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多元主体投资综述

（一）政府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关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领域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政府人力资本与国内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拉动作用^[9]；人力资本结构不平衡是产生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10]。研究政府公共人力资本的文献还特别指出，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但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11]，其中，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不足、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突出^[12]，未来需要提高公共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二是人力资本对收入差异的影响。此领域有价值的研究大多运用计量模型对政府人力资本的价值效应进行了测算。

国内关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工影响的研究主要涉及现状问题、主体责任和对策建议等若干方面。大量农民工研究指出，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而政府投资功能缺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未来则需要强化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基础性作用^[13]，通过转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观念^[14]、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制度、营造人力资本提升环境等方面保障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有序提高。

国内关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研究涉及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制度障碍和政策路径等方面。相关研究显示，尽管我国政府部门陆续启动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培训计划和工程，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效果有待提升，教育培训仍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需要。^[15]经济发展需要技术人才，但目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还不能满足产业需求，职业教育培训的专业及课程设置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进行调整。^[16]未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需要破除制度障碍^[17]，其中，户籍等制度障碍、公共服务不到位、政策和法律不健全^[18]等问题都是政府责任缺失的具体体现。在主导型投资中，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教育培训或发放培训补贴等方式，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成本。^[19]这些研究对于未来推进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具有重要价值。

（二）企业

企业在职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方式。从已有的企业人力资本文献来看，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人力资本激励设计、人力资本开发与使用、人力资本保留^[20]和提升以及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等若干方面。

国内关于企业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涉及企业责任和企业投资动力分析、企业培训投资风险分析以及企业培训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这些文献大多谈到，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具有对农民工培训的责任，而且若企业能够更多地享受到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那么企业就更愿意对人力资本进行付费（反映在工资水平上）^[21]，但通常情况下，企业又面临着因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导致的培训投资风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热情，在宏观层面最终反映在国家产业升级严重受限上。从农民工个体来看，农民工高参训意愿与低培训率^[22]的现实矛盾客观存在，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从全世界的范畴来看，日本企业“上下一致、一专多能”的在职培训、德国企业与学校合作的“双元制”培训思路、美国半工半读的“合作教育”培训模式^[23]等企业在职培训方式都值得我国企业借鉴和学习。

国内关于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涉及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动力、激发企业培训动力的制度设计两个领域。有文献显示，由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随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变动而发生市场化流动，所以新生代农民工跳槽多、跨行业就业的特征明显，企业对其培训投资后人力资本的流失也比较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则选择了谨慎投资，进行“快餐式”培训，从而容易出现培训内容与企业需求错位、培训力度不足等问题。有些企业甚至还会投机取巧，干脆采用“拿来主义”的办法直接招聘熟练工，一旦订单完成就对农民工弃之不用^[24]，这样就容易陷入就业者想培训——企业又担心无法长期享受培训收益而谨慎培训——就业者缺培训——企业效益难以提升的不良循环之中。面对这一客观现实，一些文献指出，目前我国出现的“民工荒”其实是“质量荒”和“结构荒”，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展开职业培训则是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就业难的关键之一。^[25]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参加在岗培训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工作技能最可能实现的方式。^[26]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进一步转变观念，和政府、社会组织一起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职业规划。^[27]解决企业培训动力不足的现实难题，需要更为有效的政策扶持和配套设计，既需要政府营造好强化培训的外部环境，给出明确的政策引导，又需要企业保持人力资本投资热情，自主把握好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方向，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认定、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全周期规划等方面积极主动作为，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职业能力和知识储备。^[28]由企业组织和设计的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应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经常性活动。^[29]

（三）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社会参与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不再仅仅依靠政府力量办学和组织培训，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有赖于广泛动员和依托社会资本和市场力量。^[30]社会力量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将是未来其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31]目前，国内关于社会组织的研究愈发丰富。从最初的社会组织定义，到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再到破解社会组织发展难题，理顺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等方面，相关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研究深度不断加强，研究导向进一步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国内关于社会组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涉及农民工社会组织融入状况、社会组织对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融入的影响、维护组织公平对农民工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对于农民工福利供给的影响等若干方面，其中，还有若干文献探讨了国外社会组织在劳动力就业、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健康干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国内关于社会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主要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分类研究。有研究将这些社会组织分为自组织（如农民工非营利组织、“同乡会”等）^[32]和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如工会、社区组织等）两种类型。总体来看，我国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少，而且分布也不很均衡，社会组织自我发展也遭遇到人才难题^[33]，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从而导致需求满足程度不高。二是社会组织帮扶方式研究。基于文献，可以发现，我国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过程中的帮扶方式主要有三类：“项目带动型”、“与学校联合型”及“与企业联合带动型”。三是社会组织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价值研究。有的学者专门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对其组织承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由社会组织等共同推动构建的良好社会支持（同事支持、上级支持等）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4]，组织支持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5]，而在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工会独立性不强的企业或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处于“原子化”状态^[36]，容易出现心理焦虑和孤独感，影响其市民化进程和城市融入程度。四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组织服务效率的研究。有的学者建议社会组织既应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又应该进一步深化与企业的对接，还应该强化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37]有的学者则建议构建多形态业缘纽带和多功能协作组织^[38]，通过构建专业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协会^[39]、优化工会功能等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网络关系，通过多种渠道，推动各类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就业、维权、心理咨询^[40]等方面的深度参与。还有的学者建议借鉴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形式，以行业协会为桥梁、通过广泛的社会关系筹集教育经费，从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互动机制^[41]，但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教育事业、职业培训、心理咨询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有限，多形式、多渠道、多元主体进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格局^[42]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四）家庭和个人

家庭和个人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要素。国外相关研究较为深入且理论性较强。例如，罗森认为，父母的财力和家庭背景会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决策，从而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的提升。^[43]贝克尔曾指出，“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受益者是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44]。在国内，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贫困农户收入及其代际传递、女性就业、劳动力流动以及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上。

国内家庭和个人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相对有限，依然聚焦在描述性分析和一般性的政策建议层面。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个人之间存在确定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受益者是个人，家庭和个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决策。有学者研究表明，拥有积极健康的心理资本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自我投资的效能正向影响很大^[45]，但由于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46]在当前市场流动机制不健全、现代劳动市场制度不完善、加班工作成常态化、培训内容与企业需求不相适应、社会保障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覆盖面不够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成效甚微等客观现实下，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很难高效地参与到人力资本社会化积累的实际行动中来，参加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并不高。^[47]再加上劳动力供需结构性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易于就业的影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容易陷入“人力资本滑坡”^[48]的状态，这些发展阶段在一些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对于我国丰富类似的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