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曹丕南征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策略和目的

《杂诗》其二创作于延康元年六月庚午后、七月甲午前曹丕南征时。这样，曹丕南征就成为诗产生的语境。曹丕为什么南征，南征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南征过程如何？南征取得了哪些成果？这些问题就成为解释这首诗的前提。

曹丕继王位为丞相，积极调解曹家与士族的矛盾，采纳陈群的意见，制九品官人之法^[5]，保护了士族的根本利益，获得了士族的支持，内政基本稳定，这是南征的条件之一。此外，《后汉书·献帝纪》有如此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刘备取汉中。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冬十一月，孙权取荆州。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

这里没提南征，但它说出了曹丕南征的另一些原因和历史条件，刘备取汉中，孙权取荆州^[6]；它记载二月日食，冬十月皇帝逊位，魏王曹丕称天子，也说出曹丕南征的目的在于外平敌国、内取帝位，其实这两点正是一体的。这次南征，一方面征讨南方割据势力，以军事的胜利来取得谋取帝位的条件；一方面以大军靠近汉献帝所在的许都，威胁、逼迫汉献帝禅让。

事实上，曹丕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孙权袭杀关羽而得荆州，为避免来自刘备和曹丕的两方面受敌，最佳策略就是与控制在曹丕手中的汉朝廷求和，孙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六月庚午曹丕南征，秋七月“孙权遣使奉献”。又记载七月“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裴松之注引《魏略》载：

王自手笔令曰：“（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蜀将孟达率众降魏，是蜀内部纷争的结果，与曹丕的军政措施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孟达本是刘璋的下属，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蜀地后，用孟达为宜都太守，本来就不是刘备亲近的人。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命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孟达兵所害。孟达将进攻上庸，刘备对他不放心，于是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孟达的军队，与孟达会师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刘封、孟达发兵帮助，刘封、孟达“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刘封与孟达又“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7]虽是如此，曹丕将蜀将孟达率众降魏，解释为“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这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因曹丕的威德而取得对蜀的胜利了。

这尚未开战就得到对吴、蜀两方面的胜利，自然要归功于魏王曹丕，曹丕即帝位就顺理成章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

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庚辰，令曰：“……”孙权遣使奉献。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居汉阳郡。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八月，石邑县言凤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丙午，行至曲蠡。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乃为坛于繁阳。庚午，王升坛即祚，百官陪位。事讫，降坛，视燎成礼而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

曹丕这次南征实际上根本没有打仗，就取得了令他满意的结果。

曹丕统率军队南征，延康元年六月庚午从邺城出发，到黎阳，至七月甲午军次于谯。谯是曹氏的故乡，军次于谯，可灵活进军吴、蜀，也地近许昌，对曹氏的政治、军事对手都构成威胁。曹丕军次于谯，在当时特殊条件下，起到了不战而胜的政治和军事的双重胜利。但是孙权遣使奉献，并未让出荆州。《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延康元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这应又是征吴的机会，但曹丕没有对吴开战，他真正的用意应是谋取帝位。他只是借南征捞取称帝的资本而已，不战而胜也应是曹丕在黎阳的最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