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滇西北的民族关系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云南省是中国民族最主要的分布地区之一，也是民族种类最多的一个省份。滇西北（主要指丽江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无论从自然和人文地理上讲，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滇西北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至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喜马拉雅山东坡的横断山区域，国内外学者经过多年仔细的调研，认为滇西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0个地区之一，也是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而滇西北的民族文化丰富性、多样性亦构成了该地区的突出特色，为世界所瞩目，产生了丽江古城这样在中国古城中首开先例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明瑰宝。目前国内外不少专家又正为申报滇西北“三江并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世界自然遗产”而努力。而且，将滇西北建成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国家公园”的呼声在国际上也很高，目前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致力于进行“滇西北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含建设大河流域国家公园）的大规模合作也是突出的一个例子。
历史上，滇西北是滇川藏三省（区）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备受国际学术文化界重视的“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带”的重要区域。该地区有纳西、藏、傈僳、白、彝、回、普米、怒、独龙、苗等十多个民族，其中独龙族、怒族这两个民族除少数分布于与怒江接壤的缅甸境内之外，是滇西北独有的世居民族；纳西族、傈僳族、普米族的绝大多数分布在滇西北。滇西北有两个自治州，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四个自治县，即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宁菠彝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贡山独龙族自治县。
滇西北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要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滇川藏周边各民族相互间频繁地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因此，无论在各民族成分的构成上还是在宗教、民俗、衣食住行、歌舞艺术等方面，都形成了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熔铸出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特有的宽容开放精神。在历史上，由于受封建中央王朝特定边疆民族政策的影响，以及基于各民族统治者之间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些矛盾，有的民族之间也产生过一些冲突，但从总体而言，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是滇西北各民族关系的主调。正是由于这种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民族和睦局面，促成了滇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并存，没有被其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同化”，即使在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成为滇西北霸主，权倾滇川藏接壤地区之时，也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而是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如木氏土司在统治今迪庆州和四川巴塘、理塘等藏区时，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持和弘扬便是典型的案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197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克服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思想和政策，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这一大前提，是进一步促成当前滇西北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发展繁荣的关键因素。
一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友好交往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福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土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僰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移民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固然，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麽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麽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麽些酋长之间建立了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麽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在滇西北，既有称为“麽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土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西藏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历史上，丽江古城是滇藏贸易的重镇和中印贸易的枢纽。悠悠岁月中，古城迎来送往各民族的客商，藏族马帮是古城的常客。由于“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丽江古城中产生了不少为藏族商人而设的马店，辟出了专门的卖草场，古城很多纳西人会讲一口流利的藏语。古城中产生了不少主要与藏人做生意、走拉萨、跑印度、生意越做越大的商人，他们被称为“藏客”，在藏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为古城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丽江古城和束河等一些历史上与藏族有着长期的商贸往来的村镇中，有不少纳西人与藏族人通婚，有的纳西人远赴藏区定居，不少藏族人落籍于丽江乡镇，双方后裔还常走亲认亲，笔者在近年来的调查中，了解到这种纳藏两族间的亲戚交往现在比过去更为频繁和密切。
大研古城是天天开市，每天来自远近各地的白、汉、彝、傈僳、普米等族农民、商贩带着各种山货特产到古城上市，买回自己的生活用品，各民族在长期的集市贸易中建立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滇西北重镇丽江，过去还有一种各民族共同齐心协力管理社区山林和水资源的习俗。据笔者调查，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丽江一些乡村，村民采取了一种请异族人来管理山林和水资源的办法，如丽江县白沙乡的束河（今龙泉行政村）的仁里村、文明村、松云村都曾请藏族人当管山员。这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外来人亲属关系单纯，在管山中不会受到原住民那样复杂的社区亲属关系的制约；二是纳西人历来认为藏族人性情耿直、豪爽，能忠心耿耿地保护集体利益。其他如拉市乡、黄山乡等地的一些村也采取过这种请藏族或傈僳族等族人来管山林的方式。
二 各族文化的相互影响
在长期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比如宗教信仰，滇西北不少民族中都是本土和外来宗教并存，如纳西族，既普遍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东巴教和民间巫术，同时远至唐时就将吐蕃的苯教文化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本土宗教中来，后又将一些藏传佛教、汉族道教的文化吸收到东巴教中，形成了东巴教这种以纳西本土文化为主，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独特的民族宗教形态。明代，在纳西族木氏土司的积极倡导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派（白教派）在今丽江、维西、迪庆纳西族和藏族地区得到蓬勃发展，该教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和十世活佛先后到丽江，促进了藏传佛教噶举教派在滇西北的繁荣。产生了著名的噶举派“滇西十三大寺”，其中有在明代就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藏传佛教信徒中有广泛影响的“香格里牟波喇嘛寺”（即十世班禅大师为之题写“香格格措里”寺名的丽江文峰寺）和作为统管滇西北13大寺以及四川稻城等两个噶举派寺庙的活佛住锡的指云寺，在民国年间产生了圣露活佛这样闻名全国的高僧。明代，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永宁得到发展，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正式建立了著名的黄教扎美戈寺，纳日（摩梭）人普遍信仰黄教。汉传佛教和道教也在明代传入滇西北纳西族地区，明代纳西土司木增花巨资在全国佛教圣地之一鸡足山上捐盖了规模最大的寺庙——悉檀寺，并得到明熹宗“祝国悉檀寺”的赐名。到20世纪50年代前，丽江县属的比较大的村寨几乎都有一个或几个汉传佛教寺庙。出现了妙明、正修、谛闻等省内外知名的高僧。道教在明清时期就在纳西族中广泛传播，出现了很多道观和道教洞经会。佛教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与纳西族的本土东巴教和民间巫术一起在民间流行，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民间各有影响。丽江过去每逢甲子年举办甲子会，各种宗教的教徒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举行法事，各有信徒，和平相处。有时祭司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同时登场为民众举办法事。在丽江甚至出现了诸教寺庙融合一体、不同宗教教徒同堂和平共处的文化现象。如有的寺庙前院供佛、住和尚；后院供道教神、住道士。一些民间盛行的寺观节庆，不论它是属于哪一种宗教的，都会有各种宗教的僧人、道士和信徒一起来参与，共同欢庆。
滇西北藏族的宗教有苯教、藏传佛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格鲁派（黄教）。同时，由于在明代长期受丽江纳西木氏土司的管辖，也受到了纳西族东巴教的不少影响。如松赞林寺（归化寺）举行一些佛事活动时，首先要请纳西东巴占卜。在迪庆州，不少村寨的藏族和彝族家庭也请东巴举行一些禳灾镇鬼和祈吉求福的法事，特别以镇鬼驱邪和求子女、求福泽的仪式为多。迪庆州的很多藏族、彝族和金沙江边的汉族十分相信纳西东巴和桑尼的占卜术，每遇婚丧嫁娶和不生育、有病灾等，常常请纳西东巴占卜。直到现在，中甸“东巴文化圣地”——三坝乡白地以及江边纳西村的东巴和桑尼常常都要接待不少来求卜的远近藏族、汉族和彝族的民众。东巴教圣地白地的白水台也成为相邻民族共同朝拜之地，特别在农历二月八祭白水台神灵之日，附近的彝族、藏族和纳西族民众一起向白水台神灵顶礼膜拜，纳西人以烧刺柏枝这种“烧天香”的方式祭祀，藏族则在白水台的神泉处悬挂经幡来表达自己对白水台神灵的祈敬之情。
滇西北部分藏族还信仰天主教。天主教传入迪庆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1989年底，有教徒816人，占当时全州总人口的0.28%，以藏族为主。在德钦升平镇，信奉伊斯兰教的数百回民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共同赶马长途贩运，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共处一地，互相尊重，相安无事。
普米族的宗教也是一种融相邻民族宗教因素于一体的典型。“韩规教”是普米族的一种民间宗教，“韩规”是普米人对巫师的称呼。普米语“韩”指鹦鹉，“规”含有善于辞令之意。从韩规教的内容来看，它是一种融合了原始宗教、苯教和藏传佛教内容的一种宗教形态。韩规教分为两支，一支受藏族民间苯教的影响，但这一教派并非人人可学，早期是由贵族信奉，父子传承（后亦有授业于人的），有藏文经典，但韩规用普米语拼读，使文字的音、义与藏文有别，故称为“韩规文”。韩规教使用的经典与当地藏传佛教白教派的经典“社依”相近。韩规的一部分经典是世代师徒相传的口诵经。巫师韩规称他们的教祖神是“益世丁巴什罗”，显然是苯教祖师“东巴先饶”和东巴教祖师“东巴什罗”的异读。有用藏文书写的赞颂他的经典。他们所使用的五幅冠上绘着益世丁巴什罗的像。[1]韩规的另一支又被称为“佛教韩规”，是受佛教影响而从苯教化韩规中分化出的一个教派。
韩规教虽然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很多教义，但又有明显的区别。韩规教的祭司平时参与各种生产劳动，还可参战，出面调解民事纠纷，可以娶妻生子。[2]
傈僳族、怒族、独龙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有名目繁多的崇拜对象和祭祀仪式，但他们又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独龙族还深受藏族苯教的影响，苯教文化因素渗透到他们的原始宗教中。与纳西族、藏族杂居的傈僳族还信仰东巴教和藏传佛教。这外来的宗教和本土原始宗教并行不悖。普米族也有复杂的本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但同时又信仰藏传佛教。白族的汉传佛教信仰和“本主信仰”也长期共存于民众生活中。
由于滇西北各民族长期杂居或毗邻而居，不仅在宗教信仰等方面相互影响，在民间艺术上也相互影响，一些民族的歌舞形式流行于其他民族中，如丽江县塔城、鲁甸等地的民众多会唱跳藏族歌舞，鲁甸乡新主村的藏族舞蹈“孜日磋”（磋是跳舞之意）就很有名气，常常引来四乡的村民观看。另外，在一些民族中也产生了融本民族和相邻民族歌舞特征于一体的歌舞形式。如流行于丽江县塔城乡的民间歌舞“勒巴舞”，就是一种以纳西族的古典民间舞蹈为主、吸收了藏族的民间舞蹈“热巴舞”的一些跳法而形成的纳西族舞蹈形式。有的村子跳“辽巴舞”时歌词全用藏语，藏族味很浓，有的则以纳西族传统的蛙舞、虎舞等为主体，纳西味浓于藏族。普遍流行于当地的另一民间歌舞“羊秀路”，则是一个以音乐舞蹈为藏族歌舞形式，而对唱的唱词则是纳西语的特定舞种。
三 民俗、语言和工艺技术的相互交流
滇西北各民族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相邻民族的民俗、语言等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民俗融合现象。从节庆习俗来看，纳西族既有与东巴教联系密切的很多传统节日，如祭天、祭地、祭祖、祭祀大自然神“署”、五谷神、畜神等，也有与汉族大致相同的春节、腊月送灶神、元宵节、中秋、清明、中元节等。也有从汉传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演变而来的许多节日。藏族除了自己的传统节日之外，有的还隆重地欢度“汉式”春节。如在德钦奔子栏的节庆活动中，将汉、藏、纳西、白等民族文化中的佛教、东巴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中原内地祈神等活动的内容融为一体。
从饮食和居住习俗来讲，纳西族吸收了藏族的“酥油茶”及各种奶制食品。而在明代随木氏土司征战到滇川藏地区的纳西民众把开梯田种稻谷（主要是丽江的红米）的技术传到藏区，因此，滇西北的一些藏民也成为种植稻米的能手。明清之际，纳西族吸收了汉、白、藏等族的技术精粹，形成融多族建筑风格于一体、以中原古老的建筑风格为主调的格局，并保留了很多唐宋中原建筑风格的流风余韵。被称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砖木瓦房建筑在丽江城镇和农村普遍流行起来。大理剑川县和丽江九河白族的木雕和石雕技艺长期在纳西族地区享有盛誉，在这片地区居住的纳西人吸收了白族的不少建筑工艺技术，产生了善于建造房子和石雕的不少能工巧匠，常常被丽江城乡居民邀请去担任起房盖屋的“大师傅”。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在《丽江古建筑考察》一文中曾说，丽江古城及附近建筑“较昆明、大理，保存古法较多，且详部手法极富变化”“（云南）省内中流住宅，以丽江县附近者，最为美观而富变化。”[3]正是由于丽江纳西族民居和寺庙殿堂建筑保留了一种可追溯到唐宋古风且在明代广为流行的粗犷古朴风格，很多素以富丽精工、精雕细凿、圆润光洁的风格名世的白族工匠在丽江从事古建筑时，由于常与纳西工匠通力合作，潜移默化地学到这种古朴的“丽江风格”，不少常在丽江施工的白族建筑队，与纳西建筑队合作，修建了一幢幢融纳西和白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高楼大厦或传统民居，近年重建而成的西南古建筑奇观“丽江木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是由纳西族、白族和汉族的工匠齐心协力修建而成的。据笔者了解，在建筑风格上，很多参与此项工程的白族工匠认真揣摩研究在丽江境内尚存的明代古建筑“肥梁大柱”古朴粗犷的风格和技艺，改变了自己以精巧规整、精雕细凿著称的风格。
纳西人的铜器制造在明代就闻名遐迩，于明代崇祯年间到丽江的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载了丽江的“铜锁”。后来，丽江的制造铜器技术传入鹤庆等地的白族中，并得以发扬光大。现在纳西族民居中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之一——蛮楼，据说就是纳西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从藏族商人那里引进的，因此又称“古宗楼”，其特点是将“四合五天井”或“三方一照壁”的楼房建成相互通连的建筑格局，民间称这种建筑样式为“走马转角楼”，有些跑藏区做生意的纳西商人特别喜欢建这种楼房，因为四通八达的楼房方便于存放和搬运货物，也有利于在家中借宿的客商走动和相互联系。中甸藏族则吸收了纳西和白族的民居形式。
滇西北各民族的服饰在保持自己主要特点的主调之下，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也不同程度地有相互影响的情况。如迪庆州与藏族杂居的纳西族，在服饰上受到藏族的影响，而中甸不少乡镇藏族妇女服饰也体现出以藏装为主但又吸收纳西族、白族服饰习俗的特点，将藏族传统服饰的典雅富丽与其他民族的清丽简约等特色融为一体。丽江九河等地的白族妇女也吸收了纳西族妇女以双带束于胸前的羊皮披肩服饰习俗，而当地纳西族妇女也吸收了白族的头饰等服饰习俗。永宁纳人（摩梭）男子喜穿藏装。而在数十年前移民到丽江玉龙山区域的一些藏族村落，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在日常的服饰上则已经纳西化，妇女平时多着纳西妇女服装。
丽江塔城乡洛固行政村的藏族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毗邻而居，但平时与纳西族交往多，因此村民皆会讲纳西语。金沙江边的不少汉族村落的民居和服饰习俗也深受纳西族服饰习俗的影响，居住在虎跳峡里的汉族移民中，50岁以上的妇女至今大都身着纳西妇女服饰。
木氏土司在迪庆藏区统治约两个世纪，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受纳西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深，中甸藏语方言中，纳西语借词占相当比例。因而中甸藏语的特点，既保留了藏族固有的古语，又吸收了纳西等各民族词汇，形成了与康方言有一定差异的、属于康方言区的南路土语群中的特殊土语。在习俗上至今仍保留有很多纳西族习俗。[4]此外，与藏族、傈僳族等杂居的纳西族一般都能讲藏语和傈僳语，而在纳西族地区居住的白族、藏族、傈僳族、普米族一般都能讲纳西语。20世纪50年代之前，独龙江上游地区的成年男子大多与西藏察瓦龙藏族有密切交往，多数人会讲藏语，会唱藏歌。“独龙语中的藏语借词，多半是宗教、商业方面的。”[5]在有些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一个民族会讲多种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
居住在丽江县（今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县）的回族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建有清真寺。但很多居住在纳西族社区的回民的语言已完全纳西化，家庭里使用的语言大多是纳西语，他们与纳西民众和睦相处。居住在丽江古城的汉族大多能讲流利的纳西话，有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移民到丽江古城的汉族家庭受纳西语的影响很深，这样就出现了子女向不会讲纳西语的祖父祖母和父母讲汉语；兄弟姐妹之间则讲纳西语的双语使用现象。
丽江古城现在至少有70%的填报纳西族的居民最早是在明代和清代陆续移民到丽江的汉族人，后来与纳西族通婚，由于长期与纳西族密切交往，在语言、服饰上逐渐被纳西族同化。纳西语对丽江古城汉族移民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移居丽江古城的汉族居民，大多数已经只讲汉语，但在他们所讲的汉语方言中，有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即他们的汉语中借用了一些有丰富含义的纳西语语尾助词，以加强语言的表现意义。如他们说“是不是”，云南汉语方言是说“格是”，但丽江汉人则多喜欢说“格是少”？或“格是勒”？“少”（sal）和“勒”（lei）是纳西语中的语尾助词，有不同的加强语气之含义。用了“少”（sal）一词，问句中有了表示疑问、惊奇的色彩：用了“勒”（lei），问句中就有了特别希望被问的人来证实之含义。又如丽江汉语方言中有“他去了焉”一句，意为“他去了”（某处），“焉”（yai）是纳西语语尾助词，用了此词，听者就知道他也去（某处），这一行为是说话者自己亲眼所见或证实，意思比仅仅说他也去了要明晰得多。因此，汉语就借用了这一个助词。纳西语尾助词是纳西语中表达意义十分丰富的语法现象，在丽江的汉族人在长期与纳西人的交往中体会到了这一点，于是，就形成在全是汉语的句子中借用纳西语语尾助词来交流的独特现象。
四 结语
正是由于这种各民族相互尊重与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现在滇西北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根基，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开明政治格局，促成了滇西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现在，滇西北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和自由，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更为普遍。在丽江、中甸等滇西北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区成为汉、藏、白、彝、纳西、傈僳等十几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点。各民族卓具本土特征而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人类文明，推动了滇西北当前蓬勃兴起的自然风光旅游和文化生态旅游的热潮。滇西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表明：多民族之间能和谐相处，相互学习和交流，是推动该地区经济繁荣、形成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推动当地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 杨学政：《普米族的韩规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2] 《宁蒗彝族自治县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3] 《刘敦祯文集》第三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4] 松秀清：《浅述中甸县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甸县志通讯》1992年第2期。
[5] 多吉、孙宏开调查，孙宏开整理：《独龙语的基本特点和方言土语概况》，《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77页。