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欧陆之行

（1948）

静静伫立，你可以听到竖琴的声音。我们爬上墙去，城堡花园里，被雨水浇灌的花儿开得正艳，火红的花丛中间，坐着四个神秘人物，其中一个年轻人正在拨弄琴弦，还有三位身着黑衣的老者，那黑衣全是由一块块碎布拼接而成：在暴风雨过后清新的空气中，他们显得格外突出。他们正吃着无花果，这些产自意大利的无花果果肉多汁，那汁液从他们的嘴边流出。花园濒临嘎尔达湖[16]的一片大理石湖岸，微风吹拂下，湖水融汇在了一起，而后我便明白了在那样的水域游泳，恐怕会时常心生忌惮，因为，正如常春藤美艳之外的扭曲，怪诞的生物一定在深水区活动，那里的水清得令人感到不祥。其中一位老人把无花果的皮扔得老远，聚在一起的三只天鹅，由于受到惊吓，把水中的芦苇惊扰得沙沙作响。

D从墙上跳了下去，又给我打了个手势，让我也跳；可我不能这么做，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能这么做：因为在那一瞬间，一切都是那般真实，我希望让这种真实能够持续得长久一些——我再也不会有如此透彻的真实感受了，即便是一片树叶的移动，都会让这种真实荡然无存，说得更确切一些，哪怕是一声咳嗽，都会永远地毁掉图雷尔[17]的高音。而这种真实究竟又是什么呢？这里只存在一种无瑕的真实：城堡、天鹅，还有弹奏竖琴的小男孩，整个世界仿佛从儿时的故事书中浮现出来——在王子进驻或是女巫施咒之前。

若仅仅是因为我可以带着惊叹再度观赏一番的话，我去欧洲也算得上是明智之举。过了特定的年龄，或者没有了特殊的智慧，是很难带着惊叹去观赏的；这事儿最好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完成；在那以后，要是你足够幸运，你会找到童年的那座桥，然后走过去。去欧洲正是如此。它就是童年的那座桥，那座带我漂洋过海，穿越森林，直奔我想象中最原始的那片风景。不管怎样，我去过许多地方，从墨西哥到缅因州——而眼下，想想看吧，我就要一路奔赴欧洲，重归我的故里，重拾我的热情，重回我的住所了，那里的故事与传奇，似乎总能超越我们城镇的局限。而那正是传奇之所在：在琴弦间，在城堡里，在天鹅的喧闹中。

那天，一辆近乎疯狂的公共汽车把我们从威尼斯带到西勒米奥奈，那是一座充满魔力、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位于嘎尔达湖半岛一角，那片湖是全意大利湖泊中最蔚蓝、最悲凉、最幽静，也是最美丽的一个。要不是因为露琪亚让我们感到恐惧，我怀疑我们都应该不会离开这里前往威尼斯了。我在这里其乐融融，不过就是太过喧闹：那喧闹不是一般的城市噪音，而是人群无休止的争吵声，船桨的摩擦声以及匆匆的脚步声。曾经有人建议奥斯卡·王尔德到此隐居。“然后成为一座丰碑供游人瞻仰？”他问道。

这个建议倒是挺好，不过，采纳这个建议的是其他人，而非奥斯卡：沿着大运河，有一些宫殿，里面是某些人的领地，这些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们当中，最神秘的莫过于一位来自瑞典的伯爵夫人，她的侍从用一只黑色的平底小船为她运送水果，船边装饰着银铃；银铃的声响构成了一种气氛强烈却阴森恐怖的音乐。而且，露琪亚令我们倍感压抑，迫使我们不得不从此处逃离。她是个又高又壮的女孩，对意大利人来说，简直高得离谱，身上的调味油总是散发出令人可憎的气味，她是一帮不良青年的头目，这帮青年游民在北方聚集，准备暂时去往威尼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即便是卖给你的烟里所含的干草多于烟草，即便是在兑换货币的时候让你摸不着头脑，也还算讨人喜欢。露琪亚的那件事儿始于某天的圣马可广场。

她走上前来，找我们要根烟抽；于是D给了她一整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全然不知我们已经脱离金本位了。从来没有两个人如此这般情投意合。起初非常美好；露琪亚如影随形，我们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她的智慧与庇护让我们从中充分受益。然而时有难堪之事；譬如说，我们总是被一些格外精致的店铺拒之门外，因为她总是跟老板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然后呢，对我们来说不可能与这儿的其他任何人接触，因为但凡如此，她也总会分外嫉妒：我们有一次在广场上碰到一个和我们一块儿从米兰坐车到此的少妇，她并无恶意，也受人尊重。“当心！”露琪亚声音沙哑地说。“当心！”然后一直就向我们灌输这个女人声名狼藉的过去，还有恬不知耻的将来。还有一次，D给了露琪亚的一个同伴一块一美元表，那个同伴对此倾慕已久。露琪亚火冒三丈；下次我们见到她的时候，那块表已经穿上了线，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据说那个男同伴已经连夜离开这里，去了的里雅斯特[18]。

露琪亚有个习惯，就是她高兴的时候，就会随时出现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她住的地方我们不得而知）；她看着一点也不像是个十六岁的女孩，总是一屁股坐下来，一整瓶斯特雷加便咚咚下肚，抽光所有她能拿到手的香烟，然后便倒头熟睡；只有在她睡觉的时候，她的脸颊才像个孩子。可是在那可怕的一天，酒店经理在大厅拦住了她，并告诫她不允许再到我们的房间里找我们。他说，这种丑事让人无法容忍。于是露琪亚纠集了十几个同伴，都是些更为彪悍的家伙，将酒店团团围住，这下子真得把门口的铁防护栏放下来，再去找宪兵求援才行了。在那以后我们尽可能地躲开她。

在威尼斯要是不想见到一个人，简直跟在一所单间公寓玩儿捉迷藏一样，因为再也没有哪个城市的布局比这里更加紧凑了。这里就像是一座伴着欢乐和音的博物馆，一个没有门的巨大宫殿，所有东西都连在一起，一个接着一个。白天里，相同的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同一个长句里的介词：转个弯，露琪亚就站在那里，一美元表在她的胸前晃来晃去。她深深地爱着D。然而眼前的她，面对我们的时候，是一种受到强烈伤害的感觉；或许是我们自作自受吧，但这却让人承受不了：她的那帮同伙，就像一片黑压压的昆虫穿越广场，向我们袭来，恶语谩骂；倘若我们坐下来喝杯酒的话，他们便会聚集在桌子后面，讲着低俗的笑话。有一半的时间我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不过很显然别人是明白的。露琪亚本人并没有正面参与到这次骚扰当中；她一直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在远处操控着这次行动。于是我们最终决定离开威尼斯。露琪亚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她的耳目无处不在。我们离开的那个早晨，天空下着雨；正当我们的小船缓缓划入水中时，过来了一个小男孩，眼里透着疯狂，冲我们扔了一团用报纸包裹的东西。D将报纸打开。里面是一具小黄猫的尸体，脖子上挂着那块一美元表。这让你有种跌入无底深渊的感觉。然后我们猛然间看到了她，露琪亚；她一个人站在一座小运河的桥上，她俯在桥的栏杆旁，身体极度前倾，仿佛瞬间要从桥上坠落。“Perdonami，”她喊道，“ma t'amo.”（原谅我吧，亲爱的，我爱你。）

在伦敦，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对我说，“一个美国人头一次来欧洲旅行，感觉一定是非常奇妙的；你永远也不会成为这里的一部分，所以你们也就不会有任何的伤痛，你们也不需要去忍受这种伤痛——没错，对你们而言，这里只有美景。”

我开始没明白他的意思，所以这话令我气恼；但到了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待了几个月以后，我方才明白过来他说得果然没错：我不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我想走就可以走，万无一失，对我而言，这里只有甜蜜而神圣的美丽氛围。但是这里也并非如同这个年轻人所想象的那般奇妙；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能成为这激动人心的瞬间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总不免脱离于这里的风景和人物，这样的感觉，是很令人绝望的；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并没有必要非得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相反，这里会成为我的一部分。突兀的花园，戏剧之夜，无拘无束的孩童采摘着鲜花，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奔跑，献给逝者的花环，正午阳光下的修女，广场上传来的音乐，盛大之夜的一架帕里斯自动钢琴和焰火，让人怦然心动、叹为观止的高山美景，还有水的景致（湖水像绿色的美酒盛放在火山形状的酒杯中，地中海拍打着悬崖底部，溅起一阵阵浪花），远方孤寂的灯塔在暮色中渐渐消逝，蜡烛在维罗纳的圣泽诺那镶着宝石的遗体上燃烧——这一切都属于我的一部分，构成我自身视野的元素。

当我们离开西勒米奥奈时，D回到了罗马，而我回到了巴黎。我对此番旅行充满了好奇。首先，我是通过一个不靠谱的意大利票务代理订的票，订的是“东方快车”的卧铺车，可当我到了米兰的时候，我发现这安排完全就是场骗局，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供我入睡的地方；事实上，要是我没有踩着好几个人的脚趾的话，我怀疑我压根儿就挤不上火车了，因为一切都如同节假日那般拥挤。可以说，我尽力挤进了一个车厢隔间，那里令人窒息，如同酷暑般炎热，我和六个人挤在一块儿。这辆“东方快车”的名字唤起了我最为刻骨铭心的期待：想想在这辆车上发生过的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吧，至少要是你相信阿加莎·克里斯蒂[19]女士和格雷厄姆·格林[20]先生的话。可实际上对于要发生的事，我倒是一点也没准备好。

车厢隔间里有两个看上去闷闷不乐的瑞士商人、一个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商人带着几分异国情调、一个美国教师，还有两位意大利老妇人，气质优雅，白发苍苍，目光桀骜，身板看上去像鱼刺一样孱弱。从穿着上看，她俩像是一对孪生姐妹，两位女士脖子上都裹着带花边的黑丝巾，挂着镶有珍珠的紫水晶。她们一直就这样坐着，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相扣，一言不发，只是在交换一盒价格不菲的巧克力的时候，才会说上几句。她们唯一的行李看上去只有一个巨大的鸟笼；尽管有一部分被一块丝巾遮住了，你还是可以从鸟笼的小窗口看到鸟笼的里面有一只长霉的绿鹦鹉。这只鹦鹉还会时不时地迸发出一阵痴傻的笑声；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位老妇人就会相视一笑。那个美国教师问她们这只鹦鹉会不会说话，其中一个老妇人微微点了点头，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不过这只鹦鹉的语法功底着实差劲。当我们驶近意大利和瑞士的边界时，海关和护照办理的工作人员又开始了他们令人生厌的例行检查。我们以为我们这个车厢已经检查完了，但是这时他们又回来了，其中的几个人站在玻璃门的外面，仔细地盘查这两位贵妇人。看起来向她俩很是盘问了一阵子。车厢里的每个人都一动不动，除了那只鹦鹉，发出的笑声令人胆战心惊。老妇人对此全然没有在意。其他几个穿制服的人也加入到这些站在通道上的人群中来。于是其中一个老妇人拨弄了一下她紫水晶的胸针，扭头冲着我们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她先是用的意大利语，而后是德语，继而又用的英语。

可就是那个时候，车门徐徐打开，上来了两名官员。他们看都没看这两位老妇人，而是径直走向了鸟笼，一把将盖在鸟笼上的丝布扯了下来。“混蛋，混蛋，”那只鹦鹉尖叫起来。

由于路途颠簸，火车到了山的阴面突然刹车急停了下来。这突然的一把刹车将鸟笼晃翻在地，那只鹦鹉，一下子从鸟笼中逃逸而出，在车厢内四处飞来飞去，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而那两位老妇人，一阵手忙脚乱，蹦着脚去抓那只鹦鹉。海关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把笼子拆开一看：在饲料槽里面藏着一百包左右的海洛因，都是头痛药粉的那种包装，在鸟笼顶部的铜球里还藏有更多。事情的败露丝毫没让两位老妇人乱了方寸；反倒是跑掉了鹦鹉让她们神情沮丧。那只鹦鹉一下子就从窗口的下面飞了出去，心急如焚的两位老妇人站起来叫唤着它的名字，“东京，你会冻着的，小东京，快回来呀！回来呀！”

他正躲在黑暗中的某个角落里哈哈大笑。一轮北方的冷月，那一瞬间，我们看见他在月光的映衬下俯冲。她们转过头来，面朝门口；这时已经挤满了围观的人。这两个名声扫地的老妇人泰然自若地往前走着，面对那些她们仿佛视而不见的面孔，还有那些她们确实已然听不见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