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实力和权威的区别

在用英文撰写的国际关系著作中，“power”一词可以同时指社会影响力、物质实力和政治权威，但是这三者的功能差别很大。这是因为“power”在英语中有多种含义，包括控制、权威、能力、实力、力量和影响力。于是，权力、实力和权威之间的互换性导致人们难以体会这三种领导力资源的功能差别。这也就导致人们无法理解道义对这三个要素的影响是什么。

权力与实力的区别

“balance of power”这一词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power”既可指“影响力”，也可指“实力”。虽然“balance of power”是个常用词组，但国际关系学者对其是指“政治影响力的平衡”还是指“物质实力的平衡”没有达成共识。摩根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他用“power”和“elements of power”分别指代“权力”和“实力”。然而，这种区分仍然不清楚，因为“elements of power”既可以理解为“权力要素”，也可以理解为“实力要素”。坦率地说，“power”一词在摩根索的书中仍然含义不清，时而指“影响力”，时而指“实力”，有时还有双重含义。吉尔平注意到“‘power’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是最麻烦的问题之一”。他把“power”定义为“国家的实力”，但他仍然不能避免有时用“power”一词表达“影响”的意思。比如他说：“经过一段时间，体系中各国‘power’（此处意为实力）的不平衡增长导致了体系中的‘power’（此处意为权力）进行重大的再分配。”几十年来使用“power”模糊含义的做法一直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到2007年，威廉·沃尔福斯的著作还在关注“将作为资源的‘power’（此处意为实力）和作为影响的‘power’（此处意为权力）混为一谈的问题”。

这种含糊不清成为摩根索论述中的一个理论缺陷。在用“power”界定国家利益时，他无法区分“power”是一种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power”是指对他国的影响，那么它就是一种国家利益，而如果“power”指的是能力，那么它就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正是由于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和实力的性质差别，摩根索也无法判断道义与“power”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为了避免因“power”含义模糊导致理论上的逻辑混乱，本书对“权力”和“实力”进行了严格区分。在讨论权力时，只指影响力，如警察的权力；在讨论实力时，则指力量，如运动员的竞争力。把权力与实力区分开来，可以避免那种一面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一面把权力视为国家利益的逻辑循环论证。把权力定义为影响力，则意味着权力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而且通常是最重要的利益。国家利益通常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权力通常被视为政治利益的一种，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把实力定义为力量时，实力就成为界定包括权力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一国在某种国家利益上权力的大小，是由该国与这一利益相关的实力的大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根据一国的综合实力来分析其整体战略利益是什么。

一国的综合实力既包括物质实力，也包括非物质实力，特别是政治实力。与国家利益一样，综合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中，政治实力为操作性要素，而其他三项（军事、经济和文化）实力是资源性要素。也就是说，政治实力具有扩大和缩小其他三个要素作用的功能。如果政治实力下降至零，那么其他三个要素就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CC =（M+E+C）×P，其中CC是综合实力，M是军事实力，E是经济实力，C是文化实力，P是政治实力。国家的政治实力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的效率，而国家领导的效率则取决于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执行力度这两个主要因素。当改革方向正确时，执行力度越大，政治实力就越大，而当改革方向错误时，执行力度对政治实力产生负面影响。改革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又是一个褒义词，含有变化的方向是道义的，与倒退是对立的。鉴于此，改革指的是向积极的方向变化，而朝坏的方向变化则是倒退。

上述公式中的“政治实力”不同于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奈的“软实力”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国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可在不使用硬实力的情况下影响他国的行为。然而，事实上，一国的吸引力是以该国领导的行为而不是以该国文化和政治价值为基础的。因此，我认为，政治领导力，而非政治价值，才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基于此，我把政治价值和文化合为一个变量，把外交政策置于“政治实力”之中，因为外交政策是由政治领导制定的。政治价值提供观念，但它并不最终决定领导的决策。这一论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美国的文化和政治价值保持不变，但是美国的软实力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半年后就大幅下降了。奈可能也意识到了，“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个概念不足以解释领导力的效率，因此他又创造了“巧实力”这个概念。他说：“实际上，有效的领导力需要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的技巧，我称之为巧实力。”鉴于外交决策是运用软实力和硬实力资源的主要能力，奈的巧实力实际上就是他的软实力三要素中的外交政策。由于外交政策既被认为是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又被说成是巧实力，所以软实力和巧实力这两个概念部分重叠。“巧实力”这个概念不但未能厘清不同类别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反而混淆了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接受了奈的“巧实力”概念，就意味着“软实力”的吸引力取决于领导对软实力的操作，而不是软实力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这两个构成要素。

从理论上区别权力与实力具有实用价值，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可以避免误判导致的灾难性政策的制定。按综合实力大小可将世界各国分为4个等级：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主导国的主要利益是维持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崛起国的利益在于扩大其国际权力，地区或次地区大国的主要战略利益是维护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不是获取世界霸权，小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则是生存。冷战后的历史表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都随着它们的实力变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主要战略利益。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它把全球主导权作为其首要利益。苏联解体后的继任者俄罗斯已不具备苏联的实力，因此不再像苏联那样争夺全球霸权，而是把自己确定为欧亚连接部的地区大国。作为崛起国，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2年起中国的主要战略利益从经济发展转为民族复兴。

依据综合实力界定国家战略利益，就为国家利益设定了客观界限。明确的利益界限有助于避免政治家和学者产生不切实际的野心，并能使他们达成界定国家利益的共同标准。以小布什政府为例，“9·11事件”后，它将绝对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目标，并试图根除恐怖主义。由于这一目标远远超越了美国的实力，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未能实现目标。事实上，恐怖主义现在似乎已成为和入室抢劫或偷盗一样的常见现象，看不出未来会有什么解决方案。这是因为美国有减少外部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威胁的实力，却没有在全世界根除恐怖分子的实力。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超越了它自身的实力，不仅未能实现目标，反而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实力。

同样地，低估敌对国家的实力会导致低估其国家利益的底线，这也会导致政策的失败。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海军力量大致相当，因此维持这些岛屿的现状，搁置争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然而，日本政府低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忽视了中国对这些岛屿主权的维护决心。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对这些岛屿实施国有化。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国有化做法，于是采取和日本同样的强硬立场，宣布其领海基线和防空识别区，并对这一海域实行海上和空中巡航。由于日本以其欲望而非军事实力界定其在钓鱼岛的利益，它做出了错误决策，从而也引发中日间的持久对抗。

权力与权威的区别

在英文写作中，人们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即使学者意识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语义区别，他们仍认为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例如，戴维·莱克说：“简单地说，权威就是合法的统治。也就是说，有权威的统治者有权命令下属采取某种行动，因为命令是合法的，被统治者有义务服从。这样，权威就是一种支配他人的权力。”于是，许多人认为获得了权力就等于有了权威。在中文中，这两个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权力”意味着合法的强制权或强制责任，而“权威”意味着威望或大众的信任。本书将用这两个术语的中文含义来解释政治领导的作用和类型。

权力和权威都是领导者可以用来影响他人的资源，但它们发挥作用的途径不同。权力通过强制的方法迫使他人服从，而权威则靠他人对其信任来使他人追随。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和医生改变人们行为的不同方法就能充分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权力，后者代表权威。驾驶员服从警察，是因为警察有迫使他们服从的权力；患者接受医生的建议，是因为他们相信官方证书可证明医生有医学知识。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国际领导。例如，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靠其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拥有了“世界警察”的主导权。与此同时，欧盟则靠其21世纪初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比其他国际行为体取得的成就大，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威性领导。

提到领导的权威，许多学者自然会想到马克斯·韦伯的定义，但本书中的权威概念与韦伯的有所不同。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理性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关于魅力型领导的基础，他说：“人们服从他是出于对他个人的信任，这样的人就称得上魅力型领导。”这意味着人们服从他不是由于传统或地位的因素，而是因为人们相信他。韦伯认为，理性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分别依赖地位和传统，而不是他人对其领导的信心。然而，地位和传统实际上都是由权力决定的。本书中权威的概念与韦伯的魅力型权威相似，而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因为本书中所说的权威是由追随者对领导质量的信任决定的。

我们之所以把权力的来源定义为势力，把权威的来源定义为追随者的信心，是因为权威可以自动增强权力，而权力不能自动提高掌权者的权威。因此，领导国通过增强物质实力扩大其国际权力是可能的，但在其他国家不接受其领导的情况下，增强物质实力并不能自动树立起领导国的国际权威。领导国国际权威的提升势必会赢得更多的外部支持，这会自动增强该国的国际影响力或国际权力。

我们可就此从战略信誉的角度做进一步的阐述。战略信誉是国际权威的重要内容，通过道义行为获得。战略信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履行对他国尤其是对盟国的承诺。领导国保护盟国和惩罚国际秩序破坏者被视为道义行为。由此，领导国的战略信誉高就意味着其言行一致。当盟国相信领导国的承诺时，就愿意服从它的领导；当领导国的敌人相信其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时，就不敢轻易挑战领导国。因此，战略信誉高的领导国享有较高的国际权威和更多赢得外交胜利的机会。外交胜利意味着获得较多的国际支持和较大的国际权力。同理，缺乏战略信誉的国家往往会遭遇外交失败。例如，2018年3月，英国指责俄罗斯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镇毒害了一名原俄罗斯间谍和他的女儿，于是驱逐了23名俄罗斯外交官以进行报复。英国的这一政策得到了20多个国家的支持，包括18个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它们集体驱逐了俄罗斯的外交官。这一集体行动意味着英国的重大外交胜利和俄罗斯的失败。英国后来表示，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这起所谓的俄罗斯谋杀案，两名受害者经住院治疗后痊愈。然而，这一事件说明缺乏战略信誉导致俄罗斯遭受了多么大的损害。

权威和权力的区别意味着，两个领导国即使拥有同样的国际权力，其中一国也可能比另一国享有更高的国际权威。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国的国际权力增加，其国际权威却下降。例如，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权力持续增加，但是2003年美国以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其国际权威随之急剧下降，特别是在这一借口被证明为子虚乌有之后，美国的战略信誉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害。

美国国际权威的衰落始于小布什而非特朗普。2008年金融危机使华尔街的欺诈行为曝光于世。于是，标准普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在2011年将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降至AA+。同年，在“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浪潮中，奥巴马抛弃了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盟友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正如在美国出生的以色列记者赫布·凯农所说，“所有这些背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其盟友中的声誉，甚至连以色列都怀疑华盛顿的战略信誉了”。这一系列行为导致美国在21世纪的国际权威比20世纪90年代降低了很多。

这些事件并非证明美国是唯一采取不负责任外交政策的领导国。事实上，世界大国，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印度等，自二战结束以来都采取过自毁国际信誉的政策。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比美国更臭名昭著。在这里，我只是强调，不论国家有多强大，不道义的行为都会降低其国际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