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游仙也是政治

秦始皇帝泰山封禅之后，以为革命就已完成。他要将革命的成果保留下来，把它刻在永恒之石上。

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铭曰：“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远近毕理，咸承圣志。”

同年，又跑到琅琊台上去刻石，铭曰：“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次年，又镌石之罘，铭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

东观刻石曰：“圣法初兴……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后来，又于会稽山刻石，曰：“秦圣临国，始定刑名……”

如此频繁刻石，实为前所未有。其刻石范围，重在齐鲁之地。此地乃儒学发源地，皇帝行于此，如入无人境，诸儒言圣化，称始皇为“大圣”，颂其能尽“圣德”，发扬“圣意”，而为“圣法”，其功“圣烈”，其政“圣治”，用尽“圣”字，而言不及孔子，不仅博士儒中无孔裔，就连以博士儒为主流的“王圣”运动，也将孔门排挤在外。有秦一代，孔门被彻底边缘化了，从此走向革命。

皇帝已受天命，圣王功已告成，革命已被终结，圣化已然完成，剩下的问题，也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死，他还要在生死之间，解决死的问题。

于是，他从圣化转向仙化，欲以游仙的方式，超越生死。

他本有两大愿景：一者期以圣化，而为千古一帝，由博士行之；二者期以仙化，而为万世神仙，以方士行之。圣化告成，博士休矣；仙化方兴，方士来焉。

老子之学，在秦岭一带，经由韩非解读，而被王化，其于淮河下游，则仙化。老学王化，乃韩非“君道同体”所致，故其仙化，亦以“君道同体”为根底。

而司马迁则以为，方士是学邹衍之术而趋于游仙的齐人，他们喜欢像邹衍那样不着边际地“谈天”，而与老韩之学不沾边。不过，我们还是认为，皇帝的来路，是从老韩之学出发，通过君道同体，通往游仙之途，在游仙的去处，遇到了邹衍之徒。

齐人仕于秦朝，多为邹衍之徒，其中，有道阴阳五行之术，同儒家革命论相结合，发展出五德终始的历史观与国家观的博士，也有谈天说地言神仙之术，而与道家养生炼丹相结合的方士。皇帝用博士帮他解决国家观问题，用方士解决人生观问题。

皇帝的人生观问题，不是普通的伦理问题，而是终极的生死问题。从君道同体出发，他坚信，若道不死，则君亦不死。他以死亡打天下，欲以不死求永生。

君道同体，本来就不是一个具有真理性的命题，它可以为君主赋能，但不能当真。然而，权力使人产生幻觉，最高的权力产生最高的幻觉，而使幻觉成真，还必须辅以药物，通过不断地服食药物，使幻觉得以维持和延续，一旦中断，回归现实，就会感到恐惧。若在现代，这就叫吸毒，回到古代，那就是游仙，方士用药物引导皇帝游仙。

阴阳五行之术，用于政治，虽有怪迂、苟合处，但五德终始说，自成一体，仍不失其思想的庄严，可一入方士之手，就另有一副“谈天衍”的派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皇帝小九州，谈到神仙大九州，引导皇帝新追求。

皇帝的个性沸腾激越，不受自然规律束缚，不被思想意识牢笼。有了君道同体这把钥匙，他就打开了宇宙本体，彻底解放了自己。六国尚在，天下未定，他不妨屈己；六国已灭，其个性飞矣。他赚来的家业，比继承来的多得多，因而，他敢对传统指手画脚，他可以为所欲为，尽情挥霍和享受他的利润，他可以圣化做圣王，也可以游仙做神仙。

在他眼里，一国之君算什么？要做，就要做皇帝，做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皇帝；皇帝的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事业，皇帝的抱负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统一六国之地……他用秦国的力量完成了兼并六国的事业，还要用天下的力量实现大一统；他不仅要做亘古未有的皇帝，还要超越生死做神仙；他不仅要用王权统一小九州，还要用神权统一大九州。

总之，他用术士兼并天下，用博士行大一统，用方士搞大九州。他的信念，来自君道同体，道超古今，无生死，与之同体者，必也如此，而这岂非神仙？两条游仙路线，一从老韩出，一从邹衍出，此二者不期而遇。

其自我之矢，飞向历史，自谓功过五帝；其超我之镝，鸣于未来，鸣向万世一系，为游仙而鸣矣。以其自我观之，当为千古一帝，然其超我，则迷失于方士。其自我也，不愧为思想者王，然其超我，却被方士牵了鼻子。自我是理性的，要有对手存在；而超我是理想的，不妨自恋。

相争时，他不失其思想，一旦自恋起来，就会停止思想而迷狂。

他有充分的理由自恋，13岁即位，22岁亲政，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兼并了六国，再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政治文化大一统，秦王变成了皇帝。他在二十八年里的所为，没有任何一个存在了几百年的王朝可以相比，连汉唐盛世也不能比。

所谓秦皇汉武，不是说他们并驾齐驱，而是说二人一前一后。历史上，真能为秦皇“二世”者，实唯汉武而已，唐宗宋祖之流属于不同量级。

然而，皇帝自恋，因其过分爱惜和崇拜自己，往往变得怕死。一旦怕字当头，思想就钝了，面对死亡，思想者王不再思想。

皇帝的身边，除了有一个博士集团，还有一个方士集团。博士集团的重镇在齐、鲁之地，方士集团则活跃于齐、燕之地。

方士虽无官职，却朝夕往来于“天地人主”之间，备受青睐。

博士欲行大一统，但难以消除皇帝对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之隐忧。

方士却说，用不死药，就能长生不死，做神仙可保江山万世。

博士儒要他“垂拱”做“泰皇”，对此他很警惕，怕被架空了。

而方士则声称，他可以随心所欲，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神仙。

博士儒簇拥他革命，做了圣王，可圣王只是小驿，供他稍息。

他的目标，是做神仙，求仙以祈生命永恒，以祈万世之王权。

燕人卢生，为了开脱久寻仙药未果之罪，曾以“真人”劝谏：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热，陵云气，与天地久长。

他听了，就说“吾慕真人”，从此，自称“真人”，不称“朕”。

皇帝驾驭博士集团，不乏哲人王的眼光和手腕，而他面对方士集团，态度却天真而诚恳，寻仙求药，他从来不怕投资，从未气馁过，也不曾怀疑过方士。

可他为什么就不想一想，他正被人当作小白鼠，做药物实验呢！

帝王的命运，多半就是如此，自以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结果，反而成了白痴，因为他再也听不到异议，也无需异议，他需要的是绝对的言论统一。

他若想不死，你就不能说人皆有死，若这样说了，你就必死无疑，你只能顺着他的想法因势利导，说做人是小意思，做神仙才是大道理，于是，求仙问药去。

那些方士，并非有意要骗他，先是为了迎合他，才不得不骗他，后来，则是害怕骗局破了，总有图穷一日，为了自保，而想方设法地骗他，骗得他失魂落魄。

公元前219年，皇帝泰山封禅之后，并未回返，而是一行浩荡，前往渤海。抵达海边，皇帝登芝罘岛刻石，纵览海天，只见云海之间，有山川人物若隐若现。

于是，齐人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仙人居住，可以去求仙问药。皇帝依了徐福所言，就赐重金，命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寻求。

皇帝本人留在海边，等候徐福归来。徐福果然归来，声称遇到海神，但海神嫌礼轻，故未得仙药而还。皇帝闻言，增派童男童女三千以及百工技艺之士，总之，他让徐福带着一个文明的体系重新出海，而他继续留在海边等待。可徐福却没回来。

据说，徐福渡海到了日本，催生了日本的弥生时代。在对弥生文化遗址的考察中，有人发现，东京弥生町出土的文物，有许多铜器，如铜剑、铜钺、铜铎、铜镜等，其样式、原料、技术均来自中国，就如同当年青铜时代进入中国，不光是青铜进来，更是以青铜为标志的文明体系的到来。除了百工技艺之士的事，还有文字和稻种，以及国家观念等。

近人黄遵宪说，日本传国重器有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显然，这些都是徐福带去的，它们是可以代表国家文明样式的器物。

不过，这些器物都是有形的，虽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当是无形的国家观念以及据此观念而形成的国家制度。在这里，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徐福给文明之初的日本带去了怎样的国家观念，这观念的种子在国家制度里究竟发了什么芽。

都说徐福是鬼谷子的学生，有可能。我们看他能弄皇帝于唇舌之间，就知他的纵横之术应不输于苏秦、张仪之流。但鬼谷子的学生都是吃国际饭的，在国与国之间纵横捭阖是他们的本事，可国家统一了，中央集权，一竿子到底，取消了分封制，国际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吃什么？没得吃了，必须转，或转化为博士，或转化为方士。徐福就是转化为方士的一类，所以，他与别的方士有所不同，是个有着国家理念和国家理想的方士。

他怎样说服皇帝，太史公语焉不详，只说了“求仙问药”这样一个理由。我们认为，光这一个理由，是不足以说服皇帝派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技艺之士一同随去的，皇帝之所以同意，应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开发大九州。凡日月所照之地，天地所覆之处，皇帝都要统一，更何况像三神山那样的仙境，更应该纳入皇帝大九州的版图。

以此看来，徐福东渡，很可能是一场以求仙问药为名发起的国家规模的殖民运动。对此，太史公只说了一句：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此见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徐福为何不归？按照太史公的说法是，徐福自己立国当王了，还回来做甚？

可他当个什么王？还记得秦博士议帝号时提出的那个“泰皇”吧？当时，皇帝去“泰”，取“皇”，用“帝”，自称“皇帝”，那个在秦朝没用了的“泰皇”，就被他拿来用，他把“泰皇”里寄托的文化中国的理想带到日本了。可以说，这“泰皇”就是后来日本的天皇。从泰皇到天皇，有两点一脉相承，一是无为而治，二是万世一系，因此，有人直截了当就称徐福是日本第一位天皇。

这样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有点为时过早，因为，一粒国家观念的种子，从落地、生根，到发芽、长大，再到开花、结果——结出国家制度的果，需要很长的时间，正如王朝中国在中国的发展，从夏就开始运行，直到殷才得以完成。从“泰皇”的国家观念到“天皇”的国家制度也是如此，经历了从徐福到圣德太子那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

不管怎么说，“泰皇”并非一个空想的国家观念，它被徐福带到日本做了实践，太史公说徐福“止王不来”，他已做了比皇帝还要高贵的泰皇，还回来做甚？

读中日文化交流史，我们总感觉到，不管日本人怎样派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化，他们对于国体的自信，总有一分难以企及的贵气，有可能根源就在徐福那里。

作为鬼谷子的学生，徐福的成就，不仅超过了《战国策》里的苏秦、张仪，甚至，堪与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分庭抗礼，因为，他从秦朝带走了泰皇，那是文化中国的重器。历史上，日本人常以“中国”自居，盖因其骨子里早就有了泰皇的底气。

几年后，皇帝再度莅临渤海，登碣石，那徐福还是没有回来，刚好，卢生派的人从海外归来，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皇帝听了，就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

奇怪的是，皇帝居然会接受“亡秦”一说，他是那么自信，既要万世一系，还要长生不死，这“亡秦”二字，本已犯了他的逆鳞，当数罪该万死，可他偏偏就接受了这么不吉利的进言，这说明卢生摸着了他的软肋，触及了他的隐忧，看出了他的意图。

开发大九州，那三神山，还是有点虚无，最现实的就是胡，皇帝视野所及，溥天之下，只有胡人胡地尚未纳入他的帝国版图，这早已成了眼中钉，他必欲拔除。

皇帝用博士议帝号、封禅仪，关键时刻，都是自己拿主意，可他用方士，则完全放弃了自己，只一句“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就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还修缮原秦、赵、燕三国北长城，西起临洮，沿黄河北至河套，由阴山向东，经燕山至辽，依山而筑，龙盘万里，堪称大一统的标志。为防胡人南下，他竟然用了如此经天纬地的大手笔！在整个地球上，其规模之大，无与伦比；其历时之长，亦世罕其匹。据说，它是在月球上也能看到的人间奇迹，可从历史上看，其实用价值，远逊于文化意义。

卢生诱其深入，对他说，求药不得，求仙不遇，是因为皇帝治天下，未能恬淡，他请皇帝淡于政事，隐居起来，然后不死之药可得。听此言，他果然神出鬼没，服食仙药。可方士总要有交代，自知难逃一劫，遂罗列其罪状，称“未可为求仙药”，逃了。

至此，他才如梦初醒。皇帝被方士如此捉弄，其震怒，可想而知。于是，不由分说“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此与“焚书”仅隔一年。其本意，原要惩戒方士，可从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来看，其中，有不少是儒生。方士跑了，就拿儒生来问罪，此真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儒生被方士连坐了！

可皇帝还是痴心不改，又命博士为仙真人诗，令乐人弦歌之。

秦刻石

秦刻石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碑文。秦统一后，秦始皇出巡六次，五次东游，或威吓或怀柔山东六国。公元前220年，秦始皇第一次出巡陇西、北地，前219年第二次东游出巡，登泰山封禅，顺便视察他设立的郡县制，并在泰山刻石颂德，将他的丰功伟绩铭刻于泰山石上，以昭示后代，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前218年第三次东游求仙，在蓬莱留下“之罘刻石”“东观刻石”，归，至博浪沙，有30公斤重铁球击中副车，传张良主谋。前215年第四次出巡东游，留“碣石刻石”。前214年第五次出游。前210年第六次东游远至江南会稽，留“会稽刻石”，归，病死在邢台沙丘宫。皇帝在游仙中死去，出巡六次，刻石七座，又称“秦七刻石”“秦七碑”，大多残损无存，仅存“泰山刻石”“琅琊刻石”。

在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上，李斯留下的笔墨尤为浓重。秦始皇巡幸天下，所到之处，皆用“小篆”刻石颂德。据说“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均由李斯书写。历来对李斯小篆评价颇高，鲁迅谓之为“汉晋碑铭”的祖师。如今这些刻石似乎也深深篆刻着早已冷却的热情。李斯的热情，还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