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的又一代表人物，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对儒家思想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并从他所处的战国末年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其加以改造，使之呈现出新面貌。荀子生于赵，曾游历齐、楚、燕、秦诸国并长期居于当时各学派交流中心的齐稷下学宫，因而他与儒家以外其他学派接触较多。荀子在批判其他学派的同时，也选择性地吸收了他们思想中的优秀成分以为己用。这也使荀子思想呈现出集各家之大成的特点。《荀子》一书主要是荀子本人的文章及其弟子、后学有关其师言行记载的合集。荀子在当时的文章当有很多，故司马迁称“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2]。但这些文章并未汇集成书，而仅以单篇形式流传，且多有重复抄录者。刘向在《孙卿书录》中说：“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3]仅西汉宫廷藏书中荀子作品的重复率就高达十倍，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可见一斑。荀子在经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且在先秦至汉代的经学传承中起着枢纽性的作用。《经典释文》、《汉书》、《盐铁论》等对荀子的传经之功均有记载，而汪中《荀卿子通论》、胡元仪《郇卿别传》皆据此认为《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穀梁春秋》以及“曲台之礼”的传承皆当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皮锡瑞《经学历史》也称“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4]。这足以看出荀子在先秦至汉之间学术传承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在经学的传承上，还是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融合上，荀子都是功不可没的。荀子不但精通经学、著作丰盛，且其弟子亦多名家。较有名者如李斯、韩非、浮丘伯、张苍、毛亨等，这些弟子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李斯、韩非。他们虽师从荀子，却并不安分。韩非将其师所提倡的礼一变而为法，并将其与术、势结合，走上了一条从儒而道、法的背叛师门之路；李斯则年少便有“厕鼠”之喻，《荀子》书中亦载有其与荀子的对话，可看出他对秦国政治模式的向往：“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便从事而已。’”[5]故其后来放弃师说，顺应秦制，成为秦相。另一类则为浮丘伯、张苍、毛亨等人。他们师从荀子所学者主要为经学，荀子对汉初经学的影响也正是通过这类弟子得以实现的。
至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孟、荀同传，而刘向《孙卿书录》、扬雄《法言》及班固《汉书》等亦皆以孟、荀并提，可见二者在汉代地位仍不分轩轾，并不像后世那样悬殊。据刘向《孙卿书录》，董仲舒曾“作书美孙卿”[6]，且其在人性论上亦有采于荀子之说。他虽不主张性恶，但却认为“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又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7]这种思想显然受到了荀子人性论的影响。东汉王充则对荀子天人关系有所继承和发明，谭嗣同就曾说：“然荀卿究天人之际，多发前人所未发，上可补孟子之缺，下则衍为王仲任之一派。”[8]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汉代孟子受重视的程度的确要高于荀子。《孟子》在西汉时就曾立博士，后虽被罢，但《荀子》却从未有被立之事。汉代为《孟子》作注者不止一家，而《荀子》在唐之前却无为之注者。且在汉代也已出现对荀子的质疑之声，《汉书·艺文志》载有《虞丘说》一篇，注曰“难孙卿也”[9]。此书今虽佚，然其为质疑荀子者当无异议。自汉以后，随着经学的式微及玄学、佛学的相继兴起，荀学之势渐衰。此时期的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及荀子，更鲜有传承者。徐干在《中论》中虽夸赞荀子之思想并对其怀才不遇表现出怜惜之情，但毕竟已是孤掌难鸣，难掩其渐衰之势。更有甚者如仲长敖之《覈性赋》亦开始贬低荀子。此赋虽为作者借荀子与李斯、韩非之口讥讽世俗之态，而其最后提到“多谢悠悠子，悟之不亦晚”[10]一语，却启发了后人，将韩非、李斯之错归罪于荀子的观点实滥觞于此。
唐代对荀子的关注亦较少，韩愈在《读荀子》中说：“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11]韩愈对荀子的评价亦算比较中肯，然其称赞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仅是“大醇而小疵”，则孟、荀之高低立见，以致马积高先生认为“唐后期尊孟抑荀之风盖始于韩愈”[12]。唐代荀学最为关键的人物当属杨倞。他于政和十三年（818）所作的《荀子注》，是现知《荀子》最早的注本。他在此注中将旧本《荀子》十二卷分为二十卷，并移易其篇次。其在序文中又将荀子与孟子并称，称其为“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13]。其对荀子之推崇可见一斑。晚唐诗人杜牧不仅推崇荀子，而且对性恶说也颇为赞赏，他在《三子言性辩》中将“爱”与“怒”视为“性之根”、“恶之端”，并说“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孟子、扬雄），荀得多矣”[14]。杜牧这种性恶论的观点，可谓自荀子以下第一人。但这些推崇荀子的学者仅是个例，而透过杨倞《荀子注序》，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荀学颓废的状况：“独《荀子》未有批注，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夫理晓则惬心，文舛则忤意，未知者谓异端不览，览者以脱误不终，所以荀子之书千载而未光焉。”[15]《荀子》在当时不但没有注解，而且“编简烂脱，传写谬误”，以致时人读之文义不通，不得不掩卷而弃。并且其在当时就已被视为“异端”，而这也正是荀子“千载而未光”的原因之一。我们也就不至于惊讶为何历代论荀学者如凤毛麟角了。
自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荀子》亦开始被刻印，北宋熙宁初年国子监刻本是已知最早的《荀子》刻本，此后各种刻本层出不穷。这有利于《荀子》的流传，故宋代评价荀子的学者有所增多。唐仲友台州本《荀子》序、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困学纪闻》等或对荀子之生平作出考证，或对其思想加以评价，或为其性恶说及非子思、孟子等做出辩解。然而更多的还是批判之语：先是王安石批判荀子“性恶”说，苏轼则以李斯、韩非之事来非难荀子。而宋明是理学昌明的时代，其间理学虽分化出不同的流派，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无论是“性即理”，还是“致良知”，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性善论。而荀子主张的性恶说恰与孟子之性善论背道而驰，且其《非十二子》篇又批判子思、孟子，故随着理学的兴盛及孟子地位的抬升，荀子更是饱受宋明儒者的诟病。宋代的周敦颐、二程、朱熹、真德秀，明代的薛瑄、胡居仁、罗钦顺等无不对荀子性恶之说加以批判。而这种状态直到清代才有所改观。
随着宋明理学的没落及清代考据之学的兴盛，曾经饱受宋明理学家们贬低的荀子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荀学之式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宋明理学家们的排黜。而明末清初的反王学思潮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为荀学的兴盛扫除障碍，且其中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反王学的某些思想实际上又是对荀子的一种继承。而稍后费密等人对荀子的推崇及傅山、王懋竑等对《荀子》的校注都极有力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则直接推动了《荀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如谢墉、卢文弨、汪中、郝懿行、刘台拱、洪颐煊、王念孙、俞樾、王先谦等一大批清代学者纷纷着手于《荀子》的整理研究，一时间各种校勘、注解之作层出不穷，对荀子生平游历的各种考证也接踵而至。这种整理与考证又使学者们对荀子及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们不再像宋明理学家那样仅凭性恶和非思、孟就一味地对荀子加以贬低，反而对荀子在宋明时期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不满，并试图以其所擅长的考据学方法来为荀子辩白。上文讲到荀子在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且在先秦至汉之间经学的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乾嘉经学与考据学的兴盛又带动了学者们对荀子传经之功的考证与肯定，他们认为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羽翼六经，并以此为依据对荀子加以推崇，为其谋求从祀孔子之地位。而清代官方所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亦引韩愈“大醇小疵”之说为其定论。故乾嘉时期的荀学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时至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梦惊醒了当时仍沉浸于圣贤之书、考据之学中的知识分子们。残酷的现实鞭笞他们去寻求济世救民的良方。他们将眼光投向了作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产物的诸子之学，以期能从先哲遗著中寻找到拯救民族、国家的思想。作为诸子之集大成者，荀子也得到了章太炎、严复及维新派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重视。他们对荀子的思想或扬或抑，或将其与当时新传入的西方学说相结合，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荀学的发展。
可以说，清代是荀学复活并逐渐走向兴盛的时代。清代的荀学研究也是荀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清人对《荀子》的校注、考证及清末有关荀子的论争更为其后民国乃至现当代的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曾说过：“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16]我们今天要从事荀学研究，首先就必须要对清代荀学有深入的了解。而对这一时期的荀学展开研究并着眼于清代荀学史的写作，不仅可以为我们展现整个清代荀子研究的全貌，亦可为我们今天的荀学研究提供可鉴之处。
前人对荀子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文本的整理校注、思想的阐释批判及生平事迹的考证等方面。而由于荀子两千多年间湮没无闻，又缺乏相关材料，故着眼于荀学史研究者则较少。不但至今尚未有系统的荀学通史（马积高先生《荀学源流·下篇》略有通史性质，但限于篇幅，论述亦不尽全面），即荀学断代研究亦少得可怜。据笔者所见，除马先生《荀学源流》外，主要还有强中华《秦汉荀学研究》（华东师大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孙丽娜《唐前荀学研究》（郑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刘涛《宋代荀学研究》（中山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江心力《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西北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刘君花《二十世纪后半期的荀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为数不多的几篇学位论文。而以清代荀学为研究对象者，主要有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简均儒《清代荀子文献研究》（台湾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梁晓园《清代荀学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赵伟《乾嘉荀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四篇。
梁晓园《清代荀学研究》介绍了清代荀学的分期、荀子研究的文献、《荀子》校注整理及思想研究成果等几方面。但该文主要把精力放在了乾嘉荀学上，而于其他方面则仅作简略介绍，未作深入探讨。赵伟《乾嘉荀学研究》则主要探讨了乾嘉荀学的兴盛背景、考据义理研究的成果及荀学研究的思路。但其所论同样仅限于乾嘉时期，而并非整个清代的荀学研究。简均儒《清代荀子文献研究》并未按时间或学派分章，而是采用主题分章的方式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宋至清初的荀子评价对清代荀子文献研究的影响。认为乾嘉学者对《荀子》的训解似有与宋明理学家对话的意图。并从对“性恶”的解释，对“礼”、“伪”的评价，对荀子在儒学传统地位的评定等方面分别介绍了宋儒与清儒的观点。作者还认为乾嘉学者之所以能提出与宋明理学全然不同的评价，是明末清初学术转向的影响，是清初学术肯定“气质”、“事功”、“经书”的实学思想对清代荀子研究的影响。第二部分为清儒对荀子人性论的训释及评价。首先认为清儒评论性恶说的方法有比附荀子与宋儒的人性论、混同孟、荀的人性论两种。其次论及清儒对《荀子》中“伪”字之肯定。最后以戴震、焦循等人为例论述了乾嘉学者对荀子人性论的批评。第三部分为清儒对荀子生平之考察与评价。主要论述清儒对荀子生平师承、传经事迹、经世之心的考订工作，并言及《荀子》与经书的互证。而其指归则在于通过这种考察来观察清中叶以后荀子地位上升的现象。第四部分为清代荀子文献研究中呈现的“经世思想”。主要讲清人对于荀子礼欲关系的看法及对荀子有关制度与军事的发挥。简均儒此文论述较为详尽，但亦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其主题分章的方式及其内容虽然抓住了清代荀子研究的主要方面，但却使专题之外的许多有关荀学的内容被遗漏。例如其对荀子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性论这一主题上，但对荀子其他方面的思想如天人观、教育观及其对清人思想的影响等，却没有在文中呈现出来。另外，该文始终在有意识地拿清人的荀子研究去印证其师郑吉雄等人的理论，如探索清代学术讲求多元价值、社群意识、以考据表达自身学术关怀等。故在论述每个专题之前，其意识中先有某个观点，然后将相关材料与之靠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章的客观性。如其反复强调宋明人对清人评荀的影响，清人释荀欲与宋明人对话等，实受此意识之影响。且此文对晚清维新派及章太炎等人的荀学思想亦未涉及。
以上三篇论文都以乾嘉荀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清代其他时期的荀子研究则涉及较少，至于清末荀学的演变与论争及西学传入对荀学研究的影响等方面更未涉及。且其对乾嘉荀学的论述亦有不足之处。例如，对清代《荀子》之版本问题，简文未有涉及，梁、赵二文虽略有涉及，亦仅是略微介绍了一下清代所增的“谢墉刻本”、“王先谦集解”两个版本，而对于之前的宋、元善本在清代的流传及著录情况、清人在校注中对宋、元善本的使用情况却未作说明。
田富美《清代荀子学研究》分为三篇：第一篇为“荀子思想要旨的省察”，主要考察了荀子天人观、人性论、礼义观等方面的思想；第二篇为“清代《荀子》考据与荀学的重新定位”，主要介绍了清代考据《荀子》的成就与局限及清人对荀子思想的评价两个方面。第三篇为“清儒思想中潜藏的荀学理路”，主要考察了荀子人性论、礼义观等对清人思想的影响。田富美此文从清人对《荀子》的考据成果、对荀子的思想评价及荀子对清人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脉络非常清晰。然其在介绍清代《荀子》考据成果时，亦仅仅是统计其数量，并从总体上概要地分析其成就和局限，却未对具体的学者和作品作细致的探讨。且同梁、赵、简三文一样，田文亦将清代荀学视作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未区分不同的时期，这就导致文章未能充分考虑到不同时期荀子研究的各自特点，也没有论及时代变革对荀学发展和演变的影响。例如，晚清时期的章太炎及维新派等对荀子的批判和研究也是清代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富美此文并没有论及。而晚清政治、学术背景的改变对荀学演变的影响亦未提及。
马积高先生《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十三章“清代荀学的复兴和尊荀反荀的论争”亦论及清代荀学研究，分清初、中叶、晚清三段。该书在论及清人评荀、议荀时，亦考虑到评论者自身的思想、学派及其受荀子思想影响等方面。但主要侧重于思想义理，对整理校注之作则一笔带过，而对《荀子》之版本则亦未提及。且限于篇幅，所论亦较简略。其书有纠正当时被热捧的“天人合一”说的倾向。他在《前言》中说：“把他（荀子）的天人相分说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当作一条历史长河加以清理，似尚未见其人。我这本小书就是企图作一次初步梳理的尝试。荀学虽博大，但其核心是天人相分说，故本书虽亦涉及荀学的各个方面，但重点在他的这一学说；在观察荀学的流衍时，尤以此为主，其他则稍略。”又说：“我直言不讳：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给炒得过热的天人合一说泼一点冷水，为天人相分说争一点存在的空间。”[17]可见马先生此书实际上是想强调荀子“天人相分”说对后世的影响，其对天人关系的考察贯穿全书，是有很强的主观意志在其中的。而这就难免会出现主观臆断和附会的成分，如其在评价清代学者的荀学研究时往往以是否尊荀、是否持天人相分之说来加以褒贬，这也使其书有失公允。
其他有关清代荀子研究的文章还有李彧《〈荀子集解〉研究》（宁夏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以及王应宪《惠栋荀学思想刍议——以〈荀子微言〉为中心的考察》、石永之《惠栋微言荀子蠡测》、高春海《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郭双林《论戊戌时期的“排荀运动”》、郭志坤《浅说荀子及其荀学之浮沉》、刘仲华《清代荀学的复活》、郑吉雄《清儒文集所见荀子文献管窥》、温美姬《王念孙训释〈荀子〉的方法及其特点》、龚抗云《王先谦〈荀子集解〉的学术成就》、白立超《以傅山为转折的荀学研究》、魏永生《俞樾“尊荀”析论》、张新武《〈荀子集解〉校勘失误举例》等十几篇期刊论文。另外，江心力《二十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第一章中亦涉及晚清荀学研究。但这些文章所探讨之内容，或为清人有关《荀子》的某部著作，或一家之荀学思想，或某时期荀学研究风向、某派别的荀学观点，而都非着眼于清代荀学整体的研究。
前人对清代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乾嘉时期，且多偏重于义理的发掘，而对于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成就的文本整理、版本考证等方面的成果却往往只是泛而论之、一笔带过，甚至是忽略不提。而乾嘉学者在对《荀子》文本所作之注解中往往亦包含了他们的荀学观及其对前人整理研究成果的评价。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整理成果，亦能看出其间的承袭与取舍关系，这对厘清清代荀学发展的脉络至关重要。因此，这些成果不应仅被视作文本整理而不予重视。晚清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掀起的荀学论争，不仅是荀学研究上的一次飞跃，更是晚清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变的风向标，也是这一时期在西学影响下出现的新学术思潮的缩影。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对清代荀学作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思想、版本还是校注、考证，都尽量照顾到。前人对清代荀学的研究，存在资料搜集面不广的短板，他们往往只着眼于一些学术成就大、具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资料丰富、受清人重视的专题，而忽视了其他一些相对次要者，尤其是清代一些理学家们的荀学思想，如清初的焦袁熹、乾嘉时期的汪缙等。这些学者学术成就虽然不是很大，但他们在荀子研究方面却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汪缙所著《绳荀》一书更是对荀子思想分析得淋漓尽致，而以上所列诸家有关清代荀学的作品却无一提及。笔者认为要想全面厘清某一特定时期荀学研究的特点和规律，还须对更多相关学者的考察，才能得出客观可靠的结论。故本书对清人笔记、文集、学术书信等凡有涉于荀学研究者，皆广加搜集，尽量网罗，从而获得更多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前人对清代荀学的研究多采用专题方式，这虽然抓住了清代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点，但其在专题之外的许多内容便被遗漏，没有做到统筹兼顾。本书采取分期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从纵向上将整个清代荀学研究分为清初、清中叶和晚清三个各具特色的时期，考察各时期荀学的研究特点及时代背景、学术风气对该时期荀学研究的影响。而在每个分期下，又对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点单独拿出，作专题研究，以清楚展现其始末。例如清中叶是考据学大兴的时代，此时期的荀学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对《荀子》文本的校注、对荀子生平的考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荀子的推崇与辩解。故笔者在论及此时期荀学时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分为三节来论述，而将各家研究者分别对号入座，归于其中。又因清代对荀子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较少，故本书对此类学者如乾嘉时期的惠栋、戴震、汪缙，晚清时期的章太炎及维新派诸成员等于荀子义理颇有发挥、独成一家者，则于每章之下列为单节以便睹其荀学思想之全貌。在对这类学者荀学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对研究者自身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学派属性等一系列背景因素的考察，发掘其对本学者荀学研究产生的影响，尽量做到“知人论世”。而其他一些于荀子某方面思想有涉及之处者，尤其是清中叶专为荀子辩解和推崇者，因其无完整的荀学思想，故多以荀子思想之点为主题，将各家之说汇聚其下，以便厘清其间的沿革关系。而对荀子考证者如汪中《荀卿子通论》及《荀卿子年表》，其于荀子有关之史料搜集完备，于荀子生平等各方面考证亦颇为详尽，完全可以列为单节。然清代有关荀子考证者颇多，其所考之问题亦较为集中。且前后之间多有承袭，后来者往往就前人观点之上立说并对其加以评论。故本书将汪中《通论》及《年表》按所考证之问题与其他学者集中列入各条之下，以便于对比各家之观点。清代考据之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文本的校勘，而校勘者又特重版本，以至学者多以藏书为荣，并多佞于宋刻。《荀子》一书之版本众多，且不论明、清之本，仅现存及各书目所载之宋、元刻本就多达十余种，如宋代的浙北翻刻熙宁监本、钱佃本、台州本、龚士禼《音点大字荀子句解》本、纂图互注本等。清代各藏书家之书目亦多对各自所藏之《荀子》版本有著录，并详记各本之款识、流传过程及其版本优劣和校勘价值。故清代各私家目录及学者之题跋对《荀子》研究亦有着极高的价值，此部分亦完全可以单列一节。然笔者则将其融入各家《荀子》校注之作中。于各条之下，如谢墉刻本《荀子》、王念孙《读荀子杂志》，详考其校注所用之版本，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认识《荀子》版本在校注中所起的作用。这种纵横结合的研究方式，不仅能使研究对象各部分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出来，亦能使本书的思路更加清晰、结构更加缜密。
然而这种写作模式亦有其不足和难以处理之处。本书将清代的荀学研究按清代学术特点分为清初、清中叶及晚清三个时期，而这种分期既要考虑到政治因素，又要考虑到学术因素：清初主要指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至雍正十三年（1735）近百年的时间；清中叶则主要指自乾隆元年（1736）至1840年鸦片战争间近百年的时间；晚清则主要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1年辛亥革命间七十余年的时间。而这种人为的分期自然会导致人物分期归属上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前后跨时代者而言，如任启运（1670—1744），主要活动在雍乾之际，其学宗于朱子、精于性理，然于考据亦颇有成果，著有《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等。且其于荀子之某些观点如训“伪”为“为”等，亦多与乾嘉学者相合，故将其归入清中叶亦可。然笔者再三考虑，还是将其放入清初提倡荀学者之末，以突出其以理学家之身份对荀子的推崇及其在某些观点上开乾嘉荀学之先河的地位。另外，因晚清章太炎及维新派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皆由清而入民国，故在考察其荀学思想时亦难以清王朝具体之灭亡时间来划定范围。本书旨在探讨清代的荀学，但在讨论个别人物或学派之荀学主张时，难免会突破时间范围延至民国。但主要还是以其清代的作品和学术观点为主，入民国之后的则尽量从略。
[1]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48页。
[2] 《史记》，第2510页。
[3]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7页。
[4]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5页。
[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80页。
[6]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58页。
[7]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2-313页。
[8] ［清］谭嗣同著，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9页。
[9]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7页。
[10]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61页。
[11] ［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页。
[12] 马积高：《荀学源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13]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1页。
[14]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页。
[15] ［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51页。
[16]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7页。
[17] 马积高：《荀学源流》，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