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母亲在饭厅里轻轻啜了一勺汤，发出轻微的叫声：
“啊！”
“头发？”
我以为汤里进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不是的。”
母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再次轻快地把一勺汤送入口中。随即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把视线投向厨房窗外盛开的樱花。就那样侧着脸，又一次轻快地让一勺汤滑进娇小的嘴唇之间。轻快这一形容，用在母亲身上绝不夸张，那同妇女杂志上介绍的用餐方式之类截然有别。一次，弟弟直治一边喝酒一边对作为姐姐的我这样说过：
“不能说有爵位就是贵族。就算没有爵位，拥有天爵那样像样的贵族也是有的。还有像我们这样的——爵位倒是有，却和贱民差不了多少，根本算不得贵族。至于岩岛（直治举出一个伯爵同学的姓氏）那种家伙，简直比新宿烟花柳巷的皮条客还要分文不值！近来参加柳井（他举出一位子爵次子的姓名，也是弟弟的同学）的兄长的婚礼，那个混账居然穿了一件什么无尾晚礼服，何苦穿哪家子无尾晚礼服呢！那也罢了，起身致谢辞时还满口之乎者也，真是匪夷所思，令人作呕。阴阳怪气，虚张声势，和优雅风马牛不相及！本乡[1]一带常有‘高等学生公寓’招牌，而实际上大部分华族[2]都和高等乞丐彼此彼此。真正的贵族根本不像岩岛那么装腔作势！我们这一族嘛，正宗的贵族也只母亲一位了，是吧？那才叫正宗，比不得的！”
拿喝汤的方式来说，我们都是稍微伏在盘子上，横拿汤匙舀起，就那么横着送到嘴边。可是母亲把左手指轻轻放在桌子边缘，也不弯上半身，头好端端扬着，看也不好好看盘子就横拿汤匙迅速一舀，随即同口部成直角举起——轻盈潇洒得简直想用飞燕来形容——让汤从汤匙尖端流入唇间。漫不经心左顾右盼之间，就像鸟翼一般轻快无比地处理汤匙。喝得一滴不漏。而且全然没有喝的声音和汤匙的声音。那或许不符合所谓正规礼仪，但在我眼里显得十分可爱，觉得那才正宗。事实上那种使汤汁流入口中的喝法也好喝得不可思议。不过，我因为是直治所说的高等乞丐，没办法像母亲那样轻松自如地使用汤匙。出于无奈，只好把头伏在盘子上，按照所谓正规礼仪闷头喝个不止。
不止喝汤，母亲所有餐饮方式都同礼仪有相当大的距离。肉一上来，她就刀叉齐举，两下三下就全都切成小块。而后扔开刀，右手拿叉，一小块一小块叉起，慢悠悠乐滋滋放入口中。还有，吃带骨鸡肉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在不让盘子出动静的情况下让肉骨分离。而母亲满不在乎地一下子用指尖抓起见骨头的地方，不以为然地用嘴把骨头和肉撕开。动作那般野蛮，而由母亲做来，可爱且不说，甚至显得罗曼蒂克——真正的贵族就是不同！不光吃带骨鸡肉，即使午饭吃香肠火腿什么的，有时也用指尖轻轻抓起。
“紫菜饭团为什么好吃，可知道？那是因为，是用人的手指攥出来的呀！”母亲还这样说过。
的确，有时我也心想大概手抓好吃。却又担心像我这样的高等乞丐，若是弄巧成拙，那可彻头彻尾成了乞丐图了，只好忍着。
就连弟弟直治也说比不上妈妈。我也深切觉得模仿母亲很困难，困难得近乎绝望。一次在西片町[3]我家的后院——那是个月光皎洁的初秋夜晚——我和母亲两人在池边凉亭赏月，笑着说狐狸新娘和老鼠新娘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这时间里，母亲忽然站起，走进凉亭旁边胡枝子深处。继而从胡枝子白花丛中探出更加白得鲜明的脸庞，微微笑道：
“和子，妈妈刚才做什么去了，猜猜看！”
“折花去了。”
听我一说，母亲低声笑了起来：
“撒尿！”
我吃了一惊：根本就没蹲下嘛！可那有一种我这样的人横竖模仿不来的由衷可爱之感。
倒是跟今天早上喝汤的事离得远了：最近我看一本书，得知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人们在宫中庭院和走廊角落等地方随意小便。那种率性实在好玩得很。我想我的母亲怕是那种真正贵妇人的最后一位了。
言归正传。由于今早啜一口汤低低发出一声“啊”，我就问“头发？”。母亲回答不是。
“怕是咸了。”
今早的汤，是把近来用美国配给的豌豆罐头里的豌豆过滤出来做的浓汤。我原本就对做饭没信心，即使母亲回答“不是”，我也还是提心吊胆。
“做得不错！”
母亲认真地这么说罢，喝完汤，手抓紫菜包的饭团吃了起来。
从小我就不觉得早餐好吃，不到十点肚子不饿。所以当时汤倒是好歹喝完，但懒得吃饭。饭团放在盘子里，把筷子戳上去，戳得乱七八糟。然后挟起一小块，仿照母亲喝汤时的汤匙，让筷子同嘴巴呈直角，活像小鸟啄食一样捅入口中。如此磨磨蹭蹭时间里，母亲已经全部吃完，悄然起身，背靠晨光辉映的墙壁，默默看我吃饭。看了一会儿，说道：
“和子，那不行啊，早餐要吃得有滋有味才成！”
“您呢？有滋有味？”
“那还用说，我又不是病人！”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嘛！”
“不成，不成。”母亲凄然笑着摇头。
五年前，我因为肺病躺倒，那病是一种老爷病。而母亲最近的病，那才是真正让人担忧的可怜的病。可母亲总是为我操心。
“啊。”我应道。
“什么？”这回轮到母亲发问了。
两人对视，觉得有什么完全心照不宣。我呵呵一笑，母亲也好看地一笑。
每当有不堪忍受的耻辱感袭来，我总是幽幽发出这奇妙的叫声。六年前离婚时的事此刻蓦然浮上眼前，历历如昨。这让我心里难受，不由得“啊”一声。而母亲不至于有我这样耻辱的过去。不，或者也有什么不成？
“母亲刚才也肯定想起什么了吧？想起的是什么？”
“忘了。”
“关于我的？”
“不。”
“直治的事？”
“嗯。”旋即歪起头，“或许。”
弟弟直治读大学期间被征召入伍，去了南洋[4]岛上，从此音讯全无，直到战争结束也下落不明。母亲虽然口说已经死心了再也不想直治了。但我一次也没有死什么心，一门心思认为肯定能见到。
“本以为已经死心了，但喝好喝的汤的时候，总是想起直治，心里受不了。对他再好一些就好了！”
从上高中时开始，直治就格外迷上了文学，开始过差不多像是不良少年的生活，不知给母亲添了多少麻烦。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每喝一口汤就“啊”一声想起直治。我往嘴里扒着饭，眼角一阵发热。
“不要紧的，直治不要紧。直治那样的坏小子，绝不会死的。死的人全都是乖顺、漂亮、温柔的。直治么，棍子打都打不死的。”
母亲笑着拿我开心：
“那么说，你倒可能是早死那伙的。”
“哎哟，为什么？我这样的大脑门坏蛋，活到八十岁都没问题！”
“是吗？那么，母亲我保准活到九十岁喽！”
“那是。”
说罢，我有些费解。坏蛋长寿，长得漂亮的早死。母亲很漂亮，但我希望母亲长寿。这点让我相当困惑。
“捉弄人啊！”
说罢，下唇不住地颤抖，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是不是该讲一下蛇。四五天前的下午，附近孩子们在院墙竹丛中发现十来个蛇蛋。
“蝮蛇蛋！”孩子们一口咬定。
想到如果竹丛中生出十条蛇来，自己就很难随便下到院子了，就说：
“烧掉吧！”
孩子们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跟在我后面。
在竹丛旁边堆起树叶和木柴点燃，把蛇蛋一个个投入火中。蛋怎么烧也烧不着。孩子又把树叶和小树枝扔在火上，加大火势。但蛇蛋还是烧不着。
坡下一个农家女孩从墙外笑着问：
“干什么呢？”
“烧蛇蛋。孵出蛇来，太吓人啦！”
“大小有多大？”
“鹌鹑蛋那么大，雪白雪白的。”
“那是普通蛇蛋，不是蝮蛇蛋吧。生蛋是怎么都烧不着的。”
女孩似乎十分好笑地笑着离开了。
烧火烧了三十多分钟，但蛇蛋横竖不起火。于是孩子们从火中拾起蛇蛋埋在梅树下，我归拢小石子做了墓标。
“过来，大家拜一拜！”
我蹲下合拢双手。孩子们乖乖蹲在我身后，做出合掌的样子。和孩子们分开后，我一个人慢慢爬上石阶。石阶上面的紫藤架下站着母亲。
“你这人，做了一件狠心事啊！”母亲说。
“以为是蝮蛇，原来是普通蛇。不过，已经好好埋了，不要紧。”
话是这么说，可心里还是觉得被母亲看见不好。
母亲绝不是迷信的人，但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家中去世以后，怕蛇怕得不得了。父亲临终时，母亲看见父亲枕边落有一条黑色的细绳，漫不经心地正要拾起，竟是蛇。蛇吐噜噜跑了，跑去走廊，再往下就不知去了哪里。看见的只有母亲和和田舅舅两人，两人对视一下。为了不惊动父亲临终所在的客厅[5]，都忍着没有作声。所以，尽管我们也在场，但蛇的事一无所知。
不过，父亲去世那天傍晚，院子池边所有树上都爬上了蛇的场景，我也实际目睹了。我已是二十九岁的半老太婆了，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我也已十九岁，早已不是孩子了。所以，即使十年过去，当时的记忆现在也一清二楚，不可能错。我去院子池边剪花上供，在池边杜鹃花那里停住脚步，蓦然看去，杜鹃树枝头缠着一条小蛇。我有些吃惊。接下去，正要折棣棠花枝时发现那条枝上也缠着蛇。旁边的桂花树、小枫树、金雀花树、紫藤萝、樱花树，不管哪里的树上、每一棵树上都有蛇缠着。可我没感到多么害怕。只觉得蛇也大概和我同样，为父亲的去世而伤心，爬出洞来参拜父亲之灵。我把院子蛇的事悄悄告诉母亲。母亲也很镇定，略微歪起脖子，似乎在思索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不过，两起蛇事件自那以来使得母亲极度讨厌蛇则是事实。或者说较之讨厌蛇，好像更对蛇怀有尊崇、惧怕即敬畏之情。
烧蛇蛋的事被母亲发现了，母亲肯定感到一种极不吉利的东西。想到这点，我也陡然觉得烧蛇蛋是非常可怕的事。说不定这将给母亲带来不好的报应。我为此担忧得不行，日复一日耿耿于怀。而今早却又在饭厅里顺口说出长相漂亮的人早死这种不着边际的胡话。说罢怎么也无法圆场，以致哭了出来。收拾早餐碗筷时间里，自己胸口总好像爬进一条缩短母亲寿命的可怕的小蛇，厌恶得不得了。
这么着，那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蛇。那天风和日丽，我忙完厨房里的活计，把藤椅搬到院里的草坪，想在那里用毛线织东西。刚搬藤椅下到院子，就看见院石细竹丛那里有蛇。啊，讨厌！但这只是一闪之念，再没多想，搬着藤椅折回上到檐廊。把藤椅放在檐廊里，坐在上面织东西。到了下午，想从位于院子一角的佛堂深处藏书中取出洛朗桑[6]画集。刚下到院子，就看见一条蛇在草坪上慢慢爬行。和早上的蛇一样，细细长长，模样优雅。我猜想是母蛇。它静静爬过草坪，爬到蔷薇背阴处的时候，停住扬起脖子，晃动火焰般的细舌，一副东张西望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垂下脖子，无精打采地盘在一起。那时我也只是把它看作一条美丽的蛇，而少顷去佛堂取出画集回来往刚才有蛇的地方悄然一看，蛇已不见了。
傍晚，我和母亲在中式房间一边喝茶一边目视院子。只见石阶第三阶那里，早上那条蛇又慢慢闪了出来。
母亲见了，说道：
“那条蛇是……？”
说罢朝我这边跑来，抓着我的手呆立不动。母亲那么一说，我也心中一惊，一句话脱口而出：
“蛇蛋的母亲？”
“是、是的！”母亲的语声沙哑起来。
我们手拉着手，屏息敛气，默默注视那条蛇。在石头上懒洋洋盘成一团的蛇，东摇西晃似的蠕动起来。随即有气无力地穿过石阶，往燕子花那边爬去。
“一大早就在院子爬来爬去来着。”我小声告诉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瘫痪似的坐在椅子上。
“是吧？是在找它生的蛋呢，怪可怜的。”母亲以忧郁的声音说。
我无奈地呵呵笑了。
夕晖照在母亲脸上，母亲的眼睛看上去闪着蓝光。那约略含怒的脸庞，美得让人恨不得扑上去。啊，我觉得母亲的面容，和刚才那条美丽的蛇有相似之处。不知、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胸间盘踞的蝮蛇般丑陋的蛇，有可能迟早把深为伤心的那般美丽的母蛇一口咬死。
我把手搭在母亲柔软纤弱的肩上，浑身无端地挣扎着。
我们放弃东京西片町的家，搬来伊豆这座略带中国风格的山庄，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的经济，全由母亲的弟弟即母亲现在唯一的亲人和田舅舅关照。但战后世道变了，和田舅舅已经不行了，告诉母亲除了卖房子别无他法，最好把女佣们也全部打发走，母女两人在乡下哪里买座整洁漂亮的小房子随心过日子。事关钱财，母亲比小孩子还糊涂，听舅舅那么一劝，就说那就拜托了。
十一月末，舅舅来了快信。信上说骏豆铁路沿线河田子爵的别墅要卖。房子地处高地，视野开阔，旱地也有一百坪[7]，那一带是赏梅风景区，冬暖夏凉，住进去肯定称心如意。有必要同对方直接见面商谈。所以明天请来银座我的事务所一趟。
“母亲您去吗？”我问。
“毕竟托人家了嘛！”母亲笑道，笑得异常凄寂。
第二天，母亲请原来的司机松山君同行，偏午时分出门，晚上八点左右由松山君送了回来。
“决定了。”
母亲走进和子的房间，拄着和子的矮桌，瘫倒似的坐了下来，这么说了一句。
“决定了，决定什么？”
“全部。”
“可是……”我一惊，“房子什么样，看也没看就……”
母亲把一支臂肘拄在桌面上，手轻轻抚摸额头，低声叹了口气说：
“你和田舅舅说是好地方嘛！我就觉得即使这么闭着眼睛搬过去，好像也可以的。”
说罢抬起脸，现出一丝微笑。笑脸略略憔悴，憔悴而美丽。
“那是吧。”
我也被母亲对和田舅舅的信赖心情之美所打动，附和说道。
“那么说，你也闭目合眼啊！”
两人出声地笑了。笑罢，寂寞得不行。
从那天开始，每天都有搬运工来，开始打包搬家。和田舅舅来了，把该卖的东西一一安排卖了。我和女佣阿君两人又是整理衣物，又是把破烂东西在院子前面烧掉，感觉很忙。可母亲一点儿也不帮忙，也不吩咐什么，总好像天天在自己房间磨磨蹭蹭。
“怎么？不想去伊豆了？”我一咬牙，问得有些不客气。
“不不。”母亲只是以茫然的神色应道。
过了十多天，收拾妥当。傍晚时分，正当我和君子两人在院前烧废纸和稻草时，母亲也从房间出来了，站在檐廊里默然看着火。仿佛灰色的寒冷的西风吹来，烟低低地在地面盘旋。蓦然抬头，看见母亲的脸色不好——从来没有那么不好——我吃惊地叫道：
“妈妈！脸色不好啊！”
母亲淡淡一笑：
“没什么的。”
说完又进自己房间去了。
那天夜里，由于被褥也都收拾好了，君子睡二楼西式客厅沙发，母亲和我在母亲房间扯着从邻居借来的一套被褥，两人睡在一起。
哦？母亲以令人惊讶的又老又弱的语声说出意外的话来：
“因为有和子、因为有你和子，所以我才去伊豆啊！因为有你和子……”
我心里一震，不禁问道：
“假如没有我和子？”
母亲突然哭了：
“那还是死了好。母亲想在你父亲去世的这房子里死掉算了！”
断断续续地说罢，母亲哭得更厉害了。
在我面前，母亲从没说过这么不争气的话，也从没这么剧烈地哭过。即使在父亲去世时、在我出嫁时、在我肚里怀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时、在婴儿在医院未出生就死掉时、在我病倒起不来时、在直治行为不端时，母亲也绝对没表现出这么脆弱的态度。父亲去世后十年时间里，母亲仍是从容、优雅的母亲，和父亲在世时毫无二致。我们也是在娇生惯养中无忧无虑长大的。可是母亲已经没钱了。钱都为我们、为我和直治毫不吝惜地花掉了。结果，不得不离开这多年居住的家，而在伊豆一座小山庄开始母女相依为命的生活。如果母亲有心机，精打细算地对待我们，并且想方设法让属于自己的钱增多——如果母亲是这样的人，那么，哪怕世道再变，也不至于产生这种想一死了之的心情。啊，没有钱这件事，是何等可怕、凄惨、无可救药的地狱啊！有生以来我这才恍惚大悟，心里十分难过，苦不堪言，以致想哭也哭不出来。所谓人生的严肃，大概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感觉吧。感觉上自己全然动弹不得，就那样仰面躺着，犹如石头一动不动。
第二天，母亲脸色还是不好，更加磨磨蹭蹭，似想尽量在这家里多待一会儿。但和田舅舅来了，说东西也几乎全都运走了，让她今天动身。于是母亲老大不情愿地穿上风衣，向说告别话的阿君和出来进去的人们默默点头致意。然后同舅舅、加上我，三人离开西片町的家。
火车比较空，三人都有座。火车上，舅舅兴高采烈地哼起了小曲。但母亲脸色不好，低着头，一副不胜寒冷的样子。在三岛转乘骏豆铁路，在伊豆长冈下车，又坐公共汽车坐了十五分钟。下车后爬上缓坡道向山里走去。那里有座小村落，村头有一座中国风格的不无考究的山庄。
“母亲，地方比想的好啊！”我喘着粗气说。
“是啊。”母亲也站在山庄门口，一瞬间闪出欣喜的眼神。
“不说别的，空气好，空气清新。”舅舅得意地说。
“确实。”母亲微微一笑，“香，空气好香！”
这么着，三人都笑了。
进门厅一看，东京发来的行李已经到了，从门厅到房间堆得满满的。
“还有，客厅外面的景致好。”
舅舅兴致勃勃，把我们拉到客厅坐下。
时值午后三点左右，冬天的阳光温情脉脉地落在院子的草坪上。从草坪下完石阶那里有一泓池水，有许多梅树。院子下面铺展着橘林。还有一条村道。再往前是水田。再一直往前有松树林。松树林的前面可以看见海。这么坐在客厅看去，水平线的高度刚好碰到我胸部的尖端。
“好柔和的景色啊！”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可能是空气的关系，阳光跟东京完全不同。光线下来好像被一层丝绸过滤了似的。”我兴奋地说。
房间十叠[8]的一间、六叠的一间。另有中式客厅。门厅有三叠大小。洗澡房也带一个三叠小房间。此外有饭厅和厨房。二楼有一间带大床的客用西式房间。房间虽然只这么多，但我们两人，不，即使直治回来，三人住也不会局促，我想。
舅舅去这座小村落唯一的小旅馆商量吃饭的事。盒式套餐很快送来，就在客厅里摆好，喝着威士忌讲述和这座山庄以前的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游玩时出的洋相，讲得眉飞色舞。母亲只稍稍动了一下筷子。不久，淡淡的暮色上来的时候，小声说：
“让我就这么睡一会儿吧！”
我从行李中取出被褥，让她躺下。我总有些放心不下，就从行李中找出体温计。一量体温，三十九度。
舅舅看样子也很吃惊，反正先到坡下村里找医生去了。
“妈妈！”
叫她也不应，只是迷迷糊糊昏睡。
我握着母亲的小手，低声啜泣。母亲好可怜好可怜，不，我们两人好可怜好可怜，怎么哭也哭不够。边哭边想就这样跟母亲一起死掉算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我们的人生在离开西片町家时就已终止。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舅舅领村里的医生赶来了。村医年龄好像相当大，身穿仙台平[9]裤裙，脚上是白色布袜。
“说不定会变成肺炎。不过，就算变成肺炎，也不必担心。”
诊察完了，医生这样模棱两可地说道。然后打一针回去了。
到了第二天，母亲的烧也没退。和田舅舅递给两千元[10]，说万一必须住院什么的，往东京打电报。他姑且当天返回东京。
我从行李中取出最低限度的炊具，做了粥劝母亲喝。母亲躺着喝了三小勺，接着摇了下头。
近午时分，坡下村里的医生又来了。这回没穿裤裙，但白布袜仍穿着。
“还是住院……”
听我一说，他表示：
“不，没那个必要吧。今天打一针药力更强些的，烧应该会退的。”
回答仍然模棱两可。随即打一针所谓药力强些的，回去了。
不过，也许药力强些的药奏了奇效，当天偏午，母亲满脸通红，汗出得厉害。换睡衣的时候，母亲笑道：
“可能是名医啊！”
烧退到三十七度。我高兴地跑去村里唯一的小旅馆，求老板娘匀出十多个鸡蛋，马上煮得半熟拿给母亲。母亲吃了三个半熟鸡蛋，又差不多喝了半碗粥。
转天村里的名医又穿着白布袜出现了，我就昨天的强效注射表示感谢。他以一副仿佛说奏效理所当然的神情深深点了下头，仔仔细细察看一遍，转向我说：
“大太太完全没病。所以，往下无论吃什么做什么，都不碍事。”
由于他的说法还是怪怪的，我好歹忍住没有笑出。
把医生送到门口，折回客厅一看，母亲已经在榻榻米上坐了起来。
“的确是名医。我已经没病了。”母亲显得喜气洋洋，不无陶醉地自言自语。
“妈妈，打开纸拉门好么？下雪了！”
雪片如花瓣般的大雪沸沸扬扬下了起来。我打开纸拉门，和母亲并坐着，透过玻璃看伊豆的雪。
“已经没病了。”母亲再次自言自语似的说，“这么坐着，觉得以前的事都好像做梦一样。说实话，搬家的时候，来伊豆我怎么都不愿意、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就想待在西片町家里，哪怕多待半天也好。上火车的时候，感觉像半死了似的。刚到这里时多少有些开心，可天一暗下来就想东京。胸口就好像烧焦了，意识变得不清醒起来。不是一般病，是神明一度让我死去，又把我变成和昨天以前的我不同的我，让我再活过来。”
那以来到现在，只母女两人的山庄生活，还算一直平安无事。村里的人对我们也都很好。搬来这里是去年十二月，接下来一月、二月、三月，直到四月的今天，除了准备饭菜，我们基本在檐廊里针东西，或者在中式房间里看书、喝茶，几乎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二月梅花开，整个村落被梅花埋了起来。进入三月也大多是风平浪静的安稳天气，盛开的梅花势头丝毫不减，开到三月末还如霞似锦。无论清晨中午，还是傍晚和夜间，梅花都美得让人屏息敛气。打开檐廊的玻璃门，什么时候都有花香倏然涌来房间。临近三月末，每天黄昏时分，肯定有风吹来。我在傍晚的饭厅里刚一摆上碟碗，梅花的花瓣便从窗口飘来，落在碗里湿了。到了四月，我和母亲一边在檐廊用毛线针东西一边交谈，话题大多是种地计划。母亲也说想帮忙。啊，这么写来，就好像如母亲一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死过一回而变成另一个我们活了过来。但是归根结底，人恐怕是不能像耶稣那样复活的吧？母亲固然那样说了，可还是每喝一口汤汁，就想起直治“啊”一声。而且，我过去的伤痕实际上一点儿也没愈合。
啊——，我想毫不遮掩地一吐为快。有时我甚至暗暗以为这山庄的安稳，统统不过是虚伪的假象罢了。就算这是我们母女从神明那里获得的短暂休息时间，平和之中也已经有某种不吉利的阴影悄悄临近——我总有这样的感觉。母亲尽管装出幸福的样子，但日见衰老。而我胸间进了蝮蛇，不惜以牺牲母亲为代价胖了起来，自己一再控制也还是发胖。啊——，但愿这仅仅是季节的关系。这段时间，我怎么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做出烧蛇蛋那种粗鄙的事来，也肯定是我这焦躁心情的一并外现。而这愈发加深了母亲的悲伤，让她愈发衰弱。
恋情——写到这里，再也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