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峙意大利北部平原

第一、第二军团会合后，进入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相比撒丁军队在人数上至少占有2∶1的优势，假如他们行动足够迅速，是完全能够抢在法军部署到位之前碾压自己的第一个对手的，然而他们从未努力这样做。事实上，当奥军气势磅礴地进入皮埃蒙特之后，接下来整整四天却仅仅行进了32公里。这一情况和当地持续的大雨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责任人却是这支大军的统帅——61岁的陆军元帅弗朗茨·久洛伊伯爵（Ferenc Graf Gyulai）。

哈布斯堡王朝上下对久洛伊伯爵抱着莫大的期待，希望他能够像不朽的拉德茨基·冯·拉德茨伯爵（Graf Radetzky von Radetz）在1849年做到的那样，再一次教训意大利的叛乱者。然而，注定是不会有哪个音乐家会为久洛伊谱上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这样的纪念音乐了。久洛伊来自匈牙利佩斯（Pest）的一个军人世家，大体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军队行政管理者，但他缺乏实战经验，更非意志坚定的战场领袖，并曾在听闻这一任命时请求辞去职务而未获批准。久洛伊本就行事迟缓、优柔寡断，这次临危受命又完全不在他本人意愿之内，加上来自维也纳的冲突指令，奥地利军的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在维也纳，存在着两位军事首脑，其中一位是深得约瑟夫皇帝信赖的私人侍从将军卡尔·路德维希·冯·格鲁内伯爵（Graf Karl Ludwig von Grunne）。不少奥地利军官认为这个“毫无军旅资历的人”对军事行动拥有如此多的发言权，“意味着对奥地利军事体系的破坏”。另一位有足够发言权的是奥军总参谋长海因里希·赫斯男爵（Baron Heinrich Hess）。和格鲁内伯爵不同，赫斯被认为是奥地利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但问题在于，格鲁内和赫斯从来就想不到一块儿去，比如身为久洛伊挚友的格鲁内劝告久洛伊不要冒险越过提契诺河，赫斯则要求久洛伊在渡河后全力进击。久洛伊选择了在渡河后缓慢推进，算是对上述两种相反意见的一种中和处理。

假如久洛伊能够多听取他那位能干的参谋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上校的意见，他的决策无疑会明确和有效得多。库恩领导的参谋部已经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判断：撒丁军队独自撑不过两周，奥军的首要目标就是歼灭当面的撒丁军队！然而久洛伊和库恩之间一直势同水火，两人的糟糕关系使他们在整个意大利战局期间都不交一言，完全依靠书信来交流意见。

就这样，在挥军越过提契诺河之后的20天内，久洛伊做了下面这些事。

首先，他下令第8军进迫热那亚和亚历山德里亚之间的联军交通线，但这只是个象征性举动，奥军完全没能切断至关重要的铁路线，久洛伊对此也并不太在意。

接着在5月5日，久洛伊又下令全军右翼在渡过塞西亚河（River Sesia）后，向撒丁王国的首都都灵推进。都灵除了若干骑兵分队和加里波第的游击队外，别无其他防守力量，但久洛伊无心攻取此地，这次推进又只能算是一次“佯动”。

到了5月9日，久洛伊突然下令，全军向介于塞西亚河和提契诺河之间的罗梅利亚（Lomellina）匆忙撤退。那时他得知法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出现在亚历山德里亚，更多的法国军队即将乘船抵达热那亚，他们的到来将严重威胁到奥军的左翼。于是乎，久洛伊让自己的大军在雨中来来回回奔走，完全不经一战就主动退出了皮埃蒙特。

相比之下，法军的调度要高效得多，无怪乎其进军被有些人称为“自拿破仑以来最大胆的战略机动之一”。在这次调动中，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第3军军长弗朗索瓦·德·康坦·康罗贝尔（François de Certain Canrobert）元帅。在留下自己的参谋们催促他那刚刚翻越阿尔卑斯山口的部队不知疲倦地继续前进后，康罗贝尔本人一马当先，带领亲随先行前往皮埃蒙特腹地考察那里的防御准备。

康罗贝尔久经战阵，以在北非殖民地出色指挥外籍军团和朱阿夫兵（Zouaves，来自阿尔及利亚的轻步兵）而著称。凭借积累的战场经验，他指出皮埃蒙特军团准备集中力量保卫首都都灵的既定计划不妥，转而拟定了一个间接防御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把撒丁军队的5个师通过铁路南运至亚历山德里亚的工事群和卡塞莱的波河（River Po）桥头堡一带。这样一来，假如奥军坚持进军都灵，其交通线就将受到威胁，而撒丁军队在此地的坚守足以等到从热那亚赶来的法军主力到场。

康罗贝尔相当准确地预言道：“等到法国大军的红裤子步兵集中起来，久洛伊就要吓坏了。”久洛伊在5月9日做出的全军退过塞西亚河的决定，正是受到法军行动影响的结果。在康罗贝尔的果断行动和明智建议下，在意大利北部的河流间进进退退的奥地利人没能取得任何进展。这支被倾盆大雨打湿的部队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只能等待对手的下一步行动。

奥军的不战而退让撒丁军队大有不战而胜之感。在法军开抵战场之前，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被敌人消灭，现在他们做到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久洛伊的犹豫不决。为此，国王埃曼纽埃尔二世在战争结束后说，应该在撒丁王国树起一座纪念碑，不是为了纪念自己，而是为了“纪念”奥地利的统帅。

这个时候，一直待在巴黎的拿破仑三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不再通过电报获得军情，而是于5月10日乘坐专列离开法国首都，投向“正热切期盼陛下莅临”的那支军队中去。12日，拿破仑三世抵达热那亚，并发布了名为“唤醒意大利解放”的宣言，为此他被当地公民欢呼为英雄和解放者。而5月12日，也被看作是1859年意大利战局开局阶段的终止日。拿破仑三世在观礼了一场由当地最好的歌手奉献的歌剧后很快离开，于14日抵达亚历山德里亚，成功与撒丁国王埃曼纽埃尔二世会面。

拿破仑三世显然缺乏其伯父拿破仑的战争天赋，但他却志在续写拿破仑的铁血传奇。这位皇帝主要是一位政治家，但他对军事的浓厚兴趣与他的对手奥地利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拿破仑三世年轻时曾就读于瑞士军事学院，他据此认为自己具备战役级统帅的资格，他也确实在和皮肤黝黑的朱阿夫轻步兵握手时展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热情。

就一般标准而言，拿破仑三世并不适合做大军领袖，但他也并不像他的敌人所指责的那样软弱无力，对他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应该是“平庸”。不过，意大利战局要求他追随其伯父的脚步，当然他也有理由相信法军将重现昔日的辉煌，毕竟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区像意大利北部那样满载着法国军事荣耀的回忆：一代军事巨人拿破仑·波拿巴正是在洛迪（Lodi）、阿科拉（Arcola）、里沃利（Rivoli）和马伦哥（Marengo）等地成为奥地利人的噩梦的。

正是因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饱受冲击，奥地利人才会在拿破仑失败后格外强化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1859年的意大利北部战争也可以被看作是拿破仑战争的遗产之一。在衣着鲜丽的近卫军的扈从下，拿破仑三世特意乘坐火车观览了令伯父扬名的那些昔日战场，并着重考察了拿破仑·波拿巴在最初发迹地之一的马伦哥大败奥军的遗迹。

新一轮战斗的舞台已经布好，它就是处于北面的阿尔卑斯山和南面的波河之间的意大利北部平原。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经伦巴底平原的北面和西面，然后蜿蜒向南，朝着东方注入亚德里亚海。波河在瓦伦扎（Valenza）附近的河段河面宽达500米，那里横跨着的为数不多的砖石桥梁，构成了双方军队渡河的主要通道。

波河的多条大致呈南北向的支流恰好横贯了双方军队的前进路线。像许多发源于山间的河流一样，这些支流在夏季水位很低，不过河面有时也很宽，被砾石组成的小岛分成数股水流。在大小河流之间，波河平原尤其是伦巴底地区呈现出朴素的乡村风貌，密密麻麻的灌溉渠道遍布大片果树园、葡萄园、玉米田和稻米地，其间连缀着无尽的林地和灌木丛。伦巴底无愧于“亚平宁半岛最肥沃的土壤”这一称号，整片地区就是一个农业大宝藏。然而对于军队来说，这里却绝非理想的行军和交战场所。密布的果园和树丛极大地限制了炮兵和骑兵的使用，甚至连步兵在行军方面都受到了阻碍，因为尽管这一地区的大城镇之间道路状况良好，但乡村道路却只是泥埂小径，在天气不好或者踩踏人数过多的情况下很快就会变得无法通行。

到了5月中旬，奥地利人占据着波河、塞西亚河和提契诺河之间的一大片倒三角地带。在这个倒三角中，西面的腰线从维切利（Vercelli）延伸到波河河岸的瓦伦扎，东面的腰线从瓦伦扎延伸到提契诺河河岸的帕维亚。在位于三角形中心的莫塔拉（Mortara），设置着久洛伊伯爵的总部；在西面的腰线上，自北而南分布着第7、第3和第5军；反观东面的腰线上，则分布着第2军和第8军；而在东面更远的地方还驻扎着作为预备队的几个军。

另一方面，与奥军对阵的法国—撒丁联军集中在卡塞莱（维切利西南面）—亚历山德里亚—沃赫拉（Voghera）这条弧线上；最北面则分布着撒丁军队的几个师，再向东南延伸就是法军的6个军。

相比之下，联军的战线正面比奥军要短，而且在本方的控制范围内有完备的铁路网可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