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已写了15年之久。11998年，我放弃了之前10年的努力，因为它不能满足与之相抵触的以下目标：做一个系谱学的寻根溯源，对这些教义进行修复、重新定义并将它们运用于现代资本主义。本书的研究目标是资本主义本身。

在这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过程中，许多人一直在帮助和支持我。我的妻子Maria José和继女Paula在我开始这项事业的时候遇到了我，一直用她们的爱和耐心支撑着我。我的姐姐Farida和弟弟Asif从一开始就信任我，并一直鼓励我坚持做下去。

Dimitri Papadimitriou和Rob Johnson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本书最主要的部分是我在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访学期间成形的，然后由“创意新经济思想”（Initiativ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两项基金确保了它的最终完稿。如果没有这些关键性支持，我将不能完成这项工作。

Ahmet Tonak、Howard Botwinick、Mary Malloy、Katherine Kazanas、Charles Post、Bettina Cetto、Rania Antonopoulos、Pablo Ruiz Nápoles、Olga Alexakos、Lefteris Tsoulfidis、Persefoni Tsaliki、Thanassis Maniatis、Andriana Vachlou、Jamee Moudud、Manuel Roman、Ascension Mejorado和Malcolm Dunn都与我合作多年，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朋友，他们的支持是无价的。

Jamee Moudud、Ascension Mejorado、Gennaro Zezza、Amr Ragab、Jon Cogliano、Jan Keil和Francisco Martinez Hernandez也在研究和数据处理过程中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即将成书的最后阶段，Ilker Aslantepe一直用他的慷慨奉献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令这项工作开花结果。

我已故的挚友José Ricardo Tauile和Jonas Zoninsein早年陪伴在我身边，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共度许多时光，也共享许多欢笑。1998年，当我在伦敦与John Weeks和Liz Dore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光接纳了我，也接纳了我的这项事业。当我踌躇不前的时候，Vivek Chibber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我。Paul Altesman总在为我加油。Juan Santarcangelo和Andres Guzman不但为我的初稿提供了详细的反馈意见，而且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在最近几年，Vela Velupillai成了我的支持者、指导者和挚友。就在最近，Andrew Mazzone用他那激励性的话语和个人支持帮助我冲过了终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