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 楼劲主编
- 2277字
- 2021-01-06 19:15:44
二 孙吴将军制度演变历程
孙吴政权是通过对宗部和山越的征服,对外同蜀汉与曹魏的争夺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其将军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渐渐完善。并且孙吴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也对将军制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更直观地显示这种关系,我们以将军封授频次与时间关系作图如下。
图1 孙吴将军封授迁移频次图
从这张图中可以直观反映出在几个特殊的年份,封授将军的频次很高,其中十次以上的有以下几个。
1.建安二十四年。这一年在孙吴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擒杀关羽,将荆州彻底纳入了其统治范围。荆州与扬州并重,是孙吴腹心所在,由此因军功获得将军号的人次最多,达15人次。而史书也有明确的记载。如潘璋,“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权即分宜都、巫、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28]诸葛瑾,“后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29]朱然,“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30]孙权这一年分封将军较多,一方面是出于对领兵将领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是实际统治疆域面积扩大,为派驻更多的将领提供了条件,比如诸葛瑾做南郡太守,屯驻公安,就是新拓展的区域。
2.黄武元年、黄龙元年。在这两个年份孙权分别称王和称帝,从名分上为将军制度的设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才接受曹操给予骠骑将军号,而到了黄武元年,“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31]因此只有在此之后才能封授部下更高的将军号,比如诸葛瑾,“黄武元年,迁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32],步骘“权称尊号,拜骠骑将军,领冀州牧”;[33]潘璋,“权称尊号,拜右将军”;[34]朱然,“黄龙元年,拜车骑将军、右护军,领兖州牧”;[35]孙韶,“权为吴王,迁扬威将军,封建德侯。权称尊号,为镇北将军”。[36]这两个时间是其迁选的节点。
3.建兴元年。这一年孙亮即位,因为他是孙权幼子,并且是在废孙和后改立,所以即位后集中封赏,史称“诸文武在位皆进爵班赏,冗官加等”。[37]应该看成笼络人心,以此来稳固统治的需要。当然这种进爵班赏对于近臣更是如此,这时加封将军号频次也自然增多,如丁奉,“孙亮即位,为冠军将军,封都亭侯”;[38](滕)“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39]全绪,“孙亮即位,迁镇北军”;[40]吕据,“太子即位,拜右将军”。[41]
4.永安元年。该年在孙吴历史上发生了两次政争,首先是孙擅权,废掉孙亮,立孙休。孙休继之与亲信张布等除掉孙,因此人事兴替也导致了将军号的增多。孙休大肆封赏: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诏曰:“夫褒德赏功,古今通义。其以大将军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县。武卫将军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威远将军据为右将军、县侯。偏将军干杂号将军、亭侯。长水校尉张布辅导勤劳,以布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董朝亲迎,封为乡侯。”[42]故史称“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43]而孙休的故旧濮阳兴也是此时授封,“时琅邪王休居会稽,兴深与相结。及休即位,征兴为太常卫将军、平军国事,封外黄侯”。[44]是年年底,孙休除掉孙,其中参与者也被封授将军号,如丁奉,“奉与张布目左右斩之。迁大将军,加左右都护”。[45]
后两次将军号的增多,都是与孙吴帝位继承有关,孙晧在元兴元年以乌程侯的身份入主,也和孙休一样:“元兴元年八月,以上大将军施绩、大将军丁奉为左右大司马,张布为骠骑将军,加侍中。诸增位班赏,一皆如旧。”[46]同样出现了将军号封授增多的现象。所以孙吴后期一些将军号的封授,都是与嗣主即位相联系,如陆凯的经历:“孙休即位,拜征北将军,假节领豫州牧。孙晧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47]
如果我们从时间角度观察孙吴政权将军制度演变的轨迹,也能发现其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为便于说明,我们同样列制表格来观察,将孙吴时期分成孙权称吴王前(222年前)、吴王期间(222—229)、孙权称帝后(229—252),以及孙吴后期(孙亮至孙晧统治,252—280)。将每个时间区间所出现的将军号罗列出来。后一段出现前一段的将军号,用斜体标识。
孙吴将军号时段分布表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在孙权称吴王前,杂号将军居多,尚未出现最高等次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大将军等名号,虽然出现一次卫将军,但这是加给士燮,士燮是交州地区的土著势力,也是孙权控制交州的关键所在,或可以特例视之。二是孙权称吴王后出现了骠骑将军。孙权称帝后,则出现了大将军和车骑将军。将军号层次逐渐提高,还表现在不同等次的将军号数量各阶段分布不均,比如裨将军,在孙权称吴王前有6次,称王后2次;偏将军在称王前有12次,称王后5次;卫将军称王前出现1次,孙权称帝后出现了8次,前后左右将军在称王前2次,称王后14次,而且13次是在称帝后,这些说明孙吴前期封授将军号等次整体偏低,后来渐次升高,这和孙吴政权的发展历程相关,孙权即位后还是以偏安一隅的地方政府面目存在,所以他还要领受汉的将军号,比如建安五年“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48]建安十四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49]并且孙权若封授将军,也要通过“表”汉廷才能实现,如“建安七年,权表(朱)治为吴郡太守,行扶义将军”。[50]掣肘于名分,故出现了这种趋向。三是孙权之后将军号多沿袭前代,新设将军号不多,而且有的还出于已有将军号的序列中,如镇东将军、镇南将军、征西将军等四征、四镇将军。这说明此时将军号已经比较成熟,呈现固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