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上海武警医院病房区。钟文半卧病床，面颊消瘦苍白，半闭着眼。我握着他嶙峋的左手，开场白简单明确——我承诺，一定会为你出版这本书。他头脑清楚，微微一笑，点点头。这是最后的告别。当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应该和一个诗歌事件有关。1980年秋，在北京郊区定福庄，由《诗刊》副主编邵燕祥主持全国诗歌讨论会，这是公开争论“朦胧诗”的序幕，后称为定福庄会议。在对“朦胧诗”刀光剑影的围攻中，杀出有血性的“四条汉子”，他们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和钟文。那年头，我们正忙得四脚朝天，后来才听说这件事。
记得1981年隆冬，钟文在北京开会因急病住院。他穿着军用棉大衣，苍白消瘦，一副书生模样。探视时间早就过了，我们在医院门外小聚，有合影为证：钟文、顾城、杨炼、唐晓渡、牛波和我。没有会客室，也没有小饭馆，刮着西北风，冷飕飕的，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我们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谓现代诗歌的上游。那年头，四川诗人呼啸成群，集结在成都。军师钟文出谋划策，跟着摇旗呐喊，要说起来当年翟永明和欧阳江河都是他的学生。播下诗歌的种子，从成都出发，再沿铁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见的人迹中。
钟文在“文革”后期从上海到自贡下放劳动。他有两三百本藏书，于是亲手编写了《文学描写手册》，半公开售卖，赚了第一桶金，尝到甜头。后来从自贡到成都，摇身一变，成为成都大学的老师，他借助电大的新媒体，开了两门课，浑水摸鱼捞下金银。
1985年是转折点。他从成都到深圳，水涨船高，跻身为深圳大学教授兼系主任。再往前跨一步，仅仅一步，他混进香港的金钱世界。顺着风向标，我跟着他亦步亦趋——同年春，我也下了海。我在北京昌平县踩河村飞达公司听差。业务范围除了导弹以外，主要是出口转内销，倒卖盘条，试图搅乱彩电市场，再加上所谓商演，赔本赚吆喝。据说进京还捎带一货车的臭带鱼——各种演绎版的传闻。我们忙乎了大半年，连生意的边儿都没沾上，心里倒踏实，我再回到书桌码字。
钟文曾这样写道：“我十分欣赏客家人对人的命运的一句谚语：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天命所归是人用什么力量也拗不过来的。”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见到钟文。先通电话，约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汉差不多；他住在难民营，但衣着优雅，对未来充满信心。午饭后，我顺手把一个信封塞进他口袋里——这是我刚在蓬皮杜中心朗诵的酬金。四海之内皆兄弟，没的说。
次年冬，眼见着钟文的灭顶之灾，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存款。苍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银行账号的签名权——他可真够糊涂的。估摸有一百多万法郎，对我来说那是天文数字。真为他着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流浪者与流浪者完全不一样。
冬去春来，接着地气缓了过来，他开始做小买卖。从山地自行车服装到丝绸生意，慢慢走上正轨。记得1993年圣诞前夜，钟文在他家约我和几个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复唠叨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问题）。圣诞树的彩灯一闪一闪。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多问题，那是我的艰难时刻，其实钟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发上，我半夜醒了过来，还是重复这句新学的法文。钟文为我盖好毛毯，像哄孩子般安慰我。
那阵子，宋琳家住巴黎三区，送孩子上学，几乎每天早上都能见到钟文，互相打招呼。钟文推着小车送货，颠簸在鹅卵石路上，叮叮当当，沿着店铺门板回响。他自食其力，毫无老板的架子。
仗着腰板还算硬朗，钟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气。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刚五十出头，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于是从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个法国人在西湖边聊天，谈起职业选择。他说，如果我现在选择，我还是会选择做商人。为什么？因为教授在智力与能力上的挑战越来越小，中国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种职业（自然科学另当别论），我们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云亦云的抄书匠，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样，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对人的潜能的巨大挑战，成功与失败每天都在考验着他们，所需要的能力远远不是读书抄书这么简单。他们面对的世界非常之大，因为这一切，我情愿去做一个商人。
看来天命不可违。九十年代末，钟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巴黎搬到上海，成为欧罗福国际集团远东区总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渊，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剧院附近的咖啡馆，钟文和一个法国的中国通喝白兰地抽雪茄。中国通说起一笔生意，涉及法国电力公司，打算把法国的几个火力发电厂，低价甚至无偿拆迁到别的国家或地区，当然针对的是第三世界。假如只花一欧元，可买下一座法国火力发电厂——这是多大的诱惑，做生意堪比赌博，而梦想却比金钱远大得多。
再说，法国人一点儿都不傻，他们早就准备取代火力发电厂了，顺便给中国送去厚礼。钟文当然也不傻，中国能源需要的是时间差。
盘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从法国电力厂拓展到全球绿色能源计划——这是钟文梦想的王国，但想想都后怕。硬着头皮，他与美国通用（GP）、英国石油（BP）和日立等公司的老板们一起合伙共谋，相当于“八国联军”。看来他是站在深渊边随时准备跳下去的人。
规避商业机密，钟文几年后在香港跟我闲聊，谈到他的庞大计划，我听着都犯晕——除了诗歌的逻辑，还有金钱的逻辑，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再加上文牍的逻辑，他沿着字里行间跋涉，终于获得联合国的正式批准。自称为“历史性的文件”，却需要全球绿色联盟计划的先决条件。他想得美，紧紧抓住一纸公文，喜极而悲。
2002年冬天，我陪母亲去上海和苏州小住。我被镇住了：钟文快成了上海滩的老大。他的坐骑是美洲豹（Jaguar），据说是上海头一辆，从英国直接运过来的。司机小张戴着白手套，毕恭毕敬。他派头可大了——无缝流线后背发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于官商之间，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对焦。
顺手，他把上海作协那栋小楼（巨鹿路675号）包租下来，先让文学靠边站。他还开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餐厅，高朋满座。我把外甥女介绍给他，担任英文翻译。当然了，我和母亲也蹭车沾光，包吃包住。坦率地说，在上海待了三天，我东闻闻西嗅嗅，估摸是被那股男用香水味儿熏着，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台转换，我和钟文相聚在纽约。他刚见过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会谈，为了绿色能源和绿色美元而干杯，据说还登上了报纸。我们请了一个学中文的美国小伙子专程陪同，钟文在新大陆实地考察。
在纽约，落叶飘飞，就像日子那样任意挥霍。我们住在曼哈顿西中区的小公寓，他蜷缩在小沙发里，感叹人生，生意无常，看来还是平头百姓，平起平坐。问了问我的难处，他顺手写下一张支票，捐了两千欧元。后来他半开玩笑问我，是否背后骂娘。没这回事儿，我应道，钱多钱少，都得感谢金主们的支持。
我2007年8月从美国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次年夏，钟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马可波罗酒店下榻。他身体虚弱，闭上眼说话，像生病的大鸟。据他说是一种怪病，译成“运动神经阻碍症”。我问他，倘若闭上眼谈判，和那些大老板们怎么周旋？他摊了摊手，苦笑，无可奈何。
每隔一阵他专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紧挨着“购物天堂”的海港城。我们俩先在餐厅聊天，接着家人搂着大包小包，我们一起吃顿晚饭。钟文闭着眼，他夫人目不转睛，停在某处，和橱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从“八国联军联合国全球绿色联盟”到环保利用焦炉煤气零污染燃气轮机、绿色美元，直至不夜城高档橱窗、英意晚餐菜单、侍者表情、模特脸色，我就烦透了，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为了友谊干杯，怎么办？我提出唯一的条件是，钟文本人到我家吃顿便饭。他终于来了，喝红酒加上家常便饭，他突然睁开眼睛，谈天说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风，后来赶到上海，在一家针灸诊所治疗。当天晚上，虽有严格医嘱，还是忍不住跟钟文通了电话。他惊呼，非得赶到酒店过来看我，哪怕只待一个钟头。
我们在大堂咖啡厅小聚。钟文是半个盲人，我是半个哑巴，同病相怜，但还挺乐呵——在真实的处境中，这才是坚不可破的友谊。
这是人生的转折之年。他从巅峰滑到低谷，公司倒闭，跟老婆离了婚，把别墅也卖掉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好歹捡了条命，终于回到书斋中。
那年，几乎每个月我都去上海治疗。钟文是美食家，听说我要过来，总是由他安排当晚请客，派司机接送。凶猛的美洲豹换成老掉牙的面包车，司机小张也变成老张了。一旦公司倒闭，钟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开了窗户。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个乐观又充满好奇的人，对上海几乎所有的细节无所不知。当年他是里弄的穷孩子，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那得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和原动力啊。他目光时而温柔时而狡黠，就像老顽童。他每次请客，往往更换不同的老餐厅，好像为上海感到自豪。钟文每次抢着买单，手头拮据，而我心里清楚，他在乎的是内心的骄傲。与此同时，他反复查看账单，估计多年被人坑骗。
自2012年起，钟文沉溺在书斋中，通读那些大部头的艰深原著，尤其是现当代哲学，写下百万字的笔记。从商人转换成诗歌评论家，他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引起诗人和诗歌读者的瞩目。他从小热爱文学，算得上童子功，加上过目不忘，浸染其中，这五年下了功夫，他厚积薄发，最终留下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钟文的身体每况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痒，住了两个多月医院，被抗生素灌饱了，看起来止痒了，但最终引起肾癌，相当于一连串连锁反应。幸好人有一颗心，却有两个肾，等于备胎，他的另一个肾被切除了，他活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我专程前往祝贺，打开一瓶法国红酒，为生命干杯。
看来各有各的人性的弱点。钟文坚信西医对生命更有效，特别是三甲医院著名医生加上美国药。他用尽最贵的美国药，病况有所好转，但无形的病毒潜伏下来。
记得三年前，我和毅伟到他居住的“罗马花园”单元小聚。我坦率地说：“你是个文人，当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错的孩子，搓搓手，点了点头。就在前天晚上，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晚饭。毅伟问钟文，你最近怎么突然消失了？钟文交代，他和两个法国华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卖房子，为了挣快钱，结果被黑帮绑架，抢劫一空。他绘声绘色，包括不少可信的细节，我们全都信了。后来才知道，钟文在山西厂方欠巨债，被拘一个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马。转眼连面包车也卖掉了，司机老张也失业了。
时光流转。钟文曾师从上海真如庙住持方丈妙灵法师。据说他捐了七十万，翻建这座小庙。讲起他的经历与磨难，妙灵法师没说什么，只写了四个字：无得正观。
钟文写下的《那趟从不停靠的列车》的经商自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他在结尾处写道：“读经以后使我很为开悟。俗世的得失观，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作用，于是人就产生了很多错觉和不良习惯。世上常常是贪心所起的假象，对钱的贪心越大，假象就越大，贪心越大，执着就越厉害，如此的恶性循环，会让人大吃苦头。”
临终前，面对病榻上的钟文，我握着他的手，应下唯一的承诺，终于如释重负。
这一年多来，我随身带着他的书稿旅行，但几乎不敢触摸，就像难以愈合的伤口。虽说友谊为重书为轻，可难上加难——钟文的书稿庞杂无章，多是笔记或未成稿，再说也不是我的行业。幸好找到关键的人物孙晓娅教授，她认识钟文，也喜欢他的文章。孙教授和学生们共同合作，花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终于编成了这本书。
北岛
2018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