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舆论的定义

“舆论”一词在《辞海》（第六版）中被解释为“公众的言论，对人们的行为有支持、约束等影响。有多样性和变动性的特点”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舆论”词条，提出“舆论”一词的使用最早见于《三国志·魏·王朗传》，“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释义为“公众的意见或言论”。一直以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但基本都是从“公众”“公开”谈起，如“舆论是公众对其所关心的问题、人物、事件和现象的一种信念、意见和态度的综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持续性和强烈程度，并对有关事态能产生影响，其中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因素^[1]”“舆论是公开的社会意见，在表现形式上必须是冲口而出，并公开表达的意见^[2]”“舆论是某种公共性的整体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想的公开表达或表露^[3]”等。

在此基础上，关于网络舆论的定义有着更多角度的诠释，但离不开以下三个共同之处：网络舆论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网络舆论的发生与现实紧密相关，一般与某些有影响力的热点事件或问题相关联；网络舆论是一种公众情绪或意见的集合，而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为此，本书所讨论的网络舆论定义为以互联网为载体所表达的公众情绪，究其本质，则是社会情绪在互联网这一全新、开放、多元载体上的公共表达。网络舆论以网络空间及其媒介形态为载体，以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为核心，是网民情感、态度、意见、观点等表达的集合，也是一系列互动行为以及后续影响的集合。如果用更为通俗的说法，那就是过去舆论离人们很近，但一般人往往是保持距离的旁观者，不容易处在旋涡的中心；网络舆论则让人时刻身处其中，人们既是相关参与者，也是当事人。

（一）什么是舆论

有学者曾提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并具有权威的多数人的意见，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和时事的晴雨表，能预判社会倾向^[4]。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到舆论具有共同意见属性，即舆论的主体具有社会的集体属性，舆论关注的问题往往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类问题或热点事件，人们围绕这些问题或事件共同发表意见。

从历史沿革来看，舆论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治国理念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治国理念对于舆论的认知体现为“民心所顺、民心所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朴素思维和辩证逻辑，这也从侧面体现出执政者对舆论作用的高度重视。在我国古代典籍中，舆论常与民意、

民心、民本、民隐等词语并列，构成了对社会民众情绪、看法及态度的总体判断，并与国家治理的语境紧密关联，具有很强的政治指向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舆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政治态度，能够反映大众对于政治领导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的认知和心态，这种认识通常围绕人们的现实生活展开，逐渐形成群体化的意见聚合。

舆论作为信息传播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时至今日，学界对它的定义仍无定论。通常舆论被视为民意的综合反映，但又不是简单的汇总和概括，还涉及民意集合后产生的影响，以及舆论组成部分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的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研究，通常也倾向于描述民意及其作用或规律。

在讨论“舆论”这一概念时，通常还会涉及“舆情”与“民意”的概念。简单地理解，舆情的外延最大，舆论居中，民意最小，三者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如果说舆论的释义为“公众的意见或言论”，那么舆情更像是舆论生成的环境，即舆论的情势，既有舆论当前所处的状态，又包括其变化的趋势。当舆论的变化趋于稳定时，其意见集合就会趋向某种共识，即民意的形成。可以说，民意来自舆论，舆论的基础在于舆情。舆情向舆论与民意的转化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研究领域，舆论可被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一定时期内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民众所产生和持有的群体性态度。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舆论可被看作民众对于事件、现象等普遍性问题的观点、情绪、态度的集合，并能够对所涉及的普遍性问题产生影响。

本书紧密结合党员干部的实际工作，在讲舆情工作时，通常是指针对舆情事件生成演变过程的监测、分析、研判和处置等方面的内容；讲舆论工作时，通常是指针对舆论的管理与引导，目的是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形成一种包容和谐的良好氛围。

（二）什么是网络舆论

应该说，网络舆论具有舆论的基本要素，也有自身的独特属性。一般而言，我们平时讨论的网络舆论包含八个要素：一是舆论的主体，即有自主意识的社会民众；二是舆论的客体，即变动的社会现实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问题；三是舆论的本体，即情感、态度、意见和观点表现的总和；四是舆论的数量，即舆论的一致性程度；五是舆论的强烈程度；六是舆论的持续性，即存在时间；七是舆论的功能表现，即对舆论客体产生的影响；八是舆论的质量，指舆论所表现的价值观、具体观念及情绪的理智程度。

可以说，网络舆论作为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伴随着虚假与真实、自觉与自发、原生态与非原生态、理性与非理性的并存与兼容。具体来看，影响网络舆论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社会现实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话语的产生、传播或流行都离不开其所生存的社会情境，这些社会情境构成了社会话语产生的土壤。网络社会根植于现实社会，它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回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就了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多重社会矛盾、力量博弈、利益调整集中显现，表现为：一是经济社会变迁过快，催生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可能导致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二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结构性失衡问题，经济增长与社会成员群体之间福利水平出现“裂痕”“错位”，容易导致社会焦虑心态不断累积；三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有待提升，否则社会弱势群体容易失去安全感、获得感，使社会矛盾不断积聚。

2. 网民心理

网络舆论是网民群体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每半年发布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超过9亿人。当前，我国网民心态总体表现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但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网络舆论场中的负面情绪和娱乐至上等心态值得反思。

网络带来一种虚拟情境的沟通，这种沟通较少受身边群体压力、角色期待和道德规范等的束缚，言论情绪性、非理性色彩较强，而借机发泄、盲目从众、法不责众等心理容易带来“情绪共振”，成为舆论的“引爆点”。但不可否认，开放式的网络空间也为人们释放负能量的情绪提供了渠道，具有“心理减压阀”的功能。

3. 传播媒介

互联网既是舆论表达的载体，也为记录、监测社会情绪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手段。互联网及其应用引发的这场信息传播革命在结构上颠覆了原有的认知，受众从社会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消费者迅速转变为信息的积极搜寻者、分享者和交换者。

从技术发展进程看，互联网从Web 1.0到Web 2.0的发展历程，经历了“4S”的演进过程——即从观看（See）到搜索（Search），再到共享（Share），最后实现社交（Social）功能的拓展，如图1-1所示。

图1-1 互联网“4S”的演进过程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的快速发展使传播的快节奏和社交的复杂化进一步凸显，网络舆论不断趋向碎片化和私密化。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快速便捷、智能手机的深入普及和社交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使很多突发事件或现场活动变为“直播”，形成快速传播格局；另一方面，移动终端微小、便携、私密，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功能以熟人连接为主，信息在圈子化的封闭渠道中扩散，逐渐形成立体化的舆论生态。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网上信息的来源更加丰富，多维度数据聚合使网络舆论持续变化。

（三）我国网络舆论的总体特征

互联网具有共享、多向、互动的特性，由此网络舆论场呈现高度开放的属性。但考虑到人类社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差异，网络舆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着不同的特征，了解这些特征是我们认识网络舆论的重要基础。结合国情分析，我国的网络舆论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1. 两个舆论场：话语体系的割裂与互动

当前我国的网络舆论主要存在两种路径，即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国家通讯社及各级主流媒体形成的舆论场，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及这些媒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等，其主要职责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舆情方向和舆论取向。另一个是民间舆论场，网民通过微博、微信、贴吧等议论时事、针砭时弊、评论公共管理。两个舆论场并存，但又有着各自的话语体系，一个“主流、官方”，一个“娱乐、草根”。由于发表意见的主体的立场、观点以及专业水准方面有区别，两个舆论场表达的观点通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当产生网络热点问题、公众渴望了解真相时，主流媒体一旦信息发布得不及时、不具体，就容易导致两个舆论场各说各话，甚至信息对立。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两个舆论场相互沟通、交流和分享的良性互动不断增强，主流舆论场通过民间舆论场了解公众的信息期待，并围绕这些期待释疑解惑；民间舆论场通过主流舆论场的积极回应，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二者之间实现了正能量相互放大的效果。如2018年江苏“昆山反杀案”中，大量网民与官方微博互动，在事件解决的全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推动社会对有关正当防卫的法律界定展开理性探讨。其后，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昆山反杀案”作为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2. 指尖上的民主：政治参与的天然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我国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实中，通过网络平台这个有效途径，许多网民或建言献策、表达政治观点，或就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进行讨论，试图通过激烈辩论引起围观，扩大舆论影响力；或通过网络舆论监督政府行使权力，试图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标志性事件如2003年“孙志刚之死”

曾引发网民的激烈讨论，最终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再如2018年频繁出现的“高铁霸座”事件，也推动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改革，2019年《广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规定》就提出，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冒用他人证件、使用伪造证件乘车、霸占他人座位等妨碍公共交通秩序或者影响安全行驶的”情形纳入失信信息。

基于网络舆论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门槛低、效率高、平等、隐身化等特点，每个人只要动动手指，通过评论、转发、分享，就有可能汇聚成强大的民意，影响现实事件的发展方向。但近年来，网络舆论场显现出一定的泛政治化倾向，动辄对非政治问题进行政治化解读，将一些问题的原因和矛盾处处“拔高”到所谓的制度、体制层面，使现实问题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变得更为复杂，给公共治理带来了新的考验。

3.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焦虑与非理性表达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各个不同阶层，把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焦虑情绪和相对剥夺感都丢进了互联网中。网络舆论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在网络空间的写照，是民众心理与社会矛盾的“晴雨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舆论仍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很多在现实中不易得到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都可能通过网络的放大效应快速获得社会关注。

同时，网络舆论又是社会存在局部而不是全部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是片面的。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网民身份具有隐匿性，网络也成为部分个体发泄负面情绪的场所，其中时常出现一些非理性的言论。更有甚者，还有人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息或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在网络空间，网民往往认为自己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容易在交互行为中产生情感共鸣，并持续增强这一整体意识，从而汇集为强有力的话语力量。各种公共事件、群体性事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线上互动、线下行动”的情况，具有极强的舆论造势及组织动员能力。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舆情应对影响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对待网络舆论“遮遮掩掩”，而事件相关各方借助网络，在短时间内连续爆料发声，出现数次反转和舆论高峰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政府回应本身也可能引爆新一波次生舆情。如2016年年初，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一波三折，最终证实网民就餐“被宰”属实，官方的第二次回应推翻了第一次调查的结果，导致其公信力受损。

此外，在网络舆论危机面前，政府“慢语”“错语”，应对迟滞、草率，也可能为舆论升温提供时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1]的现象，导致权威信息连续受各种传言、谣言的冲击。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当晚，各种视频在网上疯狂转发，吸引了大量网民关注，事故原因、伤亡情况等焦点问题亟待政府部门回应。但事发17小时后，当地政府才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并出现提问环节直播中断、信息点不全、关键人物未现身等情况，不仅未能有效遏制“爆炸物有毒气体飘到市区”“爆炸与恐怖分子有关”等谣言，还引发了更多质疑，对事故后续的处置造成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