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鹖鸡

“孙吴嘉禾二年(233年),高句丽王遣使向孙吴政权朝贡鹖鸡皮十具。”[3]鹖鸡为中国特产,世界珍禽。鹖鸡在《辞海》中的释义为“褐马鸡的别名”,[4]史料记载褐马鸡时采用的都是别名“鹖”“鹖鸡”,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鹖鸡为何物。对于鹖鸡在中国古代地域的分布情况,《汉书》和《晋书》等只提到鹖鸡产于上党,实际上它的分布地域非常广泛,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濒临灭绝,现在只分布于北京与河北、山西、河南、新疆等个别地区。鹖鸡大多活动在丘陵地区,夜间在桦树或松树近端的枝上栖宿,它的巢营于松、桦林或灌木丛间的地面低凹处,性杂食。高句丽地处长白山区,境内多高山深谷,以老岭山脉为脊,向东南、西北倾斜,鸭绿江从境内流过,降水较多,气候湿润,植被茂密,多松、桦和灌木丛,高句丽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鹖鸡生长繁衍的理想家园。鹖鸡形体特征奇异,全身呈浓褐色,头部和颈部呈现灰黑色,头顶有绒黑短羽,眼睑和两颊呈艳红色并裸露无余,头侧连目有一对白犄角,因而又得名“角鸡”。鹖鸡翅膀短尾羽长,共有22片尾羽,中央两对尾羽特别突出,长度可达500毫米,被称为马鸡翎;尾羽主干两侧的羽支长度可达280毫米,披散如发并下垂,故称褐马线。[5]

图1 鹖鸡(雄性)

鹖鸡之名最早见于我国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山经》:“辉诸之山,其上多桑,其兽多闾麋,其鸟多鹖。郭璞注曰:鹖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斗敌死乃止。”[6]《汉书音义》对鹖鸡勇猛善斗的天性描述得更为细致:“(鹖鸡)似雉而大,黄黑色,鸷鸟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衄,性尤相党,其同类有被侵者,辄往赴救之。其斗,大抵一死乃止。”[7]鹖鸡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勇往直前精神深为上古人类赞赏,尤其是那些生存环境恶劣,依靠游牧和渔猎为生的北方民族,他们深深为鹖鸡的战斗精神所震撼,幻想着自己在猎获野兽和同敌人的战斗中,能像鹖鸡那样勇猛作战。他们头插鹖鸡尾羽,既表示对天神的敬意,又感到自己有神灵庇佑。王国维先生说“胡服之冠插貂蝉和鹖尾,确出胡俗也”。[8]胡人是以头插鹖鸡尾羽激励作战士气。

鹖鸡成为贡品始于战国时期的赵国。战国时期赵国东北同东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邻,西北又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游牧民族常常侵扰赵国。上党是赵国的核心文化区,上党盛产并进贡鹖鸡,[9]为赵武灵王的戎服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北方民族的轻装骑射使其在战争中占尽优势,在游牧民族文化影响下,赵武灵王为了提高作战能力,在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初开始胡服,之后训练骑射。赵武灵王不仅在衣服的款式上仿效胡服,而且考虑到冠帽的改革,他改革创制的冠帽被后世称为“惠文冠”,《后汉书·舆服志》对惠文冠给予了详细说明:“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又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为鹖冠。鹖者,勇雉也,其斗时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勇士,秦施安焉。”[10]可见,在赵武灵王改革之初,武冠分为两种,侍中、中常侍等近臣日常佩戴的冠帽以貂尾为饰,作战勇猛的勇士佩戴的冠帽以鹖尾为饰。汉朝时武冠也称为武弁、繁冠、大冠等。

从战国至西汉,中原王朝一直深受匈奴的侵扰和威胁,所以秦朝和汉朝延续了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传统。西汉时期鹖冠盛行,使处于东北边陲的高句丽政权在建立之初就认识到鹖鸡的珍贵。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历尽艰辛在纥升骨城建国。高句丽族“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11]“山珍海味”弥补了农业劳作的不足,渔猎是高句丽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事项。鹖鸡身体笨重,翅短,两腿粗壮,善跑,不善飞行,“味甘,无毒,食肉令人勇健”[12],成为高句丽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高句丽国建立之初由汉朝的玄菟郡统辖管理朝贡事物,汉光武帝八年开始由高句丽王遣使朝贡。高句丽朝贡鹖鸡是继承了赵国把鹖鸡作为贡品的传统,此时的中原政权除了以鹖冠奖励浴血沙场的将士,“斗鸡走狗”也正引领贵族时尚生活圈。“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13]两汉时期,斗鸡盛极一时,斗鸡的生动场景在一些汉墓画像上有所描绘。如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山东东平后屯一个新莽时期的壁画上,生动地描绘了斗鸡相搏的精彩场面。从西周到汉晋,斗鸡一直是上层社会的重要娱乐活动。在爱好斗鸡娱乐的帝王公卿亲贵中,曹氏父子比较引人注目。曹操曾在邺城亲自修建斗鸡台,并写有《鹖鸡赋序》,曰:“鹖鸡猛气,斗期必死,今人以鹖为冠,像此也。”[14]曹植也深为鹖鸡“虽为微物,志不可挫”的战斗精神所震动,著《鹖赋》曰:“鹖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期于必死,遂赋之焉。美遐忻之伟鸟,生太行之岩阻。体贞刚之烈,性亮干德之所辅。戴毛角之双立,扬玄黄之劲羽……成武官之首饰,增庭燎之高晖。”[15]从曹氏父子为鹖鸡做赋来看,鹖鸡深为中原王朝社会上层宠爱,曹魏政权也是以鹖鸡尾羽赏赐将士激励斗志,这些不可能不对高句丽政权产生影响。尽管此时高句丽已经臣服曹魏,但因为河南也盛产鹖鸡,高句丽没有把鹖鸡进献给曹魏政权,而是进献给了与之暗度陈仓的吴国。

从高句丽贡献给东吴鹖鸡皮的情况来看,高句丽加工鹖鸡贡品的技术非常先进。高句丽献给东吴的鹖鸡皮是带着羽毛的完整的“鹖鸡标本”,不是脱毛的鹖鸡皮,因为当时东吴正需要鹖尾奖励勇士。公元229年,孙权建立东吴政权,开始了连年进行征讨山越族的战争。东吴境内山越众多,分布极广,各地的山越宗部联合起来,与孙吴政权对抗,成为孙吴政权的心腹之患。为了巩固政权和掠夺劳动力与兵源,孙权从建安五年掌权之时起,即分遣诸将镇抚山越……征战取胜离不开将士的浴血奋战,由高句丽向东吴贡献鹖鸡来看,东吴也是以鹖冠奖励武士,激发其斗志,东吴延续了勇士佩戴鹖冠的传统。

高句丽除了把鹖鸡作为贡品满足其他政权的需求之外,自己也承袭了中原鹖冠制度,这较多地体现在高句丽壁画中。在高句丽遗存中,头插鹖鸡尾羽的壁画比较常见,主要有舞踊墓、长川1号墓、双楹冢、东岩里壁画墓、铠马冢、麻线一号墓、龛神冢。高句丽壁画中的鸟羽插冠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相关的主要论文有李龙范《关于高句丽人的鸟羽插冠》(1990)、张劲锋《鸟羽——独特的高句丽帽饰》(2000)、郑春颖《高句丽“折风”考》(2014)。李龙范和张劲峰在文中都指出壁画中的鸟羽插冠是鹖冠,是受到汉族鹖冠的影响,李龙范还把高句丽鸟羽插冠的习俗和北方其他民族的鸟羽头饰习俗做了比较。郑春颖侧重于首服的讨论,未提及鹖冠。以往的研究都是依据史料分析壁画中首服上的鸟羽,现在我们结合鹖鸡贡品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它的认识。

这些壁画的时间是在4世纪至6世纪,壁画主题多为狩猎,有些非狩猎场景中的侍立者也是武士装扮。狩猎如同军事战争的演练,所以武士皆头插鹖鸡尾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有关尾羽的数量问题,过去的研究者多认为冠上尾羽有的是一支,如龛神冢戴兜鍪武士;有的是两支,如舞踊墓男舞者;有的是多支,如舞踊墓持弓人和狩猎者。结合贡品鹖鸡尾羽的实际情况,我们则可以认识到冠上尾羽不存在一支或多支的情况,实际上都是两支尾羽,只是因为画师的表现手法不同,使我们产生了一支或多支尾羽的错觉。兜鍪质料坚硬,尾羽只能插在兜鍪顶部,画师象征性地把“马鸡翎”和“褐马线”共同描绘出来,从表面上看好像一支尾羽,实则是两支。舞踊墓持弓人和狩猎者的冠羽表面上看来是一丛尾羽,是因为画师侧重于描绘鹖鸡的“褐马线”而没有突出“马鸡翎”。看起来是两支长长雉尾的冠羽实际上是鹖鸡的马鸡翎,画师在描绘马鸡翎的时候突出其长,对“褐马线”未做描绘。仅从对冠帽上鹖鸡尾羽的不同处理手法就可见高句丽壁画高超的绘画艺术。

结合鹖鸡和高句丽壁画,我们可以看到高句丽严格继承了中原政权的鹖冠制,只是壁画中除了武士,还有其他身份的人物也头插鹖尾,如舞踊墓中的宾客和舞者,二人的服饰非常相像,现在我们来探讨为什么这二人也头插双羽。这些高句丽壁画出现于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从北方逐鹿中原,政权更替频繁。中原政权借鉴胡人的首服确定了鹖冠制,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的碰撞融合,胡服盛行,鹖冠形制也开始变得灵活起来。如甘肃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葬壁画“五马射猎图”,从骑马者的装束看,峨冠宽服,衣服光鲜,显然是贵族,其中一人在冠帽侧面插有双羽。这一时期,头插鹖尾也不再是武士享有的特权,所以舞踊墓中的舞者和宾客也首饰双羽。《魏书·高句丽传》记:“头着折风,其形如弁,旁插鸟羽,贵贱有差。”[16]头插鸟羽别贵贱具有地域性,在高句丽如此,但在那些高句丽之外的胡人生活区,头插双羽则具有普遍性,表现了他们对神灵的敬仰。如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葬的33号画像砖,画砖上有一个放牧的牧童,牧童头上插有双羽,他的服饰是交领长衫,右衽。这个孩子也许是汉族,因受到胡服影响而头插双羽;也许他是胡人之后,因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而穿右衽长衫,总之,孩子头插双羽不是为了别贵贱,而是为了表示对天神的敬意。

高句丽开创了鹖鸡朝贡品的历史,清朝时期“在黑龙江瑷珲和扎赉特地区仍然岁捕生者入贡”。[17]清朝虽然改革了鹖冠制度,但蓝翎仍以鹖羽制成,鹖鸡又成为土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