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种文化定义之间的关系

文化一词的含义非常复杂，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Terry Pcagleton）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如何，文化的观念之复杂性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像在下述事实中那样得到更生动的证明：雷蒙·威廉斯，这位战后英国最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在不同的时候将文化界定为一种完美的标准、一种思维习惯、艺术、一般的智力发展、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一个表意系统、一种情感结构、生活方式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以及从经济生产和家庭到政治机构的所有一切。”[19]我们可以更为精确地对伊格尔顿的说法加以纠正，在这些关于文化的不同界定中，有些是威廉斯对文化定义的历史梳理，威廉斯对它们所持的是批判性的态度，有些则是由他本人提出，或者他倾向于接受的别人给出的文化定义。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威廉斯所重视和接受的两种文化定义：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文化作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文化的社会学定义，把后者称为文化的符号学定义，因为前者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文化的定义，而后者则是威廉斯受到符号学影响而提出的文化定义。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威廉斯而言，文化的符号学定义是对其社会学定义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首先，二者在强调社会生活整体性上是一致的，都力图在整体联系的基础上把握文化。威廉斯本人并未完全否定文化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定义，至少他认为在对简单的社会进行解释和分析的时候它还是有效的，即使在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把社会整体割裂为不同方面的孤立分析方式，这种定义仍然表现出其优越性。不过威廉斯同样也很明确地表示，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在分析复杂的现代社会时更为有效。威廉斯认为，与文化的社会学定义相比，把文化定义为“实现了的表意系统”也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强调整体的社会秩序，但是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强调了文化的建构作用，认为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不仅源于某种以其他方式构成的社会秩序，它们本身也是建构这种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它把文化视为表意系统，揭示了通过文化这一表意系统，某种社会秩序得到了传达、复制、体验和考察。由于威廉斯强调文化是一种普遍性的表意系统，文化活动和文化实践的领域得到了延伸和扩张，某些活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解释，文化包括了一切表意实践领域——从语言、艺术、哲学，一直到报纸杂志、时尚和广告等领域。[20]我们甚至可以说，根据这种文化的符号学定义，文化分析成了一种分析社会的视角，任何一种人类实践，不管它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宗教的……完全可以从表意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文化的分析与考察。在考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生育系统中融入的表意实践的时候，并不是说经济实践、政治实践、生育实践本身就是文化，但是它们具有“文化的”因素，从而成为文化分析与文化考察的对象。在此意义上，文化分析成为一种考察社会的视角，与政治视角、经济视角等其他视角就像不同的滤镜，不管滤镜的色彩有何不同，它们都可以被用来观察同一个人类社会，并且通过不同的滤镜，这个社会呈现出不同的侧面和色彩，观察者从而可以形成对于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从威廉斯本人的理论实践和政治实践来看，威廉斯不可能放弃文化的社会学定义。阿诺德和利维斯所体现的那种文化传统把文化看作人类“所思所言的精华”，把它看作是少数人才能具有的某种人类最好的东西，这种文化观念是一种大写的文化观念，文化的表现形态是单数形式的。而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文化是复数形式的，是多元的，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文化。两种文化定义所体现的理论立场是对立的。前者把文化的特权赋予少数人，造成了精英与大众的歧视性区别；后者则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日常性，强调大众日常活动对于文化创造的贡献，它用复数的文化观念颠覆了精英情结，为大众的民主政治诉求树立了理论上的依据。此外从威廉斯本人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从求学时代开始就一直关注并积极参与政治，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而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虽然威廉斯一度因为政治上的挫折而闭门著书，但是他并未放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诉求，多次策略性地支持英国工党的政治竞选。放弃文化的人类学定义就等于放弃威廉斯一生的政治追求，这显然是威廉斯不会接受的。

在威廉斯对文化的两种定义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当我们把文化视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时候，文化的符号学定义提醒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必须具有表意实践的功能，而非所有的生活实践都是文化，从而把那些没有社会意义的生活事实摒弃在外，保持了文化概念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把文化视为“实现了的表意系统”的时候，文化的社会学定义又提醒我们，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日常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空洞的，它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从而又保证了文化概念的生命和活力。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通过两种文化定义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阐发就可以把握文化概念的终极含义。实际上，威廉斯本人关于关键词研究的方法也表明了他对待定义的态度，威廉斯并不认为一个词的含义可以由某本词典或者某个人来决定，最好的办法是对关键词的不同意义进行梳理，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下理解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参照美学中有关“美”的定义来加以理解。任何一门现代学科总是建立在少数基本概念或者公理之上，这些基本的公理来自常识，但却无法从逻辑上得到证明，基本的概念通常也是开放式的，无法形成明确的定义。文化定义的情况与美的定义情况非常相似，尽管它是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但是却众说纷纭，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固定的唯一定义。然而一门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与该种学科的发展最终却往往与这些基本概念含义的变化有关，基本概念在定义上的变化与发展常常转移了学科关注焦点，引入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因而，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去确定文化的某种永恒不变的定义，而是不同文化定义所引入关注焦点的特定问题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各自相应的文化分析方法和文化研究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化定义的梳理才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价值和意义。[2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文化的社会学定义还是符号学定义，都导致了文化与社会这两个词在词义上的接近和混同。如果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那么对文化的思考就等同于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思考，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趋同了。类似地，如果把文化视为一种实现了的表意系统，承认文化活动作为一种表意实践内在于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与一般社会实践之间是“嵌入”式的关系。那么根据这种理解，一切社会实践都成了文化实践，所谓文化不过是从表意角度理解的社会，或者说文化不过是社会的表意形式。在此意义上，社会即是文化，文化即是社会，文化与社会的分野模糊了。威廉斯本人后来认识到了他的文化定义所遭遇到的理论困境，但是他却未能提供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不过也正是由于他的文化定义所导致的文化与社会这两个词在词义上的混同，逐渐使他开始从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然后又走向了自觉的文化社会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