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注释和尺度

王晓渔

我们讲到新诗，很少会谈到注释的问题。这背后有一个问题，新诗的经典化的问题。新诗已经诞生一百年，但与小说相比，新诗的经典化到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谈起小说的话，我们会想到鲁迅、老舍、沈从文，几乎没有争议，但谈到新诗，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读者群体里面关于新诗经典的尺度，很有可能完全是两样的。比如说徐志摩、郭沫若，是非常重要的诗人，但他们的作品应该被放到何种位置，仍然有很大争议。所以这就涉及新诗经典如何确立谱系的问题。

一首诗从发表到被视为经典，中间有哪些环节？一部作品出来需要有评论，被选入一些选本，接下来进入诗歌史和文学史的书写，再接下来进入辞典。这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辞典是以鉴赏为主，更多的是研究者对它的感受，或者以阐释为主。

关于新诗的评判，有没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尺度呢？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呢？围绕这个问题，诗歌界包括诗歌研究界一直在争论，很难达成一个共识，你们觉得重要的，我们好像看不太懂。所以，我在想，关于新诗的评判，有没有一套尺度可以被比较广泛地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我在考虑注释的问题。我经常看一些电视剧、电影，最初是不开弹幕的，后来却喜欢打开弹幕。电影出现某一个背景，立即有人说这个背景是什么东西，提供很多相关的知识；出现一个乐曲，马上有人说这是某某乐曲的第几段。因为有了弹幕，观众有了进入这些文本的途径和可能。新诗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注释本呢？如果最初读卞之琳，可能会有些难度，当年他的诗发表之后，他的朋友们，包括朱自清等，在读卞之琳的诗时都读错过。卞之琳的注释字数有时超出了他的原作，为什么卞之琳本人也要做这些注释呢？

一些英语原版诗集，不仅是诗作的汇编，同时有详细的每一句的注释，比如某行诗的句式来自某本文学经典或者《圣经》的哪一句。通过这么一个途径，哪怕是一名专业研究人员，依然会觉得它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所以我就在想，在新诗经典化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好像新诗的注释本，尤其是关于单个诗人的注释本是非常缺少的。这两三年，一些作者会来做关于自己诗的注释，比如《水绘仙侣》，一首诗大概是一二十页，这位作者给自己做了一两百页的注释。我认为是要注释的，但对这种注释又有点保留意见。我在想一个问题，文学里面经常会说到过度阐释，但主要是说读者过度阐释，通常会认为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不太可能存在过度阐释，但一名作者是不是也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过度阐释？如果我写到“镜子”，因为我自身有非常强大的阐释能力，把种种与“镜子”相关的典故都列在注释里面，很有可能作品无法承担自己对诗歌的阐释。这就存在作者对自己作品进行过度阐释的可能。今天谈论的注释问题，要在研究者和作者合作的前提下完成，这些注释更多应该是知识型的，而非阐释型的。知识型的注释主要标明诗句的不同版本、相关出处和典故，古典诗歌的校注本以及外国现代诗的注释体例可以作为参照。这种注释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和普遍性，也可以帮助非专业读者获得进入新诗的途径。而阐释型的注释虽然并非全然不需要，却会包含太多注释者的偏好，这种阐释可以交给文本细读完成。

说到注释的问题，可能诗歌界会有人说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派的做法，但哪怕不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派的诗作，仍然是需要注释的。比如说《有关大雁塔》, “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仅仅把它称作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是不足够的。需要知道此前的《大雁塔》，知道诗歌书写的潜文本来自哪里，才能在诗歌史里对其有明晰的定位。

最后，中国新诗一百年，如果要完成新诗经典化的问题，让新诗与读者之间的鸿沟稍微缩减一些，中间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注释。如果中国现代以及当代诗人，有二十位到三十位的诗人，每位诗人都有详注本，再有几部经典选本的注释本，很有可能整个新诗的评价尺度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要花三到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大概才能完成这个工作。

（作者王晓渔，文艺评论家，现供职于同济大学中文系。著有《知识分子的“内战”》等，译有《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