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电影的“创世神话”及其疑点

在之前的电影史著作中几乎只字未提的《定军山》，很长一段时间只存在于传言之中。刊登在上海《电影》周刊1938年的第14期上的文章《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提到，“据某剧家言”，大约三十年前，谭鑫培的拿手好戏《定军山》等被拍成电影。直到负责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搜集资料的王越采访到了当时在丰泰照相馆当学徒并亲眼见证了电影拍摄的刘仲明，这一传言终于被坐实，进而通过《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权威地位，最终成为“正史”的组成部分。不仅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也经由大众教育和舆论传播成为公众常识，而周年纪念、百年庆祝之类仪式化的公共活动，更使其有了某种创世神话的意味。^[2]但是，细究起来，这些事实却是疑点重重。

一 “史实”产生的过程及其疑问

虽然有当事人的口述，但王越对刘仲明的采访距离事件的发生已有五十多年。1988年，这份采访稿整理为《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发表的时候，距离采访时间又过去了近三十年。在长达八十多年的时间里，后发的事件对记忆进行了怎样的加工和影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这篇文章中所叙述的细节一方面为《定军山》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研究者更多的质疑。对此，程季华先生曾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对任庆泰的查证工作很多人做过，王越做了一部分，更多的是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朱天纬做的。因为朱天纬和任庆泰都是满族人，任庆泰是有名的实业家，当时朱天纬想写一本关于任庆泰的评传，所以把这个人的生平考证得非常清楚。”^[3]似乎意在淡化人们对这份采访稿的关注，但是由于其独一无二的性质，我们在对《定军山》的拍摄及放映过程进行考辨的时候，还是绕不开这份材料。2005年，原沈阳市艺术研究所的王大正发表了《〈中国电影的摇篮〉四十言辨析》，逐字逐句地分析了这份采访材料中的每一句话的可信程度。通过对任庆泰和谭鑫培的生平、拍摄现场的情况、当时北京的京剧演出及相关社会状况等进行对照，作者指出，由于采访者王越系南方人，不熟悉北方方言，对北京生活和文化状况也缺乏相应的理解，同时在采访和记录中加入了自己想当然的内容和事后的补充，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这份采访稿有很多记录是不可信甚至错误的。

当然，研究者的视野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份材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黄德泉先生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追溯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定军山》”这一说法的形成过程，通过细致的考证，对《定军山》提出了新的看法。而江帆的《关于中国电影诞生问题的补正》，也通过全面检索1905年前后当时华北地区第一大报《顺天时报》，发现了任庆泰经营的电影放映场所——大观楼的一些新线索，对《定军山》的考辨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如果说学界倾向于以冷静的考证态度探寻历史的真相，媒体则会在重大的纪念性时刻关注这一问题，在普通公众中普及观念，对学界的研究起到间接的推动和传播的作用。2005年，纪念中国电影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电影制片拍摄了由谭鑫培后人主演的同名电影《定军山》，而《南方周末》的记者则走访了一批电影研究者并进行了资料的检索，以专题的形式发表长文《剪辑百年——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力图还原这一“神话”诞生的过程。这篇面向普通读者（而非专业研究者）的文章不乏夸张和煽情的成分，甚至连学者的姓名也会弄错，但是在公共传播的效果方面，却是学术杂志望尘莫及的。同时，接受采访的学者，也发表了难以见诸学术论文的言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电影的开端”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关于《定军山》这一电影，争论和关注的焦点在于：

1.《定军山》究竟拍摄于哪一年？对这个问题，甚至程季华本人也有两种说法。发表在1956年10月28日的《中国电影》上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1899—1921）》一文，认为《定军山》拍摄时间为1908年。几年之后，《中国电影发展史》却将拍摄时间提前到了1905年。据《南方周末》记者对程季华的采访，是因为王越发现了丰泰照相馆的账本，找到了相关的证据。但同时接受了采访的李少白先生却表示不记得有这件事情。丰泰照相馆的账本无疑应该成为电影拍摄的直接证据之一，但除了《南方周末》的采访，没有其他资料追踪过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对其是否存在、如何记录、如何被发现、下落如何一无所知。而围绕这一关键性材料的分歧，让我们无从判断拍摄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

另外，《中国电影发展史》本身也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书中认为“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7—1917）主演的。……谭鑫培参加电影拍摄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这在谭鑫培的艺术生涯中，也是值得纪念的。”^[4]但1905年如何成为1847年生人的六十诞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王大正表示，“以前人们都是算虚岁，上半年生的人虚一岁，下半年生的人虚两岁，谭鑫培是上半年生的，虚一岁，1905年可以算是他虚岁59岁。”所以1905年庆祝谭鑫培“60大寿”“也能说得过去”。^[5]但是，这毕竟也是猜测，而且仅是能“说得过去”的猜测。在《四十言辨析》一文中，王大正先生摘录了各大报纸对谭鑫培死讯的报道，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谭鑫培的生辰和年龄莫衷一是，1847年也不过是一个推测的年份，因此这一日期并不能作为判断《定军山》究竟摄于何年何月的依据。^[6]而且，电影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谭鑫培又是京城首屈一指的名角，如果他在六十大寿的时候拍摄电影，媒体应该有所关注才对，目前却并没有发现相关报道。

2.影片的拍摄者是谁？通常认为，任庆泰感于“当时在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7]才动了拍电影的念头，于是在照相馆内搭建了简易的拍摄场地，由照相馆里最好的照相师傅刘仲伦担任摄影，在三天的时间里完成了《定军山》的拍摄。程步高在《影坛忆旧》中对《定军山》的诞生过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一九零六年，……有个法国人（姓名来历待查）到北京拍风景片，……邀和平门外琉璃厂里那里一家叫丰泰照相馆帮忙。……到一九零八年，仍由该馆出面接洽，商得当时北京著名京剧名角小叫天（谭鑫培）的同意，及戏院的协助，在一块空地上，搭露天棚，棚内置舞台布景，利用日光（当时本无灯光），与普通拍照相同，拍摄谭鑫培的《定军山》。当然是拍无声片，故唱功场面均删，只抽《请缨》、《舞刀》、《交锋》等几个舞蹈武功动作场面，拍成电影。这是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京戏纪录片。谭鑫培乃成为中国第一位献身银幕的艺人。”^[8]程步高是早期中国电影历史的亲历者，他的《影坛忆旧》成为电影史研究者追溯早期电影历史的重要依据。但他并不是拍摄《定军山》的见证者，这一说法很有可能转述别人的言论，因此语焉不详，难以确证。而且，《定军山》由法国人担任摄影师这一说法仅见于《影坛忆旧》，《影坛忆旧》又是出版于事件发生70多年之后，其真实可信的程度自然大大降低。

但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哪怕在电影传入较早的上海，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影片的拍摄还是常常需要由外国摄影师来掌控机器，可见中国人掌握摄影技术是较晚的事情。如果《定军山》的确拍摄于1908年，又是在电影放映远不如上海普及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师来完成这样的任务更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3.《定军山》使用了什么样的设备？据《中国电影的摇篮》一文的描述，丰泰照相馆从“祁罗孚洋行”买来了“一个大木箱，我们都管它叫‘活动木箱’，前面有个照相机镜头，还有个手摇把，一摇里面还‘吱嘎吱嘎’的响”，^[9]所使用的胶卷，则是200英尺的，所以拍摄的时候一会儿就摇完了。早期电影教育家孙明经的后人、早期电影史料的整理研究者孙建三教授对《南方周末》的记者列举了技术方面的失实之处：1905年的电影机不可能是“大木箱”；胶片不可能有200英尺的胶片；胶片的保质期很短，必须提前订货，不可能随到随买；忘记摇动摄影机，不可能导致胶片报废。^[10]

但是，王大正先生中认为，任庆泰从祁罗孚洋行买回来的，有可能是一种根据法国16世纪生产的照相机“暗箱”改进而成的摄影机，体积笨重、使用不便，是欧美市场上滞销的旧货，任庆泰由于不懂行，买到了这样一台过时产品。他甚至找到了丰泰照相馆登在1925年4月的《顺天时报》上出售“活动照相摄影机器”的广告，认为这可能就是当年拍摄《定军山》的机器，由于老旧落后而无人问津。至于“忘记摇机器”而导致胶卷报废，很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保持匀速摇动而导致拍摄失败。但同样，这些说法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4.《定军山》是否真的被拍摄出来？1949年之前的电影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人提及任庆泰和《定军山》。我们自然可以认为，由于《定军山》拍摄和放映于北京，这些电影史写作者身处上海，对此无从知晓。但是据《发展史》记载，“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11]上海是中国大陆地区电影最早传入的地方，而厦门直到1918年才有了第一次电影放映。因此，这些电影到达了江苏和福建，却绕过了上海，实在是令人费解。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时候，孙建三教授还提到，谷剑尘撰写《中国电影发达史》的时候，因为听说谭鑫培拍了《定军山》，给蔡元培去了一封信，希望通过他“让北大的学者查一查谭鑫培拍电影这个事”，“北大的学者核查完了以后，就给蔡先生回了一封信，……说没这档子事。”后来谷剑尘还找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代校长，委托北师大的学者来核查此事，“结果信回了，也是没这档子事。”但孙建三教授却无法拿出信件的翻拍照片，原因与王越当年收集的资料遗失的原因相同——“‘文化大革命’被拿走了”。^[12]由于这些信件不复存在，我们无从得知——谷剑尘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哪些学者代他核查？又是如何核查的？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核查了哪些资料？是否走访了当事人？……也就无法判断，“没有发现”这一结论是否可信？虽然作为早期电影教育家孙明经的后人和颇有建树的电影研究者，孙建三教授本人的见证值得重视，但是关键性证据的缺失，也让这一结论有太多值得追问的地方。

对《定军山》，黄德泉先生持绝对否定的看法。他的《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一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第一部电影为《定军山》”这一说法的形成过程。该文认为，最早提到有关《定军山》电影的文章《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三十年以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记载的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作为消息来源的“某剧家”，很有可能是为梅兰芳编排过戏曲的吴震修。吴震修对梅兰芳讲述过自己所见到的《定军山》拍摄过程，被记录在梅兰芳的传记《舞台生涯四十年》中。但是，无论是报纸上的小道消息还是许姬传的转录，都不过是道听途说，没有事实依据。正是在以讹传讹、服从权威的基础上，《定军山》由传言变为“实事”，最后变成不容置疑的正史。同时，他从谭鑫培和梅兰芳的好友、日本京剧研究专家辻武雄的文章中得出结论，“谭鑫培及其戏剧之保存与传播至今者，仅有照相、话匣子这两种，独无电影，所谓‘谭鑫培之戏曲电影《定军山》’当属误传。”^[13]但是，这一结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传言当中不会有任何真实的成分，未免过于绝对。而且，这一结论建立的过程中有太多的推断成分，有些甚至可以称得上臆测，因此并不具有太强的说服力。自始至终，黄文也未能解释，王越采访稿和吴震修回忆中对电影拍摄过程及电影画面生动详实的描述从何而来，是否完全是想象的产物。

江帆检索了1917年谭鑫培逝世之后的纪念性文字，发现这些文章“对其为人秉性、逸闻趣事，艺术评价一应俱全。但这些纪念文章中，并没有谈到他拍过电影，也没人提到看过谭鑫培演的电影。”^[14]因此，谭鑫培是否拍摄了电影值得怀疑。但是，当时看谭鑫培电影的或许大部分都是只出得起“两个大钱”^[15]的中下层市民，文化水平有限，哪怕是戏迷，也无法写出纪念性的文字。当然，也有可能是电影质量较差，到谭鑫培去世的时候，观众已经见识过更加优良的电影，即使是看过电影的写作者，也并不把拍这样的电影视为谭鑫培艺术生涯中值得纪念的事情。

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综述和考辨不难发现，由于资料过于稀少，关于《定军山》究竟是否存在及其拍摄方式，往往都是基于间接证据和推断。几乎没有一处是能够形成一致观点的。在发现更为切实的材料之前，这一争论恐怕不会终止。虽然争锋并不激烈，但每逢值得纪念的重大时刻，一定会如同幽灵般浮现出来，困扰那些试图对中国电影史有所阐释并赋予意义的研究者和普通公众。

二 任庆泰：被建构的中国电影先驱者

任庆泰的电影事业涉及了拍摄和放映两个方面，他的放映活动由于常常见诸报端，有着更为确凿的证据。仅就其放映活动而言，任庆泰对北京的电影事业已是功不可没。

刊登于《电影周刊》1921年第一期的署名“晓”的一篇文章《北京电影事业之发达》回顾了北京的电影初始状况。^[16]据作者回忆，北京的电影放映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外国人带着影片及发电机来到北京，各个戏园主人却不敢借出场地来放映电影。后来终于得以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但也只有足够好奇和大胆的人才敢去看。由于影片质量较差，看久了眼睛发酸，于是又有人怀疑这是“西人搜集人眼精华之法，常观必致于盲”，^[17]因此很快就停止了营业。直到宣统初年（1909年）之后，大栅栏的三庆园才再次放映电影。此时，由于清室锐意维新，不少皇室成员不仅减轻了对西方的敌意和恐惧，甚至迷恋上了西方技术带来的新奇乐趣；上行下效之下，普通的北京人对电影之类的新事物也就不再充满猜疑和警惕，电影才在北京流行开来，文明、庆乐、天乐等茶园陆续开演。但戏园的空间结构并不适于电影，房屋内的柱子很容易遮挡观者的视线，围绕八仙桌摆放的座椅也让观者无法直面银幕，这些因素对观众的接受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此电影的流行程度依然有限。“晓”1902年的时候11岁，应该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记忆当时发生的事情；从文字来看，他不仅是一位资深影迷，甚至有可能是从业者，因此才能对北京的电影掌故及当时的现状如数家珍。从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20世纪初的北京，电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依然是较为陌生的事物，不仅平民百姓，达官贵人当中见过电影的也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喜欢电影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率先从事电影放映的任庆泰的确无愧于“商人之先觉者”的赞誉。据考证，1905年2月，任庆泰所经营的大观楼开始放映电影。大观楼是1902年建成开业的，最初的格局是楼下有商铺二十余间，主要租给珠宝古玩商人，楼上“不分房间，租者分地计值”，“一律是玉器行”。^[18]后来同类的宾宴楼、青云阁等陆续修建，规模比大观楼更大，影响了大观楼的生意。任庆泰不断改变大观楼的经营格局，电影成为他常用的吸引顾客的手段之一。1905年2月18日的《京话日报》上刊登了“英美电戏公司”假座大观楼放映电影的广告，还详细列出了放映的篇目。我们不清楚“英美电戏公司”从何而来，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任庆泰通过某些渠道获得了放映设备及影片，但由于难以预测结果如何，因此借所谓的“英美电戏公司”之名进行了探试性的放映。直到一年之后，发现电影放映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才正式注册为长期性的经营项目。

1913年，任庆泰将大观楼改建为影院，率先使用横排座位并设靠椅，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现代、舒适的观影环境。但是，与外国人经营的平安电影园不同的是，大观楼采取男女分座制度。这样的制度今天看来迂腐保守，但在当时，一方面减轻了应付警察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习俗限制的女性顾客走出家门看电影提供了便利和保护。由于经营得当，大观楼影院成为北京主要的影院之一，并经历百年风雨存在至今，2005年，在庆祝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的时候，被官方命名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这一命名当然不准确，因为《定军山》很有可能并非拍摄于此）。

在电影放映方面，任庆泰表现得既有眼光又有手腕。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任庆泰认为电影拍摄有着更大的利益空间，因此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个人了解电影的原理和技术的情况下，萌发了“拍电影”的念头，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黄德泉先生在1906年2月25日《京话日报》的“本京新闻”栏目中找到了《大观楼电影上捐》的公告，全文是：“大观楼演唱电光影戏，由开设人任庆泰，到卫生局禀报。据说这一处电影，都是自行制备，并没有洋商合股。所演的戏文，全为开通民智，不是淫词小调。请准立案报捐，每月认捐六十元。奉批示男女分座，不准任意混杂。”^[19]黄德泉先生虽然引用了这段文字，却没有对此加以分析。在这份公告中，“自行制备”几个字十分醒目，无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任庆泰自己拍摄的《定军山》。如果1906年初已经能够放映“自行制备”的电影，那么拍摄的年份当然应该在1905年。但是，仔细阅读这份公告，依然有令人怀疑的地方。电影是否是“自行制备”，任庆泰应该相当清楚才对，为什么公告中用了“据说”两个字呢？本文认为，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电影此时正在拍摄之中尚未完成，或者已经拍摄出来而未得到公告发布者的确认，因此用了颇为含糊的“据说”二字；另一种是，任庆泰在经营电影院期间，逐渐发现了拍摄电影的商业前景及其可能性，于是雄心勃勃地投入了资金和人力。从大观楼正式立案报捐的时候，便开始策划和筹备，又过了一段时间才真正实现了拍片的心愿。这样的话，《定军山》等电影便有可能拍摄于1906以后。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任庆泰虽然有心拍摄电影，却缺乏摄影、洗印、剪辑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投入一定的资金、人力进行尝试之后，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这一计划。

从刘仲明和吴震修后来的描述来看，任庆泰很有可能已经进行了拍摄。刘仲明谈到，“在（土地祠）中院里，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外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着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顶梁柱一般，就听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二百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第二天，仍在原地，拍黄忠舞刀，……就这样断断续续拍了三天。拍下了《定军山》里‘请缨’、‘舞刀’、‘交锋’等三个场面。”^[20]吴震修的描述也是大同小异：“光绪的末年，……大约是在一个秋季，有一天我……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映过的呢。”^[21]这两份回忆性质的材料都是较晚才形成文字的，又经过他人转述，不排除事后加工的成分，但互不相识的两个人的描述如此接近，说明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是确实发生过的。

但是着手进行拍摄并不意味着必然有影像问世。全程参与了电影拍摄的刘仲明列举了拍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由于需要利用日光，每天只能拍摄一小段；经常会出现镜头对不准、摇动速度不均匀等问题，因此报废了不少胶卷，等等。可见，从环境、技术、资金、设备等各个方面，缺乏经验的电影制作者都会遇到各种预料之中和预料之外的问题；洗印、剪辑、保存等环节恐怕同样如此。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问题解决不了，都会导致影片的流产。

而即便拍摄出来，如果真是出自刘仲明这样初次接触电影设备的人之手，影片质量如何恐怕也难以令人满意。正如爱迪生（及其助手迪克森）在尝试之初所拍摄的“恶作剧”（Monkeyshines）系列只能看得见拍摄对象的轮廓，王越记录下的观看者的回忆显示——“拍得人影儿很清楚，一看就知道是谭鑫培，一点儿不假。但是一舞动大刀，就不行了，光看见一支打仗的大刀，在幕上乱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还有一段，只看见一只靴子登蟒靠，上半截没有了，可能是拍摄时镜头没有对准的缘故。”^[22]可以说，即便真的被拍摄出来，《定军山》在技术和操作层面也存在巨大的缺陷，仅仅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影像，能否称得上“电影”都有待商榷。

据称《定军山》之后，任庆泰还拍摄过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里的“对刀”一段和《艳阳楼》的片断；接下去还有俞振庭的《白水滩》、《金钱豹》，许德义的《收关胜》和小麻姑的《杀子报》、《纺棉花》的一些武打和舞蹈的片断，等等。^[23]如果的确存在则这些片段并不是随便选择，任庆泰会“先是请这些名角儿去‘大观楼’影戏院演出，见哪些戏好看，群众欢迎，他就记下来，慢慢地一个个请到照相馆来，让刘仲昆给他们拍相片，放大后挂出来：再让刘仲伦选那些光演不唱的好戏拍成片子，拿到‘大观楼’去放映。”^[24]由于缺乏文本，我们无从判断，后续这些电影是否在拍摄技术上有所提高，但可以看出，任庆泰的电影拍摄和大观楼的经营紧密相连，一方面，有效利用了北京人对戏曲的痴迷，找到了沟通新旧艺术门类的桥梁；另一方面，也为大观楼的放映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可控制、符合观众口味的片源。对于京剧演员来说，拍摄电影扩大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对于任庆泰来说，这样的经营方式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收益，难怪刘仲明会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依然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了。

任庆泰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并不利于电影业发展的环境下率先放映电影，甚至成为第一个拍摄电影的人，与他的生平经历和个性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任庆泰1850年出生于辽宁法库什台子，木匠出身，早年家境较为清贫。由于手艺精湛、办事得力而受到当地大户人家的赏识，并出于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台相机。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任庆泰掌握了照相术，成为当地最早的照相师。青年时代，任庆泰还曾随兄长到日本谋生。1879年，任庆泰在北京开设了丰泰照相馆，凭借精湛的照相技术，结交了不少王公大臣。随后，他又经营起了木材厂、药房、汽水等生意，甚至被称为“汽水大王”。

从他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任庆泰头脑精明、阅历广泛，不仅能够结交社会各色人等，还有着当时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出洋经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上下对西学的推崇，相信对任庆泰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让他对西方事物较少抵触心理而较多接受热情，能够率先发现传统经营项目之外的生财之道，并大胆进行尝试。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的身份，正是靠着这样过人的阅历和胆识奠定下来的。但是，对于任庆泰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学会的照相技术、丰泰是开业于1879年还是1892年，历史研究者尚有争议。而这一细节，对于任庆泰能否在1905年的时候就拍摄电影，也有间接的确证作用。如果任庆泰很早就开设了照相馆，那么，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他对照相技术的熟悉程度自然在接触电影的时候降低了理解和尝试的难度。

总体来说，这样的经历已经表明，任庆泰是一位大胆而不莽撞、敏锐而且谨慎的先行者。那么，为什么仅仅三十年之后，在中国电影产业初见规模的时候，他就已经无人知晓了呢？如前文所述，中国电影工业的重心一直在上海和香港，而任庆泰即使拍摄过电影，他的电影也并没有在上海放映过，因此，上海的电影研究者对任庆泰几乎一无所知，仅仅听说过无法证实的传言。另一方面，也和任庆泰过早结束了电影的拍摄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任庆泰结束电影拍摄是因为1909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但是后来的考证发现，这场大火发生在1908年，对任庆泰来说，的确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却并没有使他一蹶不振。直到1921年，北京出版的电话簿上依然能够查到丰泰照相馆的名号。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后也丰泰照相馆再也没有了电影拍摄活动了呢？可能是有下面几种考虑。

首先是年龄问题，1850年左右出生的任庆泰到了20世纪头十年已经年过半百，渐渐感到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在外经商力不从心，于是逐渐把在京商号转让给了自家伙计，自己抽身出来，预备回家养老。而其继任者显然并没有任庆泰的眼光和魄力，也缺乏锐意革新的精神，拍片活动便难以为继。

其次，北京的时局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作为政治中心，清季以来北京战乱、政变不断，每一次政治上的动荡，都会给平民百姓带来生命的危险和财产的损失。单单是丰泰照相馆就遭受过若干次火灾，任庆泰的其他产业同样如此。而且，作为一位白手起家的民族资本家，为了生意运转顺畅，任庆泰还需要和各级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再次，可能还有设备陈旧的原因。如前所述，任庆泰很有可能购进的就是一台已经被欧美市场淘汰的摄影机，与之配套的胶卷、零件等可能在市场上已经无从寻觅，不得已只好终止了电影拍摄。当然，另外的不利因素是，老化了的设备拍出的影片质量太差，来自欧美的质量精良的电影逐渐增加之后，这样的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自然大大降低。

最后，未能转变电影观念和技术也是丰台照相馆的制片业务难以为继的因素。任庆泰主要是凭借北京观众对京剧和名角的痴迷而从放映中获取利润，拍出的短片也仅仅是舞台表演的直接记录，很有可能并没有使用任何“电影化”的手段。20世纪10年代初，叙事电影越来越受到观众的青睐。而丰泰照相馆显然缺乏拍摄叙事电影所需要的编剧、摄影、表演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也就没有实力在电影拍摄方面进一步发展。

总之，在北京人尚未熟悉电影，电影也不曾普及于北京城的时候，任庆泰已经率先涉足电影放映，甚至拍摄出了形式尚不圆满的电影（无论这些电影诞生于1905年还是1908年，抑或别的时间），这样的经营策略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能够做出这种开创性的举动，和任庆泰个人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经营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却也因为个人生理和生意的原因而难以为继。正因为如此，任庆泰在被《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者挖掘出来之前，几乎已经被电影史家彻底遗忘。而且，由于远在北京，他的拍摄活动与主要发生于上海的电影制片活动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更不用说产生显著的影响。将其视为中国电影的先驱，显然并不符合我们所知的历史事实。这一建构出来的身份，夸大了任庆泰的历史功绩。

三 《定军山》：一个偶发的事件

通过上面的梳理，笔者认为，王越和吴震修在回忆录中生动真实的细节描述，恐怕是难以单纯凭借想象加以创造的，只能发生在真实见证了拍摄和放映的场面之后。就笔者所见的材料而言，另一位京剧演员李长春在回忆自己的舞台生涯的时候，也提到曾在练功的间隙溜到大观楼看《定军山》等电影。^[25]因此，电影《定军山》很有可能确实存在，但是其拍摄者、拍摄时间、拍摄过程等细节方面，还需要新的材料进行确定和完善。在下文中，我们将在假定《定军山》存在的基础上，探讨这些面目不清、寻觅无踪的电影及其可能的拍摄者，对中国电影史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程季华等研究者给了任庆泰很高的赞誉，认为“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26]但其意义究竟何在？《发展史》并没有予以阐释。陆弘石先生认为，“由《定军山》发轫的中国戏曲片创作，作为一种形态独特的影片种类，还丰富了世界电影之林，从而为人类的艺术创造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27]有研究者进一步阐发道，“西方电影从其诞生之初，就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再现式的影像观念。……当中国人掌握了电影技术，……形成中国特色的电影。……用光影传达情感，是为戏作艺。……任庆泰拍《定军山》，……对于中国人对光影的理解与接受水平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才敢拍摄出将‘戏’与‘艺’结合的电影。”^[28]简言之，传统文化形式的融入，使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显示了与西方不同的美学意蕴。而戏曲因素正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影戏美学”。

这样的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却隔断了这些电影与外来电影的渊源关系。大体来说，欧美电影由爱迪生和卢米埃尔开创了两个不同的美学传统。爱迪生实验室的团队在自制的“黑玛丽”（Black Maria）摄影棚中，记录下杂耍艺人、舞蹈家表演的片段；而卢米埃尔却更加注重电影的纪实功能，将摄影机带到了广阔的世界之中。任庆泰所遵循的是爱迪生的传统，这可能和当时在中国放映电影的种类有关。“晓”回忆自己最初看到的电影，一般都是“美人旋转首微笑，或着花衣作蝴蝶舞以及黑人吃西瓜丑态横出等等”搬演而成的电影，^[29]与戏曲表演从形式来说有接近之处；而刘仲明回忆，任庆泰正是不满于外国电影“看来看去就是亲嘴、踢屁股那点玩艺儿，没多大意思”，^[30]才动了拍电影的念头。可见当时在北京放映的电影多为杂耍表演，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情节，或者仅仅依靠松散的情节线索串联起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但正是当时外国电影普遍流行的舞台表演的纪录形式，塑造了任庆泰的电影观念，让他在尝试电影制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向京剧舞台寻求素材。高度写意化的京剧，往往取材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或者通俗故事，其情节和内涵在搬上舞台之前，已经被观众所熟知和接受。观众所关注的，不是情节的进展，而是场面、服装、扮相、身段、唱腔等非叙事性的展现因素。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受到西方早期的“吸引力电影”的影响，又主动选择了对于北京观众来说具有独特魅力的电影片段，任庆泰的《定军山》等电影“驾轻就熟地适应了中国本土的‘吸引力美学’的展示语境”，成为“一个古老的但同时又新奇的被商业化的娱乐形式的典范”。^[31]

这样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对于本土电影美学形态有一定的阐释作用，但也带有一种本质主义色彩，遮蔽了西方电影的多个源流和异质性的美学倾向；对中国电影的评判，更是建立在没有任何文本证据的假想基础上。由于现在已经无缘目睹这些电影中的任何一个片段，我们无从判断这些电影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而从观看者的口述来看，这些电影甚至没能达到最基本的技术和操作标准，是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开启了一种迥异于当时欧美电影的美学流派，更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些研究者毫不隐讳地指出，“中国电影和它独特的表达方法，是否与历史上其他地方的电影有本质的不同，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证明。”^[32]我们只能从其题材选择上来说，这些电影为我们思考技术与艺术、形式与内涵、西方事物及其本土化的可能等命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

从当时的氛围来看，北京并不是适于电影生长的土壤。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也只有真光、平安、明星、开明、中天、大观楼“六家电影院，分布在偌大的北京，卖座多半都很清淡”，只有上映罗克、卓别林的喜剧电影的时候，才会出现较为兴旺的局面。^[33]可见，对于注重传统、习惯保守的北京人来说，看电影并不是一种为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的流行娱乐形式。很长时间里“人民对电影之嗜好亦无听大戏之深，故（电影）仍未能与大戏抗衡也。”^[34]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事电影放映及拍摄，自然十分注重对深入人心的京剧资源的占有和挪用。在这样的环境中，《定军山》等电影很有可能并“没有让演员表现出与在同一个茶园里演出戏曲时全然不同的表征形式”，而由于“完全依靠京剧，阻碍了中国电影发展出它自己的表意系统。”因此，“对于那个时候的北京文化或者整体上的中国电影几乎没什么影响”，相反，倒是展示了“京剧作为当时一种流行文化的力量。”也就“不能作为外来文化被中国本土化的证据。”^[35]也就是说，《定军山》等电影的拍摄，与之后建基于上海的中国电影产业并没有直接的、继承的关系，这一行为与其说对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影响，还不如说是戏曲的另一种传播形式，同时展示了一名在乱世中白手起家并获得成功的商人所具有的精明眼光、革新精神和经营手腕。因其个人性和偶发性，随着任庆泰的退休，便后继无人而湮没不闻。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意味的、带着些许悲剧色彩的孤独探索，让我们在由衷敬佩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