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陈弘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党的历史，重视对党的历史的研究，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而，写史，历史人物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是其重要的课题，也一直是党史研究的热点。系统性地开展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初心，有助于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有助于了解先辈们的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的缘由，等等。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人们主要聚焦于中国共产党重要领袖人物，以及重要历史事件中的重要党史人物；而对诸多在党的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不大不小”的中共历史人物，或由于史料欠缺，或由于史料散放各处，党史学界对他们较少详细研究，基本上都是只有笼统的概念，往往人云亦云地叙述他们的历史，他们真实的历史往往是不甚了了。这对我们完整地了解我们党的历史是没有帮助的。只有将党史上诸多历史人物的历史搜集、组合出来，才能正确反映出我们党的历史，才能正确地发挥历史研究的功能。

黄学增，广东省遂溪县敦文村人，广东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广东早期中共党员，中共广东南路（现北部湾地区）和宝安地区（现深圳地区）等地党组织创始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广东西江、琼崖等地区武装斗争的组织者、领导人；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陈独秀创办）、广州农讲所第一届学员；黄学增同时也是广东南路地区、深圳地区等地农民运动的组织者、领导人，在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上有其信息记载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等职务，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一起领导广东区的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后，他相继担任过中共西江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琼崖特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等职务，为共产主义的信仰一直在奋斗！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黄学增在海口被捕。不久，在海口遭受杀害。牺牲时，黄学增年仅29岁。可以讲黄学增烈士作为广东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人物，是广东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力行者，广东农民运动的推动者，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光辉历史是中共奋斗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忠诚的光辉典范，是广东人民的骄傲！他的事迹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恩格斯所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查审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而我国的先哲孔子亦言：“夏礼吾能言之，相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需要史料来支撑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曾说过：“根据新史学、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的责任。”史料是史学研究的主要载体，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例外。长期以来，或许由于史料的欠缺，有关黄学增的历史研究一直得不到重视，有关他个人的传记，一直没有出现。比较庆幸的是，经过努力，陈国威博士撰写的《黄学增评传》终于面世了，它的出现，或许填补了广东党史一块空白！

《黄学增评传》共9章，详细记述了黄学增烈士的生平与活动概况，展示了一个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甘于奉献、不畏艰辛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初读这本23多万字的人物传记，可窥见作者较深厚的专业学术功底和钻研精神。

我一直信奉依靠史料再现历史，坚持历史研究必须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具体分析，坚决不写没有依据的文字的信念，人物传记也是如此。这本评传令人感叹之处，就是全书共有注释、引文近650处，书中的史料既有档案史料，亦有当时的报刊文献史料，同时也有田野调研史料。虽然其中有些史料没有直接写到黄学增，但大多都是与黄学增生平活动有较密切关系的内容，这些史料对于读者了解黄学增生平活动是有帮助的，这也可以说明作者为了真实反映传主的历史，在史料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这充分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做到了言必有据，审慎为文，读起来令人感到可信、真实。相信如此史料功夫，为黄学增烈士的历史及其评价的公正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如何多维度地立论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是传记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客观地论述，既不刻章拔高传主的历史作用，也不必掩盖传主的错误与不足；这是一本传世传记需要考虑的内容。可以讲，《黄学增评传》依靠可靠的史料做到了这一点。如针对不少党史资料叙述在1926年中国国民党“二大”提案营救刘少奇一说，作者利用搜集到史料，认为当时提议营救刘少奇的有二位代表（童庸生与麦兴华）各自提出，目前还没有史料显示黄学增在会议提议。但没有减弱黄学增在这次大会上贡献！又如，在琼崖斗争中，如果认为黄学增是城市中心论者，琼崖工作一些挫折是由于黄学增错误地执行城市中心论的政策造成的，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传记作者从党的文件以及黄学增个人经历等相当厚实的史料出发，认为对待革命人物不要简单化，需要考虑历史形势的复杂化，需要考察上级对南路和琼崖革命布局的调整，需要考虑历史人物的知识背景、经历、思维方式等等。

党史研究，可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用党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提高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陶冶自己，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需要利用史料作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详细的发掘和研究，发幽显隐，提要勾玄，匡误正谬，对历史人物的历史进行寻根溯源研究，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黄学增评传》似乎做到了这一点。略为遗憾的是，囿于资料的缺失或者缺乏，部分细节还是叙述不足，如黄学增牺牲的实际情形等；文笔方面也显得学术味道浓厚些。但瑕不掩瑜，这些缺点并不影响传记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