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负笈北上之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1920年)秋,由于得到亲友的同情和资助,学增考入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告别父母和妻子、乡亲,背着简单行李,从雷州半岛西部的穷乡僻壤步行到了广州市。”《黄学增研究史料》,第247页。但笔者根据甲工同学录及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的同学录来判断,黄学增入读甲工的时间是1919年。虽然笔者还没有找到黄学增在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籍档案资料。笔者承广州美术学院李若晴教授惠赠——感谢李教授的惠赠!获得一份1922年3月出版的同学录,但这份残缺的同学录里面没有黄学增的姓名,里面有刘尔崧、阮熙朝(即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丘鉴志、罗国杰、陈式熹、黄荣、韩盈等人姓名,这些人后期都是黄学增一起革命的战友。黄荣、韩盈皆遂溪籍人士。为何说此份同学录是残缺的,一来同学录里没有一名各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名录,二来阮啸仙提及学潮期间的11名校友会委员会主任名录中有一名陈扬泰——见《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页。但名录中却不见此人名字,作为校友会成员的陈氏应该不是支持高剑父校长这一派。在目前所见到的一份“甲工”同学录中也没有发现黄学增的姓名;但由于“这本《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教职员同学录》是该校当时美术科二年级学生林介如的珍藏本。林曾对他说过,高剑父接任黄强校长的位置后,由于和同事及师生关系很僵,学校事务也都搞得很差,终于引发学潮,学潮最后结果是高剑父离开学校,由于当时大家都对高校长很有意见,对他一些做法还表示愤慨,故连他名字及支持他的学生名单都没有收录在此本《同学录》之内。”李若晴:《1921年甲工学潮中的高剑父与陈炯明》,《文艺研究》2018年第7期,第147页注47。因而目前见到这份同学录虽然没有发现黄学增的姓名,但并非就否定黄学增就读于“甲工”的可能性。1980年,广东省最老资格、党龄最长的中共党员、著名的三谭(谭平山、谭天度、谭植棠)之一谭天度(1893年4月—1999年5月30日)回忆说:“阮(啸仙)、黄(学增)等人都是步行从市郊来的(指来陈独秀住处),很可能同是甲工学生(甲工校址在市郊增埗,离市区十余里)。”《黄学增研究史料》,第178页。而所见《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教职员同学录》中亦有不少遂溪籍的学员:黄荣、陈祥临、梁维楹、韩盈、金常理。且金常理的通信地址还是雷州乐民市安和转。“安和”应指安和堂,该地址与黄埔三期生田迺英、黄学伦、黄宗寿、黄成美等人留下的通信地址类似。1918年印刷的《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章程》附表一里有记“应选送学生二名二十四县”中有海康;而在“应选送学生一名五十四县”中有遂溪、廉江、吴川、徐闻、信宜等广东南路之县。《广东甲种工业学校章程》,1918年印,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然,并非一定会根据章程来处理学生来源,如同学录中机械本科一年级生车廷信,籍贯是来自朝鲜的。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甲工”还是在雷州三属招收学生的。此外,根据资料推断,黄学增入读甲工的时间大约是1919年,并非目前流传的1920年。而对于乡亲资助黄学增到甲工读书的说法,目前在敦文村村民还在流传,说他当时家景不好,族老见他如此聪明,经过宗族会议讨论,决定从“宗族留成份额”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他上广州读书。后来黄学增能够从村中带不少识字不多的乡亲到广州读黄埔军校、农讲所,是他的感恩心的表露。事实上,在1922年3月,黄学增已在陈独秀创办的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校址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19号)入读了,这所学校是广东早期共产党、团组织重要的活动阵地,实际是共产党培养理论、宣传干部的学校。

“甲工”校址在广州市郊西村增埗(今广东省冷冻厂址),前身为两广工艺学堂。两广工艺局成立于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1886—1889),后改为广东省工艺局。1918年,黄强接任局长,又创办广东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仍附属于工艺局,黄强兼任校长。内分机械、化学、染织、美术四科,第一届招考公费学生240人,每科60人,所有学费、讲义费、膳费、制服、被帐等用具均由学校供给;1920年招收第二届学生180人。“招考的学生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多数是贫穷子弟。当时学生群众中有句很流行的说话:有钱子弟读法政、医专,贫穷子弟读甲工、高师。”余勉群、罗百先:《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数据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10页。黄强(1887—1974)字莫京,广东龙川附城人。1917年任粤军兵站总监,肇庆军务院航空处长,广东工艺局长……1920年8月任潮州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有说是“粤海关监督”),同年任广东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校长。1921年起任粤军第七路少将司令,陈炯明侍从副官。(法)萨维纳著,辛世彪译注:《海南岛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故《黄学增研究史料》第250页言黄学增“在学期间(按指甲工),黄强曾任校长”,亦是值得商榷的。时人阮啸仙也曰:“(甲工)附设广东工艺局内,由黄前校长莫京先生开办,事属草创,对于各种设备,俱形缺乏。去年陈省长率师返粤(按1920年11月陈从闽回粤),即委高仑先生来长斯校,佥谓从此必有刷新之望。”《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页。在当时,“甲工”是广州的一所重要学校,其可谓是鼎鼎大名,有着“红色甲工”之称。在其时广州蓬勃的学生运动中,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至大革命时期,“甲工”曾有一群出色的学生如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周其鉴,时人称之“四大金刚”,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等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中,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使“甲工”成为当时广州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学校和广州学生运动的中心。阮啸仙曾在《改造日记》引子开篇写道:“我们青年,处在现在的环境,不消说的,不满意到万分,就想马上来改造它,来适应人生的需求,来达到我们的满意。改造!改造!是刻不容缓的了。”“但社会的组织,很是复杂,纵横交错,千头万绪,问题百出”;“教育事业腐败,学校的环境不良,其接触最近,反应最多,受痛最深的,就是我们青年的学生。改造学校问题,就是我们学生的责任。”“也许打破我们从前的一种崇拜大人先生的观念,知道他们通通是假的,而我们改造的心,也从此坚决了,也预备来牺牲了。我们在工业改造的途程,是有流泪流血的色彩,为途程的点染,这就是我们牺牲和奋斗的精神。”《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页。“甲工”能够涌现诸如阮啸仙、刘尔崧、黄学增等先进知识青年,或许与当时“甲工”的环境有关。据原系“甲工”学生的余勉群、罗百先二人回忆:“大厅两旁和内厅为图书室藏书相当丰富,除机械、化学、染织等工业上应用各种科学书籍外,关于社会科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译本,各种各类图书、相当完备。这是孕育了不少革命青年一个很大的原因,这些进步书籍,在当时社会环境下不是公开发行的,故殊不易见。但甲工图书室却购来独多,可以自由阅读。能够从各地源源购到,原因是购买图书,学生会可以提出购书单,而主持学生会的又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教职员多数是专门科学出身,不理政治,故从科学方面来说,他们都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这是当时各个学校所没有的,也是甲工学校特点之一。”余勉群、罗百先:《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数据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11页。陈独秀于1920年12月29日抵达广州。1921年1月27日,陈独秀即到“甲工”演讲,演讲时,陈独秀号召工学生与体力劳动者携手,“把资本家推倒”。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正是由于环境熏陶,“甲工”成为“红色甲工”,青年人不满现状、勇于改变现状的精神在“甲工”表现无遗。如在1921年4月因为驱逐“甲工”校长高剑父(高仑)行动中,“甲工”发生了学潮运动。由于无法获得官方换校长的明确答复,“甲工”学生在1921年5月27日,“朝膳后,全体同学实行离校”,并“发表退学宣言书”。28日退学学生代表丘鉴志等人致各报辨明书曰:“计自缮退学书者二百一十人之多,现留校者不过三四人而已。所谓威挟力迫,互殴各节,未知果何所见?……此次运动,原为反对高氏之腐败,以谋工校之发达。”其后,经过国民党要人林森等人的努力,约在6月23日学生才陆续返校。8月30日广东教育委员会才恢复于6月遭开除的7位学生学籍。见《阮啸仙文集》编辑组编:《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5页。在这场“甲工”学潮中,阮啸仙是学生领袖。而在谭天度回忆中,则有这样描述:“陈(独秀)的名气很大,到广东后,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如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黄学增等人,常常来找陈独秀。我当时在广州市区教书……因我与谭平山、谭植棠关系密切,故有机会看到他们在陈的住处同陈讨论问题。阮、黄等人都是步行从市郊来的,很可能同是甲工学生。”按照当时的学制,“甲工”是需要四年始可毕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本科院校。估计在学潮期中,黄学增从“甲工”转到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入读。故一些书籍言及1924年6月,黄学增“毕业于广东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黄学增研究史料》,第250页。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