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的现状、问题和出路

钱文亮

当代新诗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一种复兴的热潮。作为诗歌研究者，我们所面临着的是海量的诗歌文本和相关的诗歌信息，实际上很难把握。所以我在这里只能拎出几个比较重要的现象来谈，个人认为它们在新世纪的诗歌发展上比较有意义。

第一个是学院诗歌的蓬勃兴起。关于学院诗歌的概念，我曾经写文章进行过界定，因为当时正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时期，对所谓“学院派”诗歌的攻击非常厉害，“学院”身份似乎成了一种原罪。而我的看法则是，因为我们中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以前实际上非常低，按照西渡的说法，1949年以来，中国诗人普遍是低学历，高等教育在很长时期里是缺位和失职的，直接导致了中国诗人在文化上的严重营养不良。所以说当代的一些诗人，打着“先锋”“探索”的旗号，反叛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敌视诗歌多元化的立场，实际上对当代诗歌的建设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传统的关系，例如老庄哲学所宣扬的“绝圣弃智”“无私无欲无我”的逍遥，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一种很深厚的虚无主义和反智主义的传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这个状况稍微有所改变，其中一个非常实证的标志，就是我们的大学扩招了，我们中国人上大学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了，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文化建设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工程，而大学，特别是在欧美，对于整个社会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立国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所以在文化教育上异军突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批富豪发财以后，大量捐赠做慈善事业，对公益事业投资最多，主要是投资大学，所以美国的私立大学特别多，加上公立大学、社区大学等，使得各阶层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还有博物馆、图书馆的免费开放等公共文化服务，据说美国只花了大概70年的时间就超过了英国。另外，大学在美国社会中是一个精英主义的东西，它能够对过于商业主义、平民主义的美国社会起到平衡的作用，因为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些超越自身的现实利益考量、仰望星空的人，所以，一个社会的人文素养主要是通过大学来培育、提升的，其他的社会公益事业是辅助的。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学扩招，对诗歌发展来说，就是在提供越来越肥沃的文化土壤，而诗歌则又能够引导整个社会不断创新。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新世纪以来，大学里面的诗人越来越多，而且成就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在诗坛比较活跃的中青年诗人，有相当大的比例就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南京等地方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里，而且，像北京大学的未名诗歌奖、复旦大学的光华诗歌奖、武汉大学的樱花诗歌大赛等，还有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的新诗研究所、西南大学的新诗研究所等，对于诗歌后备人才的培养、鼓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非常深远。所以，西渡说当代诗歌非常需要学院精神，需要对诗歌的严肃态度，包括对新诗经典的尊重，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没有对经典的敬畏，人们写诗就会陷入盲目和迷信。

另外，学院诗人的历史文化视野和诗学意识往往要比非学院诗人更为开阔、系统，对于古今中外优秀诗歌艺术和传统的辨析、借鉴、扬弃与转化往往也更为自觉主动，心态会更加包容，但对自己诗歌写作的要求也会更严格，期望更高，相对而言，他们的诗歌不会低于基本的诗歌水准。

由于大学相对宽松、包容的文化环境和较多的知音、读者，学院诗人对自己的诗学立场和诗学理想更能够坚持，所以，学院诗人的写作在一些读者那里可能会显得比较晦涩难懂。其实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学院诗人的诗歌背后往往隐藏着大量的潜文本、前文本，因此它在无形中对读者的文化素养、知识储备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大批诗人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大量地书写自己的出生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我把它看作当代新诗在全球化、城市化浪潮下的“地理转向”。我认为对于中国社会近40年的剧烈转型，诗人用不同的形式做了回应，但普遍地表现出对于诗歌地理的重视。这一点也可看作全球化带来的地方性意识增强的一个表征，值得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进行有效解读。另外一点，就是空前规模的城市化对于乡村的摧毁和冲击，在当代诗人心理上所造成的强烈反应。诗歌地理的凸显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主导20世纪80年代的是一种高蹈的诗学，90年代又提出了个人化写作、个体诗学。这种诗学在一些诗人那里被极端化或狭隘化理解以后，他自己会走入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批诗人开始通过和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出生地的联系，来增加诗歌的及物性，同时也能够增强诗歌与整个社会、时代进行对话的能力，并与自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建立一种诗性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也可将其视为对科学主义泛滥、过度城市化的一种人文抵抗。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我们整个诗坛、文坛的普遍而高度的重视。我认为这一方面的诗歌实践，就不仅仅具有诗学的意义，它还应该放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学等诸多学科视野中进行讨论。

第三个需要重视的现象是“国学热”所带来的新诗的文化认同问题。新世纪有一本书，是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其副标题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这个对中国思想的影响非常大。我认为新世纪中国的许多理论话语源自此书。这是中国文化心态和话语风尚在新世纪所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它直接导致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不再是一味地批判、否定。诗人们也开始尝试重新理解或接续古典文化和诗词曲赋中的中国艺术精神，近些年所流行的所谓“向杜甫致敬”“向传统致敬”之类，不可小觑。所以说，加上道家和现代社会生态主义比较契合，许多诗人开始自觉主动地向古典诗歌学习、借鉴，包括他们的观念、写作的一些艺术的表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四川成都的诗人柏桦，甚至对古代明清的白话、文人的雅致、日常生活的瞬间快乐或者安逸，都有意地将其作为另一种古典传统来发扬。看看他的长诗《水绘仙侣》等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所以说，新世纪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从语言上把古典诗歌的美学观念、语言形式引入当代新诗的创作，甚至开始向古老的智慧寻求灵感。这种写作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新诗是不是必须以西方诗歌为标准？这个问题终于在新世纪被提出来了。所以说，新世纪诗人出来写故乡的，写亲人的，这些年特别多。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在乡村长大的，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迅猛、规模最大的中国当代的城市化、商品化，让他们闭上嘴巴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他们的诗歌就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这一方面的诗歌实践，我近年已经做过一定研究，写过长文。

第四个是第三个的伴生物，就是新世纪诗坛对于新诗的反思和重构。实际上，新世纪诗歌有一个对极端化的个体化写作的纠正，特别是像儒家的感通诗学，在相当一部分诗人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正如青年诗论家王凌云所指出的，情志的“感通”才是中国古人所理解的诗的旨归，而情志“感通”的基础在中国则是家庭、家族或类似的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诗歌中的这种时刻特别动人。另外，对叙事性的强调，在新世纪更趋于一种综合性、包容性的诗艺，有一些诗歌开始注重对审美经验的体悟和发掘，和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太一样。还有一点，80年代趋向高蹈的诗学，经过90年代的修正，到新世纪以后，又有进一步的调整，实际上开始平衡浪漫和写实，非常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和细节性的日常经验的结合。另外，刚才有人提到所谓的语境问题、接地气的问题，现代艺术当然也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我们现在的诗歌实践同样如此。但我想强调，真正的诗歌是超语境的，有一些诗人在写作实践中，比较好地把握了与现实对话和超越现实、超越具体语境这两者的关系。说到底，诗歌必须要保持一点神圣感、神秘感，优秀的诗歌必然具备天地人神的综合维度。

[作者钱文亮，1985年大学毕业，2003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014—2015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做访学学者。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等。主编《中国百年新诗大典》（第22卷）等书，出版有专著《新文学运动方式的转变》《诗神的缺席与在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