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关于中国宗教学的文化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这里特别提到了宗教学。一年后在中央领导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时又重提了宗教学的特殊意义。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宗教学的学术发展奔走呼喊，但影响甚微，其学科在整体上并无大的发展，甚至还出现了滑坡现象。究其原因，中国宗教学不可能只囿于学术圈内来生存发展，其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因此，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构建及发展并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需要对之有一种重要文化工程的理解。这里，从文化意义上谈谈自己对如何发展中国宗教学这“三大体系”的初步思考。

一 发展中国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同理，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发展理所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与其他宗教学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宗教学的典型特色。为此，我们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分析其论宗教的时空背景，并且提炼出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以指导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如果不去全面、系统、具体、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探析马克思主义有关宗教问题论述的社会时空背景，脱离具体社会文化实际而空喊口号或对经典作家基于社会分析的宗教结论随心所欲地任意套用，则不可能建立起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中国宗教学体系。因此，我们当代宗教研究的时代特点，就是要基于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既弄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更要认清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抓准其社会文化兴趣及旨归，把中国宗教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有机结合，发展出具有中国当代文化特色和新时代文明面貌的社会主义宗教学体系。

从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之政治层面来看，其根本立足点就是要体现我们党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方针。这是我们政治文化所提供的最佳氛围。为此，中国宗教学学科建构要基于对中国宗教问题的研究来展开，积极适应这种社会政治文化。但这种对中国宗教特点的分析不是封闭式的，而是以一种世界眼光来审视全球化文化发展背景中的中国宗教，并根据其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系统探究世界宗教文化，回溯各种宗教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这种全球视域和整体思维来找出宗教发展的规律，抓准宗教文化的特色，说明宗教的社会本质和精神特质，找出从思想意识及现实社会文化存在上妥善处理宗教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文化的，既是基础性的也是智库性的，这样才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和中国当代学术学派可言。中国宗教学应该基于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比较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势，搜集研究反映中国社会真实情况的、比较系统全面的宗教资料来推动其有序科学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应该体现出其开放性、包容性和跨学科研究的比较及综合特点，为此就应该以一种大文化视域来关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突出其分析比较，特别是要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及现状与宗教的复杂关联、古今政教关系等作全面的探究、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说明。由此，其学科体系亦可以这种跨学科视域来达成在跨文化对话氛围中的“科际整合”，相应建立起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政治学、宗教史学、宗教文献学、宗教考古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生态学等具有比较宗教学意义的分支学科。

中国宗教学在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意义上还必须强调并重、保持平衡。不仅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学理论体系，而且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积极引导宗教适应中国当今社会主义社会，耐心教育和说服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理顺中国当代社会与在其中生存的宗教之关系，使宗教存在与其社会有机关联，也与其文化自然融合，反映出其历史发展的逻辑及规律；其中当然就必须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和科学评价，得出因果清晰、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学科体系理应为中国社会团结绝大多数信教群众、厘清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和谐共融关系而作出贡献。所以说，这一学科体系的基本社会定位是维护、巩固中国当今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之状，形成文化共融的和睦局面，把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和政府身边，而不可把宗教推出去成为负面因素、扩大敌对力量，给社会增添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在文化上造成隔阂及分化。在突出这一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应进而全面分析、研究世界宗教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相关社会文化的联系和关系，对之加以具体说明和科学阐述。由此而论，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必须是当代中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国宗教并解决其现实社会问题的，这种学科体系有其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主体定位，有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因而在国际宗教学界应该是非常独特的。在此基础上，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则应进而展示其世界眼光，与世界学术接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以比较研究来观察和说明世界宗教及其社会文化关联。

二 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必须具有中国社会问题意识和中华文化特色

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要想突出其学术特色，就必须充分展示其中国社会的问题意识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色彩，只有这种“中国味”“中国风”才能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极大关注，获得其普遍意义，宗教学术研究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可能形成这种特色。因此，中国宗教学的学术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社会及中华文化，有我们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参与”，有对中华优秀思想文化的“敬重” “继承”和“弘扬”，由此展示中国宗教学学术体系及其内容的“民族性”。这种中国特色是我们对国际学术界的可能贡献，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真正走向世界，自立于国际学术之林，获得在全球宗教学领域引人注目的学术话语权。中国宗教学学术体系必须正视并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意中国的信仰内容及其特点，从中国社会关怀、“神州”宗教传承、中华信仰特色来勾勒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结构及其整体布局和基本内容。如果抽象空谈中华有五千多年悠久文明，却在其文化展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上根本否定其基本元素，则不可能体现我们的文化自觉及自信，这对于中国宗教学学术话语极为关键。西方宗教学的学术体系是以其西方社会及其文化为素材的，其对世界宗教资源的获取和归纳也与19世纪西方国家的全球扩张及其殖民主义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立足和定位就构成了西方宗教学学术体系的特点及其学术积淀。对此，我们虽可借鉴却不能照搬，而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宗教学学术素材和积累，从而使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理论能够接地气，所以我们必须回归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在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丰富资源中获得我们可以充分运用的空间和得以充实的养分，形成我们的理论体系和学术特色。

当然，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也绝非封闭的，而有着外向性观察、参考、借鉴、吸纳。习近平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众所周知，宗教学源自近代西方学术发展及其学术体系，其历史渊源和知识传承是我们应该参考和借鉴的。西方宗教学与神学的关联及其脱离神学的独立发展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分析，既不可由此而彻底否定西方宗教学，也不应该完全放弃对神学的深入研究。其实，宗教学的学术关联极广，涉及世界近代学术史上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学术思潮的兴起，以及其考古学、文献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哲学、神学等学科的发展变迁，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积淀正应该体现出这些学科跨学科的学术聚焦和文化品位，使之得以呈现出开放性、互渗性和涵容性的不凡学术气质。

回顾其学术史，中国宗教学的学术建构性起点源自毛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批判宗教神学”或“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之说，其中既有意识形态批判也有学术研究评断，其意识形态批判强调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而其学术研究评断则注重对世界宗教及其人类文明关联的了解。这里，“研究”与“批判”有着相同蕴涵。在这一全新发展中，任继愈先生对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及学术体系的开创都有着巨大贡献。在任先生根据毛主席关于研究“世界宗教”的指示精神而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时，就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宗教研究，即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分析和研究宗教问题。与此同时，任先生也强调宗教研究要有世界眼光，指出我们研究宗教是面向世界宗教的，应对世界的宗教现象进行深入、系统而透彻的研究。这样就开始了对世界三大宗教的学术探究，并形成中国宗教学的学术体系侧重基督教学术、伊斯兰教学术、佛教学术等特色，对各种宗教的分科学术研究及其学术体系亦由此得以扩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先生一是注意到宗教学学术发展的与时俱进，二是突出宗教学术研究要视野开阔、全面，要有非常精准的问题意识。因此，在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学术研究中，任先生特别强调儒教是宗教，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位是意义深远的。这对我们认识儒教的宗教性，对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特征，以及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人的宗教性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域，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实际上，今天对“儒教是教”的这个意义仍然还没有讲透，对中国传统宗教“敬天法祖”的精神文化特点也没有彻底体悟，而把孔子视为“无神论”的看法更是离任先生的见解相去甚远。任先生审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有着极为独到、敏锐的眼光。其对“儒教是教”的理解实际上已使中国人的宗教理解与国际接轨达成共识，形成对宗教特性及共性把握上的有机关联，而且还揭示了认识宗教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内涵。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宗教性的理解是认识宗教的关键所在，其他一些内容则是附带的；当然，这种宗教性与人的社会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和交织。从任先生对儒教宗教性的阐释中，我们可以体悟其敏锐的文化意识，找到中国宗教之“建构性”与“弥漫性”共在同存、交织融合的关键线索，这种思路另辟蹊径、多有拓进，从而凸显了中国宗教学的学术涵括及其中华文化特色。从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密切关联而言，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不能光有“火药味”，而更应该彰显其“文化味”，给人一种隽永、优长的文化情感，这对于我们文化中的宗教传统也理应如此。文化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漫长历程，不应该以今天的视域及标准来指责过去腐朽落后、多有欠缺，而需要更多的积极发掘和升华弘扬，因为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在中国宗教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任先生还非常强调宗教研究与无神论研究的有机结合，指出其学术内容的相同之处。所以，任先生既积极推动了中国宗教学的学术发展，也在其中体现出无神论的必要研究。显然易见，无神论是宗教学学术探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属于对宗教的思想精神层面的研究，因此，探讨有神论和无神论问题是宗教学学术体系中这一思想理论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没有必要对之加以人为分割。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有机构成，但不是任何无神论都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才是科学无神论。中外古代都有“朴素无神论”，欧洲近代出现了法国的“战斗无神论”，以及德国哲学中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无神论和尼采的虚无主义无神论，现代西方还曾流行存在主义如萨特的人道主义无神论等，这些无神论虽然有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却都不可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等同，故而也不可称为“科学无神论”。所以，在学术体系意义上，我们的无神论研究要突出其“科学性”，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平及其学术严谨性，还必须对中西文化史有比较透彻的了解，而不可随心所欲、浅薄空洞。我们应对这些历史上的各种无神论思潮展开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审视其文化背景及传统沿革；但我们的宗教学学术体系主要还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彰显其科学的无神论，以代表一种先进文化。从社会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要根据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对象来落实，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空谈，而且这种宣传还必须服从党和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一大局。从宗教学学术意义上的无神论研究来看，则应在集中力量对以往无神论资料搜集、整理，形成系统研究资源的基础上达到其理论探讨上的升华；为此应该全面开展中外无神论历史的系统研究，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无神”之论的理论深度和学术蕴涵，积极适应当今世界相关讨论的学术及话语处境，在文化层面站位要高，而不可仅仅停留在无神论宣传的初级阶段。对之要有中国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有中国社会及时代特色，真正让人心服口服，并且有助于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我们需要系统、认真地学习经典作家的原著，加以潜心研究，弄清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究竟有什么内容，宣传无神论应该有什么策略，其根本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是其得以实施的科学途径等。我们为之一定要抓准其社会问题意识，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固、团结及和谐。对此，我们的确值得认真对照和反思。在学术层面的宗教学研究与无神论研究一定要有机结合，而且中国宗教学研究本身主要就是体现出严肃、严谨、严格的无神论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指引下的积极迈进。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学术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争鸣，但不可无限上纲上线、脱离基本的学术标准，因为真理会越辩越明、真理会历久弥新。

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术体系应该有其纵横涵容，纵向上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从中找出我们的学术新意，实现对传统宗教学的学术创新；横向上则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社会，而不是与之完全脱节，同时还需静观当下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世界宗教的云谲波诡。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结晶不只是纯学术象牙塔中的珍宝，更应是科学面对并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公器。所以，中国宗教学体系应在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学术个性和学术气质，既保持延续其普遍性的学术传承，又体现中国问题意识的开拓创新，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有我们中华文化在学术创见上的敏锐及智慧。

三 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应体现出范式更新的“中国好声音”

在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鲜明定位上，展示的当然应该是“中国声音”，而且必须是“中国好声音”，这就是我们宗教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我们文化品位的展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2]这就提醒我们的宗教学话语要有“独创性”“原创性”“境遇性”“时代性”和“主体性”“个殊性”，有中国文化特色，而不可人云亦云，不能只会跟着说不会接着说。如若只会发出“杂音”“噪音”，则会败坏中国学术话语的声誉，让人感到一种文化层面的低下。因此，我们要发声，而且要真正发出“中国好声音”。

其实，仅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宗教学在话语上留下了许多未得解决、未达共识的问题。首先，其宗教学的学科术语本身就没有得到共识。西方宗教学创始人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首先使用的“宗教学”（Science of Religion，德文Religionswissenschaft）这一术语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目前西方宗教学术界几乎不用这一术语来表达其宗教学的名称，而相关的话语则包括“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比较宗教”（Comparative Religions）或“宗教史（学）”（Histo-ry of Religions）等。其次，在理解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信仰”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再次，其对人的“宗教性”的认知也各不相同，在“依赖感”“敬畏感”“恐怖感”“神秘感”等描述上众口难调、分歧明显。此外，对“神”之概念的认知差异也很大，宗教哲学家最后只得用万流归宗、殊途同归来涵括。这些分歧、争议显然给我们创建中国宗教学自己的话语体系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我们“接着说”提供了种种可能。在此，我们既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也要体现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创新。具体而言，这种话语体系的范式更新及理论创新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思考、斟酌：

第一，关于“宗教学”的性质及其学科定位要有中国话语。“宗教学”与“宗教研究”既有关联亦有区别。由于宗教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对于宗教的认知亦有巨大分歧，所以更应注意宗教学与宗教研究的关联与区别，具有一种学术及文化的鉴别。宗教学属于宗教研究的一种，其特点是研究者必须持客观、中立、科学的研究态度，宗教界的学者在这一学科范畴内也理应“悬置”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宗教研究则涵括较广，既有宗教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有信教者的“护教”研究，更有政府部门服务于其宗教工作实践的宗教“政策”研究，其立足、选项、定位乃各不相同，各自体现出信仰文化或政治文化的特点，我们对之应有必要的比较、鉴别。由于宗教学在中国社会的定位尚不被多数人所认知，世人对其“学究”“谋略”还是“传信”弄不清楚，故而在中国学术界内仍然是一门敏感学科，令不少学者望而却步，故才有着“险学”之称，其“脱敏”亦遥遥无期。由此而言，形成中国宗教学自己的话语体系至关重要，且极为紧迫。这一话语体系就是要讲清楚什么是宗教学、其范围有多大、其任务是哪些、其特点如何体现以及其与宽泛的宗教研究有哪些关联和区别等，至少应在学术文化层面脱敏，从而争取能够顺利建立起中国宗教学自己的研究范畴、基本概念、问题意识、语言表达和理论方法。

第二，关于“宗教”术语及其中国语言表达。“宗”“教”是中文古已有之的表述，其共构之术语“宗教”则经历了其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演变，反映其漫长的文化发展；而经日本近代转译西文religion则形成其当代语意，有着跨文化的比较和借鉴；对之学界争论不休，难达共识。与religion的中文对译，包括“教”“宗教”“神教”“道”“神道”“巫”等，甚至音译“尔厘利景”。宗教乃宗教学研究的直接对象，其内涵的厘清也直接关涉人们对宗教学的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形成中国宗教学对“宗教”的语义共识，有着对其最基本的表述和话语说明。以往把“宗教”解释为“对鬼神的信仰”“对神道的信仰”，亦有哲学意义上的“对超越的信仰”“对终极的追求”或“绝对的依赖感”等界说，这些概念或解释对我们理解宗教的基本蕴涵很有帮助，但仍然不够，需要我们借助于中国话语而有更多的开拓、更令人信服的解读。

第三，关于中国的宗教存在或“有无”之争。这不仅是术语之争，更是中国精神传统和文化性质之争，其话语表述当然意义深远。其实，这种进而解读基于我们对“宗教”的基本了解和理解，然后方有中国宗教之“有无”的结论。但这种宗教之在的“有无之境”在中国语境中乃意味深长的，值得遐想、玩味和推敲。在此，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特质的话语解读，亦有与世界文明之信仰元素的对照比较。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共性及个性等比较中，中国宗教之有无乃其关键之一，值得深究，必须辨疑。认为中国“无”宗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对宗教的负面评价，而这种对宗教纯否定的定性在世界文化理解中占有多大比重、是否符合实际、对中国国际形象会产生什么影响，却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的。当下中国社会舆论中否定中国古代传统有宗教存在的看法很有市场，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成为我们宗教学话语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基本出发点。

第四，关于中国宗教的特点及理解。对此，曾有对宗教本身结构特点的区分，如“原生性”与“创生性”宗教，“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弥散性”（“弥漫性”）宗教与“建构性”宗教，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等。这里就自然触及对中国宗教的定位及评价，境外不少描述中国宗教的话语曾引起轰动和关注，如中国的“自然宗教”或“自然神学”，中国信仰的“宇宙主义”、“道德宗教”“人文宗教”或“弥漫性宗教”等表达，但这些众说纷纭仍然给人“盲人摸象”缺乏全局之感，我们应该用中国宗教学的独有话语来对之重新建构。而且，这里还涉及政教关系问题。以往西方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多讲“政教合一”“政教协约”和“政教分离”这三种关系，但用之来对照中国古今的政教关系似乎都不靠谱、都很难对号入座。那么，学界曾用以描述中国政教关系的“政主教从”等话语，是否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研究，这或许在中国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中有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之效。这里，中华传统的人文特点、政治文化在政教关系中的渗入以及天人合一的文化自然景观等，都值得我们关注和发掘。

第五，关于中国语境中的“神”论或“神学”意义。这里自然涉及关于“有神”或“无神”所讨论之对象“神”的有无，为此就有必要对中文“神”字的起源，其意义的演变转化等加以梳理汇聚，由此来解读中国语言中“神”“神明”“神话”“神鬼”“神仙”“神灵”“神道”及“神州”等之中“神”的真实蕴意及其延伸，体悟中国民间“举头三尺有神明”之话语的含义及其旨归。我们文化中对神明的具象性和抽象性表述，可以与西方形而上文化传统的“绝对另一体”或“终极实在”观进行比较、对照，找出其异同之所在。此外，在中国与“神学”直接关联及比较的还有“儒学”“佛学”“道学”“经学”等，其“教”之信仰核心与其理解、描述之表达的“学”，都是我们中国宗教学话语体系构建所值得重新思考和斟酌的问题。

第六，关于“研究”“批判”的意识形态或学术界定问题。“批判”在中国现代之用源自德文 Kritik，由此而来理解英文的 criticism。在德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批判”既有意识形态即政治批判之用，也有学术意义上学术评价或评断之意，这两种用法在马克思主义那儿都得到体现和运用。不过，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更多地将之用在意识形态即政治批判上，这就是中国学界所经常讨论的“宗教批判”，而用在学术研究的评论、评价和评断则主要是指德国19世纪形成的“圣经批判”，有着相对中性的文化意蕴；但这种表述因为中文“批判”一词经“文革”之用而有负面含义，故在当今中国不再多用，转而被婉转地译为“圣经评断”，故此学问也不再用“批判学”而乃用“评断学”之学术话语。这种文化的差异也显然明确地表露出来。这里就不得不论及前述“批判宗教神学”或“研究宗教、批判神学”之解读。毛主席说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世界史。这种批判显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是与学术研究与写“史”相关联的。实质上，“宗教”与“神学”乃紧密相构而不可根本分开的，因为神学就是宗教教义的核心表达，是研究宗教最本质、最根本、最核心之“神”的“学问”，所以用“研究宗教”来与“批判神学”相区分，其实也不过是玩文字游戏而已，显然比较牵强。当然，如果是后面即学术评断意义上的“批判”，用之来对待宗教及神学则都说得过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批判”话语只是意识形态即政治批判层面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来理解。马克思所论及的“批判宗教”源出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马克思这里认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3]。也就是说，马克思从探究青年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等人对宗教的批判入手而启发他转向最根本的社会批判。而宗教批判与社会批判这种逻辑关联在马克思主义中是清晰可辨、不容否定的，正如马克思在此进而所言：“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4]。为了让人看得更加明白，马克思对上述关键词都用了黑体字重点标出，宗教与社会批判、神学与政治批判的关联及统一遂一目了然、无可否认。这种密切的、内在的、逻辑的关联，是我们运用马克思的“批判”话语时不可回避更不可任意割断的。正因为如此，笔者才提醒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慎用“批判宗教”之表述，也必须意识到，当有人在今天中国社会突出“批判宗教”时，党中央乃号召“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当有人在当代思想发展中强调“批判神学”时，党和政府却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加强其“中国神学建设”。如果故步自封不与时俱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宗教思想史是否也会被写成其宗教思想批判史、神学批判史呢？若进而推之，这种批判按照马克思所论的因果逻辑，是否也要剑指当今我们自己的社会呢？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在其社会根基上发展的宗教及其神学思想会产生什么变化，这就值得我们加以科学辩证的思考。

第七，关于中国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构建。我们曾谈到中国宗教学研究有三支基本队伍，即学界、政界和教界，这三支队伍的研究人员大多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但其研究宗教的话语表述显然会有不同侧重、可能会同问各表，所以其彼此之间则可以展开交流、沟通、切磋、比较，大家各美其美，争取和而不同。而学界的话语则理应突出其学术性、理论性、逻辑性、科学性，必须言之有据、立于坚实的资料基础，且还要强调其论述的逻辑关联前后呼应和一致。任继愈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创建时所设定的“积累资料，培养人才”之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宗教学研究的人才队伍必须是由有知识品位和文化修养的学者所担任，因此作为学者则必须注意自己的文化形象，尤其是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切忌粗鲁、莽撞。

总之，中国宗教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必须要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之体现，我们的重点是观察、研究中国宗教的现实问题，然后展开理论阐述，并在宗教工作实践意义上提出科学说明和智库层面的建议。按照苗力田先生的观点，中国学问的特点就是“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这也是中国宗教学在上述三大体系中获得可能突破的文化背景及时空氛围。当然，中国宗教学以其开放眼光也必须研究、借鉴西方学问“重超越、尚思辨，学以致知”的精神，找回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形而上之“究”。所以说，这种研究也是一种高水平、高质量的文化品鉴。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宗教学在社会对之认识麻木、不解的处境下，其发展的空间和难度也非常大，其学术话语的“立潮头”“发先声”是极为敏感或充满风险的；其“阳春白雪”之高在一种低文化、俗文化的观察视域中也会被贬为“下里巴人”之低。因此，宗教学的发展也需要社会舆论的关爱和理解，需要社会文化品位的提高，这样才有可能对宗教学的探索及立论持包容、尊重甚至宽恕之态，才会真正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中国宗教学界的专家学者能够充分展示其学术探究的勇气及智慧。在今天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中，我们首先要在建设好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上下功夫，大力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可能多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改革开放的动力和积极吸纳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态势，使中国宗教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5期，此处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