇嘛的姐夫平措扎西任汉文翻译；美国和印度使团由堪穷土登桑杰和登恰·多杰坚赞带队；英国使团由宇妥·扎西顿珠和堪穷土登堪绕带领；尼泊尔使团由泽松彭康和堪穷洛桑旺杰任团长。

其结果正如阿沛所言——夏格巴因为曾带领西藏代表团在南京索要大笔美金不成而不辞而别去了美国，表示不希望再到内地去；而原驻南京办事处官员土登桑杰也怕去美国，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感到惊恐和焦虑，因为他了解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

但因为这是抽签决定的，是神的旨意，谁也不能违抗，所以，他们在抽签当天便去噶厦领取了旅行所需的证件和一份书面指示。给土登桑杰的指示是，他到美国应千方百计寻求资金和武器援助，并亲自去联合国呼吁，如没有这种可能，则应请求美国代表把西藏的呼声转达给联合国。为此，噶厦给了他10万卢比作为活动经费。

每个人都凭所持西藏的旅行证件到驻拉萨的印度代表黎吉生处换发前往印度的签证，到印度后，再到英美驻印度的大使馆领取访问英美的签证。

西藏政府特别想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1949年12月22日首先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信：

虽然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近30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通过他们的无线电台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其他关于西藏的言论，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青海省省会）以及西康等边疆省份。

因此，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不可能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所以打算委派“喇恰”堪穷土登桑杰和四品官登恰·多杰坚赞率领一个特殊使团出访贵国，旨在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到达华盛顿时，您能善意地从各方面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将表示最衷心的感谢[47]。

而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担心向西藏“外交局”做出书面答复有可能被西藏人看作是对他们独立地位的承认，所以只是口头向西藏地方当局的一位非正式代表表示：他们对西藏提出的援助请求予以重视，他们还在等待美国国务卿的答复。

为了讨好美国，噶厦政府没有气馁，又主动给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写信，一改之前“没有政府允许，不准外国人入藏”的规定，马上给两名美国人颁发签证和西藏护照，允许他们经察隅前往缅甸。噶厦又指示昌都总管拉鲁，在中国领土上的其他美国公民遇到类似的情况，要从昌都撤退或经由昌都地区返回时，也可以答应他们的请求。

当他们在收音机里收听到美国无任所大使[48]菲利普·杰塞普发表的关于美国将支持亚洲及反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演讲后，当即写信给他：

西藏已决定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基于这一理由，西藏政府所派遣的特殊使团将立即前往美国及其他国家寻求帮助。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您到达印度之后，能够把访问西藏列入您的活动日程当中。

在做出意向性的决定之后，请预先通知我们，您将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前往我们的都城拉萨[49]。

但西藏地方当局的“热脸”贴上的还是美国的“冷屁股”。由于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必须做出回复，所以使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官员十分为难。在1950年1月6日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使馆担心如果以美国驻印大使馆的名义书面回复西藏“外交局”的信，会被西藏人看成是对他们独立地位的承认，所以仅出于礼貌，口头向西藏政府的一名非正式代表表示对西藏方面的请求予以重视。也就是说，美国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要他们口头劝阻西藏人不要派遣使团访问美国，如果西藏希望同美国政府磋商，地点定在美国设在新德里的大使馆可能比在华盛顿商谈好。美国驻印度大使诺·韩德逊去拜访了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试探印度对西藏希望向华盛顿派遣使团的看法，并在1950年1月20日用电报给艾奇逊做了汇报。在报告中韩德逊说，梅农认为派遣这样一个使团出访是无济于事的。与此同时，英国也希望西藏重新考虑其向英国派遣使团的决定，同样认为派遣这样的使团是徒劳的，因为不存在准许西藏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并且英国也不可能直接向西藏提供援助。

即使这三瓢冷水当头泼下，西藏政府还是麻木而执迷的。他们重申要派一个使团继续前往大不列颠，并近乎乞求、毫无自尊地请求：在使团“到达贵国时仁慈地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英国人再次拒绝了他们。

不久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向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消息。对此，中央人民政府对此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50]

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西藏当局的幻想成空，非常失望，但他们不相信英国会与美国一样拒绝他们的要求，重申他们将派遣使团前往大不列颠。英国再次予以拒绝。因此，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在江孜待命，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到了新德里。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时，应避免一切好战的语言和行动。也就是说，在西藏解放日益迫近时，“西藏已被英国和印度从他们的援助计划和对外政策中一笔勾销了。英印两国所奉行的对藏政策是口头上支持西藏自治，而又不打算从外交和军事方面给予援助。”[51]这其实是两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的——英国在1950年1月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印度则于1950年4月1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如此，英印依然在支持西藏地方当局，美国更是将其视为亚洲的一支反共力量。

早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后、蒋介石逃离南京时，美国共和党就大肆攻击杜鲁门总统“丢掉了中国”。美国当局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西藏独立”问题。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露丝培坎发表政策评述说：“一旦共产党在中国获得胜利，美国不应当继续认为西藏是在中国当局权力范围之内”。她主张立即派遣美国官员赴拉萨预先建立秘密联系。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赞同露丝培坎的意见，催促这样的代表团尽快派出。经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西藏噶厦官员夏格巴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父子于8月进入西藏。他们同摄政大札以及噶厦高级官员进行密谈，鼓动西藏建立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和军事援助。托马斯父子在西藏活动了两个月后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重任。”托马斯很快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后来托马斯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要美国给西藏更多的现代化武器，以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西藏地方当局因为有美国人的来访而受宠若惊，急切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援助。11月19日，美国外交人员在新德里会见了噶厦官员索康和有权势的邦达仓家族的一位代表。索康告诉这些人说，美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力量的国家”，并且是西藏的唯一希望。

虽然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但由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苏联的塔斯社一再宣传西藏派往英美的使团是非法的，美国政府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西藏独立”。

1951年1月30日，噶厦极其失望地被迫做出决定，令其欲出使美英、已走到江孜的使团原地待命，停止前进。但噶厦没有把他们召回，而是对他们隐瞒了英美不让前往的消息，指示他们根据情况见机行事。这使这些官员确信美国会接待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前往，是提前到达印度的夏格巴欺骗所导致的。

夏格巴肩负到中国内地去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使命，但他一接到任务就称病请假，后来又坚持要收到噶厦所发布的从美国购买的黄金已全部收到的一份书面声明后再说。他还认为直接前往内地会与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出的援助请求背道而驰，从而把西藏置于不利境地。总之，他迟迟不率团动身。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担心在当时西藏的政治气候下，他的政敌会对他发动攻击。

大札摄政最后终于答应派代表团同新的中国政府进行谈判，但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汉藏交接的某个地点而不是中国内地。大札摄政指示夏格巴商谈四个议题：一是西藏政府“外交局”给毛泽东主席那封信的答复；二是北京和西宁的无线电声明；三是获得西藏领土完整的担保；四是要让中国政府知道，不能对达赖喇嘛统治的连续性进行任何干涉，他们将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这四个议题不仅非常不现实，且毫无意义，所以大札的决定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