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相信对考古和文物感兴趣的你一定不陌生。它从博物馆里的文物入手，通过情景剧的形式，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带观众了解文物的前世与今生。这些博物馆推荐的文物，大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越王勾践剑、《千里江山图》等，件件都是镇馆之宝。不过，当河南博物院推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时，估计很多观众都很疑惑：这是哪门子国宝，没听说过啊？
在大众的视野中，贾湖遗址知名度确实不太高，但是在学术圈内，贾湖遗址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考古圣地了。在那里，我们老祖宗的勤劳、智慧被运用到了极致，考古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也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除了《国家宝藏》中展出的世界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骨笛之外，贾湖遗址还给后人留下了太多太多惊喜，这一次，我们就一起来领略一下，贾湖遗址还有哪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发现吧。
● 围观考古现场：偶然发现的史前遗址
与众多考古遗址一样，贾湖遗址的发现，也是一个偶然事件。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它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气候温和，降水稳定，但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地区，居然会因为一次台风北上引发的罕见暴雨而酿成了巨大灾难——1975年8月8日，当年的第三号台风在福建登陆后，越江西，穿湖南，最后直入河南境内，造成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并且导致了板桥水库等数十座水库垮塌，洪水淹没了数千公里。
正是这场大洪水，把舞阳县境内贾湖村的房子冲得只剩一间未倒。直到1978年，国家才拨款来修村东边的防护堤。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带队老师贾建国发现地里挖出了一些碎陶片，还有一些形状奇怪的石头。
贾湖村，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村庄，但是在它周围陆陆续续曾经发现过一些遗址，有名的如裴李岗遗址等，再加上贾建国有一点文物知识，他就怀疑这些挖出来的陶片和石头，会不会跟史前遗址有些关系？恰巧他有个朋友叫朱帜，是舞阳县文化馆的文物干部，于是他就把这些发现交到了县文化馆。
当时河南的裴李岗遗址刚刚发现，整个河南文博界正在为重大遗址的发现而兴奋。所以，朱帜一看到这些标本，立刻就联想到了裴李岗遗址。这会不会是一个与裴李岗遗址文化属性相类似的遗址呢？
经过朱帜的努力，河南省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在1980年春天进驻贾湖村，在村东进行了试掘。在最初的一个探方内，考古人员们很快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墓葬。墓葬相互叠压，表明这很可能是一个集中墓葬区，被数代人反复使用过。通过研究出土的陶片，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与裴李岗遗址时代相同、性质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贾湖遗址的发掘基本就没有断过，从1983年到2013年，一共经历了8次发掘。每一次发掘，都有振奋人心的收获。比如1986年的第四次发掘，考古学家们首次在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两支骨笛。当时考古学家们正在清理第78号墓，这两支骨笛正放置在墓主人左股骨的两侧，它们不同于现代的横笛，既没有吹孔，更没有笛膜孔；也不同于箫，因为它们没有吹奏用的山口。所以当时的记录人员只用了“穿孔骨笛”来代替。
再比如1987年的第六次发掘，考古学家们也是收获颇丰。不仅发现了陶窑和陶窑作坊区，证明了当时贾湖已经有了较为集中的制陶作坊区，还有数量不少的狗坑。这些狗坑基本上位于墓地的边缘地带或者是房基旁。这可能代表着人类与狗的亲密关系。在活着的时候，狗帮人打猎、看家，死了之后葬在房子边上，仍旧履行着使命。
总而言之，在最初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并没有意识到手下的这个遗址有多么重要，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深入的发掘过程中，贾湖遗址的神秘面纱才慢慢地揭开。
● 如何判断贾湖遗址的年代？
在讲述贾湖遗址中的出土文物之前，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年代。在考古学研究中，确定年代是首要的，并且是必须的。显而易见，只有弄清楚了一个遗址的年代，考古学家们才能够把它放到合适的“坐标”，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析。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才有了参考的基准。
历史时期的墓葬，我们可以根据里面出土的一些文字资料，比如说墓志铭、文献或者是器物上的铭文，将其结合史料记载来判断年代。比如满城汉墓，它的年代就是依照墓中随葬的铜盆上“中山内府”和“卅九”的铭文，再结合史书上有关中山王的记载，最终判断出来是刘胜之墓的。
可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才多长时间呢？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把我们的文献记载追溯到3000年前，然而目前发现的4000多个甲骨文中被释读的不过千余字而已。文字所能够提供的时间尺度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人类几乎99%以上的岁月都是没有文字相伴的，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再到部分的青铜时代，这就是所谓的史前时代。贾湖遗址，就是一个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史前遗址。由于没有任何文字信息的参考，史前遗址的年代判别，就必须依靠各种理论方法，从古代人类遗留的物质遗存中提炼和解读出相关的信息来帮助判断。
总体而言，考古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相对年代
顾名思义，相对年代是“相对”的，也就是指年代的先后顺序，这是一个比较出来的结果。在我们无法明确遗址的准确年代时，这是唯一的选择。确定相对年代，主要依靠两个手段：地层学和类型学。
地层学的理论主要来自地质学的灵感，它的核心思想在于地层是“叠压”的，我们可以把地层理解为一层层的灰尘，在没有扰动的情况下，灰尘总是一层一层、从下往上覆盖的，因而下层在时间上永远早于上层。当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地层学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类是不断活动的，针对土壤的一些行为，比如耕地、房屋建造、墓葬等，都会扰乱地层，给我们的判断造成干扰。所以如何正确地分辨地层叠压关系，往往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丰富经验。
类型学则有点向生物学借鉴的意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或者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排比，从而得出不同风格的先后演变序列。我们拿手机举个例子，功能手机面世的时间要远早于智能手机，假设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发掘了两个不同的遗址，A遗址中只发现了功能手机，而在B遗址中既发现了功能手机，又发现了智能手机，那么通过“类型学”的比较，B遗址的年代要晚于A遗址。
在所有的古代遗物中，考古学家特别喜欢拿陶器作为类型学的依据。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陶器是古代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遗存数量最大的器物，几乎每一个发掘的遗址中都会有陶器出土。而且陶器是极易破碎、损坏的日用品，这也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机会去不断地制作、创造出更多的器型。所以说，陶器大概是各种遗物里面最“敏感”的器物。在类型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家皮特里，当年他的“成名之战”就是利用了尼罗河流域众多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根据它们的形制变化归纳出了一套陶器发展序列。这一套发展序列确定之后，一旦哪个墓葬中发现了一种在这个序列中的陶器，就可以判断这个墓葬的时间先后顺序了。
绝对年代
虽然“相对年代”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一个遗址和文物的相对早晚，但这远远不够，考古学家们最希望知道的是它们究竟有多古老，是距今一万年，还是仅仅只有一千年？这个问题，对于史前遗址来说并不容易解决。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中为美国国防部从事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了碳14测年法，才极大地推动了考古遗址绝对年代的测量。利比还因为这项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碳14测年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理：生命体在活着的时候不断吸收着碳14，直到死前那一刻。之后，生命体内的碳14开始呈现一定规律性的衰减，衰减率大约是每隔5700年左右减少一半。
根据衰减的规律性，我们只需要提取出遗址中有机体内的碳14含量，再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知道遗址的绝对年代了。我们可以仅用来自考古地点的少量有机材料样本，比如木炭、木头、种子或者骨骼等，就可以较准确地测定其年代。简单、准确、高效，所以碳14测年迅速在考古学界普及，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有力武器。
介绍完目前考古学主流的年代测定方法，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贾湖遗址的年代。利用碳14测年法，考古学家选取了贾湖遗址的19个样品进行了测量。这19个样品中，有9份木炭样品，5份草木灰样品，4份人骨样品，1份果核样品，尽可能保证了样品的多样化和准确性。结果发现，贾湖遗址的年代大概在距今9000年到7800年之间。
光说这个年代，可能大家的感知并不明显，可以来做个比较。黄河中游地区非常重要的仰韶文化，它所代表的彩陶文化非常有名，年代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之间；而以玉文化闻名世界的、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就更晚了，大概距今约5300年到4200年左右。
也就是说，贾湖遗址比这些我们熟知的史前文化，要早很多。
● 原始人也爱喝“酒”
《国家宝藏》节目里，蔡国庆父子演的贾湖骨笛情景剧，第一幕就是先民在品尝食物坏掉后形成的“饮料”。剧里并没有点明这个“饮料”究竟是什么，不过我们可以根据其中一个人说“喝完之后晕乎乎”这句话来推测，这个“饮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酒”。
酒，似乎是全人类的共同爱好。古人将酒的发明归功于仪狄和少康。《世本》中说：“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许慎的《说文》中也说：“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晋代的文人江统则反对这一论调，他在《酒诰》中认为，酒的出现完全是自然造化之功，由于一些谷物在烹熟之后未食用完，存放一段时间后发酵成了酒。受此启发，古人最终创造出了美酒。
当然了，古书上的记载多半是不可信的。要真正解决“酒什么时候发明”这个问题，还得靠考古学的研究。
考古学讲究“以实物说话”，所以一开始就有学者提出，如果在遗址的盛酒、饮酒的用具中发现了酒的成分，就可以非常有力地证明这里已经出现酒了。我们在很多遗址中发现了类似的证据，例如1979年、1980年和1987年，河南罗山莽张天湖商代墓葬中先后三次出土了内含液体的青铜提梁卣。专家对液体进行了分析，确认了是残留的酒液，这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酒液体。另外，山东滕州一处商周薛国墓地出土的5件密封良好的青铜酒器中也发现了3000年前疑似酒类的清澈液体。
但是，这个方法有个致命的缺陷，酒精是一种极易挥发和受微生物影响的化合物，它们在漫长的时间当中很难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例子，年代距今都没有很远。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寻找“最早”的酒，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
还有其他办法吗？经常逛博物馆的朋友可能会留心到，博物馆里很多大型的陶器都会标注用途是酒器，比如仰韶文化的小口尖底瓮、大汶口文化高柄杯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以酒器作为酒出现的证据呢？这个方法乍一听觉得挺有道理，但却经不起细细推敲。首先，是否一定有了酒具、酒器才能酿酒、喝酒？其次，众所周知，史前陶器一器多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罐、瓮、杯，虽然博物馆标注的用途是酒器，但更多的可能，估计还是盛放水、羹、饭等食物。
所以，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方法和手段。
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形状很有特色的陶器，像腹部穿孔的甑形器、小口双耳罐、高领敞口罐等。从样式来看，应该是用来存放液体的器物，可由于时间太久，陶器中早已空空如也。不过，细心的专家发现，虽然陶器中早已没有液体，但由于长时间使用，器皿的底部竟然沉淀了一层薄薄的残留物。
恰恰是这些残留物，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巨大方便。
在考古学发展的早期阶段，考古学家都是根据发掘出土的遗物、遗址的分布状况和结构来诠释考古发现的，这些都是肉眼能够见到的信息。但是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不同学科的逐渐介入，考古遗址中那些隐秘的、不易被发觉的部分，例如附着在容器上的残渣、工具上的一些使用痕迹等等，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这些所谓的“残留物”甚至能够提供巨大的信息。随着对残留物研究的深入，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叫“残留物分析”的新的考古学方向。
贾湖遗址陶器中沉淀的残留物，是那个时候的先民使用陶器后留下的“物证”。从1999年开始，发掘贾湖遗址的考古学家们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麦克戈文教授合作，对16个陶片标本上的沉淀物进行了化学分析。这位麦克戈文教授可是世界酒史研究领域的绝对权威，他曾经在伊朗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两件盛有液体的陶罐，距今约7400年左右，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酒实物。
实验结果出人意料，这些沉淀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还包含有蜂蜜和山楂的化学成分。麦克戈文教授最终得出结论：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而成的发酵酒。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酒类饮料的沉淀物，从而将人类酿酒史提前到了距今约9000年前后，将世界酒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不过，我们还需要纠正一个概念性问题。如果单纯从考古学角度考虑，其实很难解出“酒的发明起于何时”这个问题。因为考古学讲究的是“以材料说话”，即使是残留物分析，讲究的也是“有什么材料得出什么事实”，而年代越古老，留下的材料就越有限，就越会存在“幸存者偏差”。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酒类饮料沉淀物。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史前遗址，把人类的酿酒史推到了万年以上呢。
● 远古时期的美酒
我们暂且可以将贾湖遗址列为目前世界上最早发现酿造酒类的古人类遗址。那么，现在自然而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酒是用来干啥的？难不成也像现在这样，喝酒是为了消遣？
这个解释基本上不太可能成立，毕竟这是个距今9000年的遗址，那个时候的生产力还没有如此发达，连温饱都成问题，更别说有消遣娱乐活动了。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酒的产生，与原始社会的巫术行为有关。
在贾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与原始崇拜、原始巫术相关的证据。最明显的，就是大量的墓葬中随葬了数量不等的龟甲。这些龟甲以8个为一组，有的有穿孔，有的还有契刻符号，甚至还有长期把玩的痕迹。
这些龟甲往往又随葬骨笛和叉形骨器。其中有一个墓，发掘出来的时候，墓主人的头骨不见了，但在头骨部位放了一组八个龟甲，边上放了一件叉形骨器，左肩上放了两件七孔骨笛。很明显，这些东西不可能是生产性工具，作为巫术法器的可能性更大。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思想不发达，很多自然界的现象，比如下雨、打雷、刮风等，先民们都无法理解，可偏偏这些东西，是最影响他们日常活动的。这个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把这些现象归结于某些“神”的行为，他们尝试着与“神”进行沟通，于是就诞生了“巫师”这种职业。
巫师一般都是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他们沟通天地，联络人神，并且可以预知未来，深受族人的敬畏。而巫师在主持巫术仪式时，为了尽快使自己达到癫狂的通神状态，往往会使用一些道具，这个时候，几杯酒喝下去，在酒精的作用下，巫师的神志开始迷糊，行为变得癫狂，最终进入“通神”状态。
● 有趣的家猪驯化史
猪的地位，不可小瞧
猪是六畜之首，我们春节的时候最喜欢贴的对联就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它还是十二生肖之一。
在古代，猪的象征意义则更大。祭祀典礼中，猪是非常重要的贡品。《礼记·王制》说：“天子社稷则太牢，诸侯社稷则少牢。”这太牢，指的就是牛、羊、猪，少牢指的是羊、猪。《礼记·礼器》记载：“晏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这里的“豚”，指的就是小猪。这些都说明了，猪在中国古代是重要的祭祀品。
如果说古代的祭祀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日常使用的汉字，有哪些是与“猪”有关的。在古代，猪通常被称为“豕”，而“家”这个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楷书，都是房子下面有一只猪的象形，它的本义就是驯养生猪的稳定居所，到了后来才引申为我们今天“家”的含义。再比如“逐”这个字，其本义就是追豕，说明在原始的狩猎时代，猪是人们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坠”字的本义也与豕有关，表示豕掉落陷阱被捕获的场景。
发现了没有，在原始社会，猪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一开始人们抓捕野猪作为自己的食物来源，再后来慢慢地驯化猪，把猪圈养在固定的地方，这才有了“家”的概念。
那么，猪是什么时候开始被驯化的呢？这个问题，可是考古学上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从野猪到家猪：考古学中的大学问
下面我们来看看，考古学家是如何逐步解决这一问题的。
首先，一只猪从野猪变成家猪，它的生活状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野外的时候，野猪因为觅食、拱土、搏斗的需要，它的吻部进化得特别长，头部特别大，能够占到整个身体长度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长。而家猪由于长期喂食，体态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专业的术语说就是“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驱加长，体幅变宽，腹围增大”。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家猪的吻部大大缩短了。
体态上的变化，在骨骼上很容易就能够辨识出来。于是有的人就说了，只要遗址中出土的猪的骨骼特征，符合家猪的特征，那就说明它被驯化了。这个逻辑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动物的形态想要改变，哪有那么容易啊，这可不是一朝一夕间的事，必须得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段慢慢进化才行。所以，如果说在一个遗址中发现了符合家猪特征的骨骼，说明这里的先民早就已经完成了猪的驯化了，而真正的驯化时间，还得再往前推很久很久。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加直观地来研究猪的驯化呢？经过多年的发展，考古学家们发展出了几个鉴别方法，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这几种：
首先，从体态变化上来区分家猪和野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在进化过程中，猪牙齿的遗传特征最稳定，尺寸大小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而猪的下颌骨缩小的速率则快得多。牙齿的大小、数量没怎么变化，但是牙齿间的空间变小了，这就自然而然发生了齿列扭曲的情况。所以说，如果在某个遗址中发现的猪牙齿是挤在一起的，这说明那个时候的猪正处在被驯化的过程当中。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人类饲养家猪的目的这个角度入手。很简单，古人养猪无非是为了获取肉类资源，但养猪必然会产生成本，养一头猪的时间越长，花费的成本就越多。为了达到收益最大化，他们往往不会将猪养大，而是在猪的幼年，在它肉质鲜嫩的时候把它宰了。这就造成了猪的死亡年龄结构变得不平衡并且集中。如果说一个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幼年的比例占得特别高（一般来说大于55%），就说明了该遗址中出现了家猪的饲养。
我们甚至可以研究一下幼猪骨的雄性和雌性的比例。这还是从养猪的投入产出比考虑的，母猪由于能够繁殖后代，所以一般会养到成年后，而公猪就不一样了，它们没有了生殖优势，而且成年的公猪性格暴躁，还不容易管理，所以除了保留一部分公猪作为种猪外，大部分的公猪在幼年的时候就会被直接宰杀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考虑。在病理学当中，有一种叫做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LEH:Linear Enamel Hypoplasia）的病理现象，指的是在牙冠形成过程中牙釉质厚度上出现的一种缺陷，比较典型地表现为牙齿表面形成一个或多个齿沟或齿线。这种情况一般是发育期生理紧张所造成的。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们发现野猪的LEH发病率远远低于家猪。根据统计，考古遗址中猪群LEH发病率一般都在5%以上，而野猪群落在5%以下。依照这个比例，我们就可以判定一个考古遗址中是否出现了家猪驯养。
上面介绍的这些方法，是当前学界判断野猪向家猪驯化的主流方法。有了这些理论武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贾湖遗址中猪的情况。通过对遗址中猪骨的分析，我们发现有3个标本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齿列扭曲”现象。在能够确定年龄的60多件骨骼标本中，未成年的比例居然高达81.4%。而且猪牙的LEH发病率也相当高，这一系列证据，充分证明了在差不多9000年前的贾湖地区，那里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了猪的驯化。从目前来看，贾湖是有证据表明的最早的家猪饲养地。
在贾湖遗址，除了《国家宝藏》中提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和我们上面提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酒、中国最早的家猪饲养地之外，还藏着很多有趣的秘密，比如这里出土了一批龟甲，上面发现了契刻符号，比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还要早5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这里还出土了一批碳化稻米，以及配套的石铲、石镰、石磨盘等农具，说明早在9000年前，贾湖人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了，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之一……
贾湖，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惊喜，等着我们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