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教育法应适应政体原则

第一节 教育法

我们最开始接受的法律就是教育法，在教育法的培养下，我们才成了公民，因此对所有家庭的治理，都应遵循由所有家庭构成的大家庭的模式。

若全体人民都拥有一项原则，那家庭作为人民的组成部分，同样应拥有一项原则。政体不同，教育法也应存在差别。君主政体中教育法的目标是荣誉，共和政体中教育法的目标是美德，专制政体中教育法的目标是恐惧。

第二节 君主政体的教育

君主政体中教育孩子的公共学校，并非人们主要接受教育的地方，主要教育在人们步入社会后，才会从某种程度上开始。这便是所谓的荣誉学校，荣誉是无所不能的老师，能随时随地给我们引导。

人们在那儿经常能听到以下三句话：“要品格高尚，要为人坦率，要讲究礼貌。”

那儿的人展现出来的美德，予人恩惠的内容往往超过自我完善的内容，因此这些美德更多的是要求人们超越别人，而非跟别人一样。

那儿对人们的行为判断标准是美丑，而非优劣；是是否伟大，而非是否公正；是是否超凡，而非是否合理。

只要荣誉能在那儿发现什么高尚的事物，法官便会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诡辩家便会为其做出证明。

跟感情或引诱相关的殷勤是被容许的，所以相较于共和政体，君主政体的风气要差很多。

只要权谋关系到了不起的抱负或事业，就能被荣誉接纳，比如政治方面的权谋就不会损害荣誉。

通常说来，荣誉可以容忍溜须拍马，但溜须拍马若只是因为自卑，而非为了晋升，就不能被荣誉容忍。

我已经说过，君主政体的教育应让社会风尚更加坦率。那儿的人愿意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喜欢说实话吗？根本不是。只因总是说实话的人会给人勇敢无畏、随心所欲的感觉，所以他们才喜欢说实话。表面看来，这种人确实只考虑事实，从不顾虑别人接受事实时的态度。

所以越是倡导坦率，人们越看不起平民百姓的坦率，因为平民百姓的坦率只是真实、淳朴而已。

此外，君主政体的教育还要求人们说话、做事要讲礼貌。人天生就要过群体生活，也就是说人天生就要相互讨好。不遵守礼仪的人会惹怒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名誉尽丧，难有成就。

但礼仪的源头往往是高人一等的欲望，并不单纯。我们是出于自尊心才讲究礼仪，我们用礼仪证明自己并非鄙陋之人，自己并没有效仿历代那些被人鄙视的人，这让我们很骄傲。

君主政体中的礼仪同样适用于宫廷。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会将其他所有人都衬托得微不足道。对所有人的尊重和礼仪就是从这里产生的。礼仪让人觉得自己正处在宫廷中，或有进入宫廷的资格，因此不管是讲究礼仪的人还是被礼貌对待的人都会感到欢喜。

宫廷的礼仪是舍弃真正的尊贵，用造作的尊贵取而代之。相较于真正的礼仪，大臣们更喜欢造作的礼仪。造作的礼仪传播极广，展现出一种曼妙的谦逊。然而，这种礼仪越是远离其源头，尊贵便越是衰落，且过程让人毫无察觉。

宫廷里什么都要讲求品位，个中原因有很多。只要能给人快乐，不管是奢侈无度的生活，种类繁多的娱乐，过度娱乐导致的懒散，还是各种混乱的奇异思想，都能被宫廷中人接纳。

这些全都是教育的内容，目的在于培养出能满足君主政体所有品质、美德需求的君子。

荣誉渗透了该政体的各类观念与思维方式，连原则都受其指引。

这种奇怪的荣誉居然以自己的意愿为依据，限定了美德，并为规定我们一定要做的所有事订立了规则。不管我们的义务是起源于宗教、政治，还是道德，荣誉都以自身喜好为依据，对这些义务做出了拓展或限定。

君主政体中的法律、宗教、荣誉，跟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服从君主的命令。然而，荣誉还说，君主要求我们做的事不能对荣誉有损，如若不然，我们就不能再效忠于君主了。

戈利永不愿暗杀吉斯公爵[64]，却对亨利三世说，自己愿意跟吉斯公爵决斗。查理九世在圣巴托勒谬之夜过后，命令全体省督处决胡格诺派新教徒，驻守巴约讷的奥尔泰子爵上报：“陛下，全体居民都很善良，全体士兵都很勇敢，其中一个刽子手都没有。所以我跟他们共同请求陛下，准许我们将自己的手臂和生命投入到有用的事业中。”在这名伟大、善良的勇士看来，卑鄙之事是断然不能做的[65]。

为君主作战是荣誉对贵族的最高要求。这一职业其实是很尊贵的，因为它会带给人荣誉，无论结果是胜是负，甚至遭遇不幸，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可既然是荣誉制定了这项法则，其执行便要以荣誉为标准，一旦有人使荣誉受损，他便会在荣誉的要求或允许下退出。

荣誉认为，人们能自由地寻找或是拒绝各类职位，相较于财富，荣誉更重视这项自由。

因此荣誉具备属于自身的最高规则，教育一定要适应这些规则[66]。主要规则如下：

首先，荣誉允许我们重视财富，但绝对不允许我们重视生命。

其次，在得到尊贵的身份后，我们所做的所有事都要契合这种身份，并要求其他人也要做到这一点。

最后，荣誉禁止做一件事的强度要超过法律；荣誉要求做一件事的强度也要超过法律。

第三节 专制政体的教育

君主政体的教育以提高心智为目标，专制政体的教育以降低心智为目标。所以后者的教育一定带有奴役的性质。这点就算对身居高位者而言也是很好的，因为在那儿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想做专制君主，就得兼做奴隶。

绝对服从在表明服从者愚蠢的同时，也表明了发布命令者的愚蠢，因为其只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即可，用不着思考、质疑、推导。

专制政体中所有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帝国。教育以教会人们怎样相处为目标，到了这种政体中却被简化得非常狭隘，变成了培养人内心的恐惧，让人掌握再简单不过的宗教原则常识。在那儿，知识与竞争都会造成威胁。而亚里士多德也不相信会有什么样的美德适合奴隶[67]。这些都导致专制政体的教育十分狭隘。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在专制政体中是不存在的。它首先把一切都拿走，随后再返还少许；要培养出奴隶，就要先培养卑劣的臣民。

对专制政体来说，用教育培养能分担大众之苦的良好公民，真的有必要吗？若这种良好公民是爱国的，就会尝试释放政体的弹簧，失败的结局会将他毁灭，成功的结局则会让他和君主、帝国走向共同的灭亡。

第四节 古代与现代教育成果的区别

古代大部分人生活在以美德为原则的政体中，他们在美德发展到极盛时，做出了一些现在很难再见到的事，震撼着我们卑微的内心。

相较于现代教育，古代教育还有一项优点，就是教育内容不会自相矛盾。伊巴米浓达[68]老年时和刚接受教育时的见闻言行全无半分差异。

现代人接受着来自父亲、老师、社会三种不同或截然相反的教育。父亲的教育和老师的教育，全都被社会教育否定了，因为宗教束缚迥异于社会束缚，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的。

第五节 共和政体的教育

共和政体需要教育的所有力量。专制政体的恐惧源自恫吓与惩处；君主政体的荣誉和欲望相互激励；但政治美德却总让人痛苦至极，要求人放弃自我。

可将政治美德定义为对法律和祖国的热爱。这种爱需要一直让公众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这是所有个人美德的源头，所以个人美德就是重视公共利益多过个人利益，仅此而已。

这种爱是民主政体独有的。所有公民都要对政府负责的情况，只会出现在民主政体中。要爱惜政府，才能保留政府。在这一点上，政府跟世间万物没有区别。

国王永远不会不爱君主政体，专制君主永远不会仇视专制政体。

所以共和政体中的一切都要依靠对法律、祖国之爱的确立，刺激这种爱的产生，便是教育应关注的焦点。父亲先拥有这种爱，然后再让孩子拥有这种爱，是个稳妥的法子。

一般而言，父亲在教授孩子知识方面是老师，在刺激他们的感情方面就更应该是老师。

若实情不是这样的，便是外界影响让父亲的家庭教育遭到了破坏。

新生代只有在成年人腐败后才会腐败，因此堕落的绝非新生代。

第六节 希腊的部分制度

古希腊人创立了一些奇怪的制度，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平民政体中的人民一定要拥有美德。阅读《莱库古传》中莱库古[69]为斯巴达人制定法律的情节，感觉就像在阅读《赛瓦兰人的历史》。克里特的法律以斯巴达的法律为源头，柏拉图的法律只是经过修正的斯巴达法律。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些立法者的才华拥有何等的深度与广度，他们对形成已久的风俗习惯造成了冲击，把所有美德融合在一起，将自己的智慧在全世界面前彰显出来。莱库古让他的城市获得了安定，借助的是对偷盗和正义精神、最残暴的奴隶制度和极致的自由、最残酷的感情和极度宽容的融合。城市中所有资源，如艺术、商业、财富、城墙等好像都消失了；人们充满野心，却不再想着发家致富；人们拥有生来就有的感情，却已经无法感知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的身份，更有甚者，他们连羞耻观都没有了。斯巴达的强盛与荣耀，就是借助这种方法取得的，这些制度战无不胜。除非有人能强迫斯巴达放弃自己的制度[70]，否则就算在战场上多次击败它，也不能对它造成半分伤害。

克里特和拉科尼亚都实行过这类法律。斯巴达是最后一个被马其顿征服的城邦，克里特[71]是罗马最后一个手下败将。萨尼特人也实行了这样的制度，罗马人为了征服他们，击败了他们二十四次[72]。

在现代的堕落与腐朽中，同样存在希腊这种制度[73]。一名刚直的立法者，能培养出一个视刚直为理所应当的民族，这就好比斯巴达人视勇猛为理所应当。裴恩先生是一名真正的莱库古一样的人物，但莱库古追求战争，他却追求和平。然而，他们又有以下相似点：都带领人民走上了一条奇异之路，在自由民众中声望极高，打败了成见，压抑了欲望。

还有一个实例是巴拉圭。在耶稣会心目中，做人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发布命令，这被一些人指斥为罪行。但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能为治下人民带来更多快乐都是很好的[74]。

耶稣会在当地的光荣在于其最先宣传宗教，并将宗教和人道结合。为了消除西班牙人大举侵犯造成的恶果，耶稣会开始治疗截至目前人类最大规模的创伤。

对自己称为荣誉的事物，耶稣会都抱有美好的感情，极度热爱自己的宗教，无论信徒还是传教者，都因这种宗教变得更加谦逊。耶稣会在这种感情与热爱的驱使下，发展伟大的事业，并取得了成功。它带领在丛林中分散生活的人走出来，给他们安排了稳定的工作，让他们穿上了衣服。即便这些做法仅仅是让人们能更好地谋生，也已是很大的成就了。

要想建立相同的制度，就要先建立《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出的财产公有制社会，确定其要求的对神的敬仰，与其他城邦隔绝，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商业贸易交由城邦进行，个人不再参与，抛弃奢侈，保留手工艺，抛弃欲望，保留需求。

金钱同样应该废弃。因为金钱是为了让部分人越来越富裕，最终超出自然限定；还让人学会了保留累积的财产——这是毫无裨益的，放任欲望膨胀；自然只给了我们很有限的手段，用于刺激欲望，侵蚀彼此，这一缺陷却被金钱填补了。

“埃匹达穆纳人觉得，跟野蛮民族的往来，腐坏了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选拔了一名官员，代表城邦开展一切贸易。”[75]如此一来，政体便不会再被商业贸易侵蚀，政体也无法再夺走商业贸易带给社会的利益。

第七节 这些奇异的制度适用于哪些地方

由于共和政体以政治美德为原则，因此这种制度可能会适用于共和政体。可若是君主政体为激发荣誉，专制政体为制造恐惧，就不用这样费尽心机了。

再者说，这种制度只对小国适用[76]。小国能实行全民教育，像家庭教育子女一样教育全体人民。

米诺斯、莱库古、柏拉图的法律，要求全体人民彼此间进行特殊关照。大国人民无法做到这点，因为其国内事务繁杂，不可避免会存在疏忽。

前面已经提过，要将金钱排斥在这些制度以外。但大型社会却要有一种统一的衡量尺度，因为其内部事务繁杂，十分重要，又难以解决，购物便捷，交换滞后。要让这一衡量尺度在各个地区都树立权威，这样它才能在各个地区获得认可与拥护。

第八节 对古人一个与风俗有关的矛盾观点的论述

明智的波利比阿[77]曾告诉我们，阿卡迪亚人居住的地区气候寒冷，为了使风俗更加温和，他们要借助音乐的力量；希内特人则对音乐毫不看重，他们因此成了希腊人中最残暴的，在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柏拉图抛开一切顾虑，表示要改变国家的音乐，必须先改变国家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好像是为了驳斥柏拉图才写了《政治学》，但是他却同意柏拉图在音乐影响风俗习惯这个问题中的观点。提奥弗拉斯特、普鲁塔克[78]、斯特拉波[79]等全体古代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他们其中一项政治原则[80]，事先已经过深思熟虑。他们以此为依据制定法律，作为执政者管理城邦的依据。

我认为我可以解释该观点。要明确一点，所有能赚到钱的工作和职业，在希腊的城市，特别是以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中，都被当成是自由民不应做的。色诺芬曾经表示：“大部分工艺都迫使劳动者坐在阴暗的地方，或是靠着火的地方，这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并且让他们没有时间顾及朋友或是国家。”这些手工业者只有在民主政体腐坏的国家才能变成公民。亚里士多德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些[81]。他执意相信，好的共和国不会将公民权赐予这些手工业者[82]。

彼时，农业是种带有奴役性质的职业，往往是被征服的民众才会从事这种职业，比如遭到斯巴达人奴役的希洛人，遭到克里特人奴役的培里希亚人，遭到塞萨利人奴役的培纳斯特人，还有遭到其他共和国[83]奴役的奴隶。

由于从事商业贸易的公民不可避免要服务于奴隶、租客、外邦人，这是对希腊人自由精神的背弃，因此所有低等的商业在希腊人眼中都是卑贱的[84]。于是在《法律篇》[85]中，柏拉图建议惩处从事商业贸易的公民。

这导致希腊各共和国的公民左右为难。从事商业、农业、手工业都是不被允许的，但什么也不做同样不被允许[86]。他们只能到体育、军事的相关行业中找工作[87]。制度决定了他们找不到别的工作。因此应将希腊视为运动员与士兵组成的社会。人们在这些训练中变得强硬、粗鲁[88]，要使其变得温和，就要辅以别的训练。有种很好的选择，就是通过感官使心灵受到触动的音乐。体育锻炼能让人更粗鲁，思辨科学能让人更冷漠，音乐的影响则介于二者中间。我们不会相信音乐能刺激产生美德，但音乐能减少制度造就的粗鲁，在教育中保留良知。这些是只有音乐才能做到的。

若有一帮人什么事都不做，一门心思狩猎，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变得粗鲁。可他们若对音乐萌生了兴趣，用不了多久，他们的言谈就会跟以前不一样了。简而言之，希腊人的训练只能刺激产生如粗鲁、愤慨、残暴等情感，音乐却能刺激产生各种情感，让温和、同情、仁慈、温柔进入人的内心。现在伦理道德作家强烈反对戏剧，正好能让人充分感知音乐对内心的影响。

相较于擂鼓吹号的音乐，温和柔美的音乐不是更难让这帮人达成这一目标吗？因此，古代人在一些场合中会对音乐种类做出选择，以教化百姓，这是种正确的做法。不过将音乐作为第一选择，是出于什么原因？因为其他任何一种感官享受都比音乐更能侵蚀人的内心。我们从普鲁塔克的作品[89]中了解到，为了使青年们做事更加柔和，底比斯人在法律中规定了一种在其他各国都被禁止的爱情。这让我们感到很羞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