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Instagram诞生记

“我会编程，因此我足够危险；我还懂社交，知道如何推销自己的公司。这两点是我在创业路上的致命武器。”

——凯文·斯特罗姆，Instagram创始人

是否要退学加入Facebook

虽然凯文·斯特罗姆没有中途退学的打算，但他觉得去见一见马克·扎克伯格也无妨。

斯特罗姆身高1.95米，有着深棕色的头发，微眯的眼睛，一张长方形的脸。他曾经在2005年通过斯坦福大学的朋友见过这个本土企业的创始人，那是在一个旧金山的派对上，见面的时候斯特罗姆正用一个红色塑料杯喝着啤酒。扎克伯格早年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创立了社交网站TheFacebook.com，这使他在那时成为科技界冉冉升起的新星。TheFacebook.com后来成功打入了美国的其他大学，学生在网站上写下有关自己生活近况的简短文字，接着把文字上传到Facebook的个人版面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小网站，白色的背景上点缀着蓝色的线框，不像聚友网这样的社交网络，有着绚丽的设计和定制的字体。然而，这个网站的发展速度快到令扎克伯格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上学了。

在距离斯坦福大学校园约1.5公里的路上有一家叫Zao Noodle Bar（灶面馆）的餐馆，扎克伯格正坐在那里试图说服斯特罗姆也退学一起创业。他们两个都是刚到法定的饮酒年龄，扎克伯格比斯特罗姆矮大约25厘米，他留着浅色的卷发，皮肤白皙，总是穿着阿迪达斯的凉拖、宽松的牛仔裤和拉链帽衫，因此扎克伯格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扎克伯格希望Facebook能有上传照片的功能，而不是停留在只能上传一张简单的头像上，他希望这一功能可以由斯特罗姆来打造。

斯特罗姆很高兴自己能被扎克伯格选中，因为在他眼中，扎克伯格是一个天才。斯特罗姆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杰出的程序员。在斯坦福上学时，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并且在他的第一门也是唯一的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中，只勉强拿了个B。然而，他刚好满足了扎克伯格的需求。他很喜欢摄影，并且创建了一个叫Photobox（照片盒子）的网站作为业余项目。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传大型图像文件，然后共享或打印这些图像。

那时的扎克伯格还没有很挑剔，因此，Photobox足以引起他的兴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招聘始终是最困难的部分，而TheFacebook.com的飞速发展让扎克伯格急需招聘更多的人手。早些年的时候，有人曾看到扎克伯格在斯坦福计算机科学大楼前举着公司的海报，想要像社团招新那样招几个程序员。扎克伯格直接切入正题，他告诉斯特罗姆，眼前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加入Facebook，他就能成为万丈高楼的奠基人。Facebook下一步将会向高中生开放，并最终向全世界开放。公司打算从风险投资家那里筹集更多的资金，也许有一天会发展成一家比雅虎、英特尔或者惠普还要大的企业。

然而，买单的时候，扎克伯格的信用卡却刷不出来钱。他觉得这要怪公司的总裁肖恩·帕克。

几天后，斯特罗姆与他创业项目的导师费恩·曼德鲍姆——斯坦福大学风投方向的1978级MBA毕业生——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小山散步。曼德鲍姆担心，如果斯特罗姆全身心地去打造别人的事业，会浪费自身的潜力。“不要加入Facebook，这家公司只是一时的潮流罢了，成不了大气候。”

斯特罗姆认同他导师的意见。不管怎么说，他到硅谷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加入一家初创公司，然后大赚一笔。他想要获得世界一流的教育，接着拿到斯坦福的毕业证书。他感谢扎克伯格抽出时间来见他，然后开始计划着一个与创业全然不同的冒险——去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留学，这是斯坦福大学创业项目的一部分。留学期间他和扎克伯格保持着联络。

摄影世界中的不完美

佛罗伦萨给斯特罗姆带来的体验与TheFacebook.com全然不同，斯特罗姆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从事技术工作。他一开始申请斯坦福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主修结构工程和艺术史。他曾经想过要去环游世界，修复古老的教堂和油画。他热爱艺术背后的科学，热衷于通过一个简单的创新改变人们的交流方式，正如建筑师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线性透视那样。在西方的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绘画都是扁平化和卡通化的，直到15世纪，透视为绘画注入了深度后，它们才变得逼真且富有感染力。

斯特罗姆喜欢思考制造的过程，发掘在制造高品质的事物背后必不可少的流程与细节。在佛罗伦萨，他被意大利手工艺品的魅力所折服，于是学习了酿酒、缝制皮鞋，以及如何泡出一杯品质上佳的卡布奇诺。

即使在幸福的童年时期，斯特罗姆也会以这种追求完美的学术热情来发现自己的爱好。他出生于1983年12月，与妹妹凯特一起在马萨诸塞州霍利斯顿市郊区的一栋房子里长大。这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坐落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门口有一条长长的车道，向东驾驶一小时就能到达波士顿。他的母亲黛安是个充满活力的女人，先后在在线求职招聘网站Monster.com和汽车共享服务公司Zipcar担任市场营销副总裁。在还是电话拨号上网的年代，她就开始让孩子们接触互联网。他的父亲道格是一家集团（集团旗下有特价名牌百货公司Marshalls和折扣店HomeGoods）的人力资源主管。

斯特罗姆是一个认真且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他喜欢去图书馆，喜欢在计算机上玩充满未来感和有着众多怪物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毁灭战士Ⅱ》。在游戏中，他自己设计了关卡，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编程的世界。

让斯特罗姆着迷的事情有很多，当他对一件新的事物产生强烈兴趣的时候，他一定会让身边所有人都知道。在米德尔塞克斯寄宿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喜欢上了打碟。于是他买了两个转盘，在宿舍房间的窗户上插了一根天线，在自己的广播电台里放电子音乐，打碟在当时还是个小众市场。那会儿还是青少年的他会偷偷混进那些只有21岁以上的人才能去的酒吧，只为了亲眼看看自己的偶像打碟，然而他又十分规矩，绝不会在那里喝酒。

人们要么会立即爱上斯特罗姆，要么会觉得他做作且自命不凡。他善于倾听其他人的意见，也十分乐意帮助他人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他迷恋且擅长的事情着实很多，人们不是崇拜他，就是对他十分不屑。他会说自己不擅长做某事，而事实上这件事他做得很出色；他会说自己还不够酷，没法去做一些很酷的事，而实际上他酷劲十足。他既故作谦虚，又能让人产生共鸣。举例来说，为了更好地融入硅谷，他经常提到一些“书呆子气”十足的事，比如高中时玩的电子游戏和编程项目，却几乎不提他曾是长曲棍球队队长以及大学兄弟会的宣传负责人。兄弟会的成员都觉得他很有创意，因为他制作的火爆视频吸引了上千人来参加活动。斯特罗姆的第一个视频叫作《Moonsplash》，制作于2004年，内容是兄弟会的成员穿着出格的制服在史诺普·道格的《Drop It Like It's Hot》（像它烫手一般扔了它）的背景音乐下跳舞。在各种活动中，都是斯特罗姆打碟。

摄影是他坚持得最久的兴趣爱好之一。他在高中的某堂课里写道，他喜欢用媒体“向所有人展示他对世界的看法”，并且“赋予他人灵感，让他们以崭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在他去自己向往已久的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之前，他做了深入的调查，存钱买了市场上最优质的相机，并配备了最清晰的镜头。

他打算在摄影课上使用它，然而，摄影课的老师查理并没有为这套价格高昂的设备而感到惊艳。“你不是来这里追求完美的，”他说，“把相机给我。”

斯特罗姆以为教授要更改相机上的设置。然而教授径直把价格不菲的相机拿进了里屋，接着拿出来一个只能拍摄模糊的方形黑白照片的塑料相机，这个塑料相机就像一个玩具。查理告诉斯特罗姆，他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都不允许使用他的高档相机，因为高质量的工具不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他教导斯特罗姆说：“你必须学会欣赏不完美。”

于是，在2005年的那个冬天，大三的斯特罗姆流连于各个咖啡馆，到处拍照，试图去欣赏模糊、离焦的美。可以通过技术处理将那些方形照片转换为艺术，这一想法深深植根在斯特罗姆的脑海中。更重要的是他还学到了一个道理——复杂的技术不一定会让事物变得更好。

四处拍照的同时，他也在为明年夏天做着规划。斯特罗姆需要去一家初创公司实习，这是斯坦福梅菲尔德研究项目的要求，这个项目斯特罗姆刚刚够格参与。正如所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一样，他可以亲眼见证互联网行业的复兴。第一代互联网旨在把所有信息和业务都搬到线上，它在20世纪90年代末掀起了互联网淘金热，而在2001年这一投机浪潮下的泡沫彻底破灭。投资者在第一代互联网的断壁残垣中制造出了新一代互联网，即Web2.0。第二代互联网旨在依靠用户创建的信息（例如餐厅评论和博客）使网站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

大多数热门的新技术都集中在帕洛阿尔托郊区。Zazzle（为消费者和品牌提供在线定制零售服务的网站）和FilmLoop（照片分享工具）之类的公司正在那里收购废弃的房产，这些公司想把地址选得离斯坦福大学越近越好，以便招募人才。斯坦福梅菲尔德项目里的人都选择去那里实习，但斯特罗姆却觉得那里的暑假肯定很无聊。

斯特罗姆无意中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大致讲的是在线音频的发展趋势，文章里提到了一家名为Odeo的公司，该公司为互联网上的播客提供了一个交流市场。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去这家公司实习。于是，他给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文·威廉姆斯发了一封自荐邮件。埃文·威廉姆斯在两三年前创办了这家公司，他住在旧金山，每天往北驾驶45分钟到公司上班。威廉姆斯早年将一个博客网站Blogger卖给了谷歌，这使他在业界已经是个名人了。

斯特罗姆成功斩获了实习机会，他每天乘坐火车到这座更令人兴奋的城市上班，因为这里有优质的威士忌酒吧和现场音乐表演。

斩获Odeo的实习机会

杰克·多西是Odeo刚招募进来的一名工程师，他原本以为自己会讨厌这个实习生，因为他整个夏天都必须坐在这个22岁的小伙子身边。在他的印象里，高端创业项目和东海岸精英寄宿制学校，这两件无聊又教条的事情加在一起，塑造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极度缺乏创造力的人。

多西今年29岁，是纽约大学的辍学生，身上有无政府主义者的文身，戴着鼻环。他觉得自己其实更适合做一个艺术家，他有时会梦想成为一名裁缝。不过，他现在是一名工程师，但那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工程师和艺术家都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些东西，只不过目前用的是代码而已。除此之外，他也需要工资来支付租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和一个实习生相处。

然而，令多西惊讶的是，他和斯特罗姆居然一见如故。公司里只有几个员工住在布兰南街的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宽敞空间Loft公寓里，并且其中大多数是素食主义者。除此之外，他和斯特罗姆在午餐时间经常结伴走去当地的小店里吃三明治。事实证明，无论是听音乐还是品鉴高级咖啡，他们都有着独特的品位。他们俩还都喜欢摄影，多西在硅谷找不到几个工程师来讨论这些事情。同时，斯特罗姆还经常请教多西一些编程上的问题，这一点让自学成才的多西感到十分高兴。

当然斯特罗姆也有自己的怪癖。当他能够熟练地运用JavaScript编码语言后，他便热衷于完善Java语言的语法和规范，只是为了让Java看上去更好看，但这对多西来说毫无意义。对于硅谷崇尚高效的黑客文化来说，这几乎带有亵渎的意味。不管用什么方法，就算看上去像是用胶带粘在一起的都没有关系，只要程序能跑就行了。因此，除了斯特罗姆以外，没有人会关心代码的结构是不是精美的。

斯特罗姆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一些其他的高雅爱好，这些爱好是多西从未有机会去探索的。尽管如此，多西还是在这个实习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实习生对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不像其他接受过商业教育的人那样，只想着发财，或者成为社会齿轮上的一颗螺丝钉。多西很好奇，当斯特罗姆放松一些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但他不久就听说斯特罗姆打算毕业之后去谷歌工作，去做产品营销。“果然概率不会骗人。”多西这样想。毕竟斯特罗姆是个地地道道的斯坦福精英。

错失良机，转战谷歌

斯特罗姆在斯坦福大学的最后一年时，对去Odeo还是谷歌工作犹豫不决，同时，他还在帕洛阿尔托大学路上一家名为Caffe del Doge的咖啡店里靠冲意式浓缩咖啡来赚点零用钱。有一天，扎克伯格突然走进店里，当看到他曾经试图招募的同学正在咖啡店打工时，他感到有点困惑。即使已经过了很久，扎克伯格对斯特罗姆曾经拒绝过他这件事还是很介怀。因此，他略带尴尬地点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匆匆离开了。

TheFacebook.com最终于2005年10月新增了照片功能，其中并没有斯特罗姆的功劳。两个月后，公司发现，在照片里添加带有朋友姓名标签的这项附加功能为公司带来了更大的收益。那些还没使用Facebook的人会收到邮件，提醒他们有人上传了他们的照片，这样会促使他们忍不住点开链接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项功能成为Facebook吸引新用户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尽管它令人感到有些不适。

斯特罗姆对于错失良机感到懊悔。现在Facebook已经拥有超过500万的用户，他意识到自己对该公司发展轨迹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他想要弥补这个过错，因此，他开始联系在扎克伯格手下运营产品的一名员工，但是那个人后来不再回复他的邮件了。斯特罗姆把这一行为理解为，Facebook不再对他感兴趣了。

Odeo的团队正在推出一个全新的产品，由多西担任首席执行官，名为Twitter，人们可以在该产品上实时更新自己的状态。斯特罗姆与多西保持着联系，并经常使用这个网站以表示自己对这位朋友以及前同事的支持，即使网站上只能上传文本，他也会不时发布有关自己做饭、喝酒或看东西的信息。Odeo的一个同事告诉他，世界各地的名人和品牌最终都会使用他们的产品来进行沟通。“他们一定是疯了，”斯特罗姆想，“没人会用这玩意的。”他甚至想象不出这个软件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不过不管怎么说，Odeo也没有要把他招回来的打算。

能够在一家大公司的初创期就加入，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一辈子都没机会体验的事情。这种机会斯特罗姆却遇到了两次，但两次都被他无情地挥霍了，这两次斯特罗姆都选择去做一些风险更小的事情。对于他来说，从斯坦福拿到管理与工程学位后接着去谷歌工作就和直接读研没有什么区别。他会拿到6万美元的底薪以及一次快速学习硅谷逻辑的机会，当然这与Facebook原本能提供给他的天文数字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谷歌创始于1998年，从2004年开始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其中走出的百万富翁多到让硅谷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也依旧坚挺。斯特罗姆在2006年加入谷歌时，公司旗下大概有1万名员工。比起当时的Odeo，谷歌运行得显然更为流畅和井井有条。公司由斯坦福毕业的学生们领导，根据数据做出种种决策。正是这种文化驱使当时主页的负责人玛丽莎·梅耶尔（后担任雅虎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著名的色彩测试，通过测试41种不同的蓝色阴影从而找出能够使公司的超链接得到最多点击量的颜色。测试发现，相比偏绿色的蓝色阴影，使用偏紫色的蓝色阴影能够为公司带来每年2亿美元的增长。当受众是数百万或数十亿人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每家搜索公司都会进行成千上万次这种名为A/B测试的实验，从而为不同的用户群提供不同的产品体验。在谷歌，人们普遍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来找到正确答案。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让斯特罗姆想起了计算机科学课上的那些天才同学，他们总是试图用一种过分复杂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待解决的问题本身通常就是错的。比如说，如果你让谷歌的员工去研究摄影，他们可能会铆起劲来研究如何制造出最好的相机，而不是如何拍出最精彩的照片。他的摄影老师查理一定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

斯特罗姆认为，如果谷歌员工能够打破常规，开始相信他们的直觉，这通常会带来更令人兴奋的结果。他在谷歌负责给免费网络邮件服务Gmail写营销文案，他所在的团队致力于让人们能够更加快速地查看自己的邮件。

他们的解决方案很有创意：只要一个用户打开Gmail.com并输入用户名的时候，谷歌就会在他输入密码的那段时间里下载他收件箱里的数据。那么在他点击登录的时候，就已经有几封邮件可以被查看了。这样的话，无须提高网速就可以提升用户体验。

由于斯特罗姆没有计算机学位，谷歌并没有让他开发产品的打算。写宣传文案实在是太无聊了，无聊到他开始教年轻的同事如何用公司的咖啡机来做拉花。最终，他转到了谷歌的交易团队，看着大公司是如何一步步收购小企业的。他会通过幻灯片展示对收购目标和营销机会的分析。一切仿佛都很好，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谷歌没有进行任何收购交易。

“我该怎么办？”斯特罗姆问他的一位同事。

“你应该去打高尔夫。”同事建议说。

我这个年纪打高尔夫早了点，斯特罗姆暗自决定，是时候找新的出路了。

开发Burbn网站：Instagram的雏形

年仅25岁的斯特罗姆已经对Facebook增长驱动的发展模式、Twitter混乱不堪的管理结构以及谷歌井井有条的学术精神有了初步了解。他能够理解那些领导人，并且理解他们的动力何在，这就使那些人褪去了神秘感。表面上，硅谷好像是由天才领导运行的，与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斯特罗姆发现，和他一样，每个人都有弱点。斯特罗姆不是技术宅，不是黑客，也不是金融工程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法成为一个企业家。

但那时的斯特罗姆仍然不愿放弃工资，创业对于他来说还是太冒险了，所以他开始在一家名为Nextstop（下一站）的小型初创公司担任产品经理。这家公司创建了一个能让人们分享旅行小贴士的网站。与此同时，斯特罗姆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咖啡馆里学习一项新技能——制作手机应用软件。

2009年，旧金山的咖啡店里挤满了像斯特罗姆这样的人，他们摆弄着手机，坚信手机将会带来一阵新的技术淘金热，并且这股热潮带来的机会将比第二代互联网要大得多。自从苹果公司在2007年推出iPhone后，智能手机就开始改变了人们对上网的看法。上网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工作，比如查看电子邮件或搜索资料，人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开始将网络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应用程序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它们变得随时随地都可以使用。在2009年春季的应用软件排行榜上，既有像Facebook和潘多拉这样的大型应用，也有好玩的小工具，比如Bikini Blast（一款提供热辣的手机壁纸的应用）以及iFart（一款制作出各种放屁声的应用）。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这场应用程序大战，而在这场比赛中遥遥领先的大多是在旧金山不断将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的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斯特罗姆明白自己不是技术咖，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怎么制作手机应用软件，他只会做一个手机网页。但他觉得可以用自己相对全面的知识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说不定可以想出一个对大众来说更加有趣的创意。他通过实践来学习开发软件，正如他学习打碟、学习在拿铁上拉出一片叶子，以及学习摄影一样。他做了几款不同的小工具，比如Dishd，这款应用可以让人们对菜品进行评价，而不是评价餐厅。他在斯坦福的同学格雷戈尔·霍克默思帮他开发了一个可以在网上抓取餐厅菜单的工具，这样用户在搜索原材料，比如金枪鱼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所有提供金枪鱼的餐厅了。

那一年，斯特罗姆还做了一个叫波旁（Burbn）的网站，这是他喜欢喝的一款威士忌的名字。这个手机网站完美地契合了斯特罗姆的都市社交生活。人们可以在网站上发布自己的位置或者行程，如果朋友看到的话就可以加入。出去玩的频率越高，得到的奖励分数就越多。网站的背景色是棕色和红色，像一瓶波旁威士忌，瓶口是红色的蜡封，看上去不怎么吸引人。如果想要在网站上发布照片，就一定要通过邮件发送，因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能用这种方法。然而，这个创意本身就足够让这款应用和其他硅谷软件一较高下了。

2010年1月，斯特罗姆下定决心要退出Nextstop自己单干，因此，他前往旧金山Panhandle（潘瀚多）社区附近的玛都那艺术酒吧，参加了初创公司Hunch（亨驰）举办的派对。那里有很多风投家，并且Hunch的高管都是有经验的成功人士，比如照片存储和共享网站Flickr的共同创始人卡特里娜·菲克（该网站于2005年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雅虎），以及成功卖出他于2006年创立的网络安全公司的克里斯·迪克森。酒会上，斯特罗姆通过他人引荐见到了两位重要的风投家：Netscape（网景）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他经营着硅谷最炙手可热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以及史蒂夫·安德森，他经营着一家当时名气还不大的初创投资公司Baseline Ventures（基线创投）。

史蒂夫·安德森很欣赏斯特罗姆。这个自信的年轻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经在谷歌工作过，更重要的是还没有人投资过他的移动应用软件。安德森喜欢发掘璞玉，他借斯特罗姆的手机发了一封邮件给自己：“跟进。”

自那以后，他们两个人每隔几周都要在切斯特纳特街的格罗夫见面，点上一杯卡布奇诺，讨论波旁的发展前景。斯特罗姆的程序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在使用，都是他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斯特罗姆说自己大概需要5万美元去成立一家公司来正式经营波旁。安德森对此很感兴趣，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对我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你是唯一的创始人，”安德森告诉斯特罗姆，“我通常不会给这样的创始人投资。”他说，如果斯特罗姆身边没有其他创始人的话，那么他犯错的时候就没有人提醒，也没有人督促他完善自己的想法。

斯特罗姆表示认同，并在股权书中拨出了10%的股份留给最终的共同创始人。就这样，这家最终会发展成Instagram的公司已初具雏形。

寻找合伙人

一直帮斯特罗姆修改程序的好友霍克默思毫无疑问是合伙的最佳人选，但是他在谷歌的工作令他十分满意。他对斯特罗姆说：“你为什么不去和迈克谈谈？”

迈克·克里格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是斯特罗姆在梅菲尔德项目里认识的小他两届的学弟。早些年，斯特罗姆在梅菲尔德的一次社交活动上认识了克里格。克里格当时看到斯特罗姆佩戴着Odeo的徽章，于是向他询问了那家公司的情况。克里格随后闭关了一段时间，以完成“符号系统”的硕士学位。“符号系统”是斯坦福著名的旨在理解人类与计算机交互心理的项目。他的论文主题是维基百科，分析了这个不知道以何种方法培养了一群志愿者更新和编辑其线上百科全书的网站。2010年时，他在一家名叫Meebo的即时消息服务公司工作。

斯特罗姆非常喜欢克里格。克里格性格开朗，头脑冷静，总是面带微笑，并且是一个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克里格留着蓬松的棕色直发，一张鹅蛋脸，戴一副方框眼镜，胡子总是刮得很干净。最近，斯特罗姆和克里格经常在旧金山的一家叫作咖啡吧的咖啡店见面，他们会给对方做的业余项目进行反馈，同时交换建议。克里格是波旁最早的测试人员之一，他喜欢波旁，因为波旁不仅可以更新状态，而且还可以上传照片。

与斯特罗姆一样，克里格也不清楚他最后怎么就加入了一家初创公司。克里格在巴西长大，经常去葡萄牙和阿根廷，父亲在一家名叫施格兰的饮料公司工作，他喜欢音乐，会弹12弦吉他。他在高中的时候曾经设计过网页，但从未见过任何科技界的企业家。然而在2004年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之后，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很适合在科技行业发展。

克里格原本计划先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工作，接着去一家规模更小、更具挑战性的公司，最后，等他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后，创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与此同时，他也在咖啡馆开发iPhone应用程序。在一个天赋异禀的设计师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发了自己的第一个应用——Crime Desk SF。这款应用把公共记录中发生在旧金山的犯罪记录叠加在一个摄像工具上，打开应用，你就能看到所处的位置附近曾经发生过哪些案件。克里格花了很多时间让这款应用更加美观，只可惜，这款软件始终无人问津。

克里格曾对斯特罗姆说，如果波旁的开发需要帮助的话，他很乐意来帮忙。在获得安德森的投资后，斯特罗姆告诉克里格他将成立一家正式的公司来运营波旁，他询问克里格是否愿意成为正式的合伙人。

“当然愿意。”克里格回答说。对于克里格来说，这显然是个好差事。首先，他可以留在旧金山工作；其次，他可以在新潮的手机应用领域工作；最后，他还可以和喜欢的老朋友一起工作。

克里格每次都会依靠强烈的直觉来做重要决定。但当他试图得到他人支持的时候，他又很讲究策略。他知道如果要加入斯特罗姆的公司，他远在圣保罗的父母一定会担心自己儿子做的这个职业选择会不会太冲动了，毕竟还要考虑移民签证的问题。因此，他决定一步一步地让父母接受这个想法。

“我觉得如果加入一家初创企业的话一定很有趣！”他用葡萄牙语对父母说道，就好像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可能最后就会去一家这样的公司。

几天后，他又打了一通电话。

“我认识了一个有趣的朋友！”接着他开始解释斯特罗姆是谁以及他在做什么。

到了周末，他终于打电话告诉他们，经过自己的研究调查，他决定成为斯特罗姆波旁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在他父母的印象中，儿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了这个决定，所以他们也相当支持。

说服美国政府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美国政府。2010年1月，克里格聘请了一位在处理巴西签证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移民律师（尽管她以前的大多数客户是美发师），申请将他的移民工作签证转到波旁。审查此案的政府官员虽然看到波旁已经筹集到了资金，但是他们仍然有所保留：这家公司有商业规划吗？

答案是：当然没有。他们获得的资金只允许他们做同Facebook初创时一样的事情，即努力让他们的产品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再考虑从用户身上赚钱。

但是克里格和斯特罗姆不能就这么告诉政府。于是他们说公司未来打算设计一个本地优惠券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用在酒吧、饭店或者任何在波旁上分享过的小店里。他们解释说自己的竞争对手是Foursquare（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和Gowalla（社交签到应用）。他们还展示了一张图表，预测在公司的第三年，用户将会达到100万人。他们说完就自嘲这个想法有多天真。

在他们一起等待结果的时候，克里格和斯特罗姆试图测试他们是否真的喜欢一起工作，“仅限于工作”。他们在Farley's（法黎斯）待了几个晚上，这是一家位于波特雷罗山社区的咖啡店，店墙上展示着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在那编写了一些永远不会发布的小游戏，其中包括一个基于囚徒困境的游戏。这是一种博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人在理应合作的时候会拒绝合作。

这些都很有趣，但这些并不是波旁。几个月过去了，克里格知道斯特罗姆在消耗他们的资金，他们没有具体的目标，并且一直在拖延进度。克里格一直在研究移民法，其间还沉迷于网络恐怖小说。

“凯，也许你应该找另一个人合作。”克里格建议说。

“不，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工作，”斯特罗姆回答，“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共同创始人关系恶劣的初创企业斯特罗姆已经看过太多了，所以他深知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有多难得。举个例子来说，Twitter的共同创始人就一直在诋毁彼此，多西现在已经不再承担CEO的职责了。他的员工抱怨说他一直以来都把Twitter的所有好点子和成功视作自己的功劳，同时逃避管理责任，多西会为了上热瑜伽和缝纫课而请假。尼克·比尔顿曾在《孵化Twitter》中写道，埃文·威廉姆斯对多西说：“你可以做一个裁缝，也可以做Twitter的CEO，但是你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于是在2008年，威廉姆斯与Twitter董事会合作接管了多西的职务。

Facebook的故事更具戏剧性。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在2005年团队搬到帕洛阿尔托时就开始感到自己被排挤，因此冻结了Facebook的银行账户。这可能是扎克伯格第一次请斯特罗姆吃饭刷信用卡时不能使用的真正原因。扎克伯格的律师设计了一项复杂的金融交易来稀释萨维林的股权，最后引起了一场诉讼。好莱坞对此事进行了戏剧化的改编，2010年上映的电影《社交网络》便是以此为原型。

硅谷的创始人们通常性格强势，野心勃勃，充满控制欲却缺少感情。克里格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一个细心的伙伴，一个勤奋的同事，并且他们在一起经历的种种考验证明：他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斯特罗姆是不会冒险和其他人合作的。

寻找更多的投资人

一直以来，斯特罗姆都在为他们的项目寻找更多的支持者。他通过在谷歌认识的投资人罗恩·康威联系到了安德森·霍洛维茨，并成功说服其投资了25万美元。史蒂夫·安德森得知这个消息后，希望自己能够占有相同的份额，所以也把投资追加到了25万美元。这样一来，斯特罗姆一下子就有了50万美元。

史蒂夫·安德森也试图想要激起其他投资者对波旁的兴趣，但是除了那些被斯特罗姆个人魅力吸引的人以外，没有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风投同事告诉他，还有一些更受欢迎的定位应用，例如Foursquare和Gowalla，光是照片这个功能还不足以吸引用户。虽然波旁还具有社交属性，但在社交领域里Facebook已经称霸了，投资者没理由去赌这家小公司的未来。至于实时状态更新，这点Twitter也已经做得很好了。

因此，斯特罗姆联系了多西，告诉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他们俩在古德酒店见了面，这家酒店附近是多西为Square租下的办公室，Square是多西最近的创业项目。多西正在开发一种硬件，把它插进联网的电脑或手机里，人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信用卡购物了。把鼻环取掉了的多西穿得也更加正式了，他穿着白色正装衬衫和黑色西装外套，也许是以此来回应Twitter董事会的不信任。

多西问了很多和其他风投家相同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们不用Foursquare反而要用波旁呢？嗯，这个应用果然是以波旁威士忌命名的，这让多西想起了斯特罗姆那些高雅的兴趣。当然，他还使用了最时髦的编程语言，还在学习如何制作常规iPhone应用程序的斯特罗姆认为用HTML5编写出来的手机应用程序会在市场上更有优势。对于这一点，多西不置可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际关系胜过投资逻辑。老实说，斯特罗姆到底在开发怎样的东西，多西不在乎。而且现在谁也说不准到底哪种标准或者模型会在移动领域取胜。更重要的是，斯特罗姆的时间点找得很好。

多西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投资一家初创企业。如果他投资了波旁，那将是他的第一笔“天使投资”。多西觉得用他最近得来的财富去做这样一笔投资会是一件很酷的事，同时这还能帮到他一直以来都觉得很有品位的斯特罗姆，何乐而不为呢。反正他相信斯特罗姆最后一定会想出来这款应用到底该变成什么样子。

多西最后投资了2.5万美元，而这笔鼓励性质的投资带来的收益却超乎想象。

在克里格申请签证后近三个月，政府终于批准了。在新公司工作的第一周，斯特罗姆在和他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坦白说：他不确定波旁是不是那款“对”的产品。

斯特罗姆解释说，他那些城市里的年轻潮人朋友很喜欢这款应用。波旁通过提供奖励为社交带来竞争性，从而使用户更加上瘾。但是，除了城里的年轻人，其他人——比如带孩子的家长或者没钱出去玩的人——似乎并不需要这款应用。就连多西也是在斯特罗姆要求他给反馈之后才去下载使用的。斯特罗姆明白Odeo的团队当初转而开发Twitter时一定充满着担忧和恐惧，但事实证明这是个正确的决定。那他们的Twitter又是什么呢？

克里格全然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加入波旁意味着存在巨大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他辞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那样简单，如果他们的新公司在运营期间破产的话，那么他需要重新走签证程序，或者回到巴西。克里格觉得在完全放弃这个想法之前，他们应该试着拯救一下。于是他们试着把波旁变成一款iPhone的应用程序。

这两位合伙人将办公场所从当地的咖啡馆搬到了多帕奇实验室（Dogpatch Labs），这是一个破旧的共享办公区，位于旧金山球场附近的码头上，这里还聚集着其他的小型创业公司，包括Threadsy（社交分析工具公司）、跑腿兔和制作WordPress（网站构建系统）的Automattic公司。

这是个奇怪的地方，冷风阵阵，时常伴随着让人分心的刺耳叫声，比如海鸥的鸣叫声和海狮的吼声，但更多的是其他年轻人在红牛或者酒精的刺激下因为想出了好点子或者想不出好点子而发出的怪叫。天花板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船舵，船舵带来一丝航海氛围的同时，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仿佛只要一地震它就会掉下来。周围的海水很冷，几乎没有游客有勇气在外面的摊位租皮划艇。但是，每当工程师聚在办公楼外享受周五下午的欢乐时光时，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因为喝得烂醉而跳进了旧金山湾。

克里格和斯特罗姆一刻不停地工作，试图忽略那帮嬉戏玩闹的同行，他们不禁觉得自己可能是这群人里最担心公司破产的人。波旁的创始人以另一种方式享受起了社交活动。大楼经理告诉他们，如果当天有人点餐的话，他们可以在下午一点半之后免费拿走剩下的东西。如果他们在那之前就饿了，则可以在当地的杂货店以3.4美元的优惠价买三明治吃。

他们必须省钱，因为他们不确定波旁什么时候才能成功，甚至不确定波旁到底会不会成功。几个月后，他们和安德森·康威（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的儿子）的见面使他们的希望进一步破灭。

“能再解释一下你们在做什么吗？”康威问道。斯特罗姆再一次解释起波旁。这是种有趣的方式，你可以在网上看到朋友们在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接着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加入他们！这个应用还能给你提供一些出去玩的灵感！但很明显，康威对他们公司的这项投资并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斯特罗姆一下子把硅谷最近所有的热门词汇都用上了——移动、社交、定位。

斯特罗姆脑海里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康威可能已经是第十个对这个应用抱有警惕和怀疑态度的人了。尽管他投资了我们的产品，但却对我们正在打造的东西毫无兴趣，也毫无信心。斯特罗姆知道他们的产品很有趣，但是实用吗？它能解决一个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吗？这个疑问是个转折点，也让斯特罗姆和克里格回到了起点。

两个合伙人在多帕奇实验室一个会议室的白板上开始了头脑风暴：首先，弄清自己正在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次，用最为简单的方式去解决它。这两点在日后也成为两人领导理念的基石。

克里格和斯特罗姆列出了人们喜欢波旁的三件事。首先是日程，人们可以说出自己要去的地方，以便朋友可以加入他们；其次是照片；最后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虚拟奖励，即诱惑用户再次登录的小伎俩。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发布行程，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虚拟奖励感兴趣。斯特罗姆在“照片”上画了个圈。照片无处不在，不是城里年轻人的特权，所有人都会用到。

“照片上可以做些文章。”斯特罗姆说。虽然他的3G iPhone拍出来的照片效果很差，但这项技术才刚刚起步。“我觉得会有一个拐点，从某一刻起，人们不再带着相机去拍照了，这项功能有一天会被手机代替。”

只要愿意，每个有智能手机的人都可以变成一个业余摄影师。

既然已经决定了照片是应用的主打，那么他们的机会在哪里呢？斯特罗姆和克里格在白板上写下了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3G蜂窝网络上加载照片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第二，手机的像素确实比数码相机的像素要差上一大截，所以人们不好意思分享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第三，把照片分别上传到不同的平台很麻烦。要是他们能够建立一个社交网络，把照片一次性分享到Facebook、Twitter和汤博乐，那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与新的社交巨头友好合作应该要比和他们竞争容易得多，这样的话就不必从零开始，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巨头已经搭建好的社区。

“就这么做，”斯特罗姆说，“主打照片，集中解决这三个问题。”这款应用目前只有iPhone版本，因为克里格更加擅长这一块。斯特罗姆曾对多西说，时髦的HTML5编程语言将会让应用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让自己的应用变得有用，接着，如果应用有幸受到大多数用户欢迎的话，就开发一个安卓的版本。

在照片应用中增加“滤镜”

Instagram的第一个原型叫作Scotch（苏格兰威士忌），是波旁的近亲。人们可以左右滑动照片并且点赞，类似今天的手机交友软件Tinder。使用了几天之后，他们重新捡起了波旁这个想法，并且开始怀疑自己的直觉。接着，他们尝试了一个新的想法，让人们可以上下滑动照片，并且最新的照片会显示在最上方，类似Twitter。

此外，照片的像素越小越好，以便它们能够快速地加载出来，这样就能解决第一个问题。照片必须是正方形的，这给了用户一些限制，就像当年摄影老师在佛罗伦萨给斯特罗姆的限制那样，也很像Twitter把推文字数限制在140字以内。但这有助于解决第二个问题，即使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社交网络分为两种：一种是像Facebook一样，人们可以互相加好友；另一种是像Twitter一样，人们可以关注他们不认识的人。他们认为后者对一款主打照片的应用来说会更合适，因为这样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去关注别人，而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朋友。

与Twitter一样在顶部显示粉丝数和关注数能激发人们的竞争心理，让他们不断地点开应用来关注自己的进展。人们也可以像在Facebook上竖起大拇指一样，喜欢一些东西，点赞后图片下面会亮起一个粉色的爱心。在这款新的应用上，点赞变得非常简单，只需轻敲两下照片就可以完成，无须花时间去找一个特定的小按钮。而且与Twitter和Facebook不同的是，这个应用不需要人们花心思去想文案，他们只要对着周围随手一拍，然后就可以上传了。

如果斯特罗姆和克里格想要全盘复制Twitter的话，那么只要再加上一个转发按钮就大功告成了，这样就能让应用上的内容像转推那样得到疯狂转发。但是两人犹豫了，毕竟人们在这款应用上分享的是照片，把别人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经历用自己的名字转发出去，这样真的合理吗？但是本着简单至上的原则，两人准备等到应用发布后再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用一个白色的宝丽来相机作为标志。但是该取什么名字呢？波旁和Scotch这样简短的酒名似乎有些太可爱了，如果叫Whisky（威士忌）又无法体现应用的用途。他们最终还是决定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先叫它“代号”。

不久之后，斯特罗姆和女友妮可·舒茨一起去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苏尔的一个名为托多斯·桑托斯的村庄度假，那里有风景如画的白色沙滩和鹅卵石街道。舒茨是斯特罗姆在斯坦福认识的女友，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一次海滩漫步时，舒茨告诉斯特罗姆自己可能不会使用他的新应用，因为她手机里的照片都不怎么好看，至少不如他们的朋友霍克默思的好看。

“你知道他对那些照片做过处理吗？”斯特罗姆说。

“他只是很会拍照而已吧。”她说。

“不，不，他那些照片都是用过滤镜的。”斯特罗姆解释说。普通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光线不好，而且都很模糊。智能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和斯特罗姆在佛罗伦萨用那个微型的塑料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差不多。而那些滤镜软件所做的，就是与斯特罗姆的教授一样，把拍好的照片处理一下，让它们看上去显得更有艺术气息，这意味着我们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才能拍出好照片。2010年苹果的年度应用是一款叫Hipstamatic（网络模拟胶片相机）的滤镜软件，它可以让照片看起来饱和又模糊或者复古又时髦，另一款滤镜程序Camera +也是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

“那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滤镜。”舒茨说道。

斯特罗姆意识到女友是对的。如果人们上传之前要用其他程序来加滤镜，为什么不让他们在自己的程序里就可以用呢？

回到酒店后，他上网研究怎么编写滤镜应用。他在Photoshop上试了一会之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风格，即浓重的阴影和对比度，接着在图像周围也加上阴影打造晕影效果。随后，他坐在室外的一张靠背椅上，手边放着一杯啤酒，开始编写程序。

他把那款滤镜称为X-ProⅡ，这是对交叉冲印这种模拟照片显影技术的致敬。交叉冲印是指摄影师故意使用不同的药水来冲洗胶卷的冲印方式。

不久之后，他在墨西哥一家卷饼摊位前碰到了一条浅黄色的小狗，他给小狗拍了照片，并用这张照片测试了自己的滤镜。照片里的小狗正抬头看着舒茨，斯特罗姆的凉鞋出现在镜头的一角。这张发布于2010年7月16日的照片成了这个日后发展为Instagram的应用程序的第一张照片。

照片应用的市值到底有多大

克里格和斯特罗姆不知道他们的新应用会不会比波旁更受欢迎。说实话，这款应用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他们不是第一个想到用滤镜的，也不是第一个想到基于兴趣构建社交网络的。然而，比起技术创新，他们更加看重感觉和产品的简洁。

当产品秉持极简主义，只有上传和点赞的功能时，开发程序的时间就大大减少了，这意味着在面向大众进行测试前不用再花钱了。他们决定在8周之内发布“代号”，无论到时候“代号”会变成什么样子。8周，这比克里格拿到签证的时间还要短。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封名叫科尔·莱斯发来的电子邮件，这是一位来自本地的设计师。莱斯在邮件中表明，他想成为应用的测试员。

毫无疑问，莱斯是完美的测试人选。他在一家视频初创公司工作，也是一名摄影师。他的作品偶尔会在当地的画廊展出，而他的摄影风格和市场追捧的清晰完美以及高分辨率的效果背道而驰。他会对照片进行数字化处理，增添光影效果，或是增加纹理或质感，使它们变得更加怀旧。他喜欢宝丽来等老式相机，并且刚刚购买了一台哈苏相机，这是人类第一次登月时使用的那台相机的升级版本，这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是正方形的。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同意让莱斯测试程序后，他就带着手机去了城市北边的塔玛佩斯山远足。他尝试了一款名为清晨飞鸟（Earlybird）的滤镜，接着就被照片呈现出来的效果震惊了，他觉得这个滤镜和自己的艺术风格很相似。于是他决定邀请两位创始人出来喝一杯。

他们在旧金山的走私者海湾见了面，这是一个以沉船为主题的朗姆酒酒吧，酒吧里有很棒的火焰鸡尾酒。斯特罗姆和克里格问了莱斯很多关于使用体验的问题，莱斯渐渐感觉到这两个创始人对他们的潜力浑然不知。

“这绝对会火啊！”莱斯说道。在科技界，那些领袖在颠覆某个行业之前几乎对该行业没有任何了解。比如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从未从事过出版业，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从未从事过汽车制造业。清晨飞鸟是莱斯用过的觉得最好的滤镜，比Hipstamatic上的任何一款滤镜都要好。

喝了几杯之后，两人问莱斯想不想做几款自己的滤镜，当然是有偿的。莱斯同意了，他觉得如果有一款可以自动把照片处理成他想要的样子的应用，那应该可以省下不少时间。在此之前，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观察身边的事物，建起了一个复杂的纹理体系。他会通过Photoshop首先将这些纹理覆盖在照片上，然后添加颜色变化和曲线图层。

莱斯在相机胶卷中找了20张照片来测试他的每个想法，这些照片分别是日出、日落，运用不同的颜色以及一天之中不同的时间拍摄成的。他最终做出了四款滤镜，分别叫作Amaro、Hudson、Sutro和Spectra。他没有想过就这样把自己的艺术创作给一家公司，然后开放给大众使用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尽管他很看好自己的新朋友，但他也知道大多数的初创企业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使用滤镜可以让Instagram的用户以一种更有趣、更美丽的形式去呈现自己原本没那么亮丽的生活，这也是Instagram能够走红的原因。但莱斯和两个创始人都没有想过这种呈现方式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人们在Instagram上传的照片是一种艺术，而艺术是一种对生活的评论方式。Instagram在让大家尽情表达的同时，也让人们陷入了逃避现实的陷阱中。

一天深夜，斯特罗姆正坐在多帕奇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编程，脸上映着笔记本的荧光，他正努力地保持专注，因为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创业推介会。一个名叫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的男人正在大多数男性观众面前展示自己的公司，这家叫优步（UberCab）的公司可以让人们用手机叫豪车，明年这项服务将在旧金山正式启动。

Lowercase Capital（小写资本）的克里斯·萨卡是这次活动的嘉宾之一，他是Twitter的早期投资人，也已经在优步注资了。萨卡认为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准。他曾经邀请卡兰尼克去他位于太浩湖的家中，在洗了几小时的热浴之后，他就打电话投资了卡兰尼克的公司。他认出了在角落里的斯特罗姆，他们曾经在谷歌短暂地共事过，在那之后萨卡就离开谷歌，成立了Lowercase Capital。萨卡认为，如果斯特罗姆这么晚还在这里写代码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在做一些新的东西。

在那天晚上的接触之后，斯特罗姆邀请萨卡到校园咖啡馆进一步了解他的产品。这是附近唯一的一家咖啡店，是一个重新回归社会的刑满释放人员经营的。在那里，斯特罗姆向萨卡展示了最新版的“代号”。

“照片应用的市值到底能做到多大？”萨卡问道。在风险投资中，如果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越高，那他们承担的风险就会越大。萨卡曾经投资过Photobucket（照片桶），最后该公司以3.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新闻集团的福克斯互动媒体；他也曾看着Flickr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雅虎。如果说这款应用又是想要打造图片版的Twitter，那么他已经看过不下几十个这样的尝试了，并且均以失败告终。

斯特罗姆没有做任何预测。相反，他凭借在斯坦福学到的商业知识，试图以独家经营权作为卖点。“我只邀请了三位天使投资人，”他说道，“你，杰克·多西和亚当·安捷罗。”安捷罗是Quora的创始人，也是Facebook的首席技术官。斯特罗姆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了他。

这种奉承很有用。“这个组合很酷。”萨卡说。接着他便问起了应用里被删掉的那些功能。

斯特罗姆回答说：“等我们的用户数量达到1000万或者5000万的时候，我们会考虑重新加入那些功能，目前的话，我们还是专注于保持产品的简洁性。”

达到数千万用户？萨卡无言以对。斯特罗姆的Beta测试人员只有不到100人。萨卡参加过无数的创业推介会，创业家无一不精心地展示产品的每一个花哨功能，但在这里，斯特罗姆只是摆出一副成功理所应当的样子，然后问萨卡是否想要投资。萨卡最终投资了这家公司。

起名Instagram

斯特罗姆和克里格想要继波旁之后想出另一个发音简单、拼写方便的名字，他们还希望这个名字可以体现出沟通的高效性。因为他们借用了Gmail的小技巧，在用户还在决定用哪个滤镜的时候就开始上传照片。很多名字都已经被别的做照片的公司想去了，所以他们最后想到了“Instagram”，即“Instant”（即时）加上“Telegram”（电报）。

他们已经能够预见将照片分享到Facebook或Twitter这个功能会带来的影响。每当用户选择把Instagram上的照片分享到别的平台时，使用那些社交平台的人就会看到Instagram，并且有可能想要下载体验这个应用。

他们对于应用的第一批用户可谓是精挑细选，他们都是优秀的摄影师，特别是在Twitter有众多粉丝的摄影师。这批用户决定了应用的艺术基调，并且产出了优质的内容供人们欣赏。他们进行的是Instagram有史以来第一次影响力竞赛，多年后，影响力竞赛才成为一个概念。

多西成了Instagram的宣传大使。最初他是震惊的，因为他当初投资的应用现在变成了一个和波旁完全不同的东西。通常来说，只有在公司快破产的情况下，创始人才会孤注一掷。但是多西很快爱上了Instagram，比爱波旁要多得多。

在巨人体育场的一间包厢里，多西发布了他在Instagram的第一张照片，这是一张棒球比赛的照片。他惊喜地发现加上滤镜后，球场立刻绿得更鲜艳了。当时多西正好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很想到处转转，所以每个周末他都会往南开30分钟到半月湾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一路上他会为了Instagram特意拍很多照片。

多西对Instagram上瘾之后发现，这个产品是这么自然又好用，他甚至希望这款产品是Twitter做出来的。于是他问斯特罗姆愿不愿意被Twitter收购，斯特罗姆听上去很乐意。但当他给威廉姆斯发邮件表达收购愿望的时候，威廉姆斯带着对多西个人的不满拒绝了这个想法。威廉姆斯当时是Twitter的首席执行官，并且努力想把自己打造成Twitter的领袖。因此，多西的战略并不受欢迎。

“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威廉姆斯回复说，事实也确实如此，斯特罗姆曾经联系过威廉姆斯想要和他见面。虽然当时Twitter不确定他是不是要找一个买家，但是交易团队还是调查了Instagram，然后给出了2000万美元的估值。但是威廉姆斯对这个产品并不看好。他觉得Instagram只适合发布一些肤浅的内容，比如拿铁上的艺术拉花，或者像多西那样的半月湾之旅。那里不会出现任何值得上新闻的内容，更不要说出现像Twitter里那些能改变世界的严肃对话了。“我们不认为这个产品能做大。”他这样告诉多西。

此后，多西又多了一个推广Instagram的动力——证明威廉姆斯是错的。不管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什么内容，他都会立即转发到Twitter，在那里他有160万的粉丝。他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他最爱的iPhone应用，世界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Instagram正式面世

Instagram于2010年10月6日公开发布。由于多西这样的名人转发分享，这款应用立即走红，并荣登Apple应用商店的照相软件排行榜第一名。

当时Instagram只有一个服务器来远程处理所有的活动，这个服务器远在洛杉矶的一个数据中心里。因此，斯特罗姆陷入了恐慌之中，不由得担心所有事情都会崩溃，人们会把他和克里格当成傻瓜。

而克里格只是点头笑了笑，他不放任斯特罗姆沉浸在恐惧中，主要是因为恐慌根本没有用。随着大量用户的涌入，他们急需一个应对方案，让Instagram保持正常运作。斯特罗姆和安捷罗通了电话，寻求这位Facebook的资深首席技术官以及Instagram的早期投资人的意见。最后帮Instagram租了亚马逊AWS的服务器，没有帮公司买自己的服务器。

在应用发布的第一天就有2.5万人使用Instagram。一周后，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人，斯特罗姆甚至看到一个陌生人在旧金山的一辆公交车上刷着Instagram。他和克里格做了一张电子表格，用来实时追踪记录Instagram每个新增的用户。

应用刚被发布就很成功，但不代表可以一直成功下去。人们下载新的程序，兴致勃勃地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把这个应用给忘了。但是Instagram的热潮却久久不退。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斯特罗姆和克里格稍事休息，不再为服务器操心，转而凑在电脑屏幕前，喝着比利时啤酒，看着电子表格上的数字一点点涨到了100万。6周过后，这个数字涨到了200万。

只专注于一件事并做到极致

文章稍后会回溯Instagram的起源，这款应用诞生的时机绝佳。它在移动手机的革命潮流中于硅谷诞生，那时人们刚刚使用智能手机，根本不知道要用口袋里的手机做什么。时机确实重要，斯特罗姆和克里格做的很多出乎意料的选择也让Instagram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脱颖而出。

他们没有执着于开发那款原本向投资人推介的应用，而是停下来去尝试另一个更宏大的想法。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摄影，并把它做到极致。从这个角度来说，Instagram和Odeo很像，多西和威廉姆斯当时也是调整方向，转而集中开发Twitter。

他们没有试图让所有人都来使用这款应用，最初只邀请了那些有可能在其他平台上宣传Instagram的人使用，特别是设计师和创意工作者。同时，他们只邀请了特定的人来投资，即使那些投资的人中有很多还对他们持怀疑态度。仅从这一点来看，Instagram很像一个奢侈品牌，高冷且有品。

他们没有发明什么创新大胆的东西，只是把其他应用中已有的功能进行了完善，这一点都不符合硅谷那些潜在投资者的期待。他们的应用比其他的应用更简洁、更高效，所以当用户使用Instagram捕捉生活瞬间时，能够比其他应用花更少的时间。因为Instagram没有网站，用户只能在手机上使用，这样可以让用户在Instagram上分享的内容变得更加即时且亲切。

Instagram的简洁制胜很像早期的Facebook，当时扎克伯格就是以简洁的设计来应对聚友网的复杂烦琐。然而，当Instagram发布的时候，Facebook却变成了一个大杂烩——新闻、活动、社群，甚至还有用来购买生日礼物的虚拟积分，并且还深陷隐私丑闻之中。在Facebook上发布手机照片非常麻烦，所有照片都必须先上传到Facebook的相册之中，这原本是为使用数码相机的人设计的功能。也就是说每当有人将手机中的照片发到Facebook时，照片都会先上传到一个叫“手机上传”的默认相册中。而Instagram则抓住了这一机会，无须上传，就可即时发布。

除了产品本身，两位创始人还很善于站在其他人或公司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在一片全新的领域打拼，科技界早已有了赢家。如果Instagram可以给那些科技巨头锦上添花，那他们就能有飞跃性的发展。Instagram是苹果应用商店里姗姗来迟的明星，是在亚马逊云计算上发展壮大的初创公司之一，也是在网上分享照片最简单的方式。

这种合作战略的好处就是，有一天，站在巨人肩膀上的Instagram也能够成为巨人。但是在这条路上，两位合伙人必须做出一些妥协。

与投资人的紧张会面

2010年12月，即推出Instagram两个月后，斯特罗姆在马萨诸塞州霍利斯顿的家中准备过圣诞节。Foursquare的CEO丹尼斯·克劳利在毗邻的城镇梅德韦长大，那里和霍利斯顿一样，是有着树木和小溪的郊区，斯特罗姆联系了克劳利，问他是否愿意见一面。两人暂时放下竞争，在一家中餐厅见了面。

现在不断有想要投资的人联系斯特罗姆，其中不乏谷歌和Facebook等大型公司的代表，他们名义上是提供帮助和建议，但是斯特罗姆觉得这不过是为收购找了个好听的借口罢了。

他对克劳利说，一切都开始顺利起来了，他也明白了机遇在哪里。现在每个人都使用手机拍照，并且每个人都希望他们的照片变得更好看，所以每个人都会使用Instagram。

“有一天，Instagram的规模将会超过Twitter。”他大胆地预测。

“不可能！”克劳利一下子直起身子，“你疯了。”

“你想想看，”斯特罗姆争辩说，“发Twitter很费事，去思考自己要说些什么也很有压力。但是发照片就简单得多了。”

克劳利仔细想了想，争辩说，在Instagram之前已经有过那么多的照片应用，它们都没有改变世界，Instagram凭什么觉得与它们不同呢？

斯特罗姆没能给出一个有见地的答案，只是指出当前Instagram势头正好。Instagram一开始能流行起来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心理层面的因素——它给人们的感觉。滤镜让现实成为艺术。接着，在记录这种艺术的同时，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生活，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硅谷90%以上的初创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万一Instagram成功了呢？如果这两位创始人足够幸运，如果他们战胜了所有的挑战，成功地接纳新用户，发展成为和Facebook一样强大的存在，那他们确实能改变世界。或者说他们至少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正如透视技术改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建筑一样。

其实斯特罗姆内心并没有像嘴上说得那么自信。相反，和克劳利见面让他很紧张，因为Foursquare才是业界一直讨论的对象。Instagram的基础设施要支持所有的新用户其实还很勉强。外面有太多强大的竞争对手了，因此，他和克里格晚上都睡不安稳。但是假装事情发展得比实际顺利是每个初创企业CEO的必修课，因为你需要让每个人都相信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斯特罗姆现在面临的状况和Instagram即将给世界造成的压力十分类似，即人们在这种现代的压力下只能分享最棒的照片，让生活看上去比实际完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