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连续执政70多年，这在世界政党史上都很罕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什么能够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我们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领悟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的历史必然性。
民族危机日趋深重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借助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创造了让世界为之惊叹的无数人类奇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东方中华文明。
然而，1840年以降，中国并没有能够继续东方古老国度的文明辉煌，不仅如此，由于清朝政府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地位，逐渐由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下，近代的中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鸦片战争：由强盗逻辑引发的战争。
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开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
英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牌殖民国家之一。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残酷掠夺本国广大劳动人民，增强资本的原始积累，还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用洋枪洋炮拓展着其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国际市场。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扰，清朝政府实行了更加严格的海禁政策。1757年，清政府不仅关闭了江苏、浙江、福建三处口岸，还规定外商只许在广州一处同中国人进行商品买卖。之后，又陆续颁布了一些限制外国人在华活动的禁令。根据这些禁令，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很难拓展中国的市场，再加上中英贸易中，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很受西方国家人们的欢迎，而在自给自足的中国社会中，西方国家的商品销售量很小，受此影响，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总是处于入超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极为不利的局面，英国竟无耻地向中国输入鸦片，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鸦片的输入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鸦片战争后的前20年里，中国外流白银达1亿两左右。不仅如此，鸦片的输入还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官兵吸食鸦片造成军队战斗力丧失，危及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
清朝政府为了改变“兵弱银涸”形势，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派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严惩不法烟贩。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收缴的鸦片约237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贸易，表明了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
然而，英国不甘心在中国鸦片贸易的失败，竟无耻地发动了鸦片战争。根据英国的说法，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是为了争取中英国家间贸易的“平等”，这是一种强盗逻辑。胡绳指出：“强行进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不论这个国家有权自行规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制度，企图用武力来取得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欲为的地位，而称这为要求‘平等’，这是十九世纪的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1]
20世纪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把鸦片战争称为“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2]在基辛格看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造成了中国封建政府自视为天朝大国的扭曲认识，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危险，有清廷官员上书皇帝说：“英夷乃一渺小可憎之族，惟恃其船坚炮利耳。然远道而为，必无新鲜食品接济。兵卒既无粮草，一败即士气顿挫，惶然不知所措。”当时许多朝廷官员想当然地认为，英国距离中国非常远，他们不会轻易侵略中国，充其量也只是说说而已。然而，中国人并不了解，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最早经过工业革命日益强大起来、骨子里浸透了征服欲、试图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国家。
诚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面对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清王朝时，英国一开始还是非常谨慎的。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打开中国门户，按照英国的意愿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率团访华，这是英国人试图改变现状的首次重大尝试。其首要目的在于争取中国开放沿海更多的通商口岸，而非仅仅广州一地。然而，面对马嘎尔尼带来企图向清政府炫耀的洋枪洋炮、望远镜、热气球等工业发明，清朝官员却表示，“看亦可，不看亦可”，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屑。基于这种情况，马嘎尔尼断言：一旦中英开战，英国政府只要出动两艘军舰，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打败清朝有名无实的海军。
事实不幸被马嘎尔尼言中。战争开始时，英国所谓的“远征军”一共才有十六艘兵船，四艘轮船，还有若干艘运输船，全部兵力为五千人。即使到了战争后期，也才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除炮兵外，步兵一万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3]
然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确实是失败了，不仅要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按照英国的要求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同时实行协定关税，取消清政府同英国之间的贸易限制。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罪恶历史的开始。
1856年10月，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一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沙俄、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和更多的主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开始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中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战争。
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是被打败的，那么，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则是不败而败的战争。在镇南关一役中，老将冯子材率部击毙法军近万人，重伤法军将领尼格里，法军全线崩溃，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下台。然而，清军的取胜换来的却是《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使中国不败而败。
之所以会不败而败，一是法国战争的非正义性引起了法国国内人民的不满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二是英德等国的出面干涉，他们之所以干涉，并非是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是因为他们既不愿意法国因为战争胜利而在中国得到过多的利益，又害怕战争造成清朝统治的严重危机，最终影响和损害到他们的在华利益；三是清朝政府内部的乞和。在战争进行期间，英国人金登干受赫德指使，竟然成了清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和谈的全权代表。清朝重臣李鸿章主张，只要法国能多少给清政府一些面子，就要主动与法国政府进行和谈，在他看来，如果战争进行下去，清政府将很难收拾局面。更为可笑的是，派到巴黎的英国人竟然取得了中国代表资格。此时的中国，在英法等西方列强眼中，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上，清政府打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被东方小国打败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影响至深的卖国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半的收入，使台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同时，还使帝国主义向中国资本输出“合法化”，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财富的掠夺。
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更为严重的是，中日甲午战争，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民族危机空前加强。爱国人士、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898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漫画“时局图”，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的事实。从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了。
八国联军侵华：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战争。
1900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入侵中国，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慈禧太后仓皇离京出逃。为了自己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让中国割地，还保留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败清王朝。这更让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在她看来，这次帝国主义国家“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清朝政府必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然而，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他们入侵中国是为了从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这从《辛丑条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帝国主义列强们提出，清朝政府必须对他们出兵中国的费用和他们在中国造成的所谓“损失”负责，这就是要进行“赔款”。从赔款数额来看，赔偿帝国主义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要求清朝政府在四十年内还清，再加上赔款的利息，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至少十二年的财政收入总额。巨额赔款成了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锁链。
从此以后，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4]，成了“洋人的朝廷”。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各种救亡运动破产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中国战乱频仍、山河破碎，广大人民苦难深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表达了近代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残酷，反抗就越强烈。面对民族危亡，中华民族没有低头，中国人民没有屈服，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动地的史诗。
农民运动：来自底层的自发反抗。
在鸦片战争中，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侵略者，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广州北郊附近103乡的农民，打击英国侵略者，打死打伤侵略军约50名，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高高举起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面大旗。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斗争的矛头不仅是外国侵略者，还有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制度上描绘了它所要建立的理想国家和社会蓝图。在经济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颁布了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实行新的平分土地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和希望获得土地的心声和愿望；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设立了军政合一的乡官制度；在社会生活上，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女子缠足；军事上，太平天国组织了强大的农民革命武装——太平军，注重军队的纪律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实行奖励战功政策，保证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这个图案的确画得十分粗糙，但其轮廓却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幻梦，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图画。这里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深重的阴影”。[5]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先后占领了600多座城市，建立了相对稳定、能够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不仅英勇抗击了外国侵略者，还深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却是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又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深入和继续。它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借助宗教来号召人们，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它缺乏科学的思想理论作指导，受统治者愚弄利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的实力救国求富运动。
随着国门被打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地生长。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一部分对洋枪洋炮有较为深刻认识并握有实权的封建官僚，走上了办洋务的道路，他们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以达到求强求和威天下、御外侮的目的。这部分官僚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
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引进近代以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求富”。洋务派着重创办两类工业。一是军事工业，以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19世纪90年代，先后办了19个军工厂，这些工厂采取官办形式，普遍采用机器操作；二是民用企业，洋务派提出了寓强于富、强与富相因的口号，在开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举办了采矿、冶炼、纺织、航运等民用企业，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形式，先后创办了大约20多个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虽然试图通过发展军工业和民营企业来实现国家富强、抵御外侮的目的，但由于洋务派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列强利用在华的种种特权，排挤中国民族工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6]与此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经济格格不入，甲午战争之前，民族企业始终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加上封建苛税厘金等因素的制约，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一手创建、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联合舰队轻易打败，几乎全军覆没。历史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离开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单纯依靠封建官僚进行的洋务运动，单纯依靠器物的改变是不可能实现国家求富变强的目标的。
百日维新：维新派的救亡努力。
戊戌维新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一次救亡图存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戊戌维新运动首先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康有为是这场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康有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早年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但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华民族的危亡给他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怀疑自己潜心苦读的封建传统文化。1879年，他在香港、上海等地开始接触资本主义新生事物，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先进和优越，于是主张学习西方，希望借此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局面。1888年，他痛感民族危机的加深，强烈要求改革中国的现状，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开始讲学，传播维新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论和自由、平等的学说为武器，改革传统的封建文化，宣传变法的政治主张。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会试期间，听到了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于是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条约签订可能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要求光绪皇帝实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此后，康有为又连续多次上书，并领导维新派同清政府内部的顽固派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废八股兴西学”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震怒。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如果再不变法自强，“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措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把维新运动推到了高潮。
然而，变法措施触动了封建顽固派的利益，9月21日以慈禧为首的封建势力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宣布由她“临朝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人，罢免主张和参与维新的官员，新政措施全部被取消。从6月11日开始宣布变法到9月21日，共计103天，史称这次变法为“百日维新”。
被称为“秀才造反”的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维新派不想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又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幻想依靠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通过和平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实现中国的变法图强。维新变法的历史经验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内有封建势力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环境中，单纯依靠政治上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幻想走和平改良的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须抛弃和平幻想，寻找其他道路。
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
“百日维新”的失败并没有吓倒革命的先行者们。以“洪秀全第二”自许的孙中山，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青年时期，他希望清政府效法西方，发展工商业，1894年他还上书李鸿章，希望用和平、改良办法改造中国。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他感到极度苦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孙中山最终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结束了思想上的徘徊，走上了革命道路。
实际上，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了两千年的国门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用全新的眼光观察和审视外部世界。对于西方的世界，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既感到新奇，又受到鼓舞。1903年，一本名为《江苏》的杂志上有一段话，反映了他们的这种心情：“横瞰欧美之光明政局，旁探近代之革新历史，注目于其社会，关心于其国事，每有一种葱葱勃勃伟大昌隆之气象，目击焉而心花开，耳触焉而气概扬，不知不觉间激起吾欢欣歌舞羡慕恋爱之一片良感情，跳跃于心头而不能自镇。”[7]在孙中山看来，“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8]
应该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们，为了中国的民主富强，为了在中国仿效西方列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不仅到处奔走呼号，还发动了一系列革命。辛亥革命是最具代表性的革命行动，然而，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9]
一生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设的宋教仁在被刺杀前一个月，还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通过选举，“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0]事实给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以深重打击，使他们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美梦最终以破产而告终。
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悲惨的境遇，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整体力量太弱小，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领导这场革命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二是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明确、完整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及其制度的政治纲领，对中国广大人民起不到号召作用，没有形成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革命队伍；三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找不到中国革命的真正依靠力量，他们轻视、看不起中国农民，更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在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华老栓竟然用沾有革命者鲜血的馒头为患有痨病的华小栓治病，这不仅说明了以华小栓为代表的广大中国农民不觉悟，也说明了辛亥革命没有做农民的工作，农民们不了解民族资产阶级发动革命正是为了能够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由于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导致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正是基于此，孙中山常常告诫国民党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西方学来、希望能够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民主共和政体却成了不结果实的花，出现了种瓜得豆的结局。“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走不通！要想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必须另找新的革命道路。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翻了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变，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11]更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观念日益发展的大环境中，如果有谁要逆民主潮流而动，最终必将被人民和时代所抛弃。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这还不满意，一心想当皇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仅仅当了83天皇帝就不得不宣告退位，退位后三个月不到，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张勋复辟更是只有短短的12天，被称为历史闹剧。
正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把民主共和的观念带入中国，才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孙中山先生称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高度评价辛亥革命：“1911年，在他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13]
顺应时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并没有终止中国人寻找民族出路和民族富强的脚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4]中国人在苦闷中发出了呐喊：农民阶级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救中国，到底谁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近代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15]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指导思想。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16]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的人，热情赞扬苏联十月革命，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元旦，他写了《新纪元》一文，在文中把十月革命称为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认为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中国人应当以俄国人为榜样，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把民主与科学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后不仅在中国兴起了一股研究新思想的热潮，还使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尽快把作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7]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到中国，既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迫切愿望，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
陈望道是中国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后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20年初，受上海《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等人的委托，陈望道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翻译完成后，经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校阅，当年8月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把墨汁当糖，自己却浑然不觉，正是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使他尝到了带甜味的“真理的味道”[18]。
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不仅要防止反动当局的压制，还要同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进行论战。当时，“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19]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传播；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还一度流行，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追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20]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斗争中得以逐渐传播并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绝非轻松，也绝非任意，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比较，甚至痛苦求索的过程。李维汉曾回忆他留法初期思想转变的过程：“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21]后来，读了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思想才发生很大变化，转而崇信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使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22]
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市民直接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姿态，把中国工人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并通过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逮捕学生800多人。
这一消息传到上海，6月5日，为了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上海工人阶级自发举行大罢工，到6月10日，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就有六七万人，加上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整个上海处于瘫痪状态。上海工人阶级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斗争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放弃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从单纯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已经由单一行动发展到联合行动，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这表明，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社会力量和主人翁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级基础。从此，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明了革命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就在于只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但没有能够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社会理想的有效途径，最终只能是不结果实的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
马克思被恩格斯称为是一个革命家，在恩格斯看来，“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马克思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成是个人毕生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马克思不仅创建并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热情支持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巴黎公社革命，还亲自投身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
孙中山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领导了多次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但最终都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要斗争就必须进行革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的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23]
当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1920年8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社会主义必要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24]毛泽东肯定了蔡和森的观点，还指出“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5]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从1920年春开始酝酿建党工作的。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经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叫共产党。10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学生和侨民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这些早期共产党组织不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还建立青年团组织。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26]
鉴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1921年7月23日晚，13位来自全国各地、口音不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在夜色笼罩下来到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座石库门寓所里，共同干了一件后来改变中国命运，并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大事件。这个不同寻常的大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只有19岁，平均年龄还不到28岁。另有两位外国人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为了躲避暗探和外国巡捕的搜查，大会最后一天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说是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当时全国只有五十余名共产党员，从规模上讲，也大概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党支部。然而，这次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的目的。大会虽然没有明确制定出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任务，但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为共产党人规定了初心和使命。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伟大的舵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7]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28]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总之，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四分五裂，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各种政治力量都奔走努力，均以失败告终。拥有先进理论武装和高度先进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民族复兴的大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从此，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引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