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诗人的类型

对于创作上跨越元、明两个朝代的诗人，在文苑传、诗文评或者诗歌选本中常会出现两署的情况，例如诸家明诗选本常予选录的王冕、危素、张以宁、赵汸等人，也会出现在元诗选本当中，在时代身份上略显混乱。而由于现存的明诗选本较多，许多活跃于元末、明初两个时代的诗人，常会出现在各种明诗选本当中，在文苑传、诗文评中被作为明初诗人看待，现代的文学史叙述也多以明代诗人视之，将他们当作构成明代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形之下，他们作为元末诗人的面相，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下文拟以《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明诗选本为依据⁽¹⁾，对元明之际诗人的类型及其被列入明代诗史的原因予以辨析，作为后文展开讨论的基础。按类划分，文献记载中属于易代之际作家的“明初”诗人大致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类诗人，元末时曾在朱元璋幕府中任职，因而无论其去世于元末还是明初，均被视为明代诗人。此类诗人大致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其一，元末时即已亡故或入明后不久去世者。前者如孙炎（1330—1362）、王冕（1287—1359）等，后者如陶安（1310—1368）、王袆（1321—1374）等。孙炎虽颇有诗名，但存诗不多，《列朝诗集》甲集第十一选其诗8首，《明诗综》卷三选其诗3首，可见诸人都是将其视作明代诗人，而所记他与丁复、夏煜以诗唱酬等事，则在元末至正年间。相比孙炎，王冕的情形略显特殊。根据较为可靠的记载，王冕实际上并未在朱元璋幕中供职，然而由于后世记载中称其曾为朱元璋所用（如宋濂的《王冕传》就说他曾入朱元璋幕府，被授以咨议参军），因而各家评论、诗选多将其作为明代诗人。《列朝诗集》则将其列入“甲前集”，虽未说明原委，但与此集中的其他诗人一样，似乎也有不能被直接视作明初诗人的理由：或许是因为他虽曾被授官（《列朝诗集》称他为“王参军”），却旋即辞世，未能真正履职。然而从生活年代来看，孙炎、王冕二人均未入“明”。

至于入明以后不久去世的陶安、王袆，在元末时诗名并不甚显。陶安在朱元璋取太平时率众相迎，进入朱元璋幕府，先后历任左司郎中、黄州知州、桐城县尹、翰林学士等职，洪武元年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在任上去世。《列朝诗集》于甲集第十一选录其诗56首，《明诗综》卷三仅选其诗2首，《明诗别裁集》则未选其诗，大体反映了其诗歌创作水平。王袆在元末婺州文人群体中与宋濂（1310—1381）齐名，朱元璋夺取婺州后召授中书省掾史，此后历任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侍礼郎、南康府同知等官，入明后担任过漳州府通判、翰林待制等职。官位虽然不高，但因为曾与宋濂一起担任《元史》总裁官，在文坛享有较高地位。然而他和宋濂二人在元末明初主要是以文名，并不以诗见长，相比之下，王袆的诗还要稍胜一筹。在这一点上，与他们师事的元代文人黄溍、柳贯、吴莱等人颇为相似，都是以理学、文章著称，诗则并非所长。《列朝诗集》选二人诗较多，宋濂61首，王袆70首，在一定程度上是缘于二人在元末明初文坛的声望。《明诗综》选宋濂诗5首，选王袆诗11首，《明诗别裁集》卷一选宋濂诗1首，而未选王袆诗，与二人的诗名和诗史地位基本相符。

从文学史演进的事实来说，像孙炎、王冕等在元末就已去世的诗人，实际上都未经历易代的变迁，无论是生活年代还是文学活动，都发生在元末的时代背景之下，无疑应被归入元代作家的行列，而不应被当作“明代”初年的诗人看待。历代的文苑传、诗文评、明诗选本将其作为明代诗人，并不妥当。而类似陶安、王袆这样在入明以后不久就去世的诗人，将他们视作明初诗人也不尽合理。其创作都主要完成于元末，入明以后虽受称赞，如《列朝诗集小传》载明太祖曾称陶安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但获得类似赞誉，却并非缘于他们在明初的文学成就。他们的多数诗作，须放在元末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理解。书写元末诗史，对其人不置一词，对元末诗坛的理解会有失完整和全面。至于在作为个体创作的整体性与断代文学史书写的真实型态之间如何达成平衡与相谐，则需要在元明诗史演进的实际历程中予以把握，而不是依据作家的政治身份或者其他标准作截然的归并。简单的处理，并不利于对元末明初诗史图景的理解与建构。

其二，入明后仍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者。以诗知名者如刘基（1311—1375）、汪广洋（？—1379）等，宋濂、苏伯衡（1332—1392）等亦在其列，然不以诗名。刘基为元统元年（1333）进士，元末曾为江浙儒学副提举、元帅府都事、总管府判，以不得志弃官隐居。朱元璋攻占金华、括苍后，召入幕下，历任太史令、御史中丞、弘文馆大学士等，洪武四年归老于乡，洪武八年去世，期间曾因被剥夺爵禄而赴京谢罪。元时所作收入《覆瓿集》，入明后所作编为《犁眉公集》。《列朝诗集》将其列为甲集之首，由《犁眉公集》选录其诗127首。而在甲前集中，也是以刘基为首，由《覆瓿集》选所作乐府诗95首，古诗185首，律诗152首。在前后数量的对比上，差异明显。《明诗综》卷二选其诗102首，《明诗别裁集》卷一选其诗20首。刘基诗歌创作的活跃期主要是在元末，与人以诗唱酬也以元末时辅佐石抹宜孙镇守处州和弃官隐居期间居多。汪广洋为江苏高邮人，曾从余阙（1303—1358）学，阙为元末著名色目诗人，因而汪也擅长作诗。后来进入朱元璋幕府，官至右丞相。《列朝诗集》甲集第十一选其诗100首，《明诗综》卷二列于刘基之后，选诗31首，《明诗别裁集》选诗3首。汪广洋的诗歌，元末、明初两个时期风格变化较大，宋濂曾以山林、台阁二体加以区别。

综合来看，由于元末时朱元璋所辖以应天府（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婺州、处州、徽州、宁国、衢州等地，理学气息较浓，其中影响较大的婺州文人群体多以理学和文章著称，诗名不甚显。因此明初诗人中属于第一类诗人的虽有一定数量，但有影响者并不多，与张士诚所据的吴地（主要为苏州、松江等地）比起来要逊色不少。而身处吴地的诗人在政治上与张氏政权没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其生活状态以诗酒唱酬为主，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利于诗歌创作的兴盛。

第二类诗人，元末时虽未曾入朱元璋幕府，但在明代建国后接受召用，出任官职，因而无论其入明后生活时间长短，一般都被视为明初诗人。

其中在明初生活时间不长者，有危素（1303—1372）、张以宁等。如危素，在元末历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入明后被授为翰林侍讲学士，洪武五年去世。《列朝诗集》甲集第十三选其诗9首，《明诗综》卷三选诗4首，《明诗别裁集》未选其诗。张以宁，泰定四年与杨维桢同科进士，在元末时历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入明后接受召用出任翰林侍讲学士，洪武三年去世。在元代颇有诗名，历来选明诗者都选入其诗，《列朝诗集》甲集第十三选120首，《明诗综》卷三选15首，《明诗别裁集》卷一选6首，论数量居于第二流诗人前列。然而类似危素、张以宁这样的诗人，其主要文学活动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元代，入明以后文学写作已至末期，作品极少。从文学史时代划分来说，将其选作明初诗人有违其真实身份和实际创作。

与张以宁、危素等入明后短时即逝不同，有许多在元末甚为活跃的诗人，入明以后曾出任朝廷官职，生活时间也相对较长，他们被视为明初诗人似在情理之中。以“元代”为标识的诗史、总集也都不见诸人的踪迹。这类诗人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是构成“明初”诗人的主要来源。如被称为“吴中四杰”的高启（1336—1374）、杨基（1326—1378）、张羽（1333—1385）、徐贲（1335—1393）等四人，尽管入明后为官时间不长，经历颇为曲折，结局也都较为悲惨，然而既已为新朝臣子，在文苑传、诗话、诗文选本中自然就被作为明人看待。《列朝诗集》甲集中与四人情形类似的还有袁凯、张孟兼（1338—1378）、宋讷（1311—1390）、刘三吾（1313—1399后）、詹同、刘崧（1321—1381）、贝琼（1314—1379）、朱右（1314—1376）、张宣、陶凯（1347年举人）、高逊志（？—1402）、谢徽、杜寅、孙作、钱宰（1351年进士）、乌斯道（1320或1321—？）、管讷、赵俶、唐肃（1331—1375）、谢肃、林弼（1325—1381）、程国儒、甘瑾、孙蕡（1334—1389）等。这类诗人，以往的文学史多列入明代，在元代的文学史、诗史中较少提及。至如顾起纶《国雅品》收录倪元镇、杨维桢、张雨、顾瑛等，在明诗选本中虽也不乏同类，但总体来说并非主流趋向。在后代的诗文评、诗选和文学史著作中，杨维桢等人都被列入元代诗史。

总体来看，以上两类诗人因与明代政权关系密切，故而在后世所称的“明初”诗人中占数较多，影响也较大，是后人论及明初诗歌所涉的主要对象。而从其生活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又大多经历了由元入明的演变。随之而产生的影响是：由于把高启、刘基、孙蕡、刘崧等视作明初诗人，论者在讨论元末诗坛时很少会涉及这类诗人，并未将活跃于元末诗坛的诗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他们中的有些人视作元末诗人（如杨维桢等），有的诗人则被隔离出来成为明初诗人。由此这些共同构成元末诗坛的诗人就被切割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诗人因为身属旧朝而被视为元代诗人，另一部分诗人则因为在新朝为官，或入明后生活较长时间而被视作明代诗人。如此一来，元末和明初两个时期的诗史也就有了清晰的界限，而这种界限的形成对理解诗坛格局、追踪诗史进程难免会有所误导。从立足文学史演变进程的角度来说，在讨论元末诗坛状况时，似乎不应将后一类诗人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在元末的文学活动也是元末诗歌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建构元末诗史，庶几与元末诗歌的历史实际更为接近。

上述两类之外，还有一类诗人，缘于各种不同原因，入明后只是出任训导、教授、学正、教谕一类的职务，或只是短暂受征参与编修《元史》，又或者拒绝接受任何职位，过着一种遗民式的隐逸生活。然而由于入明后仍然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往往被视为明初诗人。如被《列朝诗集》列入甲集的有赵汸（1319—1369）、汪克宽（1304—1372）、王彝（？—1374）、徐尊生、梁寅（1303—1390）、殷弼、王宾、韩奕（1337后—1406）、王履（与王宾、韩奕并称昆山三高士）、王行（1331—1395）、谢应芳（1296—1392）、陶宗仪（1316—？）、胡翰（1307—1381）、邵亨贞（1309—1401）、沈梦麟（1307—1399）、刘永之、刘仔肩、贡悦、刘涣、蓝仁、童冀、鲍恂（与缪思恭（1321—1364）等唱和）、胡奎、金涓（黄溍、许谦弟子）、杨翮、殷奎（1331—1376）、秦约（1316—？）、周南老（1301—1383）等。其中有误入元末已去世者，如郭翼（1305—1364）。《明诗综》则收入陈基（1314—1370）、宋禧（1350年举人）、张简（元末入饶介幕府）、徐一夔（1318—？）、李延兴（1357年进士）、袁华（1316—？）等人。其中也有误入元末已去世者，如高明（？—1359，有记载称明初去世）。而从文献记载和各人创作来看，其中多数人在元末的诗歌活动都更显活跃。

近人陈田辑《明诗纪事》，论及区别元、明诗人的准则说：“余录前后两局（即洪武二年、三年先后两次修《元史》）诸公诗，惟子常、德辅、敬初、无逸、仲简，顾侠君已采入《元诗选》，不列此集，与《诗综》体例差别。竹垞采诗时，元诗选本尚无大集，元遗老诗不妨兼收。此集义取断代，如舒道原、谢龟巢、华黄杨、沈茶山、刘仲修、贡南湖、张光弼、吴主一、沈花溪诸人概不入选。”⁽²⁾作为明初的重要事件之一，修《元史》时曾征召了一批当时颇具名气的文人。按照惯例，史修成之后都会被授予一定的官职，而个人的选择又多有不同。基于此，那些被顾嗣立录入《元诗选》的元代遗老（虽参与修史，但未接受官职），序中提到的赵汸、汪克宽、陈基、宋禧、张简等人，都不在入选之列，也即四库馆臣所说的，“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³⁾而陶凯、曾鲁（1319—1372）、张文海、徐尊生、赵埙、傅恕、谢徽、傅著、高启、黄篪、王锜、胡翰、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丁（孟兼）、高逊志、李汶、张宣、杜寅、李懋、殷弼等人虽也是前代遗逸，但大部分都因为修史而被任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作为明人对待。由此可见，陈田在判断诗人的时代归属时，仍是基于各人的“政治选择”：隐逸则为元人，出仕则属明人。对中国传统文人来说，这样的归类实属正常，也符合历来修史的一般做法。因此作为“义取断代”的《明诗纪事》，对那些入明以后隐逸以终的诗人，如序中提及的舒頔（1304—1377）、谢应芳、华幼武（1307—1375）、沈贞、刘永之、贡悦、张昱（从学于虞集）、吴志淳、沈梦麟等人，都未予收录。类似做法，也是历代文苑传、诗话、诗选确定对象范围的惯例。这样的划分，标准明确，也便于操作，在身份上也较易获得认同，然而有时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一时期诗坛的整体面貌，尤其在断代文学史或以时代划分的文学史书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