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的印度男子

1997年7月，我应印度哲学学会邀请，到古都加尔各答参加冠名“科学·艺术·哲学”的学术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南亚之旅，心情颇为激动，除了新德里、阿格拉、瓦拉纳西，还游历了香港、曼谷、加德满都、拉萨和成都，绕成了一个大圆圈。回来后写成游记，在《书城》杂志上连载了一年多。

印度全年分夏季、雨季和冬季，盛夏在4月，7月正是雨季的间歇。

在第一天晚上的欢迎酒会上，穿戴整齐的侍者穿梭其中，手捧盛放酒杯、糕点和水果的托盘，而服饰华丽的教授太太们则围绕着西方客人高谈阔论。在街上，我看见人力车夫打着赤脚，大学男生围在小吃摊旁，用手抓面，吃得津津有味。

会议结束后，我从大学宾馆搬到救世军青年旅店（Salvation Army）。客房里有六张高低床，大小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两间寝室。没有桌椅，却也干净、整洁，还有公用的客厅、卫生间和淋浴房。每天只收五十卢比，约合人民币二十元。许多西方年轻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或更久，遵循17世纪以来“大旅行”的优良传统。

一天下午，我乘坐加尔各答（也是全印度）唯一一支地铁去看泰戈尔故居。就在以诗人命名的小街的人行道上，我见到一个男子在井边半裸端坐，全身涂满肥皂泡，旁边一个男孩使劲向下打水（可惜未拍全）。背景是一幅难忘的画面：斑驳的墙壁、橘红的窗子、墨蓝的门扉、黑色的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