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旧吗？”我公寓楼下那间餐馆的女侍应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等等，再加一份烟熏三文鱼。”已经转身走开的女侍应从肩头比画了一个OK的手势。
“有什么事发生吗？鉴于你竟会更改你的食谱。”我唯一可以称得上朋友的熟人、同样在社会保障局工作的瘦子，带着不讨人喜欢的笑容问。瘦子有一种特质，能准确嗅出每个人身上分泌的荷尔蒙味道。落座后的短短五分钟里，他已经鉴定出一个老处女、一对男同性恋、一个饥渴到可以跟送比萨的小弟上床的中年怨妇、一个手淫过度的用哥哥的身份证买到啤酒的高中生，以及一个性生活和谐的残疾人。
“说真的，一个坐轮椅的人怎么可能性生活和谐？”我端起杯子喝了口凉啤酒。
“瘫痪的部位越高，勃起的可能性越高。”瘦子用长而弯曲的手臂在自己的脊椎上比画着，“而你呢，一定遇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姑娘。她是金发，对吗？”他的灰眼珠带着窥探隐私的愉悦光芒。
“扯淡。我下午碰到示威游行，你知道，就是视频中那些呼吁给蚯蚓人道主义关怀的小痞子。”我摇摇头。
“谢谢。”我接过女侍应递来的盘子，肉丸三明治配腌黄瓜，万年不变的晚餐食谱。
“无聊。”瘦子摇摇头，“说起来，你知道吗……‘马铃薯’这个词来源于牙买加的阿拉瓦语。”
我恍惚觉得他说后半句话时声音有点奇怪，仿佛嗓子里哽了块什么东西，或许是凉啤酒让我的耳鸣复发了。“不知道。我也没兴趣学习一种已灭亡的语言。”我把腌黄瓜送进嘴里。
瘦子有些惊异地睁大灰眼睛，“你没兴趣谈这个话题？”
他的声音正常了。是耳鸣。我得去看看医生，如果今年医疗保险没有超额的话。“完全没兴趣。”我嘴里含着食物嘟囔着。
“好吧。”他失望地低下头，把玩着啤酒杯。女侍应将他的晚餐放在桌上，又将我的烟熏三文鱼递给我。“说真的，你们两个有空的话得出去玩玩儿，比如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她扫了一眼我们脸上的表情，撇撇嘴，走开了。
我和瘦子扭头看看街对面灯红酒绿的俱乐部，没作声。我伸手从他盘子里拿出两根薯条塞进嘴里，将烟熏三文鱼向他那边推了推。“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最近聊天缺乏有趣的话题？”我说。
“你也有这个感觉？”瘦子惊奇道，“除了我的性能力鉴定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的东西了。我也是这一两年发现聊天变得无趣起来的。”
“也许是我们都老了？”我不情愿地缩回拿薯条的右手，手背上有一块显眼的色斑，刚出现没多久——就像二十二岁那年长裤上的污迹，令人难堪。
“我刚四十二岁！西蒙尼斯四十一岁才赢得威尔士公开赛！”瘦子叫道，右手的薯条在空中飞舞，“一定是单调的工作让我们变成这样，等退休以后一切都会不同，对吗，老兄？”
“但愿如此。”我心不在焉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