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之前的归德

在中国历史上，华北地区的开发时间较早，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就归德府而言，宋元时代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南宋以前，归德一直处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在金元之后，归德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群体发生了重要变化，进入了另一个历史发展时期。

归德地处中原，“古为大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商朝，商汤的第一个国都就建在此处。春秋战国时期又是宋国的都城，孔子曾来此讲学习礼，因而素有“圣尼习礼之邦”的誉称。如嘉靖《归德志》所载：“归德古亳都，且微子祀殷之地，带河襟汴，为中州忠义名区。”[1]秦汉时期，归德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秦代置砀郡，汉代，商丘为梁国国都。汉代鼎盛时期，梁国辖40余城，“多大县，居天下膏腴地”[2]。梁王刘武大兴土木，修筑梁园，一时成为天下游览胜地。近些年永城芒砀山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四神云气图》，足见当时梁国的富足强大与繁荣景象。220年，魏文帝裁梁国，置梁郡，唐改梁郡为宋州（唐玄宗年间一度称为睢阳），归德遂由国都变成州城，辖10县，后唐改为归德军。唐代归德军相当繁华，杜甫曾咏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3]

唐末五代之后，归德开始走下坡路，“及隋唐五代宋元兴废不一”[4]，尤其是唐末安史之乱对归德的冲击甚大。在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由于睢阳是江淮屏障、关陕襟喉，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终因寡不敌众，许远被俘，张巡、南霁云等36位将领被杀，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为归德军节度使，并在宋地发迹，故国号称宋，升宋州为应天府，成为国之陪都——南京。应天府又一度繁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当时全国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汴河穿境而过，应天府又因濒临汴河而地理位置更显重要，“至宋为神京左辅，称雄郡”[5]。应天府物产丰富，贸易兴隆，逐渐成为北宋王朝的重要经济支柱。随着经济的繁荣发达，应天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尤其是教育事业非常发达。应天府的应天书院是全国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曾任应天书院主教，后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成为全国最高学府。因而，应天府又被称为“河南文献之邦，二程过化之地”[6],“世称中州文献者，于斯为最”[7]。尤其是考城“为二戴故里，古今言礼者莫不宗之。……邑昔多才，江蔡诸宗尤著”[8]。北宋应天府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孕育出了“父子状元”和“兄弟状元”，史称“宋多名家”[9]。然而，到了北宋末期，随着政治重心的南移，华北地区就不在中原文化的管辖范围之内了。宋南渡后，应天府成为金的统治区域，从此进入“华夷杂处”的历史时期，“独慨建炎南迁，中原陆沉”[10],“华夷杂处，丑于朴陋之习”[11]。金占领应天府后，天会八年（1130）改应天府为归德府。在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无休止的战乱和频繁的河患，使归德府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坏。

从金朝到元代，中原地区一直处于战乱不断的状态。由于归德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如乾隆《归德府志》所载：

归德……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12]

所以，自北宋以降，归德一直是大规模战乱的中心。在金与蒙古的战争中，河南是金政府唯一能控制的地区，也是战争厮杀的主要战场。在宋元混战期间，河南的人口大量流失，在197万顷军民田中，可以耕种的仅96万余顷。[13]温迪罕达上疏云：“亳州户旧六万，今存者无十一，何以为州？……是岁大水，砀山下邑（夏邑）野无居民。”[14]天兴年间，金军与蒙古军交战于豫东一带，当时被蒙军蹂躏后的汴京城，“荆棘遗骸，交叉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15]。之后，归德又成为元末战争的主要战场，元末群雄蜂起，干戈不息，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原诸州，元末战争受祸最惨，归德自然难逃此劫。

更为重要的是，宋元时期归德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北宋时期，归德并不存在河患问题，但在宋室南迁之后，南宋政府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同时又为了保证漕运通畅，人为地改变黄河河道，归德从此与黄河水患结下了不解之缘。

黄河的第一次重大改道是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当时的东京留守司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西，人为决堤，使黄河由泗水入淮，黄河从此离开了历时数千年东北流向渤海的河道，改由山东汇泗入淮，造成黄河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道。第二次重大改道是在金天兴元年（1232），时蒙古军在河南归德府凤池口（今商丘县西北）人为决河，灌金兵，导致河水首次夺濉水入泗。第三次重大改道是在1234年，时蒙古军决河南开封城北二十余里黄河灌宋军，导致河水首次夺涡河入淮。[16]

南宋政府定都江南临安（今杭州），自然无暇顾及黄河的治理，金人疲于应战，对黄河的南流也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因而，宋代以后的河患问题有增无减，进入了“黄河夺淮”时期，整个黄淮海大平原就是黄河及其他河流夹带的泥沙长期堆积作用的结果。“黄河夺淮”时期主要是指从1128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南流夺淮，至1855年在兰阳（现兰考）铜瓦厢决口北流夺大清河入海的700多年。在此期间，黄河占夺了淮河的出海通道，淮河水系发生了极大变化，淮河干流行水不畅，水利设施毁废，原本良好的生态水系遭到了破坏，使其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下降。

归德背依黄河，南临淮河，是黄淮平原的中心腹地，自然也是黄河流经之地。宋代以前，河、淮各自达海，归德并不存在河患问题，汉代隋唐五代鲜有河患。两宋之际，由于黄河被人为改道，归德一带的河患开始增多。乾隆《归德府志》载：“自宋中叶，河道南徙，合于淮以趋海，而汴宋之间始多水患。”[17]“睢州河患，宋、元最甚。”[18]频繁的黄河水患致使人口大量流徙和村落急剧减少。举夏邑县为例，元代延祐年间水患之后，“邑之所存，旧室无几”[19]，大德年间水患之后，“城野居民，湮没殆尽”[20]。

自宋元以来，归德饱受战乱和水患的煎熬，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田地严重抛荒的惨状，社会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可以想象，长期的黄河水患与军事斗争，使中原社会很难形成一个聚居的农业社会，亦很难形成稳定的乡村聚落与家族组织。

早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就痛切地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21]“鲁、豫、皖北、冀北之民，十亡八九。”[22]到了洪武十八年，“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23]明初，都督府左断事高巍（1354—1402）也奏称：

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榛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24]

元末战乱中归德的土著居民非死即迁，“所存旧室无几”[25]。明万历年间在河南做官的王士性论道：

宛、洛、淮、睢、陈、汴、卫，自古戎马之场，胜国（元朝）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子姓。[26]

上述记载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也反映了元末归德人口大量减少的历史真实。因而，明初的归德府遂由府降为归德州，隶河南开封府，统宁陵、虞城、夏邑、永城、鹿邑五县。[27]洪武初年，有司还以“城阔民少”议裁城池四分之一。[28]时人云：“归德本宋旧封，自昔声为河南雄郡。宋元来，中原多艰，焚为金革之场，衣冠文物湮消澌尽。”[29]这说明，与宋代相比，明初的归德大大衰落了。

由于明初中原地区人口稀少，田地大量荒芜，明王朝相继推行迁民垦荒、重编里甲、设置卫所、开垦屯田等一系列政策，试图重新开发这一战略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